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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翻译史的分期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郭沫若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影响出发，将1949年以前的翻译划分为三个阶段：佛经翻译、《圣经》汉译、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周作人也持相似的看法：六朝至唐的佛经翻译、清末的《圣经》翻译、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文学翻译。
邹振环也持三分法的观点，他按时间序列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三个历史阶段。
他还把16世纪末17世纪初持续至今的西学翻译作为一个单元来考察。
王克非把我国的翻译文化史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汉唐佛经翻译、中近代—明清科技翻译、近代西学翻译（包括由日本转译）、现代全方位外籍翻译。提出四阶段说的还有张景丰：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东汉至唐宋时期；第二次翻译高潮在明清两代；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第四次翻译高潮在改革开放至今。
马祖毅在《中国翻译通史》中提出中国翻译史上有四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两次西学翻译、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的翻译。
李亚舒、黎难秋等把佛经翻译中常见的科学知识算入翻译外国科学资料活动，认为中国科学翻译的历史有2000多年。他们把中国科学翻译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古代（汉至明初）、中古代（明、清）、近代（清末民初）及现代（民国时期）、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裘柱常和孔慧怡则主张把中国翻译史分为唐以前的佛经翻译时期和清末传入西方文学、哲学、科学翻译时期。他们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过两次大型的翻译运动：第一次翻译运动是佛经翻译，关注的是性灵的知识；第二次翻译运动，始于16世纪，至今仍然持续、关注的是物质文化，翻译的最终目标是民族改革自强。虽然这两次翻译运动在不同时期凭借不同的文本类别各领风骚，但其关注的始终是国力。后一次运动中有几个冲刺期,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科学翻译就是整个西学翻译运动中最近的一个冲刺期。
上述各种历史分期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立场，也不可能有一个为所有人所认同的划分标准。尽管以历史分期的方法有各种弊端，但所有的翻译活动都离不开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我国的佛经翻译从西汉末年一直持续到宋朝末年，直译与意译一直是翻译理论的主要话题。我国的文学翻译始于19世纪70年代，近百年来始终围绕着严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我国的非文学翻译出现得比西方晚，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才逐渐真正成为翻译的主流。
自从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佛经翻译活动也随之展开。据《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资料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这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开始了佛经翻译活动。梁启超引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记载，自东汉永平十年（67年）到宋代译事仅维持到政和初年（1111年），参与佛经翻译的译人194人，所译经卷1335部,5396卷。日本刻的《大藏经》与《续藏经》共3673部,15682卷。胡适据此认为，连中国人做的主要在内，现在保存的佛经共3000多部,15000多卷。
佛教初入中国时与儒学格格不入，为了迎合我国的儒道文化，佛教的译本中则采用“佛道”一词。东汉时期，佛教是依附当时流行于中国的道术而传播的。汉末三国期间，佛教开始依附于玄学。东晋至南北朝，佛经翻译由个人翻译转为集体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并出现了译场组织。魏晋时期，佛理学与中国固有玄理学、名理学互相补充，彼此融合。隋至唐朝中叶是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誉为“四大译师”。唐代的佛理学已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学。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我国宋元以后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到了16—19世纪，传教士来华与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其中多半以上是宗教翻译，即便是少量的科技翻译也是为传教服务的。
在长达1100年的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家们在序、跋中留下了不少有关佛经翻译的经验与体会，这些都是构建中国翻译理论的宝贵资源。支谦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引出了最早的“文”“质”之争。道安为了纠正译经初期不严格遵照原文的做法，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和“案本而传”等直译的主张。鸠摩罗什则提出了“详其意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这种意译的方法既充分照顾汉语的语言文字习惯，又力求不失梵文原意。玄奘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即五种情况不宜意译而用音译。而彦琮则提出翻译要具备八个条件，即“八备”说。王克非援引梁启超的话归纳说：“佛经翻译有裨于汉语极多。从词汇上看，增加了35000个词；从句法和文体上看，如梁启超所论，有倒装句增多、提携句增多十大变化，佛典的翻译又有裨于中国文学极多。佛教文学文才动人，气势壮阔，想象奇诡，体大构精，给中国文学启以新意境，输以新材料，又开辟了唐以降格律诗词新体裁催生六朝志怪小说，激发浪漫主义文学，使古代文学获得一种解放。”
这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基本上把印度的梵文佛经都译成了藏文和中文。这些经文有许多在印度本土都已经失传，但我国的中文和藏文译本却保存完好，流传至今，可以说我国的佛经翻译也为保存佛经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始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此之前，中国的一些文化典籍由传教士译介到了欧洲，兴起了欧洲的汉学热；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的欧洲文学作品因传教士的译介而进入中国。洋务运动时期，被清政府派遣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社会生活、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逐渐感悟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并不全在船坚炮利和自然科学的发达，主要还是由于它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于是他们便对西方的政治、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萌生兴趣，并着手翻译，掀起了我国近代社会科学与文学翻译的高潮。这次学习西方的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而文学翻译始终被视作革新民族观念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翻译理论方面，不论是“信顺”之争，还是“神似”“化境”说的提出，近代以来的中国翻译理论一直在围绕着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标准而展开。
