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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位在“五经”之首，这是司马迁的排序：《诗》《尚书》《礼记》《易》《春秋》。一本诗集能够承受如此之重，在于孔子编选《诗经》的眼光和出发点，既存文心，但更多的是史家态度。《诗经》的要义在世道人心，在省时醒世。“以言时政之得失”，“以知其国之兴衰”。采诗制度是自西周初年开始的文化政策，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国策。采集民间创作的诗歌，旨在民意调查，“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因为《诗经》中有“国风”，后世改“采诗”为“采风”。今天也讲采风，但已悖离了原本和初衷，着力点不再是民意和民情的采撷，基本上成了涂脂抹粉和附庸风雅。
南宋时的学人杨甲绘有一幅《十五国风之地理图》，这张地图融地理、文学及文化于一炉，开启了“文化地理学”的先河。十五“国风”的区域，在地图中是一目了然的，基本覆盖了当时的国家文化大体，沿黄河流域，自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至山东。长江流域在孔子时代是文化僻壤，“楚吴诸国无诗”。十五“国风”存诗一百六十篇，其中“周南”“召南”“豳风”是西周时期的诗作，止于周幽王。其余的十二“国风”，均为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属东周，具体说是春秋时期。
“周南”有十一篇，“召南”有十四篇，排序在“国风”之首，不称国名，而以周公旦召公奭冠之，是对周召二公执政力的敬仰，“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洁，故独取其诗”。南，意为教化之地。“不直称周召，而连言南者，欲见行教化之地。”“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
“豳风”七篇，排在“国风”的最后，唱着压轴的大戏。豳国在陕西的旬邑、彬县一带，是周人的发祥地，是周代立国的本源。这样的编辑次序，是孔子的特别用心。“豳风”的七篇，均与周公相关，《鸱鸮》是周公所作，《七月》《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写周公当年平复东部叛乱的功绩，以及东部人民对周公的敬仰。周公姬旦先被封周地，后再封鲁国，史称鲁国公。周公是孔子心目中最高大上的人物，这样的排序，且以“豳风”为题，既表达对周公的敬爱，也是强调鲁国是周人精神的直接传承者。孔子是鲁国人，他用这样的方式，把周与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邶风”“鄘风”“卫风”共三十九篇，邶国、鄘国、卫国，是殷商旧地，在河南安阳、新乡一线。在周公摄政时，由于发生“三监之乱”，迁邶鄘的国民至洛邑（洛阳），其封地合于卫。孔子编选《诗经》时，这两个诸侯国早已不存在了。清代学问家顾炎武先生认为，此为汉儒重新整理《诗经》时有意为之。“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秦朝焚书，在全国范围内搞“书禁”，重点禁毁《诗经》和《尚书》，这两本书在民间几乎是绝迹了的。汉代立国后，不是口头上讲继承传统文化，而是具体去做，依靠文化老人的记忆才得以复原。仍以邶鄘旧国之名冠之，意图是拓延历史的沧桑空间。
“王风”十篇，采于东都洛阳一带。“唯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
“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篇。郑国最初封于陕西的凤翔，后东迁华县，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再迁至河南的新郑一带。齐国在山东北部与河北西南，东连海，北界燕，西接赵。郑风、齐风多录男女之情事，后人诟病“不当录于圣人之经”。“郑音好滥淫志”，“齐音敖辟乔（矫）志”。被顾炎武讥为“不得诗人之趣”。
“魏风”八篇，魏国都邑原在山西夏县，后迁至河南开封。“唐风”十二篇，录自唐尧旧都临汾一带。“秦风”十篇，源自甘肃天水，沿诸渭河流域。“陈风”十篇，陈国辖域在河南周口左右，旧都淮阳。“曹风”四篇，曹国在今鲁西南的菏泽曹县一带。
“周南”“召南”“豳风”是《诗经》里的“正经”，是西周的诗。东周之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王室弱，诸侯兴，诗亡而史著，进入这个节骨眼儿，不再以诗“言时政”“知兴衰”，史书写作开始兴起，这一时期，诸侯国开始通行著国史，多以“春秋”做史书名称。其中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孔子在鲁史《春秋》的基础上，修撰而成大《春秋》。修撰《春秋》的同时，编辑出《诗经》，诗与史就是这么衔接而成的。后世通称史为“春秋”，而不称“乘”或“梼杌”，在于《春秋》笔法的大器，以及孔子卓越的历史判断眼光。
中国人观念中的史诗，不是以宏大叙事为诉求，而是以冷静醒世为核心内容，一个人清醒的活着，不会做糊涂事。一个时代以清醒为基调，则是夯实了生活理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