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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莫里斯的疑窦

一个文学爱好者,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他不会知道作者的艰难和辛苦。他拿着一本小说,笑盈盈地一页页翻过去,可不会想到那需要费多少钟点的工夫去查考典籍,在伯德雷恩图书馆 里从事研究,跟学识渊博而字迹难认的德国学者往返书信——总而言之,他不会想到,让他在火车上消磨一个钟头的东西,得有一个工程十分浩大的脚手架 先架起来,然后又拆掉!所以,我本来可以在这篇故事的开头先讲讲“通蒂” 的身世——他的出生地、家庭成分、可能从他母亲那儿遗传来的天分,以及能说明他聪慧早熟的显著事例等等——还可以写一篇文章,详尽叙述那个冠以他的名字的养老金法。这些材料都在我面前的分类架 里,但是我又不屑于这样卖弄。通蒂已经死了,我从没见过谁对他有一丝悼惜之意;至于“通蒂氏养老金法”哩,对于这篇不加渲染的故事来说,用一两句话也能够说明了。

有那么一群朝气勃勃的年轻人(人数越多越好),各人拿出一笔款子,汇总后委托受托人保管;过了一百年,出钱的死得只剩下一个人了,这笔款子连本带息就落在这个人手中,不过也只等于昙花一现;因为他这时可能耳朵已经聋了,你告诉他得了多大一笔财产,他都听不见——而且无疑他是行将就木,因此得到了等于没有得到。现在看来,这种办法显然富有异样的诗意和幽默感,因为这是一种没有一个当事人可能得到好处的办法;但是它的高尚的和公平合理的精神,使我们的祖父母一辈的人都乐于做此事。

当约瑟夫·芬斯伯里和他的哥哥马斯特曼还在穿着镶白绉边的裤子的孩提时代,他们的父亲——齐普赛街的一个富商——替他们加入了一个由三十七个人组成的资金充盈的小型“通蒂会”。入会费一千镑;约瑟夫·芬斯伯里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到律师事务所去的情景,那个“通蒂会”的会员们——都是像他一样大的小孩子——聚集在一起,依次坐到办公室的那张大椅子上,在一位戴着眼镜、穿着长筒靴的和气的老绅士的帮助下,各人签上名字。他记得后来就跟这些孩子跑到律师屋后的草地上玩,他还跟一个“通蒂会”中的兄弟大打了一场,那个孩子踢痛了他的胫骨。律师正在办公室里请聚会的那些父亲和母亲喝酒吃蛋糕,听到打斗的闹声就跑了出来,两个战斗员就被拆开,约瑟夫的战斗精神(因为他比另一个年纪小)获得穿长筒靴绅士的赞许,力言他像他这样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勇敢。约瑟夫心想,他小时候是不是穿着小长筒靴,秃着小光头呢?他晚上上床睡觉,自言自语地讲海战故事,讲倦了,是不是也穿起像这老绅士的衣服,拿出酒和蛋糕来款待另一些小男孩、小女孩呢?

一八四〇年,这三十七个人全活着;到一八五〇年,人数少了六个;在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七年,变化更大,克里米亚战争 和孟加拉兵变 带走了九个人。一八七〇年,原来的会员只剩下五个了,在我写这篇故事的时候 ,连芬斯伯里兄弟两人在内,一共只剩三个人。

现在马斯特曼是七十三岁;他早已嗟叹年老力衰之苦,也早已退休,正住在他的儿子名律师迈克尔的家里,和外界绝无往来。约瑟夫呢,可不同了,他还是到处走动,还不过只是半老的样子,常在他爱去走走的街道上出现。这情形是令人遗憾的,因为马斯特曼过着(即使在细枝末节上)一种典型的英国式的生活。勤劳、有规律、庄重,并且相信四厘公债,被公认为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的基本条件。在这种种方面,马斯特曼都有着卓越的表现,现在到了七十三岁,他才ab agendo ;可是比他小两岁的约瑟夫,虽然保养得极佳,但是一生怠惰,为人古怪,一直叫人看不起。他从事皮革事业,但早就厌弃了业务,别人也认为此道非他所长。他喜欢博闻周知,但没有及早节制自己的兴趣,于是他的壮年很快就开始耗费在这方面。没有比这种癖好更耗损精力的了,或许只有很自然地随之而来或因之而起的热衷于演讲的癖好,才会更厉害。约瑟夫却兼有这两点;这复合症十分凶猛,使得病人到处做义务演讲,几年之内,很快又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甚至情愿跑三十英里的路,到小学校里去对幼童演讲。他不是一个学者;他读的东西只限于粗浅的教科书和报纸;他连百科全书都没有翻过;他说人生就是他的书。他声称自己的演讲不是讲给大学教授们听的;他的演讲是直接诉之于“人民的伟大的心”,而人民的心,必然无疑,比人民的头脑更明事理,因为他的苦口婆心已经受到大家欢迎。譬如说,《如何靠一年四十镑的收入而愉快地生活》,这篇演讲就曾在失业群中轰动一时。《教育之宗旨、目标、意义与价值》,这个讲题就曾使他赢得浅见者的重视。至于他那篇有名的论说,《人寿保险与群众之关系》,在犬岛 的“工人协进会”里宣读,也曾受到盲目崇拜的男女听众的“满堂喝彩”,效果之大使他第二年就被推选为那个会的名誉会长,这职司非但没有酬劳,反而要居职者拿出钱来捐助,但是他的虚荣心却得到无上的满足。

约瑟夫在没有知识而比较开通的那一部分人中就这样赢得了声誉,就在这时候,他的家庭生活里忽然有了不少孤儿参加进来。他的弟弟雅各死了,就把莫里斯和约翰两个男孩子的负担加到他身上;同一年内,家里又增添了一个小女孩,她是约翰·亨利·海士尔坦先生的女儿,那位先生是一位钱少、朋友更少的绅士。他只在霍洛韦那儿的演讲厅里见过约瑟夫一次;但是那次经历却给了他以重大影响,他一回家就重新写了一份遗嘱,把女儿和她的前途都托付给那位演讲者。约瑟夫原是个好说话的人;然而承担这个新责任时,却不能说不带点儿勉强。他登报招请了一位保姆,买了一辆旧摇篮车。对于莫里斯和约翰他比较欢迎;这与其说是因为亲戚关系,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的皮革店里(他已经忙不迭地把属于他们的三万镑投资到这家店里)近来生意莫名其妙地呈现出衰落的征象。他挑选了一个年轻能干的苏格兰人来经理事务,生意上的麻烦事,约瑟夫·芬斯伯里就再也不用操心了。他把受他监护的三个孩子也交托给这个能干的苏格兰人(他已结婚),自己动身到欧洲大陆和小亚细亚 去作长途旅行。

他一手拿着一本数国语言对照的《圣经》,一手拿着一本成语手册,就在欧洲十一个说着不同语言的地区中,摸索行程。这两种向导,前一种不很符合这位哲学家和旅行家的要求,即使后一种也显然专为游客着想,而不敷人生问题的专家的应用。但是他却硬拉了一些翻译员——只要他能不付出任何代价而找得着他们的时候——为他做了工作,这样靠了种种办法他把调查的结果写满了好几本笔记簿。

他这样漫游了好几年,等到他所监护的孩子们已经长大,必须他亲自照顾的时候,才不得不回到英国来。那两个男孩子他已经送到一所良好且经济的学校里去读书,他们在那儿受到了优良的商业教育;这一来事情却有点尴尬,因为那爿皮革店可经不起法院查问。事情是这样的:约瑟夫为了准备交卸保管责任,查看了一下账目,却惊恐地发现他弟弟的财产交给他经管以后,别说没有增加,即使把自己全部财产分文不留地赔给他的两个被监护人,还仍然短少七千八百镑。这事情是当着一个律师的面通知了这两弟兄的,这时候,莫里斯·芬斯伯里就威胁他的二伯父,说要用严正的法律来解决,幸亏经过这位法律专家的劝告,他才没有走极端。

“石头里是榨不出油来的。”这位律师说。

莫里斯明白了这点,就跟他的二伯父和解了。约瑟夫这方放弃全部财产,并且把在“通蒂会”里可能得到的权益移让给侄儿,这权益已经大有希望了。莫里斯这方则答应留养二伯父和海士尔坦小姐(她也是遭难者之一),并且给他们每人每月一镑零用钱。这笔零用钱对于老头儿来说绰绰有余,至于海士尔坦小姐怎么能赖以添置衣着,可成了一个难题;但是她居然对付得了,而且从无怨言。她对她的不称职的监护人也真心敬爱。约瑟夫从来都是和善待人;他的年龄也帮他说了好些话,他那样全神贯注地追求知识,以及对于无论多么轻微的赞许都天真地感到愉快,也有着动人心弦的地方;因此种种,虽然律师郑重地对她说她做了牺牲,茱莉娅还是不愿给约瑟夫伯伯增加困难。