1898年有三件大事宣告了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的帷幕正式开启。第一件事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发表了大力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一篇序文——《译印政治小说序》。其实梁启超的本意是想通过译印政治小说来“改良群治”、“开启民智”，服务于其个人的政治变革目的，但经他大力提倡以后，政治小说的翻译固然成一时之热，但文艺小说的译介却随之蔚为壮观。第二件事是翻译家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的译序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令中国翻译界近百年来几乎是一谈翻译必称“信、达、雅”。第三件事是清末民初的伟大文学翻译家林纾与友人王寿昌合作翻译并于次年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该书风行全国，自此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偏见。至1907年，全国翻译出版和发表的外国小说达到126部（篇）,1905—1918年出版的翻译小说约为1000种。
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统计,1902—1918年，中国翻译小说共有4362种。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的翻译风靡一时，成为20世纪最初几十年我国译界的三个最主要的翻译小说品种。诗歌、戏剧的翻译作品也陆续问世。翻译机构、刊登翻译作品的刊物相继成立和发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时期文学翻译的发展，并于五四运动时期形成高潮。
严复的译作尽管属社会科学范畴，但在当时是被当作文学作品来传阅的，加上严复的译笔雅训，因而也具有文学翻译的属性。严复所选取的原作并非他所熟悉的军事与科技文献，而都是社会科学的经典名著。这与他在留学期间对英囯的社会政治产生兴趣有关，也与他本人的翻译目的密不可分。他翻译英国哲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严复并没有对原书照搬直译，而是根据需要选译了其中的导言和第一部分，以自己的理解把原来的书名改为《天演论》。严复采取“达旨”的翻译方法，即不但要“达”源语之“旨”，更重要的是“达”他本人之“旨”。在翻译中他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诸如改译、删节、增补、加按语、注评、换例言，等等。他在所译作品的按语中旁征博引，抒发自己的爱国救国情怀，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林纾是中国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第一人。他不懂外语，只能由通晓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他“耳受手追”再加工润色发表出版。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林纾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情。就以这样的方式，他“译述”180多种、涉及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作品，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幅无比新鲜、极其丰富的外国文学图景。
林纾的翻译很注意迎合当时中国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选译的作品情节曲折，译文的语言生动形象，在译作的序言中，他总是拿所译作品与中国的名家名作相比较，从而拉近了译作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对译作倍感亲切。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许多早年都受过“林译小说”的熏陶。“林译小说”不仅对近代“新小说”有直接影响，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在客观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旧文学以“林译小说”为终点，而新文学则以“林译小说”为起点。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二卷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倡导译介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也掀起了文学翻译的热潮。从1915年9月到1926年7月停刊，历时10年之久，共译介小说47部（篇），戏剧15部，诗歌195首。除欧美现实主义作品以外，《新青年》还把注意力转向对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和俄国文学作品的译介。
文学研究会自1920年成立到1931年解散，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文学翻译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团体。其成员强调翻译的目的，认为翻译与创作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他们重视翻译欧美现实主义尤其是法国和俄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为这些作品的翻译出版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创造社自1921年6月底创办到1930年3月“左联”成立而解体，其成员大多在国外留过学，懂多门外语，受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的影响较深。他们不赞成翻译的功利性，而特别强调翻译应有主观感情的投入，认为创作远比翻译重要。由于在翻译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在20世纪20年代曾发生过一场论争。双方围绕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即“媒婆与处女”、翻译的目的、直译、意译与歪译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场论争总的来说对翻译理论建设是有利的，使正确的或有特色的译学见解更广泛地为翻译工作者所理解和掌握。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它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标志着翻译文学的重大进展。作为当时革命文学运动和翻译文学事业的中心，“左联”团结一切进步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各国进步文学作品方面，在开展翻译理论研究、开拓翻译阵地、培养翻译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推动了翻译文学的发展。“左联”时期的“宁信而不顺”和“宁顺而不信”的“信顺之争”，对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孤岛”上海由于其特殊的环境而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翻译文学出版的一个中心。欧美名家名作是上海文学翻译出版界的重点，莎士比亚、契诃夫、罗曼·罗兰、波德莱尔、高尔基等人的作品，都得到过系统的译介。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生豪翻译的27部莎士比亚戏剧，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翻译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这场民族生存抗争的一个生动缩影。
