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初夏，当佘晓灵先生将《历代名家诗品》校样快递徐州，嘱我校对时，我竟然忘记这是什么时候、出于什么样的情绪而写出了这部既不像评点、又不像注疏的小书。

十二年，不是太长，淡化了记忆，消融了期待，或许就是放弃了对这本书的价值认定。

翻展书页，扑面而来的都是生疏感。校对了许多页码，我才找回了那一点似曾相识的自我认同。

当年，自己正习惯于自由阅读和自由书写。于是，随读随写，逍遥于自由自在的体验与解读中，甚至连文风、体式、对象、诉求都没有考虑。直到排序时，才注意了朝代先后与诗人的生卒修短。

在唤醒的记忆里，彼时彼境，我是挣脱了对诗的神秘膜拜，才以闲放的心态和随意的书写来经营这部书稿的。将“诗”从臆想的象牙之塔里请出来，放置于民间语境，它竟然与亿万百姓的口头语、书面语是一种同源同构的存在。因而，诗即便肇始于诗人的心灵独白，唯超越独白而达于“对话语境”，诗才获得其空间张力与时间维度。

因而，所有的诗，都是“对话”。反之，不能置于对话语境的诗，只好划入“梦臆”录音。

我的这一认识，是基于“诗是人类语言”的判定，或者说，诗是一种较讲究、较文雅的语言体系。就这一体会而论，也不是什么发现、发明，唯借鉴了孔子对诗的界定，才有此说。

《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孔子将“诗”视为“语言教材”，当然有所界定的，那“诗”就是《诗经》。故《论语·述而》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还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篇，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总之，在孔子的时代，《诗经》之诗，久已成为人们说话的重要参照或衡量尺度。据学者考察，在春秋时代“子曰”“诗云”的大环境里，仅《左传》一书引用的《诗经》内容即达二百一十九条之多。

从“语言”中提炼出“诗”，再以“诗”提升“语言”，水涨船高，中国的大众语言与诗便濡染而上升，构成了“诗的国度”的说话艺术。

这些就是我十几年前撰写《历代名家诗品》时的“诗学”基点。

立于这样的基点，我的品评，也就泛漫为一种“对话”。先与诗人对话，再与读者对话，进而搭一座浮桥或便道，让古人走近今人，或让今人走近古人，这就构成了本书的至高使命。连带的“浅出浅入”，即是我的文字特点。

“对话”还要什么“高深”呢？当“对话”也变成了文化优越的灌输或哲学玄妙的布道，那么这文化或哲学十有八九就是在糊弄人了。

而今，旧话重读，时不时地还能感受一丝新鲜，一缕光亮，一声叹息，一份理解，我真的已经心满意足了。

在灵魂深处，我抗拒“藏之名山”，虽然古代的许多珍宝多是依赖于“藏之名山”而后借考古发掘得以重见天日的；亦鄙视“文化围剿”，即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能中辍中国的文明进程。因而特别赞同无界限阅读、无界限对话，自然也是无疆界思考。相比于皇权体系的一刀禁绝，古今传承的最好状态或是师道传承、家学传承、阅读传承等。

关于“名家”或“名作”的认定，中国文学史只有一个笼而统之的弹性表述。我则主张将历史上“名家”“名作”的认定权交给读者。因为我本人先是读者，后成为作者，所以纳入本书范畴的“名家”“名作”便都是个人色彩极重的“一家选择”“一家之言”。唯知文责自负，因而也就相信了：我选故我在，我品故我在。这版本倘若得到读者的认同，当不胜荣幸。

当然我也知道，文无定式，诗无达诂，借助一两段的品鉴文字，是难以穷尽一首诗的内涵的。而本书的语言介入，并没有穷尽诗歌奥妙的奢望，倘能滴水润物，星光照野，本书的疏导任务即算完成。

最后，我当然要感谢佘晓灵先生与周骋先生的督促，感谢他们的信任，唯信诺还在，这部《历代名家诗品》才得以出版发行。

2020年7月11日于敬安麦香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