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是生存的前提。这取决于简单而根本的态度问题。要应对当今世界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认清它们,并对它们进行科学的分析。这要求我们摆脱偏见,而且要具备洞察力和分寸感。必须有能力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加以公正地权衡,并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我们才有希望得出准确而平衡的判断。
洞察力也许是一种天赋——分寸感也是,但免于偏见的自由可以帮助提升这两种能力。这种提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希望获得提升的个人,以及实现提升的能力——至少,可以向它靠近。方法也很简单——却未必容易——首先需要经常性地进行自我批判,其次是对精确表述的重视。
不过,比较容易的是找到一种进步且合适的指标,以承担行使判断的责任。如果一个人看到或者听到任何他所感兴趣的事物遭到批评,请留意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否与该批评的公平性与真实性相关。如果他对于任何此类批评都带有强烈的情绪,如果他的不满是因为“不得体”或者会带来不良反应——简而言之,只要他所关心的不是“这是真的吗”,那么他的态度就是非科学的。
同样地,如果不是根据其优点而是根据其首倡者来评判一种观点,如果他将某种观点视为“异端邪说”,如果他认为权威必定是正确的——因为权威就是权威,如果他将某项批评视为全盘否定,如果他把意见与事实混为一谈,如果他声称任何意见的表达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断言某件事“永远不可能”发生,或者任何观点是“必然”正确的,那么他的态度也是非科学的。通往真相的道路是由质疑铺就的,并被客观的探索精神所照亮。主观地看待任何问题都是在自欺欺人。
倘若,过去对战争的研究经常被证明无法为下一次的战争提供有效的指导,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适用于科学的研究,而是说明这一研究在精神和方法上还不够科学。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战争持续地揭示了战争的演变趋势,那些权威的军事思想流派居然会对此趋势完全误解,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对战争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
但是,即使我们能够减少军人所撰写和讲授的军事史当中的错误,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在战争的压力下,信念对于军人来说至关重要,以至于军事训练要培养无条件服从现行条例的习惯。尽管战斗是对理论最好的检验,然而战斗只占军人生涯的一小部分,军队中有太多的东西足以促使他们变成理论的奴隶。
况且,军人必须有信念能够打败敌人,因此,质疑进攻获胜的可能性——即便是从物质方面考虑——将冒使军人丧失信念的风险。怀疑令人不安——当然那些哲学的头脑除外,而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基层,军队都不是由哲学家组成的。在其他任何活动中,乐观精神都不像在军事活动中那样,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军事活动要面对的大部分情况是未知的——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乐观与盲目之间的差别很小,因此,军人们常常乐观到盲目的程度,而成为信念的受害者,就不足为奇了。
著名的龙门书院 的课本里每一页的上方都印着一句话:“学生必须首先学会以怀疑的精神来处理问题。”这一训诫所提出的考验是军人所无法面对的。11世纪的张载 则更为明确地教导说:“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