杰出的军事思想家

1870年8月15日清晨，在朗格维尔-莱斯-梅斯附近，一枚普鲁士流弹击伤了第10线列步兵团团长 。这位不知名的普鲁士枪手永远不会知道，他打死的人是我军中最聪慧的军官之一、最清醒的哲人之一，天妒英才，令人扼腕叹息。

根据年度登记册的记载，阿尔当·杜皮克指挥一个团，被任命为最高统帅麾下的一线军官。当他倒下的时候，法国正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他预见、预言和担心的事情都在可怕地发生着。他是不为人知的栋梁之材，他那未被承认的价值，在他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却取得了成功。战争的惨败让我们意识到了他的忠言，让他的精神重见天日，我军部队的损失惨重，反而催生了改革的必要性。只有军事思想家的刚健思想才能带来胜利和确保战胜国长盛不衰。要命的惰性招致了敌人入侵，使法国失去了两个省份 ，并且陷入了战败国的道德困境和社会痼疾的泥沼。

阿尔当·杜皮克的心灵和头脑都在恪守一个极具价值但又令人怀疑的理念。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当整个法兰西民族处于前途渺茫的卑微地位时，美德被长久地置之脑后了。人民群众在难得一见的个人身上，发现了某些被浪费了的天赋，例如聪明才智、精神活力、英雄气概和几近超凡的理解能力，尽管发现得太晚了。在物质颓废和精神萎靡的时代，这样的人物简直是鹤立鸡群。他们继承了所有早已过时了的品质，为几代人树立了榜样，将他们团结在一起，让他们多些远见，少些堕落。阿尔当·杜皮克就是那颗在我们的军事思想黯淡无光的时候熠熠生辉的明星，当我阅读他的杰出著作时，想到在他的聪明才智尚未得到施展之前击中他的致命子弹，我就黯然神伤。我们的失败似乎更加令人痛心疾首，他的英年早逝让我们更加难过。

幸运的是，他的后继者对他更加尊重和信任，他那些曾经不受欢迎的学说，大幅度地促进了我军军官的成长和教育，我们后来者将受到他的独到见解和其中蕴含的永恒真理的启发，将从他的著述中学习领导和训练我军年轻士兵的艺术，并有希望挽回前辈们付出的惨痛损失。

阿尔当·杜皮克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令人啧啧称奇，在外无救兵、孤军奋战的艰难困苦下，依然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军队中的大部分老资格人士对未来动向并不上心，他们玩忽职守，对先前战争中取得的荣誉志得意满，信奉过时的军事理论，搞蹩脚的阅兵式，蔑视外军的组织手段，固守不需要任何改进工作的已有的、不变的优势，甚至没有想到线膛枪和速射炮的发展所带来的根本性变革，而阿尔当·杜皮克却在为国计民生而奋斗。他低调谦虚，远离喧嚣，独自营建一座孤独的殿堂，其中充斥着永不停歇的实践和崇高的努力。他的身上燃烧着本该感动全体参谋人员和高级将领的激情，却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代人在蒙头大睡。

面对在第一轮打击下就被打得粉碎的现有指挥和备战体制，他的洁身自爱使他出淤泥而不染。当担惊受怕的当权派，从傲慢和草率变得沮丧和迷茫时，敌人的打击正在袭来。依靠杰出的历史天赋，他研究了古代战争的规律，尽管相关史料浩如烟海，但解读和诠释工作却乏善可陈。随后，狂热的求知欲使这位军人投入了他所青睐地对现代战争规律的研究工作中。在这番研究工作中，他完善了自己的心理学成就。通过利用这些成就，他将作战理论删繁就简。通过剖析人类心灵的运行脉络，他公布了关于战斗基本原则的基础数据。他发现了战斗的奥义，胜利的诀窍。

阿尔当·杜皮克时刻铭记着，战斗才是军队的目标和存在的理由，以及最高的表现形式。任何偏离它们的形式，将军队引入歧途的措施，都是自欺欺人、空中楼阁和要命的。和平时期积累下来的所有资源，所有战术演变，一切战略算计，都仅仅是通往和平的工具、操演和参照物。他醉心于战争研究，所以他对战争的阐释解读将历久弥新。他痴迷于人在战斗中的角色。人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工具，人的特点、性格、精力、情感、恐惧、欲望和本能，比一切抽象规则和书本理论都强得多。战争，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让伟大战略家、军队统帅脱颖而出和永垂不朽的灵感，构成了不可预见和宛若神明的因素。天才将领从人类心灵中汲取能力来实施令人叹为观止的形形色色的行动，打破了既有成规；至于那些有眼无珠，不会汲取经验教训的平庸将领，注定会铸成大错。