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因政治因素，翻译出现明显的偏向。1949年到1958年12月，译成汉语的俄苏文艺作品多达3526种，而同期的英美文学翻译仅452种（英国224种，美国228种）。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套丛书”的翻译。“三套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简称。它创始于1959年，历时40年才告完成。《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几乎囊括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思想艺术均臻于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体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反映出世界文学发展演变、日趋丰富的历史过程。《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则分别收入经典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几乎是全部）的重要文论遗产。除极个别外，“丛书”都从原文直接翻译，译者都是国内翻译界学风严谨的一流翻译家。因此这些译作几乎都堪称精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当时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遵循的指导思想是，“既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又注意作品的艺术性；既要求为革命服务，也要求为创作服务”。许多名著的中译本基本上都做到了内容上忠实可靠，文字上通顺流畅，不少译作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影响了大批作家以及文学翻译家，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阻碍了翻译文学的发展。50年代末，苏联文学的翻译除了几位举世公认的作家外，其他作家作品的翻译日趋减少。欧美文学更是只有屈指可数的数十部古典文学名著得以翻译出版。这一时段重点翻译的是35个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其中翻译得最多的是朝鲜、越南和印度的文学作品。
1962—1965年，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翻译出版了部分苏联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作品，世称“黄皮书”，以配合当时国内的反帝反修斗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有三种存在形式：公开译作、内部译作、潜在译作（完成或基本完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发表）。“文化大革命”时期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约有34种，包括少量以前在国内出版过的苏联和日本文学名著的重印、再版或重译，而其他则主要是一些亚、非、拉友好国家的新作品。从1966年5月到1971年11月5年多的时间没有外国文学译作出版。1971年以后才开始有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但数量甚微。
1978年11月，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八年规划，为新时期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设计了最初的蓝图。同时，中宣部批准恢复“三套丛书”的出版工作，在此基础上又翻译出版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等大型研究资料丛书和多套文学史、作家研究丛书，以及大量名译名著，外国文学翻译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期。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1990年全国共出版各种译著28500种，其中社科翻译达7400余种，我国掀起了一股翻译和阅读外国文学和外国社科名著的热潮。初期因新译作匮乏，出版界不惜使用旧译本,10种“林译小说”也乘历史之势重新“火”了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7年试探性地重印了5本久被禁绝的外国文学名著：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本）、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二、三）（纳训译本）、果戈里的《死魂灵》（鲁迅译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雅典的泰门》（朱生豪译本）。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著重印”的步伐更大了，累计出版达37种，同一年还出版了根据朱生豪译本校订的《莎士比亚全集》，计11卷。久违的外国文学名著重新进入公众视野，顿时在全国范围掀起了阅读外国文学名著的热潮。
1978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一本主要以引进、介绍外国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学流派的作家和作品的刊物——《外国文艺》，在80年代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代外国文学名作开始被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该丛书选收了20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巨大的优秀作品，以小说为主，兼及其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尤其是到了90年代，更多的现当代外国文学名著和现代主义各流派的代表作都先后被译介进来，使中国读者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更广泛地认识了世界。当代外国作家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并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翻译家们通过一百余年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在佛经翻译理论的基础上，也形成了我国关于文学翻译的基本理论。如果说“案本”“求信”是佛经翻译的基本理念，那么“信、达、雅”“神似”“化境”则是我国文学翻译理念的集中体现。这些理念是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急剧而深刻，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一切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思想为实用文献翻译的繁荣提供了契机。实用文献翻译对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引进外资、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向世界各地输送中国制造的产品，其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翻译这个中介。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翻译不仅要在引进的环节起作用，更要在输出环节中承担更加重要的使命。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传统的外语教学已不能满足市场对高端翻译人才的渴求，专业的翻译培养体制正在逐步确立并得到完善，翻译的重要性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翻译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
