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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治通鉴》里面的从春秋战国到秦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给它起了一个主题叫作“古今变革之会”，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人对这一段历史的共识，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个转折，也是我们学习先秦史与秦汉史里最为关注的一个环节和最大的价值。战国时代在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王夫之先生的论述里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先生有一部名著叫作《读通鉴论》，建议与《资治通鉴》一起对照着读。
用顾炎武的《日知录》里面的这一段话形容“古今变革之会”可能更为妥帖，“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七国指的就是战国七雄，用它来代指战国。之后他又总结，“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绝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我们可以看到从礼、信这些思想观念，到王的政治地位、等级制度，到祭祀、聘享，到日常政治上的礼制与宗族姓氏的宗族社会传统，再到外交，再到国家之间的信息传递等等，春秋战国的变化是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一句“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管是国也好，人也好，“无定”两个字体现得特别透彻，各种事物、各种秩序都“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因为过去的陈规已被打破，过去的传统已经更新，而新的传统与新的标准还没有立起来。这是一个除旧而迈向新社会的时代，所以叫作变革时代，它是无定的。
《资治通鉴》对于这一时期的关注点有这样几项。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礼坏乐崩的状况，比如说一开始就说的三家分晋；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变法风潮，比如说商鞅变法；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策士纵横，比如苏秦、张仪的事迹；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的名士高人，比如说子顺、仲连；它关注的是养士成风的现象，比如著名的战国四大公子；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的社会现实，比如儒法名墨他们的观点碰撞；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武将捭阖，比如说白起他们的杀人盈城。
从这些关注点我们可以看出《资治通鉴》毕竟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史书，而且是写给皇帝看的，它主要关注的点不是经济史，不是文化史，而更多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史和王者之事、士人之事，关注的是精英塑造的历史，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史学观念里面，就是把精英的历史作为重中之重地强调。
当我们去看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可以在《资治通鉴》关注之外，即政治方面的历史以外，看到这段历史的社会变动涉及了方方面面：经济上，由井田制瓦解到小农经济的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政治和军事上，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到战国时期的兼并；政治制度上，由春秋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到战国时期的专制官僚体制的建立；学术上，由学在贵族到学在民间；社会上，由世袭的社会到一个流动性变强的社会。整个社会变动的方方面面已经超越了我们古人的视野，这也是我们史学在最近几百年来的重大进步。
当我们把视野打开，按唯物史观基本的逻辑思路与基本的解释方式观照这一历史时期，可以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铁犁牛耕的推广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巨变，井田制的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阶级的崛起，这是经济基础影响到了上层建筑。当然上层建筑里面也有体现到顶层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宗法分封制被破坏。这些变革一方面导致春秋争霸战过渡到战国兼并战，战争变得更加频繁，而另一方面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强，私学开始盛行，由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带来了民间思想文化各家学派的盛行，出现了战国中期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现象。