由于急需一种纠正现有谬误和混乱的理论，阿尔当·杜皮克坚持不懈地去做追本溯源的工作。他焦急万分地教导有前途的军官，用无可争辩的经验教训来磨砺他们，使之更快地成熟起来，用他对历史事件的热情来鞭策他们，他在决定帮助他们的同时，继续自己的研究。他义无反顾地抨击当时普遍存在的陈词滥调，将毕生研究的问题转化为一系列基本命题。他最全面地提出了困扰着所有军人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的知识在不同的完善程度上对军人做了区分和分类。

他用无可比拟的精神手段塑造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以某种严苛的手段雕琢他们，将一种动人心魄的权威传递给他们，并在他们的头脑中具体化，同时给予他们一种依然适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军队的积极正面的形式。下文是关于若干简单和急迫问题的论述，这些问题在今天（1902年）仍然像在1870年一样重要：

将军阁下：

在上个世纪，腓特烈大帝 改进了线膛枪和野炮，并且让普鲁士取得了几场战争的胜利之后（今天，新式线膛枪和火炮得到了改进，它们让我们取得了最近几场胜利），我们发现军队里每个有想法的人都在扪心自问：“明天我们该怎样打仗？”我们在战斗问题上没有定论可言，而截然不同的各种战法会混淆军人的心智。

原因何在呢？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常见错误。可能有人会说，没有人愿意承认我们必须温故而知新，因为过去的事情不会准确无误地记录在案。昨天的教训只存在于那些知道如何记忆的人的记忆之中，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耳闻目睹，但他们不会把所见所闻说出来。我要呼吁他们说出来、写下来。

对我这个军人而言，来自战争中真实事件的细枝末节，比世上所有蒂尔斯 和约米尼 的著述更具教育意义。他们俩无疑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著书立说的，但他们从来没有向我们揭示我们想知道的东西，即营、连、班级行动。

关于一个团、营、连、班，知道它迎战敌人的部署或向敌人挺近的阵型是饶有兴味的。在意外地形和危险迫近的单一或共同影响下，它的部署或阵型会如何随机应变呢？

在迫近敌人时，这个阵型会发生变化还是维持不变呢？

进入敌军枪、炮射程之后，它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开火、冲锋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行动开始之前，部队在多大距离处自发或奉命排兵布阵？

战斗是怎样开启的？士兵们是如何置身其中的？（这可以从以下研究结果中得到结论：发射了多少子弹，多少人中弹倒地——如果这些数据有案可查的话。）冲锋是如何进行的？敌人在距离我军多远处掉头逃窜？在秩序井然和部署得当时如何对敌人实施火力打击，或者说，在敌人采取的某种行动面前，冲锋会在多大距离上退却？冲锋一方会付出多大代价？关于这所有的一切，敌人方面是如何行动的？

在战斗之前、期间和之后，敌我双方的军官和士兵都有何举动？包括秩序井然和纷乱不堪、大呼小叫和鸦雀无声、手足无措和镇定自若。

在战斗中，士兵是如何受到控制和指挥的？在什么情况下，士兵为了冲杀向前或滞留后方而有了脱离阵线的倾向？

如果指挥者失去了对队伍的控制，那么，指挥者在什么时候不可能再掌握队伍了？

营长在什么时候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同理，连长 、排长、班长呢？简而言之，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什么时候会出现一种混乱的冲动，无论它来自前方还是后面，把长官和士兵都冲击得七零八落？

混乱势头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停下来的？长官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得以重新掌控士兵的？

在战斗之前、之中和之后，营和连在什么时候进行点名？点名的结果如何？

参战双方各有多少人阵亡、负伤？军官、军士、下士和列兵等等官兵，都负了什么类型的伤势呢？

总之，所有这些细节都昭示了战斗的物质或精神方面，并使战斗活灵活现。仔细研究一番之后，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对身为军人的我们来说，相比于战场上伟大战事中伟大统帅的运筹帷幄和调兵遣将方面的所有讨论，这些问题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从团长到列兵其实都是士兵，而非将军，因此这些都是我们渴望了解的专业知识。

当然，人们不可能获得关于同一事件的全部细节，但是，从一系列真实可靠的记载中，应该能够得到全套的特征性细节，这些细节本身就很容易以一种引人入胜、无可辩驳的方式，展现战争中某一时刻必然和强行发生的事情。以这种方式获取的对士兵的评估，可能会成为未来一种合理战斗手段的基础，也会提醒我们警惕先入为主和迂腐不堪的学院派战术。

凡是见证过战斗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学识和戎马生涯来采用某种战斗手段。但是，经验之海无涯而人生有涯，因此，每个人都无法获得全部经验，除非他善于吸取别人的经验来加以完善自我经验。

将军阁下，这就是我冒昧地向您请教经验的原因。

证据是沉甸甸的，至于其他事情，将军，无论您是否愿意帮忙，都请您亲切地接受您最忠实的仆人最恭敬挚诚的敬意。

阅读这份文章，足以揭示阿尔当·杜皮克理所应得的荣耀。他更清楚地揭示让自己的职业臻于完美的手段。在所有职业中，军事对谋略的涉猎最为深刻。

我荣幸地将“思想家”和“军事家”联系起来，目前，那些由先入为主的观点产生的无知，经常把这两个词割裂开，因为这样的观点倾向于认为“思想家”和“军事家”是风马牛不相及和水火不容的。