在布鲁姆斯伯里 的约翰街上一幢阴森森的大屋子里,这四个人就一同安住下来;表面上像是一个家庭,实际上只是一个财务上的结合体。当然,茱莉娅和约瑟夫伯伯两人等于奴隶,约翰呢,这位绅士喜好五弦琴、音乐厅、快乐酒吧间 ,以及体育新闻,这样,无论在什么场合中都必然是一个次要人物;而这个帝国里的一切烦恼和乐趣就都由莫里斯来尝味了。圆滑的文人用以安慰无能和庸碌之辈的老生常谈之一,是说苦和乐总是难解难分地杂糅在一起,但是就莫里斯的情形说来,苦味一定远远多过甜味。他自己不怕麻烦,也不肯减少别人的麻烦;每天早晨他叫了仆役们来,亲手分发日常用品,测量白葡萄酒的深浅,数数吃剩的饼干,每星期账单送来,总要演出不快的话剧,厨师经常受到责难,做小买卖的直跑到后客厅里为了三个铜子儿跟他大吵大闹。浅见的人可能把他看作一个守财奴;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却纯粹是一个被人诈骗的受害人,这个世界欠了他七千八百镑,他立意要这个世界偿还。

然而莫里斯的个性还是在对待约瑟夫的方法上才特别显露出来。他的二伯父好像是一宗股票,价格不稳定,但是他已经投入大量资金;因此他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这个担保品。不管这老头儿有没有病,每月都由医师检查一次。他的饮食、衣着,以及时不时的旅行——这次到布莱顿,下次到伯恩茅斯 ,就像婴儿吃奶面糊一样,完全由别人调配。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得耽在家里。天气好的时候,他得在九点半钟等在穿堂间里;莫里斯先要看看他可戴上了手表,可穿好了鞋子;然后两个人胳膊挽着胳膊,到皮革店里去。路上该是够索然无味的,因为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好感;莫里斯总是不断责骂这个监护人盗用了款项,并且埋怨背了海士尔坦小姐这么个负担;约瑟夫呢,虽然性情够得上说是温和的,但对他这个侄儿多少带着点恨意。不过跟回来时路上的情形一比,这又算不上什么了;因为不管芬斯伯里家的哪一位,只要看一眼那爿店铺,或者店铺的业务情况,都足以使他不痛快一辈子。

店铺门上仍然有约瑟夫的名字;支票仍然由他签字;但这只是莫里斯的策略,为的是使“通蒂会”里其他会员都因而气馁。事实上,这爿店已经完全属于莫里斯了;他也发觉接到手的是一笔令人悲痛的遗产。他曾想卖掉它,但是人家出的价钱太可笑。他又试着扩充它,却反而把负债扩充起来;紧缩它呢,结果只紧缩了利润。除了那个能干的苏格兰人以外,没有谁发过这爿店的财,苏格兰人(被撤职之后)用赚来的钱到邻近班芙的地方造了一幢房屋,闲居起来。每天,莫里斯坐在他的专用办公室里拆阅信件,想到这个喀里多尼亚 骗子,就要痛骂一顿。这时,老约瑟夫坐在另一张办公桌前,沉闷地等着命令,或者在他完全不明所以的东西上狠狠地签名。有一天,那个“石楠之乡”的人 竟然如此不近人情,把他二次结婚(跟亚历山大·麦克劳牧师的长女黛维达)的请柬寄来,大家都真担心莫里斯会发作起来。

皮革店里的工作时间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即使像莫里斯,虽然责任感很强,可是面临着破产的阴影,也还是不肯在店里多待一会儿;于是经理和职员们就都嘘出一口气,打点打点,准备明天再来闲荡。我们的丁尼生勋爵 说过,“无事忙”是“延宕”的同父异母的姊妹,那么“营业习惯”自然是“延宕”的叔伯了。这时,那位皮革商人正在像牵着一只小狗似的,把他的活的投资对象押回约翰街;把他幽禁在穿堂间里,自己就尽一天所余的时间出外搜寻印章戒指,这是他生平唯一的癖好。约瑟夫不但有一般人所有的虚荣心,他还有演说家的虚荣心。他承认自己犯了过错,虽然别人(能干的苏格兰人)亏待他比他亏待侄儿更甚;但是就算他双手浸透了血污,他觉得还是不应该给这样拖在一个年轻小子的游行马车车轮后面,不应该像个俘虏似的被罚坐在他自己的皮革店的厅堂里,不应该耳边只听见对他整个一生的恶毒的批评——不应该衣着被检查,衣领被翻上来,要查明他确实戴着无指手套,也不应该一直在别人的看管下被领出去、带回家,像个由保姆看管的婴孩一样。一想到这个,他就不免义愤填膺,忙不迭地挂起帽子、大衣和讨厌的无指手套,溜到楼上去找茱莉娅和笔记簿。至少那间休息室的不可侵犯性该得到莫里斯的尊重了;它该属于这老人和少女两人;她在那儿做自己的衣裳;他在那儿记下一鳞半爪的事情,统计鸡毛蒜皮的数字,把眼镜都沾上了墨水。

有时,他也在那儿慨叹“通蒂会”跟他的关系。“都是因为那个会,”一天下午他这样嚷着说,“不然他决不会留住我。那我就能做一个自由人了,茱莉娅。我可以很容易靠演讲来养活自己。”

“那是一定的,”她说,“他剥夺了你这种娱乐,我就觉得这也好算是他最缺德的一件事情。猫岛 (是这么叫的吧?)那儿许多好人那么看重你,写信来请你给他们做一次演讲。我还以为他总会让你到猫岛去哩。”

“他是一个傻瓜,”约瑟夫嚷道,“像他的处境,四周简直哪儿都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生活奇观,然而看看他从中得到的好处哪,他最好还是困到棺材里去吧。你想他有多么好的机会呀!换了任何一个青年,得到这种机会,真要开心得跳起来啦。只要他愿意听,我能告诉他的见闻是说也说不尽的哩,茱莉娅。”

“亲爱的,不管你说什么,可千万不要太激动,”茱莉娅说,“因为你知道,倘若你有一点不舒服的样子,别人就会把医生请来了。”

“的确不错,”老人低声下气地答着,“我来做一点研究工作平平气吧。”他用拇指翻动着那一长排笔记簿。“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到你手头正忙着)你是否会有兴趣——”

“哦,我当然有兴趣,”茱莉娅嚷着说,“把你的精彩的故事念一篇给我听吧,那才对啦!”

他于是把一本簿子拿下来,急急忙忙把眼镜架上鼻梁,好像不让别人有打消原意的机会。“我打算念给你听的,”他一面说,一面一页页地翻阅,“是跟一个荷兰旅行向导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谈话的札记,那人名叫大卫·阿巴斯,这字是‘修道院长’一字的拉丁文 。所得结果证明我的钱花得很值得,花钱是因为阿巴斯起先显得有些不耐烦,我就受到感应(我知道这种说法很奇特),要负担他的饮酒费。札记大约只有二十五页长。对啦,就是这一段。”他清了清喉咙,念起来。

这段访问记,五百分之四百九十九是芬斯伯里先生(按照他自己的记载)的话,摘录自阿巴斯的简直一句也没有。茱莉娅觉得毫无兴趣,她并不是非听不可;然而对于那个不得不答话的荷兰旅行向导说来,当时一定完全像在做噩梦一样。他似乎靠了频频向酒瓶求助才使自己安定下来;甚至(到末了)他终于不再依靠约瑟夫的小恩惠,宁愿自己出钱叫一壶。在这份记录里,一种陶然微醺的效果至少可以看得出:阿巴斯忽然心甘情愿地出来做证了;他开始自愿透露一些话了;在缝衣的茱莉娅带着一丝微笑刚抬起头来的时候,莫里斯冲进了家里,一个劲地喊着二伯父,一口气闯入休息室,高举的手摇着一份晚报。

他的确带来了重要新闻。陆军中将格拉斯哥·比格爵士,这位“印度星勋位司令官爵士” ,“迈克尔圣徒乔治圣徒勋位司令官爵士” 等等,他的逝世消息宣布出来了,那么“通蒂会”里那一大笔款子现在只是芬斯伯里兄弟两人之间的事了。莫里斯的机会到底来了。他们兄弟俩向来不和睦,这是事实。那时,马斯特曼听说约瑟夫到小亚细亚去了,深表不满。“我说这简直是胡闹,”他这么说,“你瞧吧——下次我们就要听到他到北极去了。”等旅行家回来,这种讥讽话又传到他耳中。那一次,马斯特曼纵然得到坐在讲坛上的邀请,都拒绝去听那篇《教育之宗旨、目标、意义与价值》的演说,是搞得最不痛快的一次。从这以后,兄弟俩没有见过面。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也从来没有公开吵过架,约瑟夫(遵照莫里斯的命令)总能放弃他做弟弟的特权;马斯特曼生平享有不贪和公正的好名声。这样一来,现在双方妥协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莫里斯忽然看见自己收回了七千八百镑,并且摆脱了动荡不定的皮革生意,因此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堂兄迈克尔的事务所里来。

