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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或许看过E.H.B写的那本杰作《谁把时钟拨慢了？》，那本书在火车站的书摊上出现了几天，就此从地球上整个儿消失了。不知是否饕餮的“时间之神”以老版的书当作了它的主要食品；也不知是否老天为作家们制订了一项特别法规；也不知是否这班作家自己擅作主张，暗地里结成私党，提出某种口号，这口号我宁死也不泄露，而在一位活跃的领袖如詹姆士·潘恩
先生或沃尔特·比桑特
先生的领导之下，夜复一夜地蜂拥而出，去做那秘密的劫掠工作——无论怎么着，至少这是肯定的，就是老书不见了，让位给新出版的书了。说到证据，一般相信《谁把时钟拨慢了？》现在只存有三本：一本在大英博物馆里，因为登错了图书目录，隐藏得万无一失；一本在爱丁堡的律师图书馆
的一个地窨子里（就是堆着乐谱的那个地窨子）；还有一本书面用摩洛哥皮装订的，却由吉迪恩·福西斯收藏着。要知道这第三本书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命运，顶现成的说法是吉迪恩欣赏这书中的故事。至于要问到他怎么竟然会欣赏（对于凡是读过那本书的人说来），就似乎难解释得多了。要么只能说“癞痢头儿子自家的好”，因为吉迪恩（他幽默地借用了舅舅的姓名的起首字母
，但这个跟他舅舅无关）就是《谁把时钟拨慢了？》的作者。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或者只在书还在校对的时候对几个亲密的朋友说过；等到它问世而遭到惨败之后，这位小说家的谦虚作风就更深了一层，因而这个秘密可能比《威弗莱》
的作者是谁，保守得更好。
这书有一本（因为我说的已是昨日的事）布满了尘埃，仍然冷冷清清地躺在滑铁卢车站的书摊上；当吉迪恩拿了到汉普顿宫去的火车票走过这书摊的时候，他对着他的思想的结晶轻蔑地微微一笑。那位作家是抱着何等渺茫的野心哪！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他是应该怎样不屑为之啊！他抓紧了他的第一桩案子的卷宗，觉得自己毕竟是个男子汉了。那时有个在一桩有关风化的案子中担任主角的女神，大概是个法国女人，打他身边飘过，回到赫利孔山
去会她的希腊姊妹，跟她们一起绕着泉水舞蹈。
一种生气勃勃的、从实际上着眼的想法使这年轻的出庭律师一路上觉得兴高采烈。他看中了大橡树林中孤岛似的一幢乡村别墅，一次又一次地盘算将来在那儿住家。他一边走过那儿，一边心中筹划怎样把那地方弄得更好一点，就像是个细心的屋主人了。这儿加一所马厩，那儿辟一个网球场，还有个地方想添间像样点的有乡间风味的船库。
“不就是一会儿之前的事么，”他不由自主地沉思着，“我还不过是像只但求温饱、无所用心的小狗一样！我只爱划划船，看看侦探小说，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我真可以走过一幢古色古香的乡村别墅，有着大菜园、马厩、船库和宽敞的办公室的乡村别墅，连正眼都不瞧，更不用说去问那儿有没有排水道了。人是怎样跟着年龄成熟的呀！”
明智的读者一定会看出海士尔坦小姐的影响是多么厉害。吉迪恩那天把茱莉娅一直带到布洛姆菲尔德先生的家里；这位先生知道了她是个受欺压的遭难者之后，大嚷大闹着为她抱不平。他把自己直弄得热血沸腾！在这种情况之下，像他那种性格的人，采取一种行动是势所必然的。
“我不晓得哪一个更坏，”他喊着，“是那个欺诈人的老坏蛋呢，还是那个没有男子气的小子。我一定要写篇文章送到《蓓尔美尔杂志》去，把他们的事情揭露出来。岂有此理啊，先生，一定得把他们揭露出来！这是公民应尽的责任。你不是跟我说那家伙是个保守党员吗？哦，他的伯父则是个激进派的演说家，是吧？毫无疑问，那伯父一定已经受到了粗暴的虐待。那么当然，正如你所说，这把情形改变了，这一来公民的责任就不见得怎样大了。”