然而，没有什么职业比真正的军事行当更适合刺激脑力活动。军事是一种最需要行动的行业，同时，根据时间和地点的变化及其组合的不同，军事行动也千变万化。没有比军事更加复杂、困难的职业了，因为军事的存在目的和理由，是通过训练和忍耐源于恐惧的自保意识来培养人，使之克服疲劳和艰险，换句话说，就是从天性中汲取与天性截然相反和对立的东西。

然而，在军事生活的习惯中有许多例行公事的东西，滥用这些东西可能带来令人反感的讥讽，进而引发嘲笑。可以肯定的是，军事生涯有两个阶段，因为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迫切需要。平庸之辈会因此退缩和畏惧，他们通过牺牲其中一个来解决问题。如果人们只考虑军事生活中较为低级和有些庸俗的方面，就会发现它是由一种必须重复的机械程序包裹起来的单调义务组成的。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从整体和宏观角度去把握它，他就会发现，终极考验的时刻需要他成为精力充沛、斗志昂扬、聪明睿智和坚决果敢的奇才！从这个角度和这种情况来看，令人厌倦的驻防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会给予他某种美好的补偿。这些补偿消除了由心智上的惰性和绝对服从的习惯而产生的错误和可鄙的结果。如果屈从于它们产生的麻木不仁，即使最聪明的脑袋瓜都会逐渐生锈和萎缩。由于不能执行英勇雄健的行动，它会拒绝以适当的主动性进行自我更新。一支不能永远保持警惕的军队是病态的，直到敌人证明它行将就木。

因此，我们决不能把例行公事当作军纪不可或缺的伴生品，反而必须不断表明，例行公事中存在着破坏和损失。只有当军纪不知道其活力和伟大之处时才会退化堕落。那些堪为导师的名将都把这个真理当作他们克敌制胜的开端，而且我们发现，最卓越的导师是最严厉的导师。我们听听腓特烈大帝对其在西里西亚实施的机动的批评吧：

在巡阅过程中发现的最大错误，就是你们这帮军官用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丑事自娱自乐，却从来没有想过做一丁点正经事。这是愚蠢的根源，一旦发生激战，这种愚蠢就会变得极其凶险。让鞋匠和裁缝当兵，并且让他们当将军是愚不可及的！这些蠢事有大有小，因此，在大多数步兵团中，列兵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查兰巴团的士兵最为糟糕；萨登团的士兵一无是处；凯勒、埃拉赫和哈格尔团里的士兵也强不到哪儿去。为何如此呢？答案是军官们都很懒散，他们想方设法减少麻烦，尽可能让自己远离是非。

在某些战役中，如果没有能以高人一筹的韬略，重塑损兵折将和缺乏经验的军队的杰出将领，那么，用阿尔当·杜皮克的理念来武装这支军队是至关重要的。那些根据他的想法、他的著作塑造出来的人，永远不会犯错。他的著作不是为了符合美学方面的严谨性，而是充斥着无限的挚诚，因此，蕴含着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理论。

杜皮克的残缺著作永垂不朽，任凭光阴荏苒却历久弥新，被德国子弹中断了的作品成了永远屹立不倒的丰碑。这部著作有血有肉、有灵有魂。它入木三分地浓缩了事实，用简单的词汇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词汇言简意赅，投射出作者心中的熊熊烈焰，阐明了作者的宏伟信念。清晰的轮廓、简洁的触感，使未来的影像从对过往的分析解读中脱颖而出。这部著作确确实实地包含了预见性工作的实质和精髓。

在对这部著作的卓尔不凡的赞扬声中，也许没有比巴比·德奥雷维尔 的评价更令人刻骨铭心了。此君是一位家族具有悠久历史、豪爽的贵族血统的杰出文学家，他的评论满纸皆是直抒胸臆，颇具启发性，远远脱离了通常狭隘技术性主题概念的窠臼。德奥雷维尔坦承自己在战争方面一无所知，但他作为一个圈外人的真情实感的悼词，只会令人更加无法抗拒。

