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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否真正向往幸福，是一个疑问。没有一个月会平淡无事地过去，不是什么人家的被寄予厚望的儿子遁逃而投身到商界去，就是什么有身份的丈夫跟一个女助手私奔到得克萨斯
；或者牧师抛弃教区居民而出走，甚至法官退休也有所闻。照一个心胸宽大的人看来，那么，约瑟夫·芬斯伯里一心想要逃亡多半是不足为奇的了。他的命运（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能算是好的。我跟我的朋友莫里斯先生每星期有两三次从斯奈尔斯布鲁克公园同车进城，他实在是一个我所尊敬的人；但是作为一个侄儿却说不上够标准。至于约翰，他当然是一个好人；但是如果要他来单独担当起使某人跟某个家庭联结起来的任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会投票赞成还是让他到国外旅行去的好。对于约瑟夫说来，约翰（假如他可算起着环节作用的话）并不是他唯一的环节；早就有旁的可爱的环节使这位老先生跟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家联结在一起了；而我说这句话并无丝毫意思指茱莉娅·海士尔坦（虽然他也相当欢喜她），我是指那一大沓他一生心血尽耗其中的笔记簿。他竟然得下决心，叫自己忍痛跟这些一鳞半爪的笔记分离，到世上东飘西荡，除了凭借记忆，再也无从追索，这事情本身实在有极深的悲凉况味，就是对他的两个侄儿说来，造成这局面也不是太聪明的事。
这个打算，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诱惑，已经有了好几个月的历史；现在一张付在他名下的票面金额八百镑的汇票，忽然到了他的手里，使得事情如箭在弦了。他珍藏着这张汇票，像他这样节俭的人，算是发了一笔横财了；他本来预备到了滑铁卢车站以后，混在人丛里逃走，或者（假如上述方法办不到）趁着夜色偷偷从家里溜出去，像梦幻似的融入伦敦几百万市民之中。然而老天来了一段离奇的穿插，铁路当局闯了祸，他无须久等了。
百朗亭惨案发生之后，他是最先苏醒的人中的一个，他爬起来，一看见两个侄子趴在地上，就想到机会来了，于是拔腿就走。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方才遭遇火车失事，又要背着一身累赘的全套法拉第·邦德爵士的制服，是不大可能跑得很远的，可是树林近在咫尺，给了这逃亡者至少一个暂时的藏身的地方。这位老先生于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捷步子蹦到这里来，可是他很有点喘不过气来，又曾受到了相当厉害的震动，因此就近在一个树丛里躺下来，不久就陷入沉睡之中了。那时候如果有一个局外人在旁边看着，那命运的安排倒是非常有趣的：莫里斯和约翰正在沙地上掘坑预备把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尸体藏起来的时候，他们的二伯父却正在树林里更深入几百码的地方甜睡得梦都不做，这情况自然好玩得很。
他是被近边大路上传来的热闹的喇叭声闹醒的，大路上正有一辆游览车载着一些迟归的游客赶过去。喇叭声使这老人兴奋起来，指使他的脚奔到那儿去，一转眼他已经站在大路上，眼睛在帽檐下东张西望，不知该怎么办了。远处响起了不疾不徐的车轮声，接着可以看见一辆货车赶了过来，车上载满了包裹，赶车的看来是一个好性情的人，他坐在双人车座上，一块木板上题着这样的字：“我江德勒，运送员。”在这位芬斯伯里先生的单调得令人耻笑的头脑里，还有那么一点儿诗意，并且仍然能发生作用；当他是个四十岁的轻浮的青年的时候，这点诗意曾使他远走到小亚细亚去，现在，在他恢复自由的最初几小时里，又使他想到搭了那位江德勒先生的马车，继续逃亡。这该是不花什么钱的；说得准确一点，可能是不费分文的，这点，加上戴了多少年的无指手套，穿了多少年的合乎卫生的法兰绒服装，现在想到可以见见天日了，他的心简直飞了出来。