一言以蔽之，这一时期各诸侯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封建制度的确立是主线中的重中之重。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经济方面，这一时期是从井田制到小农经济，也就是说农业决定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基本态势。影响农业发展的因素有生产工具、耕作技术、作物品种、水利灌溉等方面。生产工具是动力，耕作技术涉及土地的运用，作物品种涉及农作物的本体，水利灌溉涉及的是水。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动力，还是水，还是土，都有着重要的变革，当然耕作作物的品种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其他三个方面的巨变也带来了农业的巨变。生产力的发展以铁犁牛耕为代表，它是农业变化的发动机；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就是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那么导致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阶层的崛起。从获得能力到打破秩序，再到获得利益，导致身份演变，这是整个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的一个还原。
只有有能力的人才可能去打破秩序，打破秩序后获得新秩序之下的心理，于是他就要为维持心理而进一步构建新的秩序，这里面就带来了身份的演变。过去的奴隶主贵族摇身一变，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当然也有跟不上趟的人，他们就倒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方面的变化在社会整体变革之中处于基础的地位，经济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这一时期的政治和军事的巨变，会发现从春秋到战国中国的列国陡然少了很多，而每一个国家的面积也变得大了很多，这是从争霸战到兼并战不断地进行的结果。
其实春秋时期消灭的国比战国时期消灭的国要多得多，但是春秋时期战争的鲜明特点却不是兼并性，而是争霸性质，所谓的争霸就是做一个武林盟主，而兼并则是做一条大鲨鱼。兼并是吞掉并且变成我自己，争霸则是率领而着重于我之威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战国时期政治和战争的目的从争霸转而成为兼并，军队的数量不断地扩张，军事行动的范围在扩大，由步骑兵的野战、包围战代替了军车的车阵作战，当然，战争的惨烈程度也大大地增加了。春秋时期战争文质彬彬的礼乐色彩荡然无存，用孟子的话说，那个时候的战争就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国时期战争的血腥程度在大幅地提高，它是一种消灭战、歼灭战，而绝对不只是一个击败性的征服性的战争。
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它们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春秋是霸而战国是雄？古人的语境里面有“以力假王者霸”，所以春秋的霸主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是作为诸侯的盟主。而古语中又有“以力兼人者雄”，雄就是我自己是强的，我追求的不是成为你们的霸主，而是要消灭你们。而战国诸强的往来纷争都要结束周王室的统治，重新一统天下，最后是秦完成了。
春秋五霸时期最主要人物就是齐桓公与晋文公。齐和晋都是周王室的重要封国，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晋是周的同姓亲族，他们代表着周王室分封秩序的一种余音。而战国始自三家分晋，这也是《资治通鉴》记述的开端。晋从原来的姬姓变成了赵、魏、韩三家。还有一个开端叫田氏代齐，或者叫田代齐姜，齐从姜姓变成了田姓，这两个大国的旧秩序被改变就意味着原来周王室分封秩序的余音进一步瓦解，曾经的两大霸主现在都已经改头换面，一个不复存在，一个换了人间。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霸”和“雄”之间的第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分封秩序被进一步破坏，这也是《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开始记述的重要原因。
第二点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春秋是争霸战而战国是兼并战？春秋战国之间礼坏乐崩的程度是不同的，战国时期礼坏乐崩到了一个顶点，所以一个国家根本不需要为别的国家的祭祀和宗族传统的制度进行考虑，他只需要灭掉那个国就可以了，而且不可“服而不灭”。吴越之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前车之鉴，吴国打败越国，但是没有灭掉越国，最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二十年，反过来灭掉了吴国。服人国而不灭，反而可能要被灭，因此各国都选择了去灭掉那些能灭掉的国家。