巴比·德奥雷维尔写道：

从来没有哪位实干家——尽管在普遍的偏见眼光中他做的是粗鄙野蛮的事情，比他更加卓有成效地令战争精神熠熠生辉。机械——可憎的机械，将全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将世界碾压在愚不可及却又无从抗拒的车轮之下。由于新近发现和改进了的设备的作用，战争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破坏手段。然而在这个喧嚣躁动的现代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对自己的思想收放自如的天纵英才，绝不会任由这些可怕的发明、发现支配，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发明和发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法国皇帝拿破仑等名将都不可能脱颖而出，只能沦为无名小卒。阿尔当·杜皮克上校曾经告诉过我们，他从未完全信服腓特烈和拿破仑倚为股肱的庞大军队，他认为他俩本身的价值就超过了最庞大的军队。可是在今天，这个生机勃勃的头脑，再也不相信会消灭这些大军的机械或数学力量了。他是一部没有丝毫情感的计算器，他认为人类的头脑是战争的根本，因为正是人类头脑引发了战争，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他必须斟酌的战争外界条件的深刻变化。但是，战争中产生的精神条件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心灵。通过训练，心灵能够提升到具有登峰造极力量的境界；这就是罗马人的纪律，它像水泥一样把士兵砌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这就是凝聚力，即士兵与其领袖之间的精诚团结，这就是使人相信胜券在握的冲动所产生的精神力量。

有一天，德·梅斯特 对这种胜利的现象大惑不解，他说：“胜利就是前进。”《战斗研究》的作者更加言简意赅地说：“胜利就是确保解决敌人。”总而言之，赢得战斗的是心灵，而且将永远赢下去，在历史上永远赢得胜利。从古至今，战争的精神和思想品质始终如一。机器设备、现代武器，由人类及其科学发明的所有火炮，都不会终结这种一度被轻率的认定为人类灵魂的东西。阿尔当·杜皮克等人的著作，使精神不至于遭到轻忽，即使这部杰作没有产生其他效果，这一个论述就足以证明它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还有其他著作——肯定会有，我也只是想指出这部指导性著作的伟大之处，对我来说，此书像天堂的诗歌一样肋生双翅，它带着我飞越和远离我这个时代物质贫乏的世界。战术技术和战争科学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我不像本书作家那样，对演习和战场都了如指掌。但是，尽管我对军事一无所知，但我已经感受到军事领域充斥着令人感觉拨云见日的真知灼见。他的著作给读者一种精神上的提高，而按照作者的说法，心理优势才是决定战争得失成败的要素。就像真理本身一样，这种心理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它来自一位领袖的卓越头脑，这位领袖激发出了部下对自己的坚信不疑，并以自己的力量让部下令行禁止。阿尔当·杜皮克上校只是一位军事作家，拥有其独特风格。他拥有拉丁人的简洁和专注。他的思想一以贯之，并将其思想整合起来，而且像组装子弹一样，总能用紧凑的短语将思想表达出来。他的风格像已经取代了刺刀的远程武器一样，既迅捷又精准，他具有当作家的天赋，即使跻身其他领域，他也会成为优秀的作家。他就是由具有自身独特风格的人组成的神圣兵团 中的一员。

巴比·德奥雷维尔反对铺陈又臭又长的技术细节，却被作者的历史和哲学才华搞得不能自拔，他毫无困难地成为阿尔当·杜皮克的拥趸。杜皮克以同样的方式，轻松惬意地从阐述最乏善可陈的军事行动，到分析政府决策的重大职能和国家的发展演变，妙笔生花，包罗万象。

还有谁能够以更精湛的技巧，解读那个极其渴望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兴势力 ，在侵略扩张方面贪得无厌的原因呢？如果我国外交官、大臣和将军们对1866年奥地利的战败 保持警惕的话，也许我们就不会在普法战争中失利了。

如果不从军入伍，贵族还有存在的理由吗？答：没有。普鲁士贵族本质上都是军人。贵族军官团确实会接纳平民出身的军官，但先决条件是他们自己愿意被贵族军官团接纳。

贵族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傲慢的集团，但如果他们不傲慢就会缺乏自信。因此，普鲁士贵族趾高气扬，他们渴望依靠武力发号施令，统治国家，掌握更多权力，这就是他们存在的本质。普鲁士贵族集团通过战争实施统治，它渴望战争，必须在适当时刻发动战争。集团的领袖人物具有选择战争良机的卓越判断力。这种对战争的酷爱，存在于贵族生活的骨髓和外表之中。

每个拥有贵族阶层，即军事贵族集团的国家，都是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普鲁士军官是多才多艺的绅士和贵族；通过教育和考试成为最精明强干的人；贵族接受教育，成为国家栋梁。作为军官，普鲁士贵族有两个发号施令的动机，而法国军官只有一个。

尽管盖着一层遮挡本来面目的面纱，但是普鲁士王国本质上是一个由军事机关发号施令的军事组织。而一个基于民主体制的国家，不是从军事角度组织起来的。因此，与普鲁士相比，法国处于疏于战备的状态。

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与尚武好战的国家并不完全相同。法国人由于组织和本能而尚武，但他们的军事化程度日渐式微。

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的邻国，民主国家没有国防安全可言；两国是天生的仇敌，即使一个国家不会威胁另一国家的存在，也会威胁另一国家的正面影响力。只要普鲁士不是民主国家，它就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未来似乎属于民主，但是在未来欧洲实现民主之前，没人敢断言胜利和霸权不会暂时属于军国主义国家。但是，当没有更多外敌需要征服、监视，需要通过战斗来夺取控制权时，军国主义国家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很快就会由于缺乏维持其生命力的基础而覆灭。

