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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只要学了一点外语，借助一两本词典或者网络软件，就可以做翻译。常常有人拿着一叠稿件找到懂外语的人，请求翻译，说任务赶得急，务必在一两天以内交稿。翻译果真这样简单，能如此轻率完成吗？当然不是！严复曾发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感叹，可见翻译工作的严肃和艰辛。好的翻译绝不是一日之功所能成就的。它需要我们勤奋的学习、长期的积累和大量的实践。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把英语译成母语汉语不容易，将汉语译成英语更困难。陈宏薇认为，要胜任汉译英工作，译者必须具备至少三种素养：深厚的语言功底、广博的文化知识和高度的责任感。
做汉译英时，深厚的语言功底，表现为对汉英两种语言正确的理解和纯熟的运用能力。由于汉译英中目的语是英语，对于母语为非英语的中国学生来说，英语语感和英语表达能力对翻译结果起决定性作用。英语语感包括：语法意识（sense of grammar）、惯用法意识（sense of idiomaticness）和连贯意识（sense of coherence）等。英语表达能力则指用自然、地道、合乎语法规范的英语进行表达的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用英语进行写作的能力。在对学习者基本能力的要求方面，汉译英与英语写作有许多相同之处，两者都要求具备用英语生成文本的产出性（productive）能力。具体而言，译者进行汉译英翻译活动时尤其应具备英语语法意识、英语惯用法意识和英语语言的连贯意识。
首先，英语语法正确是汉译英翻译的最基本要求。这要求译者必须牢固掌握英语语法规则，对汉英两种语言语法差异有明确的意识，用英语表达时，能处处有意遵循语法规范，避免诸如时态、语态、主谓一致、非谓语/谓语动词、名词单复数、冠词乃至拼写、大小写和标点符号方面的错误。
其次，译者应该了解、熟悉，并处处有意遵循英语的习惯用法，包括动词用法、动词和其他词语的搭配用法——如动词与名词搭配、动词与介词或动词与副词搭配、习语的用法、英语词汇中丰富的表达方式，等等。良好的“惯用法意识”，是影响译文质量最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深厚的语言功底外，译者还应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有关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涉及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自然风貌、文学艺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知识面越广，对翻译的帮助越大。其二，汉英两种语言所反映的中西文化差异的知识。在汉译英中，译者要有文化差异和文化传递意识，要考虑英语读者对译文所传达的汉文化的接受程度，要把握自己翻译中文化传递的意图和原则。其三，翻译理论以及与翻译研究相关学科的知识，包括语言学及其各个分支、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等各领域的知识，等等。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了解文化差异、具备文化传递意识以及相关学科知识对翻译质量和效果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是译者不可忽略的学习部分。
在国际交往中，翻译的准确到位，从来都不是小事。如果翻译出错，轻则闹笑话，重则会影响两国关系，甚至可能会影响历史进程。例如: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签署《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且给予日本投降和结束战争的某些承诺。这是日本避免彻底毁灭的最后机会。7月28日下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记者招待会，称对此呼吁“黙殺”。此词模棱两可，属外交辞令，有“不予评论”也有“拒绝”的意思。但当时的美联社、路透社都选择了“拒绝”的译法，称日本首相明确拒绝了《波茨坦公告》，决心要与盟军决一死战。美国认为日本这是傲慢拒绝，于是在8月6日向广岛投下原子弹令10万人丧生。8月9日，美军又以原子弹轰击了长崎市美国总统杜鲁门回忆此事时说：“在下达了准备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之后，我向陆军首长指示，只要没有日本可能接受最后公告的消息，投弹的命令就有效。”也就是说，如果日本不拒绝《波茨坦公告》，美国就不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根据战后文献和裕仁天皇及铃木首相的发言，日本没有拒绝《波茨坦公告》，只是暂时不予置评，等待苏联的回复。铃木在战后所写的文章称：“《波茨坦公告》是日本投降的最后机会，但是高叫‘一亿玉碎’的军部不接受此公告，结果我决定暂不表态。……然而，国内舆论和军部的强硬派还是认为，应对公告加以彻底反击，以鼓舞士气。……为此，我只好在7月28日的内阁记者会上作出声明，大意是该公告不值得重视。这使我后来感到非常遗憾。”有些人说铃木一语误国，没有明确地表示暂时不评论此事。也有人认为铃木当时确实是拒绝了《波茨坦公告》，只是后来日本遭到原子弹袭击才倒过来说。也有人说是翻译的人译错了，令日本遭到原子弹袭击的悲惨下场。无论如何，措辞不清和翻译失误，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可见，翻译无小事，当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更需要责任心强、素质高的译者。
目前，国外译著汉译均价80元/千字，大多数翻译作品质量很低；实用文本翻译更是价格低廉，甚至是四五十元也有人做。翻译市场充斥着大量低质价廉的译文。相比较而言，我国许多著名翻译家对待工作高度负责，如，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而朱生豪译莎十年，仅准备工作就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鲁迅曾就翻译说过这样一番话：“极平常的预想，也往往会被实践打破。我说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无须构思。但真正地搞翻译，就会遇到困难，譬如：某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来时，创作的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开箱的钥匙一样。”翻译工作需要译者在细小处监督自我、认真致学、不断精益求精的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