下面我们需要思考诸侯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关系。战国时期的亲缘关系明显变远了。春秋的时候，西周的分封才过了二百多年，亲缘关系还不够远。到战国的时候，分封已经过去了三五百年，诸侯与王室的血缘关系越来越淡，而且经过了春秋时期数百年，王室地位的不断衰微，诸侯国的力量不断强大，诸侯国已完全能够扮演主人这一角色了，周王室名存实亡，所以就有了赵魏韩三家分晋。周威烈王那个时候还要给他们以诸侯的头衔，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也认为这是一大政治败笔，也是礼坏乐崩进一步加深的一个标志。
第四个因素是历史走向统一的步伐。春秋的争霸战实际上是大鱼吃小鱼，吃到后来还剩下战国七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但这些小国在我们的历史记录里面的存在感是很弱的，所以我们一般只是说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历史走向统一的步伐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落到尽量少的国家、尽量少的参与者的身上，这也是历史的趋势。
第五个因素就是生产力对战争的支持能力增强。战国时期随着铁犁牛耕的推广，以及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农业生产的能力也是大幅度提高，使得大规模的战争有了可能。大规模的战争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是打仗的人要多，第二个就是战争的军粮充足，要有这么多的粮食去满足士兵的需求。所以战争规模扩大的前提就一定是农业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大，它是一个生产力的影响。
从第六个角度思考的话，就是国家治理方式的进步。之前都是小国治理，当国家不断地扩大侵占区域，把原来比较陌生的地域或者是敌国的、邻国的土地兼并过来以后，如何去治理，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过去的治理方式完不成这样的任务，所以那些小国索性就不扩大自己的疆域。现在国家的治理方式在不断地进步，这种进步既来自于经验，也来自于这一时期百家争鸣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思考与治理方式，这也是战国时期能够实行兼并战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简而言之，春秋时期为什么不去兼并？因为在历史趋势上看，它不必兼并，在国家能力上看，它不能兼并。而在战国时期兼并战争已经是一个必要的历史任务了，国家能力上也可以完成这样的兼并。历史就像是一个有机体一样在成长，在推进，在提供自己向新阶段发展前提的营养要素。
按照王凤美等专家学者的说法我们来看一看春秋争霸战争的意义。“争霸战争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大国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开拓了疆土，扩大了地盘，比如山东诸小国为齐国所并，河北、山西诸小国为晋国所并，江淮、汉水诸小国为楚国所并，西北诸小国为秦国所并。这就使春秋初年为数众多的国家缩减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为以后全国性的统一起了奠基的作用。”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打的是小组赛，而到了战国时期打的是淘汰赛，战国七雄全都是经过淘汰赛的拼杀而出现的大鱼了，从局部统一走向整体的统一。
《史记·平准书》里面也记录了战国时期兼并的特点：“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可见社会的两极分化在不断加剧。“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这是一个变动的时代，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和残酷的现实。秦惠文王七年，与魏战，斩首八万；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败韩岸门，斩首万；秦武王四年，拔韩宜阳，斩首六万；秦昭襄王十四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秦昭襄王三十三年，破魏，斩首十五万；秦昭襄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斩首五万；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余万（著名的长平之战）；秦昭襄王五十年，攻三晋，斩首六千，晋军走死河中两万；秦王政二年，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十三年，攻赵，斩首十万等等。从以上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时期战争之惨烈程度是春秋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一个胜利者书写的时代，而失败者在这里面只有消失这一个结局。
实际上一直到秦统一天下之前十年，在战国七雄里面并没有出现哪个国家真的把另个国家兼并了的事，各国之间虽然有强弱之分，比如说秦、楚、齐比较强，燕、韩比较弱，但是并没有说哪个国家就真的被打没了。