在绘制一幅与尚武好战、渴望征服的普鲁士几乎一模一样的图景时，阿尔当·杜皮克的慧眼清楚地看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而他那些蒙在鼓里、不足挂齿的法国同胞却不当回事。萨多瓦战役后的次日清晨，没有一位政治家或宣传人员知道第10线列步兵团团长一眼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这段文字写于弗罗斯威勒、梅斯和色当惨败 之前，回想起来，它似乎是对那些满怀虚伪的自由主义或薄弱的意志、在霍亨索伦国家 问题上自欺欺人之辈的无情鞭挞。

在流行的理念、虚伪琐碎的共识、胡编乱造的理论、胡言乱语的公告、浪漫小说的痴人说梦、虚荣的骑士精神编织起来的多愁善感的氛围中，阿尔当·杜皮克卓尔不群、坚定不移，他夜以继日地辛勤耕耘着战争领域，没有谁比他更加洞悉战争的可怕考验的血腥奥义。在战场上，军人以赤裸裸的自我出现。当他陷入不应有的行为和恐慌的陷阱中时，他也是个可怜虫。然而，自我牺牲精神使军人在枪林弹雨中发生了改变，为了荣誉和拯救他人而直面死亡，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他又是一位伟大的人。

阿尔当·杜皮克妥善而完整的理论探讨，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切入了每个军事事件的背景。这些理论探讨把决定着会战结果的关键点的形形色色的战斗，圈拢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现象圈里。无论条件、时间和人员如何变化，他都拿出了一套永不过时的规则。热情洋溢的帕斯卡本应成为一位军人，阿尔当·杜皮克拥有帕斯卡的热情，具有用神奇灵秀的语言阐释无穷世界的非凡天分。他不断在军人中进行深入挖掘，把战争包含的全部奥妙都暴露出来，让读者一目了然。

他以令人赞叹的准确性衡量了军队的正常战斗力，指出军队是一群会被截然相反的激情动摇心智的军人，军人首先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军人会为了一个由头赴汤蹈火。他展示了军队可能付出的努力的数量和质量，损失的总和，训练和冲动的效果，参战部队的内在价值。这个价值是将领从各种因素中得到的各种价值的排列组合，包括体力准备、信心把握、对惩罚的畏惧、争强好胜、热忱激情、意愿倾向、胜利的愿景、营地管理、射击纪律、能力和优越感的影响等等。他描绘了在一个责任和恐惧之间苦苦挣扎的战士的内心中，浮现出来的可悲深渊，深渊下面阴森可怖，上面清澈透亮。对于列兵来说，责任感可能来自盲目的服从；对于长官手下队伍中的军士来说，责任感来自对其事业的献身精神；对于发号施令的军官而言，责任感来自最崇高的责任！只有在战斗中，军事组织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数以亿计的金钱、数以百万计的将士，都在一个无法挽回的时刻孤注一掷。军事组织决定了这场意味着国家盛衰存亡的可怕竞争的成败！好比一道夺目的荣耀之光照耀在流血漂橹的沙场上，它杀死了战败者，胜利者却毫发无损。

战略和战术的基本要素就是如此。

对战争的理论性猜测、偏见、错误推理、傲慢和夸夸其谈都是危险的，只有一种策略是万无一失的，那就是返璞归真。那些高高在上、不知所云的策略可能让人迷失方向，一旦它与实际操作不符，就会变得荒诞可笑。在其关于1870年8月18日决战 的经典著作中，弗里茨·霍尼格 上尉得出了一个合理的结论。尖锐批评了施泰因梅斯 和扎斯特罗 犯下的诸多严重错误，描述了德军对曼斯山谷和河谷中的法军左翼造成的巨大恐慌之后，他用反思作为这本书的醒目结尾。他说：“毛奇 最伟大的例证，就是格拉维洛特-圣普里瓦战役，但是，格拉维洛特战役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战术出了问题，再好的战略也不会带来好结果。”

正确的战术不是临场发挥，尽管它在敌人面前大展身手，但需要在与敌人遭遇前就谙熟于心。

阿尔当·杜皮克指出：

有些人在性格、头脑、指挥和气质方面是天生的军人，比如比若元帅。并不是所有将领都是如此，因此，有必要制定符合民族性格的标准或战术规则，它们应当成为普通指挥官的指南，而不是要求他们具备比若的杰出品质。

战术是一门艺术，其基础是如何让士兵使出吃奶的劲对抗恐惧的知识，只有组织才能让士兵舍生忘死。

信心就这样产生了。混乱不堪和临时拼凑的部队所具备的热情冲动和无脑自信，会在危险迫近时变成截然相反的情绪，让将士叛国投敌；而团结、坚定、自觉的信心，才能缔造真正的战士，而且这种信心不会在战斗打响时不翼而飞。