他想着想着，立刻为他的活跃的劲儿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海士尔坦小姐（他现在看来）必须被藏起来；他的住家船正泊在那儿，随时可上——一两天以前他刚结束了航行回来；要隐藏的话，再也没有比住家船更好的地方了。就在那天早上，冒着猛烈的东风，布洛姆菲尔德先生、夫人和茱莉娅·海士尔坦小姐开始了他们不合时宜的航行。吉迪恩恳求参加，可是被拒绝了。“不成，吉德，”舅舅说。“人家会注意你的，你必须避开我们。”这出庭律师却也不敢辩驳这奇怪的想法，因为他只怕如果在这雅人雅事上煞了他一点风景，布洛姆菲尔德先生就可能对这整个事情厌倦起来。他的审慎得到了回报，因为这位“乡绅激进派”把一只沉重的手按在外甥的肩膀上，加上了这几句值得注意的言论：“我知道你在追求什么，吉德。可是你要想得到这位姑娘的话，你必须去工作，先生。”
当这位出庭律师白天在事务所里看书的时候，这些悦耳的声音一直在鼓舞着他。当他奔驶到汉普顿宫去的时候，这些悦耳的声音一路上继续成为他那男子气概的思潮的基调。甚至在他下了火车，开始集中精力准备面对微妙的会谈的时候，内德
舅舅的声音和茱莉娅的眼睛他也没能忘得了。
可是现在令人惊讶的事纷至沓来了：在整个汉普顿宫，就没有一座苛诺尔别墅，也找不到塔诺伯爵，根本没有什么伯爵。这是怪事，不过只要想起他那前言不对后语的吩咐的话，或许就不怎么难以理解了，迪克逊先生那时已用过午餐，因此很可能把地址完全弄错。那么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才是彻底、敏捷、有男子气概而且是精明干练的样子呢？吉迪恩这样想，他立即答复自己：“打个电报，要言简意赅。”一会儿工夫，下面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电线上闪了过去。“蓝姆饭店，迪克逊。别墅及人无着，地址或误；我下班车到。福西斯。”真的，不久之后，吉迪恩下了一辆热气腾腾的二轮轻马车，来到蓝姆饭店，眉宇间透出急匆匆的和殚精竭虑的神情。
我想吉迪恩再也不会忘记这个蓝姆饭店了。第一，这儿没有塔诺伯爵；第二，可也没有约翰·迪克逊，也没有以斯拉·托马斯其人。怎么搞的呢？什么缘故呢？怎么办呢？种种问题在他混乱的头脑里翻腾起伏；从我们戏称为人类智慧的中枢里，各种各样说法的报道，电报似的打来了。这一阵慌张的骚动还未完全平息，出庭律师不知不觉已经坐上了车子，拼命赶到他的事务所去了。至少那儿还是一个避难的山洞，至少那儿还是一处可以静下来想想的地方；他爬上楼梯，把钥匙插进锁眼，带点近乎希望的心情开了房门。
房间里漆黑一片，因为夜色降临已有一些时候了；不过吉迪恩熟悉自己的房间，他知道火柴放在壁炉架的一端；因而大胆往前走去，哪晓得走过去就撞着了一件笨重的东西，那儿（这里把歌词稍稍改动一下）笨重东西原不该有。吉迪恩出去的时候那儿并没有什么东西，他出外去把门锁上，回家来门还是锁着，不可能有人进来，也不可能家具自己换地方。但是无可否认这儿是有一件什么东西。他在黑暗中伸出双手。不错，这儿是有件东西，有件大东西，光滑的东西，冷冰冰的东西。
“老天饶恕我吧！”吉迪恩说，“摸上去像是一架钢琴。”
再一会儿他记起背心口袋里有蜡火柴，就划着一根。果真是一架钢琴出现在他的半信半疑的眼光里了。一件庞大、昂贵的乐器，沾染了今天下午的雨点，有着新近剐蹭的痕迹。蜡火柴的光从漆得光溜溜的琴旁边木头上反射出来，正像静静的池水里的星光一般。在这屋子的另一端，这奇怪的不速之客的摇摇晃晃的影子在墙壁上显得很大。
那根火柴烧到吉迪恩的手指，于是一阵黑暗再一次地笼罩着他的惶惑。于是他双手颤抖着点上了灯，走近琴边。走近来看，走远去望，事实还是事实：这东西是钢琴。按照一切天理和人情，这东西万万不可能在这儿——可是那东西却是不讲道理地站在眼前。吉迪恩把琴盖打开，弹了一键。没有一点声音来打破屋中的沉寂。“难道我有点儿不对头吗？”他痛苦地想着。他拖了一张凳子过来，固执地非要敲破这沉寂不可，一下子弹了一段灿烂的分解和弦，一下子又弹了一段贝多芬的奏鸣曲，那一曲（在以往不倒霉的日子里）他晓得是这位强有力的作曲家的声音最洪亮的乐曲之一。可还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握紧两只拳头，给那布洛德伍德砰砰两大下。一切仍然如同坟墓里一般无声无息。