在战国中期确实有一个大国差点完全被兼并掉了，但后来它又恢复了生机，只不过国力已经大不如前，这就是齐国。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战国中局的转折，这在《资治通鉴》里面有着比较详细的记录。它涉及燕国和齐国的恩仇，却影响到了整个战国，也影响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周显王四十八年（前321），燕易王薨，子哙立。燕王哙即位之后五年左右，他就专任自己的相国子之，把国政基本给子之打理。这时有一个叫鹿毛寿的跟燕王说，人们都推崇尧，认为尧是个贤君，因为他能够禅让，今天如果你把王位禅让给子之，你就成了跟尧一样的人。燕王哙信了鹿毛寿的话，真的将王位给了子之，这样子之就成了事实上的国君。子之为王三年之后，国内大乱，大家不听他的，因为他的王位名不正言不顺。子之既不是王室，又不是燕之诸侯的这一脉，乱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个时候齐国作为燕国的邻国，出手帮着去伐燕，燕国子民绝对不会为子之效命，城门也不闭，让齐人如入无人之境，把子之给杀了，同时也把燕王哙给杀掉了。
按孟子的说法，齐国很顺利地战胜燕国，那么这是一场王者之战，因为燕国的军民都认同这场战争。在这种情况之下燕人立了太子平，著名的燕昭王。而齐国对于燕国而言有两种身份，一种身份是燕国的恩人，因为他们帮助燕国把子之引起的内乱给解决了，但是齐国的国君齐湣王想要继续控制燕国，这样就造成了他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入侵者。
燕昭王在破燕之后即位，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招揽贤士，希望能够振兴燕国去复仇。他找了谋士郭隗，郭隗给他讲了一个千里马的故事：以前有个国君给了千金让人去求一匹千里马，然后有人就给他找了一匹千里马，可是找到以后马已经死了。买马的人说，死的也要。于是他用五百金把马的尸身给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国君大怒，说我要的是千里马，不是死马。然后买马的人就说，您别着急，死马您都花重金去买，何况活马，这马一定有人给您献过来。果然不到一年的时间，别人献给国君三匹千里马。讲完这个故事郭隗就说，今天昭王您想要去延揽贤人就从我开始，您给我最好的待遇，然后比我更贤的人就会过来了。燕昭王听了他的话，就给他筑了一个黄金台专门招揽天下的贤者，于是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乐毅等人过来以后，燕昭王委以重任，燕国在此时就渐渐地卧薪尝胆，然后走向中兴。
齐湣王在这一时期野心不断地膨胀，他灭了宋国之后日益骄横，向南打楚，向西又打赵魏韩三晋，想要并二周为天子，诸侯都很讨厌、警惕他，齐国实力这么具有侵略性，大家都很害怕成为下一个攻打对象。齐湣王也是给自己四面树敌。
而燕昭王在这一时期把国家建构得日益富实，于是跟乐毅开始一起谋划伐齐，因为齐国现在已不得天下之心。乐毅说：齐，霸国之余业也。他们老祖宗很厉害，齐桓公是春秋首霸，之前的齐威王、齐宣王也都很厉害。齐湣王虽然水平不够，但是国力还是很强大的，单独去打肯定打不下来。于是燕国找了同盟，把赵、楚、魏等这段时间一直被齐国欺负的这些国家约起来，秦国也想要分一杯羹，于是几个国家一起去打齐国。燕王起兵之后，以乐毅为上将军，秦魏韩赵燕五国一起伐齐，齐湣王抵挡不住，齐师大败，最后齐王被杀。
荀子曾经给过这样的一个评论：“国者，天下之利势也……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国确实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大国，确实是一张好牌，但这个好牌就看你怎么打，如果你用义去行走天下，那么你就是真正的王者，大家都尊崇你，但是你如果像齐湣王那样，用权谋骄横，想吞二周并诸侯，那么大家都要谋心灭了你，所以要么制人，要么人制之。燕国和齐国之战到最后，齐国七十多座城被打得只剩两座城，已经奄奄一息了，后来田单摆火牛阵，终于破掉了诸侯的联军，恢复了齐国被攻陷的城市，但是复建起来的齐国已经远远没有原来的实力了。
本来七国之中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的是秦和齐两个国家，它们两个国家也是原来最早称东西帝的，但是现在齐国经此一役，元气大伤，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一统天下。这件事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给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可能性。
在战国的纵横捭阖之中，秦国是联合了另外的四个国家，燕国作为主帅一起去攻打齐国，这也符合秦国的一个重要的国策，“远交近攻”之策，这个策略虽然不是这一时期开始实施，但是这确实是很符合其国际政治的特点。
各国变法运动是战国时期核心中的核心，它涉及经济政治格局、行政权力、社会阶层、文化学术等诸多方面的变革，经济上由土地的井田制变成土地的私有制，土地由国有变成个人私有；政治格局上由诸侯分封制变成争霸与兼并制并行；行政权力方面由宗法世袭制变成专职职业官僚制度；社会阶层方面由世袭到流动；文化学术方面由贵族到民间，出现了百家争鸣。这些变化如果合成一个词的话就叫作走向帝国。
这一时期由列国向帝国转型的主题就是变法，比如说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还有最著名的秦国商鞅变法。各个不同的诸侯国变法运动遍地开花，形成合力，体现出向帝国转型的历史主题，这股风潮它是由东方的魏国为先开始吹起，然后逐步影响到楚国、齐国，再到西边的秦国。秦国的变法再转过头来去更深一步地影响东方六国。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最终建立起了一套君主专制制度。