现在我们拥有一支军队，我们不难看出，受到激情驱动的人，即使那些知道如何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但没有严格纪律和坚强组织的人，也会被某些不那么勇猛但组织严密的人击败，后者团结一心，舍己为人。

团结和信心是不能临时产生的，它们只能源自确立了自豪感和精诚团结的互相知根知底的队伍。此外，团结又产生了力量感，这种力量使进攻充满勇气和对胜利的信心。勇气，也就是在最危险的形势下也能压抑恐惧本能的意志，最终决定着战斗的胜负。

阿尔当·杜皮克走在了他那一代人的前面，他提出了一种作战战斗理论，并试图将其建立在精神因素的基础上。他的论述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他的理论还没有被广为接受。

怎样迫近对手呢？如何由守转攻？如何调节冲击力？如何下达具备可行性的命令？如何确保命令传达呢？如何节约宝贵的生命来执行它们呢？这些问题都在困扰着将领和其他当权者。结果就是总统、国王和皇帝们都犹豫不决、战战兢兢、反复斟酌，连篇累牍的报告，一遍又一遍的演习，阻碍了他们的军事器材、组织和装备的改进。

只有那些能够应对未来战争困难的领导人，才会得出几乎与杜皮克完全一致的结论。最近，德·内格雷尔 坚持认为，由于士兵神经紧绷，他们的体力消耗会由于无法察觉敌人的踪迹而迅猛提高，他这样说道：

战斗浪潮掌握在每个战士的手中，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每个士兵的个人勇气都更加重要。

无论高级指挥官如何具有科学头脑，其战略手段多么高超，其专注力的精确性如何，其兵力有多大优势，如果士兵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不够自觉，如果士兵自己没有被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驱策，胜利就会脱缰而去。指挥官需要比昔日更充沛的精力。

他不再有发动古代大规模进攻的冲动。从前，等待产生的可怕焦虑会让他希望遭到猛烈进攻，这是危险的情绪，但很快就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所具备的所有正常心智和体力都会接受长时间考验，在这样的考验中，只有坚毅的内心才能让他支撑下去。

今天的军队在疏散阵型中通过行动赢得战斗胜利，每个士兵都必须以其意志和主动性来进攻和消灭敌人。

法国人永远是优秀的步枪手，聪明、灵巧和英勇，法国人生来就是勇士。冷冰冰的枪械确实不错，问题在于如何使用它。必须承认的是，在今天使用武器并非易事。对身体安逸的渴望以及由此产生的普世理论，让人更愿意接受经济上的奴役和为疏于战斗之辈牟利，但这种渴望并没有鼓动法国人为拯救自己兄弟的生命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意志薄弱的士兵手中，新式武器几乎毫无用处，无论他们有多少人。相反，当每个士兵都具有更大的勇气和更镇定的精神力量时，来自速射无烟火器令士气低落的力量——尽管某些军官依然拒不承认这种力量，会以更强大的力度展现出来。

因此，努力发展本民族的精神力量至关重要，只有这股力量才能支撑士兵在死亡无处不在的战场上经受住痛苦的考验。

这就是南非战争 中最重要的教训。小国会找到这样的证据：在本国年轻人做好承担起士兵职责的准备，并在内心树立牺牲一切的理想时，他们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而且只能以此为代价生活下去。

这种信念的宣讲与那些由崇高权威和媒体愚蠢传播的连篇鬼话相悖，在关于大兵团威力方面，这些鬼话只关注兵力数量；在关于新式武器的神奇价值方面，这些鬼话宣称只靠机械的完善就足以赢得胜利；对于士兵的勇气，则持压制态度，因此勇气似乎成了几乎多余、令人为难的因素，这样的教条最能毒化军队了。对这番旁门左道和无知或迂腐教条造成的愚蠢行为，阿尔当·杜皮克予以了最具体的驳斥。下文给出一些正确无误的理论，我们应该将其铭记于心，镌刻在我国军事院校的墙壁上。我国军官将其当作教训来吸取，作为条例进行管理，还得铭心刻骨，永志不忘：

人类承受恐惧的能力是有限的。今天，士兵承受的5分钟恐惧，抵得上蒂雷纳 时代的1个小时。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严密的阵型。

谁敢说他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呢？此外，鉴于现代装备对神经系统具有可怕的影响，纪律更加不可或缺，因为战斗只能以疏散阵型进行。

战斗需要精神方面的凝聚力，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

自从滑膛枪、线膛枪、火炮等火器发明以来，各种武器之间的互相支援和支援距离都增加了。士兵越认为自己是在孤军奋战，就越需要高昂的士气。

由于分散作战，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悍的凝聚力。

这是浅显明了的真理：如果一个人不希望阵线被击破，他就应该让阵线更具弹性，从而予以强化。

率领8万人奔赴疆场，参战者却只有5万人是不明智之举，率领5万人都能参战的人马才是更好的办法。这5万人会比其他人更热衷本职工作，他们对战友抱有信心，但是，如果他们中间有三分之一的人逃避工作时，他们就不再如此了。