迈克尔是个在社会上有名气的人,年纪很轻的时候即已投身法律界,差不多不仗谁的支撑,就成了一个经手阴暗事务的贩子。大家知道他能承办没有胜诉希望的案子;大家知道他能从石头里挤出证据来,也能从金矿里挖出好处来;因而,在他的事务所里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是还只剩下一点名誉没有丧失而现在发觉这剩下的一点正岌岌可危的人;都是交友不慎,结识了歹人的人;或是体面攸关的信件落在别人手里的人;或是被自己的管家勒索的人。在私生活方面迈克尔是个注重享乐的人;但是他在事务所里见到的令人胆寒的事,大概很有力量使他头脑清醒,因为大家知道(在投资事务上)他宁愿殷实可靠,而不愿冒险逞强。尤其可以看出他这一点的,是他平生始终不渝地嘲笑的芬斯伯里的“通蒂会”。

所以莫里斯到他堂兄面前来的时候,一点都不担心事情的结果,他兴冲冲地把他的计划讲了出来。这位律师耐心听了将近一刻钟,让他滔滔不绝地谈完那些显而易见的好处。然后迈克尔站了起来,一边按铃叫书记,一边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话:

“不成,莫里斯。”

尽管这位皮革商说情说理,又天天跑来说情说理,都没有用。他提议拿出额外酬劳一千镑、二千镑、三千镑,也没有用;他以约瑟夫的名义提议只要总额的三分之一就算了,也没有用。回答依然是一样的:“不成。”

“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最后说,“你对我提出的理由没有任何答辩,你没有一句话好说。照我看,我相信这是存心作对。”

律师对他莞尔一笑。“你至少可以相信一桩事,”他说,“我做什么都可以,可就是不打算满足你的好奇心。你看我今天已经多讲了几句话,因为对于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见。”

“我们最后一次的会见!”莫里斯喊起来。

“是马上离别前的一杯 ,亲爱的孩子。”迈克尔回答。

“我不能让我的业务时间白白被糟蹋。就说你自己吧,你难道没有事情吗?你的皮革生意难道没有风波了吗?”

“我相信这是存心作对。”莫里斯固执地重复这句话。“你一直厌恨我,从小就看不起我。”

“不,不——没有厌恨过。”迈克尔用安慰的口吻回答。“说什么都不如说我喜欢你来得对;你有一种地方永远令人惊喜,你只要站开一点,看来就那么黑、那么动人了。你可知道,就那么对你瞧一眼,总觉得你很有浪漫的气息?——像所谓的一个历史不简单的人?真的,我耳朵里听见的,尽是说皮革生意的历史里充满故事哩。”

“好吧,”莫里斯说,不理会那些话,“到这儿来是没有用的了。我去看你的父亲去。”

“哦,不行,你不可以去,”迈克尔说,“谁也不许去看我的父亲。”

“我倒要听听这是什么道理。”他的堂弟嚷着。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律师回答。“他身体太坏。”

“要是他的身体真像你说的那么不行,”对方嚷着,“那更该接受我的提议了。我一定要去看他。”

“你一定要去?”迈克尔说,站了起来,按铃叫书记。

依照法拉第·邦德爵士,这位名字经常出现在病状报告书下端的准男爵医师的指示,现在已是时候,该把约瑟夫(这可怜的生金蛋的鹅)移到空气较好的伯恩茅斯去了;他们离开了嘈杂的布鲁姆斯伯里,首途赴那个有着许多别墅的茫茫一片的乡野:茱莉娅很高兴,因为她在伯恩茅斯有些旧友;约翰很失望,因为他爱好城市生活;约瑟夫不管在哪儿都无所谓,只要有笔、墨水和报纸就行,只要能够避免那办公室里的折磨就行。莫里斯本人能够省掉跑市中区的麻烦,能够有一个静下来想想的时间,也不见得会不乐意。他准备做任何牺牲;他什么都不想,只想把钱再要回来,自己从皮革堆中抽身;事情有点奇怪,因为总额已达十六万镑之多,他的要求又那么委曲求全——要是他想不出一个办法来说动迈克尔,可真有点奇怪了。“要是我能猜出他的原因来就好了。”他一再这样自言自语;不论白天走在布兰克森树林里的时候,晚上辗转床上的时候,饭桌前忘记进餐的时候,在更衣车 里忘记穿衣服的时候,这个问题总是萦绕在他脑际:迈克尔为什么拒绝呢?

终于在一天晚上,他冲进了弟弟的房间,唤醒了他。

“这是怎么着?”约翰问。

“明天就叫茱莉娅离开这儿,”莫里斯回答。“她一定得到城里去,弄好房子,找好仆人。我们全体也将在三天之内跟去。”

“哦,好极啦!”约翰叫着。“可是为什么呢?”

“我想出来了,约翰。”哥哥静静地回答。

“想出来什么了?”约翰问。

“就是迈克尔为什么不肯妥协的事,”莫里斯说,“这是因为他不能妥协。这是因为马斯特曼已经死了,他却隐瞒着。”

“天哪!”感情容易冲动的约翰叫着。“不过这有什么好处呢?他干吗要这样做呢?”

“为了骗取我们‘通蒂会’里的钱。”哥哥说。

“他办不到;那样他一定要有一张医师签的证书。”约翰反驳道。

“你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些医师可以用钱买通的吗?”莫里斯问。“他们就跟黑莓一样普遍;你只要花三镑十先令就可以买通他们的。”

“要是我是一个医师,那可非要五十镑以上不行。”约翰脱口而出。

“而且!”莫里斯继续说,“迈克尔正非常需要这一大笔钱。他的当事人全都遭了难,他的业务是整个儿垮台了。要是竟然有谁能够应付这种事,那只有他自己;他准已把计划全部拟订好了;而且他这主意准是打得不坏,因为他聪明得很,这该死的东西!可是我也很聪明啊,而且势在必争。当我是个孤儿,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我就损失了七千八百镑。”

“哦,别啰唆了,”约翰打断他的话,“你为了把这笔钱要回来,所受的损失已经绝不止于此了。” PU2WM4JS0VqKZAr8YlTFEuFfbGVwsfspd3O6vXdIEPM3M5zCqO6/Lz753J5FjpVN



第二章
莫里斯的行动

于是在几天之后,应该有人(应该有G.P.R.詹姆士 的读者)看见,这无生气的家庭里的三个男人,在东车站上车离开了伯恩茅斯。这时天气阴寒多变,因此,约瑟夫被吩咐遵照法拉第·邦德爵士所规定的服装穿着起来;爵士(众所周知)对病人衣着的严格正不下于对于饮食。那些有教养的病人,在生活各方面,几乎没有谁不愿遵照这位苛细的医师的指示,至少也是遵照他的指示尽力地去做。“忌饮茶,太太,”读者一定听见他这样说过了,“忌茶、炸肝、含锑的酒和面包师傅做的面包。每晚十点三刻就寝;穿着方面最好穿全套合乎卫生的法兰绒。外边要穿一件貂皮的。还不要忘了买一双道尔·克伦比公司的卫生靴。”甚至在你已经付了诊费的时候,他还可能叫你回来,大声而郑重地加上一句:“我忘了一桩要紧的事。要像避开魔鬼一样,忌食熏鲟鱼!”不幸的约瑟夫像是衣服,连每一粒纽扣都要按照法拉第爵士的样本缝制;他脚上穿着卫生靴;身上一套衣服是用真正透气的料子裁制的;衬衫的料子是合乎卫生的法兰绒的,那是一种色彩稍嫌灰暗的针织品;外面包到膝部的是那件少不了的貂皮大衣。在伯恩茅斯车站(这位医师特别爱好的一站),那些搬运员就看出这位老绅士是法拉第爵士的作品。只有一样东西显出是他自己的本色,那是一顶盔兜式的步兵便帽;他曾经戴了这顶帽子,在以弗所 的平原上从一只垂死的豺狼口里逃生,在亚得里亚海上挨过一次大风暴 ,自此以后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使它和我们的旅行家分离。

这三位芬斯伯里一上了车,进了车厢,就争吵起来,这回事本身就不体面,对莫里斯说来更是非常不幸。要是他在车窗前多徘徊一会儿,这篇故事就根本不必写了。因为要是那么着,他一定会看见(就好像搬运员们没有错过一样)另外也有一个穿着法拉第·邦德爵士的制服的旅客走来。然而他正有着别的事情哩,而且还认为这事情重要得多——其实天晓得,他这一错真是错尽错绝。

“我从没听见过有这种事,”他嚷着,继续他们整个早晨差不多没有停过的讨论,“这张汇票不是你的,是我的。”

“上面写明是付给我的,”老绅士回答,神情非常固执,“我自己的财产,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张汇票款额八百镑,是在早餐时给他签背书 的,他干脆塞到口袋里。

“约翰,你听听看!”莫里斯喊着。“他的财产!他身上的衣服都是我的哩!”