这套君主专制制度的三大核心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而这些制度在改革之前是没有的。官僚制度是取代了贵族制度，贵族制度是世卿世禄的血缘政治，家族的高贵是因为上天的神秘性，而官僚制度不是，你是怎么生的不重要，上天的成分也不重要，后天在人间的努力才重要，你的才能决定着你在人间的位置，于是天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进一步的分殊。官僚制度之下，将相开始分立，文武开始分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而原来的将相是一体的，文武是一职的。
官员的选拔和任免都听于国君，这样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国君用俸禄供养官吏，也就是说国家是雇用你的，那么国家解雇你也是随时而行的，这样官吏和国家之间就存在一种流动性。官吏想去哪就去哪，想帮助哪个国家就帮助哪个国家，而列国之间也竞争着官吏的使用权。对官吏的考核与监察也加强着君主专制。因为权柄标准都掌握在君主的手中，但是这种标准实际上是由官吏本身去制定的，由官吏本身作为一个体系去考察官吏的个体，由制度去考察个体。
这个时期实行新的行政区划，建立县制渐渐取代了地方的分封制度，这也是中央集权的加强。以法治国取代了以礼治国。
总而言之，这些制度其实是将国家打散，使得由家族组成的国家变成了由个体组成的国家。“法”的推广也是这样的一个途径，因为礼更多的是从宗族内部扩展到全国，它是以一个个大家族作为单位的，家族内部先治家，然后再治国。而法是社会公意的共识，它是面向社会中个体的人，社会的个体化取代了社会的宗族性，这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很深刻的历史认识。
这个时期的宗法分封制被官僚专制取代，一言以蔽之，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从西周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时期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战国时期的礼乐征伐则自大夫出。宗法分封制被破坏，“礼坏乐崩”实际上就是家族的血缘政治被打破，而个体的人的自由度与重视度空前加强，整个社会越来越个体化了。个体化的前提当然也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够走向个体化的路径，他们被解放出来了。
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被俸禄制所代替，个人由国为家所把控变为被国所雇用。
按照晁福林先生《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里面的观点，“战国时期君主朝廷中的大臣有许多已经不是名门显贵，而是平步青云摄取公卿者。这样的大臣在朝廷中的位置都由君主好恶而决定，这和春秋时期有很大的不同”。
秦孝公的求贤令里是这样说商鞅的崛起的：“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动用了分封的诱惑去招揽“奇计强秦者”。而商鞅“年虽少，有奇才”，求奇计者遇上有奇才的年轻人。秦孝公当时是二十岁左右，商鞅的年龄也与其相仿，两者碰撞出了火花，而这个火花影响了中国未来的两千多年。
商鞅第一次求见孝公的时候，说之以帝道，讲上古的黄帝神农这些人怎么治国治天下的，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史书说“其志不开悟”。你对人家说这些神话，人家当然不理你了。第二次，商鞅又去见孝公，说的是王道，谈尧舜禹汤是怎么治理天下的，秦孝公也没有听得进去。你对人家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因为要想行王道不是眼前的事，没有个一百年两百年是治理不好这个国家的，至少秦孝公这辈子是看不到成果的，人家青年人一腔热血，就想着赶紧见成果，雪耻辱。然后秦孝公就怪自己手下：你推荐个什么人来，净说这些神话、废话。商鞅和推荐的人说：您别着急，您再推荐一次，这次见大王我保证让他满意。第三次见面，商鞅拿出真本事跟秦孝公说之以霸道，他讲齐桓、晋文这些人是怎么打天下的。这次孝公听来劲了，其意欲用之。可是商鞅讲到高潮的时候走了，想听下次再约（这次我跟你讲真话，但是我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兴致）。第四次，秦孝公赶紧去约商鞅，“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古人是跽坐，然后他一边听一边膝盖就往前挪，不断地靠近商鞅，促膝长谈。谈了好几天都谈不厌，这次真正出现了君臣之间的一种对话。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秦孝公想要强国的迫切性。你讲那些神话废话都没有用，我就要求立马强大，所以坚决性就体现出来了，同时他有雄才，又能容忍看着像人才的人，让他们慢慢地掏出自己真的东西，而商鞅这种做法也一定不是他的迂腐不堪，非要说之以帝道和王道，最后才说之以霸道，而是用帝道和王道去试探他，最后才说真话，然后引出君臣之间的对话，他也在测试秦孝公，想判断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一时的热血上头，还是真正地能够有雄才和容人之量，能够完全地给我信心，去坚决地改变国家，改变天下，秦孝公与商鞅走到了一起碰出了火花。
