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之宗教的哲学的思想

孔子以前，无私人著作，今搜集《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说，足以代表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之宗教的、哲学的思想者，以见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人智之大概。

（一）鬼神

人在原始时代，当智识之初开，多以为宇宙间事物，皆有神统治之。《国语》云：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谓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楚语下》，《国语》卷十八，《四部丛刊》本，页一至二 ）

此所说虽不尽系历史的事实，然古代人之迷信状况，大约类此。觋巫尚须为神“制处、位、次主”，则神之多可知。神能降福、受享，能凭降于人，则系有人格的可知，及乎“民神杂糅”之际，“民神”且“同位”，“神”且“狎民则”，则神之举动行为，且与人无异矣。此时人有迷信而无知识，有宗教而无哲学。此时人之所信，正如希腊人所信之宗教，其所信之神，正如希腊人之神。至于夏、商以后，则有“天”“帝”之观念起，似一神论渐有势力，然多神论亦并未消灭。《左传》《国语》除“天”外，尚多言及神。周厉王时，芮良夫曰：

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 《周语上》，《国语》卷一，页六 ）

《左传》桓公六年，季梁云：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左传》卷二，《四部丛刊》本，页七 ）

又庄公十年，曹刿曰：

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左传》卷三，页六 ）

《国语》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内史过曰：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 《周语上》，《国语》卷一，页十二至十四 ）

《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云：

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左传》卷五，页七 ）

《国语·晋语》文公四年，胥臣曰：

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故《诗》云：“惠于宗公，神罔时恫。”（ 《晋语》四，《国语》卷十，页二十五 ）

《国语》周襄王十八年，王曰：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周语中》，《国语》卷二，页五 ）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曰：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左传》卷十五，页十六 ）

又昭公元年，刘定公曰：

……其赵孟之谓乎？……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 《左传》卷二十，页六 ）

以上所引，屡言百神，可知神之众。神人并称，而执政者之最大责任，在于“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否则“神怒民叛”，必不能久。周襄王又以上帝与百神并称，则上帝不在百神之内。内史过以有神降于莘之神为丹朱之神，则至少所谓神之一部分，即是人鬼。关于鬼之记载，《左传》中有数处。《墨子·明鬼篇》亦多述古代关于鬼之传说。此对于鬼神之信仰以后渐衰。孔子“敬鬼神而远之”（ 《雍也》，《论语》卷三，《四部丛刊》本，页十七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八佾》，《论语》卷二，页四至五 ）；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先进》，《论语》卷六，页四 ）盖孔子对于鬼神之存在，已持怀疑之态度，姑存而不论；墨子则太息痛恨于人之不信鬼神，以致天下大乱，故竭力于“明鬼”。

（二）术数

宇宙间之事物，古人多认为与人事互相影响。故古人有所谓术数之法，以种种法术，观察宇宙间可令人注意之现象，以预测人之祸福。《汉书·艺文志》曰：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觕。……序数术为六种。（ 《汉书》卷三十，同文影殿刊本，页五十 ）

六种者，一天文。《艺文志》曰：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汉书》卷三十，页四十三 ）

二历谱，《艺文志》曰：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 《汉书》卷三十，页四十四 ）

三五行，《艺文志》曰：

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汉书》卷三十，页四十六 ）

四蓍龟，《艺文志》曰：

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书》曰：“女则有大疑，谋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汉书》卷三十，页四十七 ）

五杂占，《艺文志》曰：

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旐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 《汉书》卷三十，页四十八 ）

六形法，《艺文志》曰：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汉书》卷三十，页四十九至五十 ）

此六种术数中，蓍龟杂占之见称述于《左传》者甚多。《左传》中屡言“卜之”“筮之”，卜者，龟也；筮者，蓍也。“众占非一，而梦为大。”《左传》中所述占梦之事，皆用杂占之法也。《左传》谓周内史叔服“能相人”。《荀子》中有《非相篇》，谓：“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 《荀子》卷三，《四部丛刊》本，页一 ）即“形法”之术也。其天文历谱五行三术，《左传》中可见者，如昭公八年：

楚……灭陈。……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水之津，犹将复由。”（ 《左传》卷二十二，页三 ）

又昭公九年：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左传》卷二十二，页四至五 ）

又昭公十年：

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 《左传》卷二十二，页六 ）

又昭公十五年：

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其在莅事乎？”（ 《左传》卷二十三，页十一 ）

又昭公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郑裨灶言于子产曰：“……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 《左传》卷二十三，页十八至十九 ）

又昭公十八年：

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苌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 昆吾侈恶积熟，以乙卯日与桀同诛 ）稔之日也。……”（ 《左传》卷二十四，页一 ）

又昭公三十二年：

夏，吴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左传》卷二十六，页十四 ）

就此所引观之，史赵、裨灶、梓慎、申须、苌弘、史墨，皆即天然现象，及其他“天之道”以预测人事。其所用之术，有显然为“天文”者，有似杂“历谱”“五行”者。要之所谓“天文”“历谱”“五行”，皆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以后所谓阴阳五行家，皆即此推衍，于中古哲学史中，有甚大势力。

（三）天

于百神之外，又有天、帝。《尚书·汤誓》云：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致天之罚。（ 《尚书》卷四，《四部丛刊》本，页一 ）

在不足一百五十字之演说辞中，言天至于三次。《诗·商颂》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帝命武汤。……方命厥后，……受命不殆……殷受命咸宜。……（ 《玄鸟》，《诗》卷二十，《四部丛刊》本，页十二至十三 ）