“随他去吧。”约翰说,“我对你们两个都头痛了。”

“跟伯父说话可不该是这样的,先生,”约瑟夫叫着,“我决不能容忍这种不敬。你们是两个鲁莽、无礼而又无知到极点的年轻小伙子,我已经下了决心不让事情再这样下去了。”

“哦,胡说!”这位温文尔雅的约翰说。

但是莫里斯心里却不怎么安定了。那种反常的不服从的行动已经使他烦恼,而刚才这句有反叛意味的话他听来更觉不妙。他惴惴不安地看着这老先生。许多年前,有一次约瑟夫在做一次演讲的时候,听众满场起哄;他们觉得这位先生拿来款待大家的东西实在无味,于是把娱乐这个问题接过来自己解决了;这位演讲者(连同那位公立小学校长、浸礼会的牧师和一位暂时充任他的护卫的工人候补代表)结果就被撵出了会场。那糟糕的一天莫里斯不在场;要是他曾在场的话,那么他对现在看见的他二伯父眼睛里那种想要战斗的光芒,和嘴边那种咬牙切齿的动作,就一定会觉得眼熟。不过这些征兆即使让一个外行看来,也觉着有危险的气息。

“好吧,好吧,”莫里斯说,“等我们到了伦敦再跟你谈吧。”

约瑟夫不回答,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用发抖的双手拿出一份《英国机匠》杂志,装模作样地埋头阅读起来。

“我想知道什么东西使他这样嚣张。”这侄子思索着,“我实在不放心这种样子。”他狐疑地抓抓鼻子。

火车向前长驱而去,载着它经常载着的货物——那些早已湮没无闻的旅客,也载着老约瑟夫,他装作沉浸在刊物里的样子;约翰一边拿着一份《粉红报》 ,一边打瞌睡;还有莫里斯,他心中辘轳般转着一桩桩旧恨新仇,还有疑团和惊心事。火车驶过了在海边的耶稣堂,在松树林中的赫恩,以及在蜿蜒的河旁的令伍特。迟了一些时候(但是对西南铁路 来说可不能算怎么长的时候),火车在一个车站的月台前停住,这是在新福里斯特的森林之中,它的真名(只怕铁路公司会对我“依法起诉”)我不提,姑且把它化名为百朗亭吧。

许多旅客探头对窗外看着,其中一位老先生我想在这儿说几句,因为我现在快要把他结果掉了,而(在这整个故事里)我一点都不像还有机会遇见第二个这样正派的人。他的名字无关紧要,他的习惯却得说说。他穿了一身苏格兰呢制衣服在欧洲大陆漫游,消磨了一辈子;多年阅读《格里奈尼先驱报》,终于损伤了他的视力,他忽然想去看看亚述 的河流,于是到伦敦去找了一位眼科医师。通过眼科医师就找到牙科医师,再通过这两科医师找到内科医师,这种步骤好像是免不了的;不久就归在法拉第爵士的治下,穿上了透气的衣服,被送到伯恩茅斯去;现在他正要回去对那位作威作福的准男爵(他是他故乡中唯一的友人)做报告。那些穿着苏格兰呢制衣服的漫游者的情形是很有趣的。我们都会看见他们走进旅馆的公共餐厅(斯培西亚 的、格拉茨 的,或是威尼斯的),带着一种温和而忧郁的面貌,以及一种到过印度而未获成就的沮丧的神情。好几百个旅馆的账房里都晓得他们的名字;然而,如果明天这整个漫游大队不见了踪影,也不会引起别人丝毫的注意。所以假定只是其中一个人——譬如这位穿着透气衣服的先生吧——失踪了,当然更算不上一回事了!他在伯恩茅斯的账已经付清;他在人世间的全部财产都在行李车上的两个大皮箱里,而这些,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当作无主的行李卖给犹太人,法拉第爵士的管家在年底可能少掉半克朗 的收入,而欧洲各个旅馆的业主相近这时候也会叹息在利润上有着虽小却是很显然的下降。可是影响也就是这么一点儿了。或许这位老先生对此亦有所感,因为当他把没戴帽子、鬓发灰白的头从车窗前缩进来的时候,带着一副够明显的愁容,这时,火车在那座桥下冒着烟,往前开着,愈开愈快,驰过那常青灌木和其他树木掺杂着生长的新福里斯特。

可是,在刚开过百朗亭几百码的时候,忽然起了一阵刹车的轧轹声,全车的人浑身打战,火车猛然停住了。莫里斯·芬斯伯里听到腾起了乱糟糟的人声,跳到车窗边。妇女们在尖声大叫,男人们在从窗口翻到路轨边,路警们在嚷着,叫他们各守原位;与此同时,火车开始一点点增加速度,慢慢向百朗亭方向倒退;然而转瞬间,这种种声响都被一列猛扑过来的下行快车的催命似的汽笛声、雷鸣似的急驰声淹没了。

冲撞的那一刹那莫里斯没有听见声响。可能他已晕过去了。他做了一个怪梦,看见车厢从半中腰折断了,又碎成片片撒了一地,好像哑剧里的戏法;的确是的,他醒过来的时候,真的躺在露天的硬地上。他的头疼得要命;他把手举到额上一摸,看到手被鲜血染红了,倒也不觉得奇怪。他满耳只听见一种不堪忍受的、一阵阵的轰鸣声,他原以为恢复了知觉就会听不到了,可是不但不然,反而好像变得更响、更不留情地刺透他的耳鼓。那是惊天震地的雷鸣的声音,好像锅炉工厂在钉铆钉。

现在他的好奇心也开始活动,他坐起来,环顾四周。在这儿的路轨,绕着一座长着树木的小山丘,角度很小地兜过来;靠近他的这一方,整个儿都给伯恩茅斯火车的庞大残骸占了去;那列快车的残骸大部分都被树林遮蔽;就在转弯的地方,在一股股直冒的蒸汽,以及石冢似的堆散满地正在燃烧着的煤块中,可以看见横倒在那儿的两辆机车的残余部分,一个压着另一个。在这条轨道的那边,常青灌木林的边缘,许多人来来往往地奔跑,一面跑,一面喊,另外还有许多人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好像睡着了的流浪者。

莫里斯忽然得出了一个结论。“出了事儿啦!”他想着,对于自己这么明察秋毫得意非凡。差不多与此同时,他看见了约翰躺在近旁,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可怜的老约翰啊!可怜的老家伙啊!”他想着,不知从什么忘了好久的地方涌出一种小学生似的感情,他以孩子气的相亲相爱的样子握住了弟弟的手。或许是手的接触碰醒了他吧;无论如何约翰是睁开了眼睛,一下子坐了起来,欲言又止地动了几次嘴唇,然后说:“什么事这样吵?”是恍恍惚惚的鬼似的声音。

那个魔鬼的锻冶场上的噪声,依然在他们耳朵里雷鸣般地震响。“让我们离开那东西吧。”莫里斯喊着,指指那边仍然从两个撞坏的机车里冒出来的蒸汽。他们互相搀扶,爬了起来,颤抖着,摇晃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这一片死亡的景象。

就在这时候有一队人朝他们走来,那些人已经组织了救护队。

“你有没有受伤?”其中一个大声问,那是一个年轻人,苍白的脸上挂着汗珠,从别人对待他的样子看来,他显然是个医师。

莫里斯摇摇头,年轻人冷酷地点点头,递给他一瓶酒。

“喝一点吧,”他说,“看样子你的朋友得赶快喝些酒才好哩。我们要每一个有活动能力的男人都参加,”他又说,“我们面前有极多的工作要做,没有谁可以逃避。要是你不能做别的,你可以去抬担架。”

医师刚离开不久,莫里斯借了酒力,神志完全清醒过来。

“我的天!”他喊起来,“二伯父约瑟夫呢!”

“是啊,”约翰说,“他在哪儿呢?他不会离这儿很远。我希望这老头儿没有摔坏才好。”

“来帮我去找。”莫里斯说,突然狠狠地下了一个决心,这跟他平常的态度迥然不同,于是片刻不稍待地迈开了脚步。“他可不能摔死了呀!”他喊着,向老天挥着拳头。

兄弟两个往来奔波,睁大着眼睛看着一个个受伤的人的脸,又把死去的翻过身来看看。他们这样验查了总有四十个人,可是仍然不见二伯父约瑟夫的影子。然后他们一路搜索过来,现在已走近了撞车的中心地点,这儿两只汽锅还是在喷出蒸汽,声音还是响得震耳欲聋。这儿是这块场地中尚未经救护队来收拾的一处地方,地面,特别是树林边上的地面,很不平坦——这儿一个坑,那儿一座顶着一丛金雀花的小丘。这种地方是可能隐匿好多尸体的,他们就像猎狗追踪猎物似的搜寻着。在前面领路的莫里斯突然停了下来,食指向前指着,一副悲痛的样子。约翰沿着他哥哥手指的方向看去。

在一个沙坑的坑底躺着一个曾经被称为“人”的东西。脸毁伤很严重,已经无法辨认;不过也无须辨认。那雪白的头发、貂皮的大衣、透气的衣料、合乎卫生的法兰绒——一切的一切,就连从道尔·克伦比公司买来的卫生靴,都足以证明这是二伯父约瑟夫的尸体。只有那顶步兵便帽一定是在那场激变中失落了,因为这死人光着头。

“可怜的老骨头啊!”约翰说,声音里有着真情流露的意味,“我真情愿拿出十镑来赎回我们刚才在车上对他不敬的罪愆!”