但是火花在这一时期总会遭到冷水，那么孝公遇上的冷水就是“恐天下议我”。他就怕天下人尤其是他的大臣们不听话，议论纷纷，因为变法就要动利益相关的人群，会遭到很多人的抨击和吐槽，于是这个时期的商鞅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你不要畏首畏尾、疑疑惑惑地做事，是没有能成的，“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我们要洞彻历史的发展趋势。于是商鞅与甘龙杜挚等这些保守派大臣在朝堂上公然地进行了一场孝公面前的辩论。商鞅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我们不要被前贤的东西拘束，我们自己也不逊色于前贤，如果我们要拘束于前贤的礼和法，但是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我们遵循哪一个？时代的变化与我自己的变化都决定了方法的变化。他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尊古不见得好，变古反而能称王，没有不能变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必须按时而变。
这是何等不易的呼声，在那个历史退步观、传统至上观盛行的一个时代，在倒着向前走，眼睛朝后看的时代，商鞅愿意把身子转过来，带着大家一起向着理性指引的前方前进。这是何等自信和坚决，何等的气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未来的两千多年里成为所有变革者的圣经。
商鞅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他的思想来源多元，成分复杂。他最初的思想背景是卫国的政治传统，卫国本来就有变革的政治传统，他的思想基础是由于他年轻的时候游仕于魏国，吸收了李悝和吴起在魏国河西之地变法的思想与经验，经过了针对秦国特点的取舍和调整，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沃土，当然还找到了跟自己有知遇之契的国君。卫鞅（商鞅是他取得了“商”这块封地后的称呼）为什么在秦国能成为商鞅，是由于秦国的现实要求和他的目标抱负一致，而他本身的流落处境以及用世立功的迫切心情最终促成了这样的一个绝世的火花。
谈到用人，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范睢。范睢主要活跃在秦昭襄王时代。《资治通鉴》里记载，周赧王四十五年，范睢经过千辛万苦，在魏国差点死了，最终来到了秦国。他跟商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曾经在魏国待过而不受重用，遭受凶险最后来到秦国，为王所用改变历史，扬名天下。
范睢第一次见秦昭襄王的时候，昭襄王也很年轻。当时国政主要被他的太后和舅舅所把持着，然后范睢故意说：“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这话就说到了昭襄王的心坎里了。昭襄王屏退众人，跽坐，立起身子，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你能不能跟我多说一说。）他感兴趣了，但是这个时候左右窃听的人很多，范睢先不敢言内事，先言了外事，要看一看“王之俯仰”，看一看大王的心意到底怎么样，于是进了一个计策：“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者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他提出“远交近攻”的政策成为未来几十年秦的一个基本的外交国策。王曰：“善。”然后让范睢作为客卿去跟他相谋兵事。
后来随着范睢日益受到重用，他就可以跟昭襄王说一说实话了。他说，我原来在山东六国的时候，只听说过秦有太后，不闻有王，然后又说了很多穰侯和太后的坏话，说他们可能要夺秦王的权。“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这句话完全说到昭襄王的心坎上了。这时范睢已经立下了很多功劳，昭襄王也是把他视作自己的心腹了，在他的鼓动之下废掉了太后，驱逐了穰侯还有其他的党羽，以范睢作为丞相，封为应侯。这是范睢上位的故事。
范睢打击秦国的外戚的势力，同时他也确实是在为自己谋地位，所以他的手法并不是很正大光明，但是达到的效果确实也有利于秦国的强大。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详细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他有这样的一段评价（“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灾害，荐白起为将，南取鄢、郢，东属地于齐，使天下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就是说，穰侯对于秦昭襄王有功，对于国也有功劳，“虽其专恣骄贪足以贾祸，亦未至尽如范睢之言”，虽然他有问题，但是不至于差劲，“若睢者，亦非能为秦忠谋，直欲得穰侯之处，故搤其吭而夺之耳。”所以范睢除掉穰侯不是纯心地为秦国去谋公益的，他也是为了自己坐上丞相的位置，“遂使秦王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倾危之士哉”。司马光说，秦王为了权力斗争而把家庭的亲情都铲断是不对的，从这点上看范睢是破坏家族家庭亲情的倾危之士，他对国家是不利的。