散兵的作用愈发重要。监督和指挥散兵的必要性比以往更大了，因为散兵被用来对付更强大的武器，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使尽浑身解数临阵脱逃。

因此，我们都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我军士兵的行动，因为只要你防不住，他们就会通过逃跑或前进来临阵脱逃，如果发生了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意外情况，他们会通过退却来尽快跑路。

团队精神会随着军旅经验的增加而提高。战争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但交战越来越激烈，因此，需要预先打造团队精神。

这些理论是亘古不变的，本书是这些理论臻于完善的成果。连同在整合史实方面的严谨和可靠无误的判断，这些理论证明阿尔当·杜皮克拥有登峰造极的先见之明。六十年前，他的先见之明昭示了优秀军队的构成原则，这些原则是通往胜利的诀窍。它们与误导着我国议员和军事政客的那些原则截然相反，后者建立在要命的偏见基础上，而且会草率地引发战争。

阿尔当·杜皮克并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纸上谈兵者，在实际的军事组织中，向他请教会得到有益的指导。他能完备地阐释现代军队的特征，他能理解克劳塞维茨 的名言：“武装力量和国家实力的产物……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和灵魂。”

我们切勿再次忘记，在冯·德·戈尔茨 发表著名的预言之前，是阿尔当·杜皮克提出了这种精雕细琢的乐观观点，重燃了那些在义务兵役制度下承担着繁重的任务压力、苦苦挣扎的将军们的激情。

很多事物都有两个极端。没有人知道，完善的远程武器能否带来辉煌的胜利；没有人知道，较少的人马与机智、天才、士气和装备的结合，能否战胜一支装备相当但兵力更多的敌军。

在废除了1872年法律和撤销了1889年法律之后，在征兵以及随后的团队训导方面实行了许多令人不安的改革之前，研究阿尔当·杜皮克并从他的思想中探索力量的奥秘，而非从军事自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欺骗性幻想中进行探寻，正是适逢其时。

法国的军事使命和战争本身一样，都没有结束。战争的惨痛性也许令人扼腕，但是，尽管正义性不足的国际仲裁法庭软弱无力且没有约束力，它却继续干预着世间的纷争。我不认为我国会甘心屈从于这帮被多诺索·科尔特斯 嗤之以鼻的卑鄙无耻之徒，他说：“当一个国家表现出对文明化了的战争畏惧时，它会直截了当地接受它犯下的错误的惩罚。上帝改变了该国的性别，剥夺了它正常的阳刚之气，将其变成一个女性化的国家，并派遣征服者去剥夺它的荣誉。”

法国有时会落入阴险狡诈的诡辩家挖掘的陷阱，这帮人鼓吹全面裁军，传播灾难性的投降教条，美化耻辱和屈从，愚蠢地驱使我们走上自杀之路。对一个国家的觉醒而言，阿尔当·杜皮克富有阳刚之气的忠告是令人高山仰止的训诫。既然法国迟早会重操尘封的宝剑，愿她从他身上中吸取教训，为自己和人类好好战斗！

欧内斯特·朱代
1902年10月10日于巴黎

阿尔当·杜皮克在其著作中极少谈及自己，他小心翼翼地遮掩自己的个性。尽管他的生平和履历鲜为人知，却值得读者予以关注，因为这个人具备作家一样的独创性。出于天生的好奇心，我向上校的家人探寻珍藏在他们的记忆中他的生活细节。他的兄弟在致我的信函中友善地和盘托出，其中包括许多尚未公开的细节和彰显出的性格特征，证实了我们对阿尔当·杜皮克的评估，从而令人欣慰地完善了他的著作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阁下：

下文是您要求我为《战斗研究》的作者而写的一些不成章法的个人履历。

我的兄弟进入圣西尔军校 时21岁，年纪不小了，我想这是缘于当时的年龄限制。他本来不想当陆军，他显然更喜欢当海军，因为海军的冒险生活似乎会为他提供大展身手的机会，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会参加海军的。他的童年躁动不安，而且有些难以相处，但是步入青春期后，他保留了早年的躁动生活留下来的对体育锻炼的强烈爱好，尤其在体操方面，尽管那时练习得不多，但他的敏捷性和肌肉力量使他天生喜欢体操。

他的各门功课都很出色，凡是他喜欢的科目，尤其是法文写作，他学得特别棒。在学习方面，当他对某门课程感兴趣时，他就超越了一般学生做习题的水平。当然还有一些他没有兴趣或不合口味的科目，比如拉丁语语法，他就学得不好。我不记得他参加过奖学金分发活动，尽管他对此很有兴趣，但也许是因为他的兴趣过头了。在这些情况下，他通常会在早饭后不知去向，直到晚上才露面。他的爱好是机械概念和手工，对数学的兴趣一般般。他几乎被圣西尔军校拒之门外，他在考官面前晕头转向，考试的第一部分成绩可以忽略不计。他用自己年轻时最喜欢的格言慰藉自己：“前进再前进”。鉴于第一次考试已经结束，所以他对第二次考试完全不上心，这种态度却给了他另一个机会，让他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由于在笔试中他关于《汉尼拔的战役》的文章写得相当出彩，因此他获得了及格分数。