在不满百字之颂辞中，而言天、帝及受命至于五次。《国语》云：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使史嚚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 《晋语二》，《国语》卷八，页五至六 ）

《诗》《书》《左传》《国语》中，言天、帝之处甚多，多指有人格的上帝。兹不能具引。据史嚚之言，则天与神之关系，可以概见。大约上帝为至高无上之权威，亦设官任职。诸神地位权力，次于上帝，而服从之。此正中国一般平民之宗教的信仰，盖在古而已然者也。

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四）一部分人较开明之思想

但至春秋时，有一部分较开明之士，渐不信鬼神及所谓天道，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嚚云：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左传》卷三，页二十一 ）

昭公十八年，子产云：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左传》卷二十四，页一 ）

定公元年，士弥牟曰：

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 《左传》卷二十七，页一至二 ）

此虽未否认所谓天道及鬼神之存在，然对之已取“敬而远之”之态度矣。

此外则即在甚早之时，亦已有试以阴阳之说，解释宇宙间现象者。《国语》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 《周语上》，《国语》卷一，页十一 ）

《左传》僖公十六年，“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曰：

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出也。吉凶由人。（ 《左传》卷六，页一 ）

《国语》越王勾践三年（ 鲁哀公元年 ），范蠡曰：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惟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地之成利。……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 《越语下》，《国语》卷二十一，页一至三 ）

以阴阳解释宇宙现象，虽仍不免笼统混沌之讥，然比之以天帝鬼神解释者，则较善矣。范蠡所说之天，为自然之天，其言颇似《老子》，恐即《老》学之先河也。

（五）人之发现

至于社会中之种种制度，人初亦以为系天帝所制作，《书》曰：

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皋陶谟》，《尚书》卷二，页八 ）

又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孟子》引，见《梁惠王下》，《四部丛刊》本，卷二，页五 ）

又曰：

皇帝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吕刑》，《尚书》卷十二，页八 ）

《诗》云：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大雅·烝民》，《诗》卷十八，页十七 ）

又云：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大雅·皇矣》，《诗》卷十六，页十五 ）

“帝之则”即上帝所制之礼教制度也。古时希腊诸国之制度，其人亦以为系神所制作，盖古人大都有此种见解也。

及春秋之世，渐有人试与各种制度以人本主义的（ humanistic ）解释。以为各种制度皆人所设，且系为人而设。郑桓公时，史伯云：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郑语》，《国语》卷十六，页五至六 ）

“以他平他谓之和”；如以咸味加酸味，即另得一味。酸为咸之“他”；咸为酸之“他”，“以他平他”，即能另得一味；此所谓“和实生物”也。若以咸味加咸味，则所得仍是咸味。咸与咸为“同”，是则“以同裨同”，“同则不继”也。推之若只一种声音，则无论如何重复之，亦不能成音乐；如只一种颜色，则无论如何重复之，亦不能成文采。必以其“他”济之，方能有所成。此提出“和”“同”之异，以说明礼乐及各种制度之所以须丰繁，后来晏子亦有类此之议论。《左传》昭公二十年云：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左传》卷二十四，页十一 ）

此外说礼乐政刑之起源及其功用者，《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曰：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左传》卷二，页二至三 ）

此说人君所以用礼乐，乃欲以使“百官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又昭公六年，叔向诒子产书曰：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 《左传》卷二十一，页十二至十三 ）

此反对子产之公布刑法，虽为守旧的见解，然固能与刑法以人本主义的解释也。又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曰：

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耀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左传》卷二十五，页七至八 ）

此言礼乐刑罚之功用，在于使民不昏乱；而其来源，则由于人之能摹仿天地。

即祭祀，亦有人与以人本主义的解释。观射父曰：

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气纵则底，底则滞，滞久而不震，生乃不殖，其用不从，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日月会于龙，土气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备舍，群神频行，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絜其粪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帅其子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谗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刲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天子亲舂禘郊之盛，王后亲缲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摄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楚语下》，《国语》卷十八，页四至五 ）

“肃肃济济，如或临之”，是不必有临之者也。知不必有神临之，而犹祭祀者，盖欲借此机会，使乡党亲族，得一聚会，并训练其虔敬之心。故祭祀之用，在“民所以摄固者也”。以此观点观之，则祭祀即荀子所谓君子以为“人道”而百姓以为“鬼事”也（ 《荀子·礼论篇》，参看本书本篇第十四章第四节 ）。又《国语》展禽曰：

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鲁语上》，《国语》卷四，页七至九 ）

此以报恩之义为祭祀之根据。由此观点观之，祭祀亦“人道”而非“鬼事”也。

各种制度，既皆受人本主义的解释，则所谓君者，亦失其圣神不可侵犯之尊严。《国语·鲁语》云：

晋人杀厉公，边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大夫莫对。里革曰：“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 《鲁语上》，《国语》卷四，页十五 ）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左传》卷二十六，页十五至十六 ）

此以臣弑其君为可，在当时实一种革命之言论也。虽“左氏浮夸”，其所述此诸人之言，难免无增加文饰，然此诸人之言之根本意思，则固皆有人本主义之倾向也。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 Protagoras ）有言：“人为一切事物之准则（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上所引诸人之言，亦有此意。不过诸人或为世业之史官，或为从政之贵族，不能如希腊“智者”之聚徒讲学，宣传主张。所以中国思想史上权威之地位，不得不让孔墨等后起诸子占据也。 5pXmkFJRTdls9jZYETMcqtjaoeruN4p/52VsBb5LoRbArWnBq3shunzZb8PMEa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