江德勒先生看见这样一位老先生，穿着这样奇怪的服装，在这样偏僻的路边请求搭车，或许有一点诧异，然而他是一个好性情的人，乐于与人方便，因此就把这个陌生的人带上了车；对于礼貌，他有他的一套看法，因此什么话也没有问。大家静静的，在江德勒先生看来，实在够好了；但是，几乎车轮刚刚开始向前转动，他就发觉自己被困在一种片面的谈话之中。
“我晓得了，”芬斯伯里先生打开了话匣子，“看见这车子上混杂地堆着大包小盒，每样东西上面都有着不同的标签，又看见你赶着的是佛兰德斯的好母马
，我就晓得了你的职业，你是那伟大的英国运输系统里的一个运送员，那系统虽然有着它的种种缺点，仍不失为我国足以自豪的事业。”
“是的，先生，”江德勒先生含糊地回答，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些邮包真叫我们运送员受累。”
“我这个人是不存偏见的，”约瑟夫·芬斯伯里继续说，“年轻时候我走了好些地方。不论是多么小、多么鲜为人知的事情我都要了解的。在海上，我学了航海术，学会了打海员们打的复杂的绳结，懂得了那些专门术语。在那不勒斯
，我研究做通心面的艺术；在尼斯
，则探求做蜜饯水果的原理。我在去看一出歌剧以前，从来都是先买了这歌剧的剧本，把主要的曲子用一只手指在钢琴上试弹，叫自己熟悉熟悉。”
“你一定见识很广，先生，”运送员说，一边轻轻鞭着马，“我真羡慕你。”
“你可知道这个‘鞭’字在《圣经·旧约》里出现过几次？”那位老先生往下说，“一百（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四十七次。”
“是真的吗，先生？”江德勒先生说，“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
“《圣经》有三百五十万零一千二百四十九个字母。其中的诗歌我想总在一万八千首以上。《圣经》的版本很多；首先把它介绍到英国来的，是威克里夫
，那大约在一三〇〇年。所谓《分段圣经》，是一种著名的版本，之所以有这名称，是因为那是分段的。《布利却司圣经》也是一种著名的版本，之所以得此名称，或许是因为由布利却司刊印，不然就是因为刊印的地方叫布利却司。”
运送员虚应故事地说他觉得那当然不错，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更合脾胃的事情上来——这时要从一辆载着稻草的货车旁经过；这事情不大容易，因为路窄，两旁又都有着沟渠。
“我看出来了，”车子安然地经过那辆货车之后，芬斯伯里先生开口说，“你用一只手抓住细绳，你应当用两只手。”
“啊，这我倒要听听高见了！”运送员鄙夷地大声说，“什么原因呢？”
“你明白不了，”芬斯伯里先生继续说，“我对你说的是一种有科学根据的事，基于杠杆的理论，属于机械学的范围。外间有几种一先令一本的入门小书很有趣，我相信干你们这行的一定会喜欢看看。可是我想你大概没有学会一种观察事物的艺术吧；至少在现在我们已经同车了好些时候，而你还是连一桩事情也没有对我说过。这可犯了严重错误了，我的好先生。譬如说，我不知道你可曾观察到（你刚才经过那个赶稻草车的人的时候），你从左边走了？”
“我当然知道啦，”运送员叫起来，他现在已经进入敌对状态，“要是我不从左边走，他就可以请我吃官司。”
“不过，要是在法国，”老先生继续说，“我相信还有美国，你就一定会走右边了。”
“我一定不会，”江德勒先生着恼地嚷着，“我一定会走左边。”