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思潮的大讨论，在国内引发了“文化热”。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自身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带来了文化观念的变革；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翻译为“文化热”打开了新思路，如以自然科学研究为核心的《走向未来丛书》，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方法，努力结合最新科学成果构建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探索，我国的市场经济得以真正确立。市场经济时代的职业化分工彻底改变了翻译的社会功能，翻译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新面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翻译工作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对外传播和民族语文翻译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而实用文献翻译是其中最活跃和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与世界接轨，日益繁荣的文化产业也需要加强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求新求变的中国人需要了解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全球化进程促进了翻译数量和翻译人才需求的急剧增加。
翻译产业增长最快的是软件翻译，在我国的翻译服务市场上，科技翻译服务占整个翻译服务总量的70%。最近40年，翻译直接为企业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服务，为企业的以引进和输出为主的科技进步和国际交流服务。翻译活动贯穿于涉外经济活动的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并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和知识产业。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是近年来，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政策影响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让外界了解并接受一个新的东方大国，以及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的诉求和趋势成了当前国内翻译界的一项新任务，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翻译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与世界沟通和交流，需要得到各国、各民族的了解和理解，“中译外”也因此成为一项事关我国国际形象的战略性任务。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等多种原因，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翻译人员能替中国承担庞大的、日益增长的中译外任务。中译外的翻译工作目前还不得不主要由中国翻译工作者自己承担，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状况可能很难改变。
翻译作为一种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以翻译服务换取货币商品的商业活动，是第三产业中的一股新兴力量，属于技术知识服务业。翻译服务提供商利用语言方面的专业技术优势向客户提供知识密集型服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翻译产业化，就是以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为基础，以翻译活动为载体，把翻译活动与其他产业相结合，提高其他产业的附加值。这就需要采取现代化的翻译技术，进行专门化的翻译生产，其翻译质量要有可行的量化手段。一个产业的形成，还需要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链条结构，相互配合。翻译的需求是这个产业的上游客户，翻译技术与人才培训是下游的技术与人才支持，翻译企业、翻译协会、翻译公司等机构是这个产业的中间环节。
经济发展是翻译产业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需要、也才能够实现翻译的产业化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生产与服务的国际化大流转，为翻译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需求。翻译企业要实现规模经济只能寄希望于翻译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翻译服务是利用信息来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和应用知识。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翻译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信息技术和电子翻译工具彻底改变了翻译的产生模式。各种翻译技术在翻译领域广泛使用，如机器辅助翻译、翻译记忆、术语管理、软件本地化工具，以及在线词典、术语库和语料库、人工智能翻译等。声音与图像的同步即时传输，解决了困扰口译的难题，使口译员能够同步接收发言人、会场、听众的画面，大大改善了工作条件。
据2007年发布的《中国地区翻译企业发展状况调査报告》《中国地区译员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目前在中国注册的翻译公司有4000多家，多以作坊式的小公司为主。全国翻译从业人员达40多万人，而其中90%以上都属于兼职，翻评行业规范亟待改善。我国的翻译产业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本土的翻译公司由于价格优势，占据着中低端市场，而跨国翻译公司基本上垄断了全球五百强在华的所有翻译业务。翻译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各个翻译公司从过去的粗放型生产转变为集约型发展的趋势明显，竞争导致国内市场分化严重，按学科和语言专业化分工日趋明显。
随着翻译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发展，译者职业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译者职业化指的是译者以翻译为专门职，并具备完成多种翻译任务的能力，而翻译报酬几乎成为其全部收入的来源。
翻译商业化打破了以前的部门和单位界限，使翻译业务可以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在译者之间分配。翻译产业化保证了多数职业译者可以得到足够的翻译业务，并确保翻译报酬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使职业译者能够以翻译为生。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国家的翻译市场在具体运作上还缺乏严格的规范，译员的专业素质离职业化译者也还有较大差距，因此翻译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还很难尽如人意，于是如何保证我国的翻译市场能规范、健康地运作，如何培养出符合职业化译员要求的合格译员，便是摆在我国当前翻译教学界和研究界面前的紧迫课题。
实用文献翻译的繁荣，也带动了对非文学翻译的理论研究，并对建立在宗教典籍翻译和文学翻译基础上的传统译论带来一定的冲击。但由于我国的实用文献翻译的繁荣比西方晚了将近30年，其翻译研究还不太成熟，较多著述关注的还是非文学翻译的史料整理与技巧介绍，而鲜有创新性的理论突破。因此，如何构建符合新世纪翻译发展现实的翻译理念，也是摆在我国广大翻译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全文引自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2页。其中有部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