以功利视角而言，范睢当秦国的丞相，确确实实让秦国变得更加强大，往走向统一又更进了一步，而且是一大步，他绝对是有功于秦国的，比起穰侯，他的功劳毋庸置疑在历史上要更大，但为什么司马光这么说？这就是不同的站位、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历史评价。司马光是站在为宋朝国君进言的角度之上，而国治始于家治，国乱始于家乱，不能再有家族内部的纷争混乱，不然，这个国家危哉。他是站在一千多年之后，基于他当时所处的现实的评价，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说得是很有道理的。基于司马光那时想对君王说的话，他对于范睢和商鞅有自己的评价，这也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所体现的个人色彩，他是客观地记述史事，然后通过“臣光曰”把个人的色彩单独择出来，而不是糅在史事叙述里，这是他史家本色的精神，也是《资治通鉴》的过人之处，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认同他的“臣光曰”，但是我们也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史家和大臣的两重身份之所在，史家记录史事，大臣通过史事进言，他是既是史家又是士大夫多重身份的叠加，“臣光曰”是司马光的心血所在，也是司马光的特色所在。
战国时期，由世袭社会变成人员流动性更强的社会，它变得更加有活力了。原来的世袭社会是以西周春秋时期的等级秩序分封制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等级性很强的阶层作为基础的，这四个阶层是不可流动的，而战国的新兴地主、新兴的士阶层体现出了社会流动性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士阶层的崛起。士既来自于旧的封建领主贵族的没落沉降，又吸收了平民之中的有文化才艺和有军功的人，所以这一时期士的阶层空前地扩大，既来自于沉降，也来自于上升。孔子面临的社会状况与理想社会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需要，靠士阶层而实现。孔子所面临的社会一方面礼坏乐崩，需要重塑秩序，他提出复礼求仁的这种思想；另一个方面礼坏乐崩带来人文下移，再加上孔子所崇尚的有教无类的这种方式，更加促成了这种人文下移、学在民间的现象，使得民间私学开始兴起，据此构建了理想社会的恢复西周盛世的人文礼乐。这是孔子的做法与设想。
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设想已经基本成型，且在实践之中基本成熟起来，战国的士已经与出身无关了，他们可能来自于贵族，也可能起自于卑贱，用《诗经》里的话叫作“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其共同的身份标志是他们都有能力、知识、智慧和才能，士就从一个阶层变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代称。士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也是能够左右时代变局的一个阶层，“得士者得天下”。
战国时代游说和从师是进入仕途的两个重要的途径，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有权势的大臣多养士为食客。著名的战国四君子都是如此，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孟尝君。《资治通鉴》里面记载，周显王四十八年（前321），孟尝君在这一年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业厚遇之，存救其亲戚，食客常数千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由是孟尝君之名重天下”。但是司马光说：“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他认为士应该为民所用，而不是为己所用，“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这是好事，但孟尝君养士怎么养的？“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这种事情就是利私的，是给自己搞小团体，搞政治声誉，是民之毒也，是奸人之雄，这是不对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时代孟尝君能因此得其美名，甚至因此而躲开了一些政治上的祸患，在诸侯之间寻找到自己的谋生之道，立身之道。我们也必须要正视司马光这段话，他是站在宋朝政治基础上说的，宋代的君主最怕士大夫结党营私，然后“张虚誉，盗君之禄，蠹其民，成奸人之雄”。司马光是站在宋朝人的标准上去评价前朝，这是历史的当代文化的现象。
对于孟尝君，司马光也有不同的评价。同一年，他记载了孟尝君的另外一件事情：“孟尝君聘于楚，楚王遗之象床。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谓孟尝君门人公孙戌曰：‘象床之直千金，苟伤之毫发，则卖妻子不足偿也，足下能使仆无形者，有先人之宝剑，愿献之。’公孙戌许诺，入见孟尝君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与君者，以君能振达贫穷，存亡继绝，故莫不悦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床，则未至之国何以待君哉！’”这把孟尝君给架上去了，你不能在楚，我就收这么贵重的礼物，其他国家怎么办呢？“孟尝君曰：‘善。’遂不受。公孙戌趋去，未至中闺，孟尝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扬也。’公孙戌以实对，孟尝君乃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就是说只要能够把我的问题说出来，能够对我扬名有好处的，能够对我有帮助的，我不管你有什么私心，你都赶紧过来，孟尝欢迎你。
司马光对这件事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对于孟尝君来说，只要食客说的话客观上是对的，不管他主观上存着什么样的心思，不管人品如何，都用他。最后司马光说：“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何况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忠臣。他说的实际是自己，他是就着孟尝君这事给皇帝表明自己的忠心。