“我观察到，”芬斯伯里先生还是只顾往下说，不理睬别人的话，“你只用线把马具绽开的地方缝好。我一向反对英国的穷人这样粗疏懒散。有一次我对一批有鉴赏力的听众宣读我的一篇论文——”
“我并没有用线缝，”运送员绷着脸说，“我用的是细绳子。”
“我一向反对，”老先生还在往下说，“我们国家里下层社会中的人，无论在私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无论在劳动作业中，总是不会打算，不懂节约，奢侈浪费。及时的针砭——”
“谁是什么下层社会？”运送员大声斥责，“你自己才是什么下层社会！要是我刚才把你当作一个像模像样的贵族，我真不会让你搭车哩。”
这两句话是用毫不掩饰的厌恶口气说出来的；这一对显然意气不相投，即使像芬斯伯里先生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碎嘴子，再想谈下去也是不可能的了。他气呼呼地把步兵便帽的帽檐往下一拉，遮在眼睛上面，然后从最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蓝铅笔，不久就全神贯注在计算题上了。
运送员这方面开始如释重负地吹起口哨来，如果他（偶然）对同车朋友瞧一眼的话，那是怀着亦喜亦惧的心理——喜的是他已经慑服了这个多话的怪物，惧的是生怕（由于什么意外）这怪物又开起口来。现在一阵骤雨落了下来，赶上了他们而又赶到前头去，即使在这当儿，两人仍旧默不作声地忍受着；他们也是这样默不作声地一直驶到南安普敦。
已是黄昏时分，商店里的灯光透过窗子照到这个古老的海港的街道上，住宅里也上灯吃晚饭了；芬斯伯里先生心里宽松舒畅，开始想起夜晚住宿的问题。他把簿子放开，清了清喉咙，怯生生地看看江德勒先生。
“你能客气一点，”他说，“给我介绍一家旅馆吗？”
江德勒沉思了一阵。
“嗯，”他终于说，“屈勒贡维尔·阿姆士不知怎么样。”
“屈勒贡维尔·阿姆士一定好得很，”老先生应声说，“要是那是一家清洁、便宜、住客都很客气的旅馆的话。”
“我并不怎么为你着想，”江德勒先生一边想一边回话，“我想到的是开那家旅馆的我的朋友瓦特；你不知道，去年我困难的时候，这个朋友帮了我的忙。我在想，这事情做得应该不应该呢，把你这样一个老头儿弄去麻烦他，你那套常识可能送掉他的命。对于我那位朋友说来，究竟是应该不应该呢？”江德勒先生以恳切的口气问着。
“听我说，”老先生冒火了，大声嚷着，“你不要钱，把我带到这儿，我很感谢；可是你并没有权利就这样随便糟蹋我。这一先令是酬谢你的；要是你不预备把我送到屈勒贡维尔·阿姆士下车，我可以自己去找。”
江德勒先生吃了一惊，有一点不知所措；一面含糊地说了些道歉的话，一面推辞了那一先令，一声不响地赶着马车，穿过几条错综曲折的小街陋巷，最后在一家灯火辉煌的旅馆门前停了车，高声呼喊：“瓦特先生。”
“是你吗，詹姆？”一个充满热诚的声音从马房前的院子里传出来。“进来烤烤火呀。”
“我只在这儿停一停，”江德勒先生说明，“让一位要吃要住的老头儿下车。注意，我劝你要当心他，他可比禁酒会的宣传员还要叫人吃不消。”
芬斯伯里先生下车很费了一番劲，因为长途乘车使他筋肉失去了灵活性，火车出轨又叫他很受震动。友善的瓦特先生不顾运送员的介绍词不很中听，却以最周到的礼貌招待这位老先生，把他领到后客厅，那儿壁炉里正生着火，暖烘烘的。一会儿这房间就摆好了一张桌子，他又被请到桌旁坐下来，去对付一盆炖鸡——这盆鸡，之前曾经上过桌子，所以稍差一点——还有从酒桶里盛出来的一大锡镴杯麦酒。