可是莫里斯只呆呆地看着这死人,脸上冷冷的,没有表情。他咬着手指甲,翻着眼睛,皱着的眉毛表现出一种悲痛的恼怒和悲痛的用心思索的样子,他静静站着,一声不响。到头来还是一桩不公平的事;他是一个孤儿,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被人盗用了钱,被人拖累在一爿没落的皮革店里,被人加了一个海士尔坦小姐的负担,被堂兄欺诈“通蒂会”里的钱,这一切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他已经以正人君子的风度忍受下来了,可是现在呢,他们竟然把他的二伯父弄死了!

“来!”他突然说,“抓住他的脚,我们必须把他弄到树林子里去。我决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尸体。”

“哦,胡说八道!”约翰说,“这又有什么用呢?”

“照我的话做就是,”莫里斯一面冲着他说,一面抬起这尸体的肩膀,“难道要我一个人背吗?”

他们把他抬到了树林的边缘,再走十几步就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再往后退一点,到了林中沙质的空地上,他们把这负荷放了下来,站着,厌恶地看着他。

“你打算怎么做?”约翰轻声问。

“当然是把他埋了!”莫里斯答复了,他打开一把小折刀,发狂似的掘起土来。

“用这劳什子你一辈子也掘不成。”另一个反对道。

“你要是不肯帮忙,你这个胆小鬼,”莫里斯尖声大叫,“你尽可以给我滚!”

“这是最最幼稚的蠢事,”约翰说,“但是我却不能让人称作胆小鬼。”于是勉强动手帮他的哥哥掘起土来。

这儿沙质的土很松,但是四周枞树的根纠结着,像一床席子垫在下面。金雀花刮破了他们的手;他们把坑里的沙土掏出来,常常弄得沙土上染着他们的血。在莫里斯不懈的努力和约翰的不热心的帮忙下这样过了一个钟点,可是壕沟还是只有九英寸深。尸体就被胡乱地扔到这里边;再盖上沙土,这之后还得掘一些沙土,并且割一些金雀花来堆在上面;然而在这肮脏的小土堆的一端,还是看得出凸着一双脚,而且那漆皮鞋的鞋尖在闪闪发亮。这时候他们两人都丧失了勇气,即使莫里斯也觉得这工作可怕得够受;他们于是像两头野兽似的偷偷摸摸地躲到近边最密的树丛中。

“我们最多只能做到这样子了。”莫里斯说着坐下来。

“那么,现在,”约翰说,“你或许可以客客气气地跟我谈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要是你自己还不明白,”莫里斯大声说,“毫无疑问,我对你说了也等于白说。”

“哦,这当然是关于那个‘通蒂会’的什么鬼把戏啰,”对方回答,“但是这简直是胡闹。我们已经失去了它,这也就完了。”

“我跟你说说吧,”莫里斯说,“大伯父马斯特曼已经死啦。我知道这桩事,我听见一个声音这样说。”

“好吧,可是二伯父约瑟夫也死了哪。”约翰说。

“我要是说他没有死他就是没有死。”莫里斯回答。

“如果这样呢,”约翰大声说,“假如你的话是对的,大伯父马斯特曼是死了好久了,我们只要宣布真相,揭发迈克尔不就得了。”

“看来你是把迈克尔当作一个傻子了,”莫里斯嘲笑地说,“你难道还不明白这个骗局他已经准备了好几年啦?他什么都准备好了:护士、医师、殡仪馆,全都买通了,死亡证书上也样样齐备,只等填上日期!要是他一得到我们这里的事变的风声,你等着瞧吧,大伯父马斯特曼一定不出两天就死了,不出一个星期就埋掉了。可是你看着吧,约翰,迈克尔能做什么,我也能。他会玩一套空城计,我也会。他的爸爸要是永远活下去,我的二伯父也势必会活下去!”

“这是违法的,是不是?”约翰说。

“一个人多少得有点维护正义的勇气吧。”莫里斯大义凛然地回答。

“那么假使你猜错了呢?假使大伯父马斯特曼是活着而且手脚轻健呢?”

“嗯,就算是这样吧,”那阴谋家答复,“我们的情况可并不比从前坏;实际上反而更好。大伯父马斯特曼总有一天是要死的;而只要二伯父约瑟夫一直活着,他随便哪一天都可能死;可是我们现在却完全不用烦这个神了:我打算玩的把戏可以无限期地玩下去——一直玩到天国降临的时候。”

“我真不明白你打算怎样做!”约翰叹了口气,“可是你晓得,莫里斯,你从来都是一个粗坯,干不来细活的。”

“我倒要听听我到底把什么事情弄糟过,”莫里斯嚷着,“我搜集的一套印章戒指是全伦敦最好的哩。”

“嗯,你也知道那爿皮革店的情形,”对方提醒他,“那是被认为相当糟糕的。”

莫里斯倒是受得了这句话,不理睬,也不反诘,甚至心中也不怀恨,这是他有一种异常的自制力的表现。

“关于我们眼前的事情,”他说,“只要我们能把他弄到布鲁姆斯伯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把他埋在地窖里,那地方好像是专为此而造的哩;然后我只要到外面去收买一个医师就行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就埋在现在这个地方呢?”约翰问。

“因为我们对于这地段毫无所知,”莫里斯辩驳道,“这座树林可能经常有情侣来散步。你还是把脑筋转到真正困难的问题上来吧——我们怎么样把他弄到布鲁姆斯伯里去呢?”

种种办法都经讨论,都经否决。百朗亭火车站当然不行,因为这儿现在一定是爱打听之人和流言蜚语聚集之地,他们要想把一具尸首一下子运出去而不被人注意,那(比起任何事情来)是最最不可能的了。约翰有气无力地提议弄一只麦酒桶把尸首假作啤酒装出去,但是莫里斯认为这个办法不当之至,简直不屑作答。要是去买一只货箱,看来同样无望,因为既然这两位先生没有任何行李,那为什么需要一只货箱呢?他们要是需要干净的衣服才比较合理一点。

“我们尽朝这方面想可错了,”莫里斯终于这样嚷起来,“这事情必须从长计议。假定现在,”他又这样说下去,兴奋地、断断续续地,好像在自言自语,“假定我们租一幢租期按月计算的农舍。那么一个住户买一只货箱是不会引人注目的。再假定我们今天叫人让出了房子,今晚弄到了一只货箱,明天我就可以去租一辆客车——或者一辆我们自己可以赶马的货车——载着那只箱子,或者我们弄到的别的什么东西,到令伍特或者林德赫斯特或者别的地方去;我们可以在那上面弄个标签注明‘标本’字样,你懂吧?约翰,我相信我毕竟摸准了路了。”

“嗯,这办法似乎比较行得通。”约翰承认。

“我们当然得用假名字,”莫里斯继续说,“用我们本来的绝对不成。你看就用‘马斯特曼’这名字怎么样?它听起来既文静又庄重。”

“我才不愿意叫马斯特曼哩,”弟弟回答说,“你要是喜欢,你用好了。我要叫万斯——伟大的万斯,‘最后六晚,决不延期’。像这样的名字才带点劲儿。”

“万斯!”莫里斯嚷着,“你难道以为我们是在演一出戏来玩玩吗?叫万斯的从来没有一个不是演艺馆里的歌唱家。”

“它好就好在这儿啊,”约翰回答,“它立刻让你有了个身份啊。你尽可自己叫自己福特斯库什么的,叫得震天价响,也不会有人来注意你;可是一叫万斯,他自然而然就高贵起来了。”

“不过带有戏剧性的名字还有很多哩,”莫里斯大声说,“莱伯恩啊,欧文啊,布鲁啊,图尔啊——”

“我一个也不要!”他的弟弟回答,“我打算跟你一样,要在这事情里边找出一点个人的乐趣。”

“好吧,”莫里斯说,他看出约翰是决心固执到底了,“我就叫罗伯特·万斯吧。”

“我就叫乔治·万斯,”约翰喊着说,“如假包换的乔治·万斯!大家拥到我的周围来呀!”

他们把身上凌乱的衣服尽可能地整理好,这芬斯伯里兄弟就取一条迂回的道路回到百朗亭去找吃中饭的地方并去找一个适当的农舍。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要在短时期内找着一个备好家具的住所,并不很容易,但是幸运之神不一会儿就把我们的两个冒险家介绍给一个耳聋的木匠,他有着好多所备着家具的农舍,真心诚意地立刻供应给他们。他们拜访的第二个地方要一英里半以外才有旁的人家,对此,他们交换了一下满意的眼色。不过走近了一看,这地方不免有令人失望之处。这农舍坐落在遍长着常青石楠灌木的潮湿的洼地里;高大的树木遮在窗前,望不远;桷椽上的盖草看得出烂了,墙壁上又沾着斑斑点点有碍健康的绿霉。房间也小,天花板又低,家具只不过徒有其名;厨房里充满着一种怪异的寒气和一种潮湿的氤氲不散的气息;卧室里只有一张床。

莫里斯为了要使房钱减少,提出了这一缺点。

“很好,”那个人回答说,“要是你们不能两个人睡一张床,你们最好还是住别墅去吧。”

“其次哩,”莫里斯继续说,“又没有水。你们用的水是打哪儿弄来的呢?”