这年轻的出庭律师蓦然站了起来。
“我简直完全疯了，”他大声喊着，“而且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上帝最凶的灾祸降到我的头上来啦。”
他的手指碰着了表链，他立即拉出表来放到耳朵上。他听得见它在嘀嗒嘀嗒地响。
“我没有聋，”他大声地嚷着，“我只是疯了。我的理智永远离开我了。”
他不自在地向屋子四周看了一圈，然后目光无神地瞪视着迪克逊先生坐过的椅子。雪茄烟尾还在靠近椅子的炉围上。
“不，”他想，“我不相信那是一场梦。可是天晓得，我的智力在很快地衰退下来。譬如说，我似乎有点饿了，而这很可能又是一种幻觉。不过我还是不妨试试。我要好好地再吃一顿饭；我可以到乐雅咖啡馆去，从那儿就可能给直接送到疯人院去。”
他走下楼梯的时候，带着病态的兴趣，猜想自己开头会怎样泄露他这可怕的情况——他会去打一个侍者吗？或者吃玻璃吗？——他登上一辆马车，叫车夫把车赶到尼各尔咖啡馆，心里只怕没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咖啡馆门口灯火辉煌，烟雾弥漫，使他心安下来了。他还认得出他素来喜欢的那个侍者，这使他更加高兴。他所叫的菜肴看起来一道一道，有条有理；晚餐端来了也很对口味，他吃得很满意。“老实说，”他想，“我差不多觉得有一种希望呢。我太性急一点了吧？我是不是做了罗伯特·希尔会做的事了？”罗伯特·希尔（我也不用说了）是《谁把时钟拨慢了？》的主角的姓名。这作者认为想出这个姓名是一种才气横溢、恰到好处的创造。有批判眼光的读者们都觉得罗伯特不配有那样的姓氏
；可是这类犯罪小说难免有个伤脑筋的地方，就是读者总比作者聪明不知多少倍。然而在这位创作者的心目中，他的罗伯特·希尔等于一句有魔力的话。这念头使他振奋并且鼓舞起来；那位杰出的人物会怎样做，吉迪恩也会怎样做的。如此想法并非少见。进退维谷的将军、受着诱惑的教士、踌躇彷徨的作家，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分别决定去做拿破仑、圣保罗、莎士比亚会怎样做的事。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小问题了：别人会怎样做呢？以吉迪恩的情形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希尔是一个特别有决断力的人，他会立即采取某种（不管是什么）步骤，现在吉迪恩唯一能够想到的步骤是回到他的事务所去。
这一步完成之后，已经没有一点灵感来指示他下一步了，他张大眼睛，怪可怜地站在那儿，凝视着那件使他慌乱的乐器。他再也没有胆量去碰那些琴键了。不管它们保持上次的静默也好，或者用世界末日的喇叭声的音调来回答也好，一样会使他六神无主的。“这说不定是一个恶作剧，”他想，“虽然这玩笑似乎既费事又费钱。可是还能是别的什么呢？这一定是恶作剧。”正在这时候，他的眼光落在一样东西上面，这东西好像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看法似的；那就是迈克尔在临离开这事务所之前搭起来的雪茄烟宝塔。“这干吗？”吉迪恩想着。“这完全像是瞎胡闹。”他走了过来，小心谨慎地把它拆毁了。“一把钥匙。”他想着。“这干吗？为什么要这样触目地放着？”他绕着这件乐器走了一周，在后面看到一个锁孔。“啊哈！这把钥匙的用处在此啦，”他说，“他们要我看看里边。越来越奇怪。”于是他把钥匙插进去一转，把琴盖揭开。
