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探索

不过，历史的益处在于它视野宽广，而这又有赖于对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深入挖掘某个片段是一种有价值且必要的训练，它是学会研究历史的唯一途径。但是随着挖掘的深入，借助广泛的测度来确定自己的方位也同样重要，这对正确评估研究成果的意义至关重要，否则就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历史的日益专业化往往会降低历史的可理解度，从而丧失掉对于社会的益处，即便对由专业的历史学家所构成的小社群来说也是如此。

对任何历史学家来说，身处世界事务当中并见证历史的发生，都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价值是来自于对偶然因素的认知，例如，肝脏疾病、头脑失灵、一场突然爆发的争吵，或者是午餐时间受到干扰。

具备当前如何形成决策的经验，会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我曾十分有幸近距离见证某些历史片段的发生，而且是在旁观者乐享的超然位置——俗话说，旁观者清。经验告诉我，这通常是一种偶然性的游戏——如果个人的不喜欢、家庭争执或严重的肝脏疾病的重大影响可以算作是偶然因素的话。

通过观察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我很早就意识到午餐时间的重要性。在一件事情上已经慎重讨论和仔细权衡了两个多小时，但是最后那十五分钟却比之前所有的时间都重要。十二点四十五时还看不到达成共识的可能，而到了下午一点钟，或许未经争论就做出了重大决定——因为那些委员会成员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他们的手表指针上。这些转动的指针能够显著地提升大脑的运转速度，到了可以当机立断的程度。在任何委员会当中，较有势力的成员总是更可能有午餐约会要赴，而越是重要的委员会越容易发生这种偶发情况。

精明的委员会成员常常在这种时间算计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技巧。他会在临近午餐时间时才介入讨论，此时大部分与会者会倾向于接受任何还说得过去的提议，好去赶赴他们的午餐约会。有时，他会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那些可怕的对手不得不在投票前一个个地走掉。拿破仑曾说，军队是靠胃来行军的。根据我的观察，我很想再补充一条：“历史是由政治家的胃推动的。”

这一观察不仅针对时间的概念。日本人认为勇气就位于胃部。军事历史上有大量证据表明，部队的斗志取决于士兵胃部的状态，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激情也存在于这个部位。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正常人的精神和士气对肉体的依赖程度。因此，历史学家从中认识到，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件，其决策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均衡的判断，而是来自一时的情绪，以及低级的个人因素。

在“与世隔绝”的历史学家中，另外一个危险是他们通常过于重视档案记录。身居高位的人对他们的历史名誉有着强烈的意识。许多档案都是为了欺骗和隐瞒而写就的。此外，那些决定着事态发展的幕后斗争，却很少被记录在案。

经验也使我对历史的伪造过程有所了解。没有什么比历史文档更能骗人了，历史文档经过窜改，其结果还不如丝袜透明。这就是1914—1918年战争作为历史学家训练场的价值所在。各国政府开放了它们的档案馆，政治家和将军们也不再缄默，及时地用其他目击者的亲身观察来核对他们的记录。此类工作做了二十年之后，单纯的档案历史在我看来就像是神话。

对于那些仍然对历史档案深信不疑的学院派史学家，我经常用一个小故事来教育启发他们。1918年3月，当英军防线被突破而法军前来协防时，一位著名的法军将领来到了某军司令部，威风凛凛地命令部队在当晚据守某条防线，并在第二天一早发起反击。该军指挥官接到命令后大惑不解，喊道：“但是这条防线已经在德军后方了啊。您昨天就将它丢掉了。”这位伟大的将领会心一笑，然后说道：“这是为了历史的需要。”需要补充的是，在这场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将领一直位高权重，那些官方历史后来所依赖的档案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在官方档案里可以发现很多空白，那些可能会损害指挥官名誉的文件都被抽取出来销毁了；而更难发现的是一些用来调包的伪造文件。大体而言，英国的指挥官们似乎还比较老实，仅仅是销毁文件，或者将命令的日期提前几天。法国人则要狡猾得多。一名将军会根据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达命令，从而捍卫了部下的生命和他自己的名誉，因为没有人发动攻击，但是所有人都分享了荣誉，因为这已记录在案。

当我发现一些将领花那么多的时间来为历史学家准备材料时，有时会比较好奇，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如果过去的伟人们——那时的证据更难以检核——也像近代的伟人们一样具有历史感，那么任何早于现代史的东西还能有什么价值？

探索历史是一种令人清醒的经历。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回复一封质询信时，曾流露出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我写了太多的历史，以至于真的相信它。因此，如果有人打算和我不一样，我准备表示认可他的说法。”研究战争史尤其有助于破除幻觉，即使不是为了适应宣传而故意捏造事实，人们所做证词的可靠性及其总体的准确性也都大有问题。

尽管历史学家发现查明历史的真相非常困难，但他已通过实践培养出看穿假象的能力——这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任务。关于历史证据，有一项可靠的原则是，自我辩护都值得怀疑，但坦白招认就比较可信。如果有一种说法体现了普遍的真理，那就是“除非亲口供认，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被定罪”。运用这一检测方法，我们可以对历史以及历史的形成做出明确的判断。

劳合·乔治 常常在谈话中向我强调，有一个特征可以用来区分一流的政治家和二流的政客，那就是前者总是小心地避免做出任何明确的声明，以防日后遭到批驳，因为假以时日，他总有可能会被抓住把柄。我从劳合·乔治那里得知，他是在1914年之前的国会经历中学到了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