“我们从泉水那儿打水来把那个灌满。”木匠说,一面指着门旁一只大水桶。“说起来,泉水离这儿并不太远,而且用吊桶汲水也很容易。那儿就有一只吊桶。”

他们看着那只大水桶,莫里斯用胳膊肘儿捅捅他的弟弟。大水桶是新的,做得很结实。如果他们还缺少什么东西使他们拿定主意,那么那只特别实用的大水桶可起了决定性作用。交易很快做成了,一个月的租费当场付清,大约一小时之后就可以看见芬斯伯里兄弟回到这所糟透了的农舍里来,带着钥匙,这是他们租赁权的象征;一盏酒精灯,他们彼此打趣说这可以用来做饭;一个相当大的猪肉馅饼;还有一夸脱汉普郡 的最劣等的威士忌酒。他们已办妥的还不止这些事,而且已经(借口自己是风景画家)租好了一辆轻而坚固的两轮载货马车,预订明天一清早使用;所以当他们换了那种新身份的时候,他们大可以对自己说事情最棘手的部分已经迎刃而解了。

约翰着手烧茶;莫里斯在屋子里东找西找,一下子在厨房里的架子上发现了大水桶的盖子,开心得不得了。这样一来,可就是只完整的货箱了;既然没有稻草,这几床毯子(至少他自己没有一点儿意思要照这东西现有的用途用一用)正好作包装的代用品;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了,莫里斯几乎高兴得发狂。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这一个问题是他全部计划的关键所在。就是约翰肯不肯一个人待在农舍里?他还不敢提出这个问题。

这哥俩儿兴致勃勃地在冷杉木桌旁坐下来,动手解决那个猪肉馅饼。莫里斯详述了他是怎样发现桶盖的,那位“伟大的万斯”兴奋得用地道的演艺馆的做法,拿叉子敲打桌子,表示赞美。

“这才对啦,”他喊着,“我一直说这种事必得要弄一只水桶才成。”

“当然啰,”莫里斯说,一面想,这正是让他弟弟做个准备的好机会,“你当然不得不待在这儿,等我通知你再离开这儿;我得对外宣称二伯父正在新福里斯特休养。我们两个都在伦敦露面是不成的,那样我们就怎么也解释不了那老头儿怎么不见的事了。”

约翰的下巴颏儿耷拉了下来。

“哦,不行!”他喊着,“你自己待在这间牢房里好了。我可不干。”

莫里斯涨红了脸。他看出无论如何要说服他的弟弟。

“请你想想,约翰,”他说,“‘通蒂会’里的那笔钱。假如我成功了,我们各人就可以有五万镑存到银行里。是呀,差不多有六万镑。”

“但是假如你失败了,”约翰回答,“那怎么办呢?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们银行里的账目又将怎样?”

“那由我来付一切费用好了,”莫里斯说,内心却在做斗争,“你什么也不用破费。”

“好吧,”约翰说,笑了一笑,“要是费用归你,一半利润归我,我倒不在乎在这儿待上这么一两天。”

“一两天!”莫里斯喊着,他发起脾气来了,好不容易才压制住,“哼,你就是想在赛马中赢五镑,也得比这多做点事吧!”

“也许是的,”那位“伟大的万斯”说,“那是由于天生爱好艺术之故。”

“简直荒谬绝伦!”莫里斯发作起来了,“我担着一切风险,我担负一切费用,我跟人平分利润,而你都不肯吃一点点小苦帮帮我。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诚恳的,这甚至是不存好心的。”

“但是假定,”约翰提出异议,他哥哥的激烈的态度给了他相当深刻的印象,“假定大伯父马斯特曼根本还活着,而且还要活上十年,那么我就得烂在这儿十年不成?”

“当然不是,”莫里斯回应,声调变得温和起来,“我顶多只要你待一个月;要是那时候大伯父马斯特曼确实没有死,你就可以到国外去。”

“到国外去?”约翰急切地跟着说了一句,“那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去?对他们说约瑟夫和我到巴黎去见世面去了。”

“别胡闹。”莫里斯说。

“就算吧,可是你瞧瞧看,”约翰说,“这种房子,这种猪栏,又是这样寂寞和潮湿。你自己也说潮湿得很。”

“那只是对木匠这么说,”莫里斯分辩着,“为了压低房租。不过这是真的,你知道,我们现在住进了这幢房子,我觉得我见过比这儿更糟的。”

“那么叫我做什么好呢?”这牺牲者叫苦,“我若是要招待一个朋友怎么招待呢?”

“我亲爱的约翰,要是你认为不值得为‘通蒂会’里这笔钱受这么点麻烦,就直说吧,我可以完全放弃。”

“你对这笔钱是绝对有把握的了,是不是?”约翰问。“好吧,”——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粉红报》和所有的滑稽刊物按期寄来吧。我来挑这副担子吧。”

下午渐渐过去了,农舍里闻到的当地沼泽的气味,更觉刺鼻了;令人寒战的阴冷占据了各个房间;炉火冒着烟,一阵雨珠乘着顺风,从海峡飘来,打在窗户的玻璃上,沙沙作响。间或在沉闷的空气浓得死沉沉的时候,莫里斯就递过去一瓶威士忌,约翰起初欢迎这调剂品——可是维持不了多久。有人说这酒是汉普郡出产的最坏的一种;只有那些熟悉本郡的人才能领略出这“最坏”两字的味道来,所以到末了即使“伟大的万斯”(他不是识货的人)也对这苦汁挥手,不愿沾唇了。黄昏袭来,一支孤零零的兽脂蜡烛无力地抵抗着,使这儿染上了一种悲剧的色彩;约翰忽然停住他从指缝间吹出来的口哨——他已经被弄得只好练习练习这种技艺了——对刚才的让步深深慨叹起来。

“我不能在这儿待一个月,”他嚷着,“没有一个人待得下去。这事情是胡闹,莫里斯。就是下过巴士底监狱 的人也会起来反对这样一个地方的。”

莫里斯却很可钦佩地装出一副安之若素的样子,还提议玩玩掷钱游戏。这位外交家有什么事不肯迁就!约翰最喜欢玩这种游戏了,也实在是他唯一会玩的东西——他觉得其他一切游戏都太费脑筋——他玩起这个来技巧跟运气同样好。另一方面,对莫里斯自己来说,他对这玩意儿根本没有兴趣;他掷得不好,抛起来手气坏,输起来又要心痛。可是约翰的情绪已经危险,做哥哥的只得不惜任何牺牲。

到了七点钟,莫里斯已经输掉几个半克朗钱币,心痛得令人难以置信。即使有那一大笔“通蒂会”里的钱在他眼前闪烁,这也是他所能忍受的极限了;于是他说了句下次有机会再来报复的话,就提议吃点东西,喝点掺水的酒。

他们还没有用完这顿简餐,已经到了动手工作的时间。从大水桶里打出一吊桶的水,以应目前需要,然后大水桶被倒净了,滚到厨房的炉火前烤干;于是这两兄弟在不见星光的天空下,出发冒险去了。 VefVUfN8sRGMhKjKzWNQRoD+Zt4HK6gQau2yrHRY+PdzIfbF0ERvmyGb+pIbxAoL



第三章
演说家逍遥自在了

人类是否真正向往幸福,是一个疑问。没有一个月会平淡无事地过去,不是什么人家的被寄予厚望的儿子遁逃而投身到商界去,就是什么有身份的丈夫跟一个女助手私奔到得克萨斯 ;或者牧师抛弃教区居民而出走,甚至法官退休也有所闻。照一个心胸宽大的人看来,那么,约瑟夫·芬斯伯里一心想要逃亡多半是不足为奇的了。他的命运(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能算是好的。我跟我的朋友莫里斯先生每星期有两三次从斯奈尔斯布鲁克公园同车进城,他实在是一个我所尊敬的人;但是作为一个侄儿却说不上够标准。至于约翰,他当然是一个好人;但是如果要他来单独担当起使某人跟某个家庭联结起来的任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会投票赞成还是让他到国外旅行去的好。对于约瑟夫说来,约翰(假如他可算起着环节作用的话)并不是他唯一的环节;早就有旁的可爱的环节使这位老先生跟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家联结在一起了;而我说这句话并无丝毫意思指茱莉娅·海士尔坦(虽然他也相当欢喜她),我是指那一大沓他一生心血尽耗其中的笔记簿。他竟然得下决心,叫自己忍痛跟这些一鳞半爪的笔记分离,到世上东飘西荡,除了凭借记忆,再也无从追索,这事情本身实在有极深的悲凉况味,就是对他的两个侄儿说来,造成这局面也不是太聪明的事。