吃完晚饭，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恢复了精神的巨人了；他移坐到一张靠近炉火的椅子上，为着寻求大发宏论的愉快，开始对别的住客从旁打量起来。在场的约有十二个人，都是男人，而且（约瑟夫很高兴地看出）都是手艺人。他已经常常感到应该感谢那些人有好胃口，愿意听东拉西扯和回环反复的言论，这特别是机匠们所喜欢的事。不过，即使要一群手艺人来做听众，也得下一番功夫才行，而对于这必修的艺术，没有谁比约瑟夫·芬斯伯里更为精通了。他把眼镜架在鼻梁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摊在面前的桌子上。他一会儿把纸捏作一团，一会儿把纸展开抹抹平；一会儿一页页地看，对纸上的话显然很得意；一会儿皱着眉毛，敲敲铅笔，好像深思熟虑地推敲某一字句。他偷偷地向房间里四下望了一转，晓得自己的装腔作势已经获得成效；所有的眼睛都转到这位表演家的身上来了，嘴都张大着，烟斗都停在半中间；这些小鸟都入其彀中了。就在这时候，瓦特先生走进屋来，又给了他一个好机会。
“据我的观察，”他面对这位掌柜的说，一面又带着一种怂恿的神色向四周瞥了一眼，把一房间的人都划入他的听众范围之内，“据我的观察，这儿有几位先生，正在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当然啰，在旅馆的一间公用客厅里，是不大看见有谁这样埋头研究文学和科学方面的事情的。这儿就是我今天上午得出的一些关于我国和别国生活费用的数字——也不用我说了，这是工人大众极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做出一个每年收入八十、一百六十、二百和二百四十镑的生活费用比较表。我得承认收入八十镑的多少使我感到棘手，其他几项也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准确；因为外国各国的洗衣价格大有涨落，各种焦炭、煤块和柴的价钱也变动得厉害。我现在把研究的结果念出来，如果我由于疏忽或者欠缺知识，生出了不论多么小的错误，都希望你们毫不犹豫地指出来。先生们，我就从每年收入八十镑开始啦。”
于是这位老先生怀着比他对待野蛮的兽类还要少的怜悯心，公布了他全部引人入睡的统计数字。他不时把一种收入列出十种数字，把拟想中的人先后放在伦敦、巴黎、巴格达
、斯匹次卑尔根
、巴士拉
、赫尔戈兰
、锡利群岛
、布莱顿、辛辛那提
和下诺夫哥罗德
，在各个地区都给以适合当地情况的给养，这就难怪他的听众事后回想，认为那是他们生平所度过的最令人厌倦的一个夜晚。
在离芬斯伯里先生讲到以一百六十镑的收入生活在下诺夫哥罗德还差着一大段之前，听众已经减少，只剩几个豪饮的老年人和那个忍气吞声的瓦特陪伴他。络绎不绝地有顾客从各处来，但是他们一经受到招待，就匆匆忙忙地喝了酒，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儿，去找下一家旅馆。
等到那个一年收入二百镑的青年在锡利群岛混日子的时候，只有瓦特先生一个人陪着这位经济学家了；假想的青年还没有在布莱顿开始生活，这最后一个追随者也退出了这场东追西逐的游戏。
芬斯伯里先生经过白天这种种辛劳之后，睡得很好。他起身很迟，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吩咐开账。这时候，他发现了一桩许多人在以前和以后也发现的事：要账单和付账是凑合不到一块儿的两桩事情。各项费用都是低廉的，而且（这结果也少见）总数也小；然而，虽经最最仔细地搜遍每一只口袋，这老先生全部的流动资金总共似乎只有一先令九便士半。他请见瓦特先生。
“这是一张票面金额八百镑的汇到伦敦的汇票，”芬斯伯里先生在那位有身价的人来到的时候这样说，“除非你愿意自己贴现，否则怕得再过一两天才能去兑到现款。”
瓦特先生对这张汇票看了看，又翻过来，折了一个角。“还得过一两天？”他重复老先生的话，“你身边没有现钱？”
“只有一些零钱。”约瑟夫回答，“算不上什么的。”
“那你可以把钱寄来，我很乐于信任你。”