在圣西尔军校内，他相当幽默、坦率，颇具恻隐之心，所有同学都喜欢他。后来，在步兵团中，他毫不费力就赢得了同侪的喜爱和下属的尊敬。下属对他感恩戴德，因为他对他们表现出真心实意、热情挚诚和令人感动的关切，这是缘于他熟悉他们的勤务细节和士兵的装备。他在这些问题上坚持原则，绝不允许出现依靠他的关系而玩忽职守的人。

可以说，他在成年之后正直无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对光明正大，这给了他高于其职衔的威信。在12月2日政变 中，尽管他只是个小小的中尉，却投下了反对票，因此遭到了他的团长的警告。后者不愿意看到他为此影响前程，他却以一以贯之的坦率答道：“上校阁下，既然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想他一定想要我说真话。”

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他所在的第67步兵团似乎注定不会奔赴战场，他申请并成功获得了调往轻步兵（第9营）的机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他就在该营效力。战争开始之际，他首先参加了残酷的多布罗加 远征。此役是在一个最不利于健康的地区进行的，有可能在当地发现哥萨克人，并将与他们战斗的经过写入战报。结果，法军没有发现哥萨克，却染上了霍乱。可以说，在几个小时内霍乱就让不少人丢了性命。我的兄弟被留在后卫部队，负责埋葬死者，焚烧死者的物品，救治病人，结果他自己也感染了霍乱。这场病来势汹汹，全靠他坚定的求生意志才康复。他被撤到瓦尔纳 医院，头天晚上他就被城里的大火赶出了医院，不得不在城外的田野中避难，当地清爽的空气出人预料地让他痊愈了。他返回法国疗养，一直滞留到了12月（1854年）。此后，他重返自己的团，经历了严酷的冬季和漫长的围城战 。

我的兄弟供职于特罗胥 旅所属的萨勒师，该师负责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的中央堡垒。这次行动被视为一场根本没有成功希望的单纯牵制行动。我的兄弟指挥他所属营的攻坚纵队，在炽盛的炮火下，幸运地、安然无恙地撤了下来。该营的几个最出色的军官却以身殉职。他和十几个人进入堡垒，在抵抗了一番之后，这帮人都成了俘虏。如果我兄弟身边的号手没有抵挡住砍向他头部的一刀，他肯定会当场丧命。1856年年初，他获释离开战俘营之后，在对他评价颇高的特罗胥将军的要求下，立即被任命为第100线列步兵团的少校。次年，他被任命为第16猎兵营营长。叙利亚战争期间，他在该营服役，在那里却没有什么重大行动。

返回法国之后，他晋升为中校，尽管他很受好评，而且在晋升名单上名列前茅，但是，战争部长兰登元帅 的敌意让他的仕途长期举步维艰。兰登元帅不喜欢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元帅对他的怨恨源于一个为他的营提供鞋子有关的事件。当时，尼埃尔元帅 问我的兄弟这批鞋子的质量如何，他直言不讳地说质量糟糕。

我相信，他终于在阿尔及利亚晋升为第55团的中校，并在那里参加了两场战役。1869年2月，他被任命为第10线列步兵团上校团长，在普法战争前的一年半期间，他驻扎在洛里昂和利摩日。在此期间，他忙于著书立说的准备工作，从各方搜罗第一手资料。资料姗姗来迟，肯定是出于冷漠，而非缘于恶意。他去过巴黎几次，目的是让当权者认识到军队的缺陷和局势的险恶，结果是徒劳无功！他经常说：“他们对此都处之泰然。”

阁下，我再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请您接受。

另外，鉴于您在我们第一次通信中对我家的家世表现了兴趣，我可以说，在我所知道的我的父系祖先中没有一个军人。根据在阁楼上发现的阿尔贝·丢勒的一部版画画册的记载，我所知道的最早的祖先是16世纪末生活在利摩日的一位金银器工匠。他的子孙后代一直都是商人，直到我的祖父改行，据我所知，他从来没做过生意。家母一脉来自洛林，情况有所不同。我的外曾祖父是一个军人，我的外祖父也是，家母的两个兄弟在第一帝国的战场上为国捐躯。现在，我的家族有两个成员在军队中效力，一个是我兄弟的儿子，另一个是我的堂侄，他们都与我们同姓。

阿尔当·杜皮克上校
巴黎，1903年10月12日 oQLqrCczQY1IvRBW/CLZmMTRELTnFfnZYYyTDxglUDClLV528RQGFeG/M77Lb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