这个打算,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诱惑,已经有了好几个月的历史;现在一张付在他名下的票面金额八百镑的汇票,忽然到了他的手里,使得事情如箭在弦了。他珍藏着这张汇票,像他这样节俭的人,算是发了一笔横财了;他本来预备到了滑铁卢车站以后,混在人丛里逃走,或者(假如上述方法办不到)趁着夜色偷偷从家里溜出去,像梦幻似的融入伦敦几百万市民之中。然而老天来了一段离奇的穿插,铁路当局闯了祸,他无须久等了。

百朗亭惨案发生之后,他是最先苏醒的人中的一个,他爬起来,一看见两个侄子趴在地上,就想到机会来了,于是拔腿就走。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方才遭遇火车失事,又要背着一身累赘的全套法拉第·邦德爵士的制服,是不大可能跑得很远的,可是树林近在咫尺,给了这逃亡者至少一个暂时的藏身的地方。这位老先生于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捷步子蹦到这里来,可是他很有点喘不过气来,又曾受到了相当厉害的震动,因此就近在一个树丛里躺下来,不久就陷入沉睡之中了。那时候如果有一个局外人在旁边看着,那命运的安排倒是非常有趣的:莫里斯和约翰正在沙地上掘坑预备把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尸体藏起来的时候,他们的二伯父却正在树林里更深入几百码的地方甜睡得梦都不做,这情况自然好玩得很。

他是被近边大路上传来的热闹的喇叭声闹醒的,大路上正有一辆游览车载着一些迟归的游客赶过去。喇叭声使这老人兴奋起来,指使他的脚奔到那儿去,一转眼他已经站在大路上,眼睛在帽檐下东张西望,不知该怎么办了。远处响起了不疾不徐的车轮声,接着可以看见一辆货车赶了过来,车上载满了包裹,赶车的看来是一个好性情的人,他坐在双人车座上,一块木板上题着这样的字:“我江德勒,运送员。”在这位芬斯伯里先生的单调得令人耻笑的头脑里,还有那么一点儿诗意,并且仍然能发生作用;当他是个四十岁的轻浮的青年的时候,这点诗意曾使他远走到小亚细亚去,现在,在他恢复自由的最初几小时里,又使他想到搭了那位江德勒先生的马车,继续逃亡。这该是不花什么钱的;说得准确一点,可能是不费分文的,这点,加上戴了多少年的无指手套,穿了多少年的合乎卫生的法兰绒服装,现在想到可以见见天日了,他的心简直飞了出来。

江德勒先生看见这样一位老先生,穿着这样奇怪的服装,在这样偏僻的路边请求搭车,或许有一点诧异,然而他是一个好性情的人,乐于与人方便,因此就把这个陌生的人带上了车;对于礼貌,他有他的一套看法,因此什么话也没有问。大家静静的,在江德勒先生看来,实在够好了;但是,几乎车轮刚刚开始向前转动,他就发觉自己被困在一种片面的谈话之中。

“我晓得了,”芬斯伯里先生打开了话匣子,“看见这车子上混杂地堆着大包小盒,每样东西上面都有着不同的标签,又看见你赶着的是佛兰德斯的好母马 ,我就晓得了你的职业,你是那伟大的英国运输系统里的一个运送员,那系统虽然有着它的种种缺点,仍不失为我国足以自豪的事业。”

“是的,先生,”江德勒先生含糊地回答,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些邮包真叫我们运送员受累。”

“我这个人是不存偏见的,”约瑟夫·芬斯伯里继续说,“年轻时候我走了好些地方。不论是多么小、多么鲜为人知的事情我都要了解的。在海上,我学了航海术,学会了打海员们打的复杂的绳结,懂得了那些专门术语。在那不勒斯 ,我研究做通心面的艺术;在尼斯 ,则探求做蜜饯水果的原理。我在去看一出歌剧以前,从来都是先买了这歌剧的剧本,把主要的曲子用一只手指在钢琴上试弹,叫自己熟悉熟悉。”

“你一定见识很广,先生,”运送员说,一边轻轻鞭着马,“我真羡慕你。”

“你可知道这个‘鞭’字在《圣经·旧约》里出现过几次?”那位老先生往下说,“一百(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四十七次。”

“是真的吗,先生?”江德勒先生说,“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

“《圣经》有三百五十万零一千二百四十九个字母。其中的诗歌我想总在一万八千首以上。《圣经》的版本很多;首先把它介绍到英国来的,是威克里夫 ,那大约在一三〇〇年。所谓《分段圣经》,是一种著名的版本,之所以有这名称,是因为那是分段的。《布利却司圣经》也是一种著名的版本,之所以得此名称,或许是因为由布利却司刊印,不然就是因为刊印的地方叫布利却司。”

运送员虚应故事地说他觉得那当然不错,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更合脾胃的事情上来——这时要从一辆载着稻草的货车旁经过;这事情不大容易,因为路窄,两旁又都有着沟渠。

“我看出来了,”车子安然地经过那辆货车之后,芬斯伯里先生开口说,“你用一只手抓住细绳,你应当用两只手。”

“啊,这我倒要听听高见了!”运送员鄙夷地大声说,“什么原因呢?”

“你明白不了,”芬斯伯里先生继续说,“我对你说的是一种有科学根据的事,基于杠杆的理论,属于机械学的范围。外间有几种一先令一本的入门小书很有趣,我相信干你们这行的一定会喜欢看看。可是我想你大概没有学会一种观察事物的艺术吧;至少在现在我们已经同车了好些时候,而你还是连一桩事情也没有对我说过。这可犯了严重错误了,我的好先生。譬如说,我不知道你可曾观察到(你刚才经过那个赶稻草车的人的时候),你从左边走了?”

“我当然知道啦,”运送员叫起来,他现在已经进入敌对状态,“要是我不从左边走,他就可以请我吃官司。”

“不过,要是在法国,”老先生继续说,“我相信还有美国,你就一定会走右边了。”

“我一定不会,”江德勒先生着恼地嚷着,“我一定会走左边。”

“我观察到,”芬斯伯里先生还是只顾往下说,不理睬别人的话,“你只用线把马具绽开的地方缝好。我一向反对英国的穷人这样粗疏懒散。有一次我对一批有鉴赏力的听众宣读我的一篇论文——”

“我并没有用线缝,”运送员绷着脸说,“我用的是细绳子。”

“我一向反对,”老先生还在往下说,“我们国家里下层社会中的人,无论在私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无论在劳动作业中,总是不会打算,不懂节约,奢侈浪费。及时的针砭——”

“谁是什么下层社会?”运送员大声斥责,“你自己才是什么下层社会!要是我刚才把你当作一个像模像样的贵族,我真不会让你搭车哩。”

这两句话是用毫不掩饰的厌恶口气说出来的;这一对显然意气不相投,即使像芬斯伯里先生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碎嘴子,再想谈下去也是不可能的了。他气呼呼地把步兵便帽的帽檐往下一拉,遮在眼睛上面,然后从最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蓝铅笔,不久就全神贯注在计算题上了。

运送员这方面开始如释重负地吹起口哨来,如果他(偶然)对同车朋友瞧一眼的话,那是怀着亦喜亦惧的心理——喜的是他已经慑服了这个多话的怪物,惧的是生怕(由于什么意外)这怪物又开起口来。现在一阵骤雨落了下来,赶上了他们而又赶到前头去,即使在这当儿,两人仍旧默不作声地忍受着;他们也是这样默不作声地一直驶到南安普敦。

已是黄昏时分,商店里的灯光透过窗子照到这个古老的海港的街道上,住宅里也上灯吃晚饭了;芬斯伯里先生心里宽松舒畅,开始想起夜晚住宿的问题。他把簿子放开,清了清喉咙,怯生生地看看江德勒先生。

“你能客气一点,”他说,“给我介绍一家旅馆吗?”