“不瞒你说，”老先生回答，“我很想待下去，我正等钱用。”
“假如借给你十先令可以够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效力。”瓦特急切地回答。
“不，我想我还是待下去，”老先生说，“并且请你把这张汇票贴现吧。”
“你决不能在我这儿待下去，”瓦特先生大声说，“你在屈勒贡维尔·阿姆士占一张床睡，是最后一次了。”
“我一定要待下去，”芬斯伯里先生怒气冲冲地回答，“我要根据国会的法案待下去，谅你不敢把我赶走。”
“那么你付账啊。”瓦特先生说。
“把这个拿去。”老先生叫着，把汇票向他一扔。
“这不是法定货币，”瓦特先生回答，“你必须马上离开我这屋子。”
“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瞧不起你，瓦特先生。”老先生说，在此情况下他束手无策了。“不过通过某一桩事情，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一些厉害：我拒绝付账。”
“我不在乎你这笔账款，”瓦特先生回答，“我所要的是不要看见你。”
“这个要求行得通！”老先生一面说一面拿起步兵便帽往头上扣。“或许你已经蛮横得过分，”他又说，“不愿意告诉我下一班到伦敦的火车几点钟开？”
“离开车时间还有三刻钟，”旅馆主人赶快回话，“你尽可以赶得上。”
约瑟夫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一方面，最好避免乘火车这条捷径，因为他的两个侄儿可能守候在那儿把他重新抓走；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希望，甚至非常必要，把那张汇票在没有止付以前贴现。因此他决定就乘下一班火车到伦敦；那么只剩下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火车票的钱怎么办。
约瑟夫的指甲缝里从来不干净，他吃饭的时候又差不多吃什么都用刀子送。你如果说他具有作为一个绅士的生活习惯，那我就不免怀疑；然而他却有着一种比生活习惯好的东西，那是一种并非造作的尊贵的气派。这是因为他在小亚细亚待过吗？这是因为顾客们有时候提到的芬斯伯里血统的传统特性吗？至少，当他去见了车站站长的时候，他的额手礼是纯粹东方式的，好像棕榈树已在这小小的办公室里长满了，同时还有阿拉伯的热风，或者夜莺——不过我还是把这个让给对于东方更熟悉的人去想象吧。此外，他的衣着对他也十分有利；那套法拉第爵士的制服，不管穿了多么不舒服，多么惹人注目，至少一个骗子穿了这套服装要想蒙混得过是不行的；一只贵重的表，一张票面金额八百镑的汇票，拿出来展览了一下，也把他仪表所发挥的初步作用推进至完全成功。一刻钟之后，火车开进了站，芬斯伯里先生就被介绍给一个管车人而被安置在一节头等车的车厢中，站长笑容可掬地承担了一切责任。
这位老先生坐着等车开动，这时候他眼见一桩事，这桩事意想不到地跟他一家的命运有关。约有十二个脚夫抬了一只大如巨怪的货箱，摇摇晃晃地沿着月台走来，最后搬上了行李车，一大群人看得津津有味。历史学家常常乐于做的事是提请人们注意冥冥之中的主宰的安排和（假如这样说可以不失恭敬的话）诡计。当约瑟夫被火车带着离开南安普敦东车站直向伦敦奔去的时候，在行李车里，这个故事的蛋（譬如这样说）正下在那儿等待孵化。那只庞大的货箱指明“存滑铁卢待领”，领取人是“威廉·登特·皮特曼”；紧挨着货箱的，是一只很好的大桶子，挤在行李车的角落里，签条上写着：“布鲁姆斯伯里，约翰街十六号，M.芬斯伯里收。运费付讫。”
这样并置在一起，这列火车的“火药”是预备好了，现在只少一个闲着没事做的人来把它点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