吉迪恩当天晚上是在怎样让他哭笑不得的痛苦之中、怎样辗转反侧的苦思之中、怎样灰心至极的颓丧之中挨磨过去，是不忍细究的。
当伦敦屋檐下的小鸟啁啾鸣啭地唱起小曲子迎接晨曦的时候，只见他瘫痪无力，缩成一团，两眼血红，脑子里还是空空如也，智穷才尽。他爬起身来，没精打采地看着外面遮上百叶窗的窗户、空无人影的街道以及那灰蒙蒙的曙光，其间点缀着一盏盏黄澄澄的路灯。有些日子里，这城市早晨醒来的时候似乎带着头痛的毛病，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早晨，不过这些麻雀的嘁嘁喳喳的起床号还是打动了吉迪恩的心灵。
“已经是白天啦，”他想，“而我还是走投无路！决不能这样下去。”他把钢琴锁上，把钥匙放在口袋里，出去喝咖啡。他一路走去，他的脑子在一条恐怖、疑惧和悔恨的路上辛苦跋涉，推磨子似的兜了一百次圈子。报告警察，交出尸首，叫整个伦敦都贴满了缉拿约翰·迪克逊和以斯拉·托马斯的告示，叫所有的报纸都登上那么一段“法学院发生奇案——福西斯先生保释”，这是一条路，一条容易走的、安全的路；可是他越想越觉得不对——这并不是一条令人舒坦的路。因为，这不就得把他自己好些特别的行径公布于世吗？那两个冒险家编造的故事就是一个小孩子也定会识破的，而他竟然张着大口，生吞活剥地咽了下去。对于这样不按正规手续跑来的当事人，就是一个最不自爱的出庭律师也定会拒绝倾听的，而他却倾听了。哦，要是他只不过听听倒也罢了；他还给他们跑了腿哩——他，一个出庭律师，连撰状律师的影子也没来嘱托过他——却去跑了腿，做那只该一个暗探做的事。而且糟糕啊！——这里，他第一百次热血冲到眉毛上了——他还拿过他们的钱！“不成哪，”他说，“这事情跟圣保罗大教堂一样明摆在那儿。我一定会受到羞辱的！为了一张五镑的钞票，我把前途毁啦。”
在说不定会蒙受不白之冤而被处绞刑，以及可以肯定说是会遭受咎由自取的公众羞辱两者之间，凡是有点骨气的君子是不会长久迟疑不决的。吞了三大口那种热喷喷的、像鼻烟似的、混浊的饮料，那种在伦敦大街小巷里算是咖啡豆煎成的东西，吉迪恩心里决定下来了。他不想去找警察。他决意面对这种左右为难的境遇的另一面，真正做一个罗伯特·希尔。罗伯特·希尔会怎么做呢？一个君子该怎样处置一具平白无故跑来的尸首呢？他记起了那篇再好没有的驼子的故事
来。他把故事前前后后想了一遍，认为不足取法，便又撂开了。要把一具尸首停放在托特纳姆宫路的转角上而不引起过路人们致命的好奇心，那是不可能的；至于把它从伦敦哪一个烟囱里缒下去，体力上的困难却无法克服。把它带到火车上丢出去，或者弄到一辆公共汽车顶上丢掉，两者又同样想也不用想。把它搬到一艘游艇上抛入水中，倒是比较行得通一点；然而对于一个境遇平常的人说来，似乎太奢侈了。先不说游艇的租费需要考虑，只事后供应全体船员的费用（这似乎是必不可免的后果）也不堪设想。他的舅舅跟那艘住家船这时在他脑子里光芒四射地出现了。一个作曲家（譬如说，他叫作詹姆生吧）很可能像在他之前的贺加士俱乐部
里的音乐家一样，感到伦敦市里喧嚣烦扰。他很可能被限定时间，赶写一出歌剧——譬如说一出滑稽歌剧《橙香红茶
》吧——《橙香红茶》，詹姆生作曲——“这位音乐大师，是我们现代英国派之中最有希望的年轻音乐家之一”——开场是一阵雄武有力的擂鼓，等等——詹姆生这角色的整个形象和他的音乐在吉迪恩的脑海里陡然升起。詹姆生带着一架大钢琴出现（譬如说，在百特微克吧），以及他独自一人带着他那未完成的《橙香红茶》的乐谱住在住家船上，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吗？他跟着失踪了，单单丢下一架钢琴的空壳，这或许比较难以交代。不过即使这点也有解释的可能。因为，假定詹姆生被一段“逃亡曲”弄得发了疯，因此毁掉造成这样丢脸的事情的帮凶，扔到欢迎它的河里去了，不也行吗？一般说来，对于一个现代音乐家，还有什么结局比这更近情理呢？
“哼，我就这么办，”吉迪恩嚷着，“就得要有詹姆生这角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