江德勒沉思了一阵。

“嗯,”他终于说,“屈勒贡维尔·阿姆士不知怎么样。”

“屈勒贡维尔·阿姆士一定好得很,”老先生应声说,“要是那是一家清洁、便宜、住客都很客气的旅馆的话。”

“我并不怎么为你着想,”江德勒先生一边想一边回话,“我想到的是开那家旅馆的我的朋友瓦特;你不知道,去年我困难的时候,这个朋友帮了我的忙。我在想,这事情做得应该不应该呢,把你这样一个老头儿弄去麻烦他,你那套常识可能送掉他的命。对于我那位朋友说来,究竟是应该不应该呢?”江德勒先生以恳切的口气问着。

“听我说,”老先生冒火了,大声嚷着,“你不要钱,把我带到这儿,我很感谢;可是你并没有权利就这样随便糟蹋我。这一先令是酬谢你的;要是你不预备把我送到屈勒贡维尔·阿姆士下车,我可以自己去找。”

江德勒先生吃了一惊,有一点不知所措;一面含糊地说了些道歉的话,一面推辞了那一先令,一声不响地赶着马车,穿过几条错综曲折的小街陋巷,最后在一家灯火辉煌的旅馆门前停了车,高声呼喊:“瓦特先生。”

“是你吗,詹姆?”一个充满热诚的声音从马房前的院子里传出来。“进来烤烤火呀。”

“我只在这儿停一停,”江德勒先生说明,“让一位要吃要住的老头儿下车。注意,我劝你要当心他,他可比禁酒会的宣传员还要叫人吃不消。”

芬斯伯里先生下车很费了一番劲,因为长途乘车使他筋肉失去了灵活性,火车出轨又叫他很受震动。友善的瓦特先生不顾运送员的介绍词不很中听,却以最周到的礼貌招待这位老先生,把他领到后客厅,那儿壁炉里正生着火,暖烘烘的。一会儿这房间就摆好了一张桌子,他又被请到桌旁坐下来,去对付一盆炖鸡——这盆鸡,之前曾经上过桌子,所以稍差一点——还有从酒桶里盛出来的一大锡镴杯麦酒。

吃完晚饭,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恢复了精神的巨人了;他移坐到一张靠近炉火的椅子上,为着寻求大发宏论的愉快,开始对别的住客从旁打量起来。在场的约有十二个人,都是男人,而且(约瑟夫很高兴地看出)都是手艺人。他已经常常感到应该感谢那些人有好胃口,愿意听东拉西扯和回环反复的言论,这特别是机匠们所喜欢的事。不过,即使要一群手艺人来做听众,也得下一番功夫才行,而对于这必修的艺术,没有谁比约瑟夫·芬斯伯里更为精通了。他把眼镜架在鼻梁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摊在面前的桌子上。他一会儿把纸捏作一团,一会儿把纸展开抹抹平;一会儿一页页地看,对纸上的话显然很得意;一会儿皱着眉毛,敲敲铅笔,好像深思熟虑地推敲某一字句。他偷偷地向房间里四下望了一转,晓得自己的装腔作势已经获得成效;所有的眼睛都转到这位表演家的身上来了,嘴都张大着,烟斗都停在半中间;这些小鸟都入其彀中了。就在这时候,瓦特先生走进屋来,又给了他一个好机会。

“据我的观察,”他面对这位掌柜的说,一面又带着一种怂恿的神色向四周瞥了一眼,把一房间的人都划入他的听众范围之内,“据我的观察,这儿有几位先生,正在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当然啰,在旅馆的一间公用客厅里,是不大看见有谁这样埋头研究文学和科学方面的事情的。这儿就是我今天上午得出的一些关于我国和别国生活费用的数字——也不用我说了,这是工人大众极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做出一个每年收入八十、一百六十、二百和二百四十镑的生活费用比较表。我得承认收入八十镑的多少使我感到棘手,其他几项也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准确;因为外国各国的洗衣价格大有涨落,各种焦炭、煤块和柴的价钱也变动得厉害。我现在把研究的结果念出来,如果我由于疏忽或者欠缺知识,生出了不论多么小的错误,都希望你们毫不犹豫地指出来。先生们,我就从每年收入八十镑开始啦。”

于是这位老先生怀着比他对待野蛮的兽类还要少的怜悯心,公布了他全部引人入睡的统计数字。他不时把一种收入列出十种数字,把拟想中的人先后放在伦敦、巴黎、巴格达 、斯匹次卑尔根 、巴士拉 、赫尔戈兰 、锡利群岛 、布莱顿、辛辛那提 和下诺夫哥罗德 ,在各个地区都给以适合当地情况的给养,这就难怪他的听众事后回想,认为那是他们生平所度过的最令人厌倦的一个夜晚。

在离芬斯伯里先生讲到以一百六十镑的收入生活在下诺夫哥罗德还差着一大段之前,听众已经减少,只剩几个豪饮的老年人和那个忍气吞声的瓦特陪伴他。络绎不绝地有顾客从各处来,但是他们一经受到招待,就匆匆忙忙地喝了酒,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儿,去找下一家旅馆。

等到那个一年收入二百镑的青年在锡利群岛混日子的时候,只有瓦特先生一个人陪着这位经济学家了;假想的青年还没有在布莱顿开始生活,这最后一个追随者也退出了这场东追西逐的游戏。

芬斯伯里先生经过白天这种种辛劳之后,睡得很好。他起身很迟,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吩咐开账。这时候,他发现了一桩许多人在以前和以后也发现的事:要账单和付账是凑合不到一块儿的两桩事情。各项费用都是低廉的,而且(这结果也少见)总数也小;然而,虽经最最仔细地搜遍每一只口袋,这老先生全部的流动资金总共似乎只有一先令九便士半。他请见瓦特先生。

“这是一张票面金额八百镑的汇到伦敦的汇票,”芬斯伯里先生在那位有身价的人来到的时候这样说,“除非你愿意自己贴现,否则怕得再过一两天才能去兑到现款。”

瓦特先生对这张汇票看了看,又翻过来,折了一个角。“还得过一两天?”他重复老先生的话,“你身边没有现钱?”

“只有一些零钱。”约瑟夫回答,“算不上什么的。”

“那你可以把钱寄来,我很乐于信任你。”

“不瞒你说,”老先生回答,“我很想待下去,我正等钱用。”

“假如借给你十先令可以够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效力。”瓦特急切地回答。

“不,我想我还是待下去,”老先生说,“并且请你把这张汇票贴现吧。”

“你决不能在我这儿待下去,”瓦特先生大声说,“你在屈勒贡维尔·阿姆士占一张床睡,是最后一次了。”

“我一定要待下去,”芬斯伯里先生怒气冲冲地回答,“我要根据国会的法案待下去,谅你不敢把我赶走。”

“那么你付账啊。”瓦特先生说。

“把这个拿去。”老先生叫着,把汇票向他一扔。

“这不是法定货币,”瓦特先生回答,“你必须马上离开我这屋子。”

“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瞧不起你,瓦特先生。”老先生说,在此情况下他束手无策了。“不过通过某一桩事情,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一些厉害:我拒绝付账。”

“我不在乎你这笔账款,”瓦特先生回答,“我所要的是不要看见你。”

“这个要求行得通!”老先生一面说一面拿起步兵便帽往头上扣。“或许你已经蛮横得过分,”他又说,“不愿意告诉我下一班到伦敦的火车几点钟开?”

“离开车时间还有三刻钟,”旅馆主人赶快回话,“你尽可以赶得上。”

约瑟夫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一方面,最好避免乘火车这条捷径,因为他的两个侄儿可能守候在那儿把他重新抓走;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希望,甚至非常必要,把那张汇票在没有止付以前贴现。因此他决定就乘下一班火车到伦敦;那么只剩下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火车票的钱怎么办。

约瑟夫的指甲缝里从来不干净,他吃饭的时候又差不多吃什么都用刀子送。你如果说他具有作为一个绅士的生活习惯,那我就不免怀疑;然而他却有着一种比生活习惯好的东西,那是一种并非造作的尊贵的气派。这是因为他在小亚细亚待过吗?这是因为顾客们有时候提到的芬斯伯里血统的传统特性吗?至少,当他去见了车站站长的时候,他的额手礼是纯粹东方式的,好像棕榈树已在这小小的办公室里长满了,同时还有阿拉伯的热风,或者夜莺——不过我还是把这个让给对于东方更熟悉的人去想象吧。此外,他的衣着对他也十分有利;那套法拉第爵士的制服,不管穿了多么不舒服,多么惹人注目,至少一个骗子穿了这套服装要想蒙混得过是不行的;一只贵重的表,一张票面金额八百镑的汇票,拿出来展览了一下,也把他仪表所发挥的初步作用推进至完全成功。一刻钟之后,火车开进了站,芬斯伯里先生就被介绍给一个管车人而被安置在一节头等车的车厢中,站长笑容可掬地承担了一切责任。

这位老先生坐着等车开动,这时候他眼见一桩事,这桩事意想不到地跟他一家的命运有关。约有十二个脚夫抬了一只大如巨怪的货箱,摇摇晃晃地沿着月台走来,最后搬上了行李车,一大群人看得津津有味。历史学家常常乐于做的事是提请人们注意冥冥之中的主宰的安排和(假如这样说可以不失恭敬的话)诡计。当约瑟夫被火车带着离开南安普敦东车站直向伦敦奔去的时候,在行李车里,这个故事的蛋(譬如这样说)正下在那儿等待孵化。那只庞大的货箱指明“存滑铁卢待领”,领取人是“威廉·登特·皮特曼”;紧挨着货箱的,是一只很好的大桶子,挤在行李车的角落里,签条上写着:“布鲁姆斯伯里,约翰街十六号,M.芬斯伯里收。运费付讫。”

这样并置在一起,这列火车的“火药”是预备好了,现在只少一个闲着没事做的人来把它点着了。 VefVUfN8sRGMhKjKzWNQRoD+Zt4HK6gQau2yrHRY+PdzIfbF0ERvmyGb+pIbxA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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