转眼到了公元前279年，四十二年过去了，“初，齐湣王既灭宋，欲去孟尝君，孟尝君奔魏。魏昭王以为相，与诸侯共伐破齐。湣王死，襄王复国，而孟尝君中立为诸侯，无所属。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之连和，孟尝君卒。”孟尝君去世以后“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因为孟尝君的封地在薛，所以薛实际上是一个国。孟尝君去世之后，诸子不争气。齐国与魏国这两个国家共同灭了他的后代，削地，孟尝君绝嗣。这也是一个很惨的结局。他在世的时候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之后他的子孙都绝了，这是对古人而言最不好的一个下场。司马光引了扬雄的《法言》或问：“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奸臣窃国命，何其益乎？”这些人不过是奸臣窃国命，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代表了司马光本人的一个评价。
这个时期我们看到除了孟尝君养士以外，士人纵横，谋诈百端的现象，张仪、苏秦也是大家所熟知的。《资治通鉴》记载：“张仪相魏一岁，卒，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余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最著。”司马光记述这一时期纵横天下的这些策士状况之后，他也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去代替自己的评价。司马光就论孟子这段话说得很透彻，“《孟子》论之曰：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的学生说，张仪、公孙衍这些纵横策士大丈夫说话算数，一怒，天下都为之所动。孟子说，这哪是大丈夫，我告诉你什么叫大丈夫，“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是之谓大丈夫。”这才是大丈夫。大丈夫在于内心的充沛，在于内心的道德境界与人格的完善。所以我的天爵，不在于人间的这种富贵权威，因为人间的富贵权威是不可靠的，人间的评价也是不可靠的，都是转瞬即逝的，是妾妇之道，他们讨好国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不足取的。而孟子所讲的是内心的聪明，是种道德原则的确立，是种永恒的标准，是天道与人的结合。
从孟子到司马光甚至再到我们今天，我们的道统是一以贯之的，而面对战国中期时代的变化，孟子作为儒家的亚圣（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被封为亚圣），他也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的挑战。墨家是以原始的人道与现实的功利原则相结合，以仁爱与求利兼得的观点去迎合民众，所以信的人很多；新道家（杨朱）突出个体的权利意识，迎合士人，信的人也很多；法家鼓吹耕战，崇尚权力，迎合诸侯，他不要求天下人去信，因为天下人信没用，但是诸侯全信了；纵横家如公孙衍、张仪，他们玩弄政治权谋，权倾天下，在实践上就否定了儒家成圣的人格理想，去迎合政客，这些都使得儒家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那么如何重振儒学呢？只能通过与其他各家的论战来阐发儒学，把自己的这块璞玉打磨得更加晶莹剔透、更加精美。论战是证明自己的正确性，那么谁来重振天下？谁来做这种阐发论战？孟子曰：舍我其谁也。这是孟子的气魄。孟子的气魄来自于他的焦虑与自信，而孟子的焦虑来自于士流与当权者同床异梦的时代的特点。
士流的主张“借势行道”，而欲行之“道”，多与当权者的意图南辕北辙，有追求权势禄位的张仪、公孙衍之流，也有逃避合作的如陈仲一类，更有“处士横议”的杨朱、墨翟及昌言神农之事的许行之徒。对于张仪、公孙衍，孟子可以用一句“妾妇之道也”加以蔑弃，但是对于新道家杨朱、对于墨家、对于农家许行，他们的言语，甚至有“杨墨之言盈天下”之说，他们声势上大有盖过儒家之势的，孟子对于他们很警惕。他把杨墨之言比作是尧时候的滔滔洪水，比作桀纣时期的乱政，乱政之言横行，以天下为己任的孟子如何能不焦虑呢？所以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才要提出大丈夫的标准，而这也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个标准。
这一时期也不乏符合孟子所说的“大丈夫”之规的人，《资治通鉴》里有这样的一则记载，说的是子顺。秦一开始要伐赵，魏国国君考虑救还是不救，魏王问诸大夫，谋臣们都认为秦伐赵对于魏是好事儿，因为魏和赵是竞争对手，而且彼此的实力相距不远。这个时候子顺就说：“秦，贪暴之国也，胜赵，必复他求。”秦国贪得无厌，胜了赵国后一定来打你。“吾恐于时魏受其师也。先人有言，燕雀处屋，子母相哺。”它们以为很安稳了，结果“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不变，不知祸患之将及己也”，等到这个炉子着火了，屋子要被烧着了，燕雀在屋檐下边还高高兴兴待着，以为这事跟自己没有关系。这个不就是魏国跟赵国之间的关系吗？“今子不悟赵破患将及己，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今天如果看不透这一点，看不透秦伐了赵，然后马上就要来打魏，魏国不就跟燕雀一样了？可见，子顺才是看得明白的人。
第二个例子是鲁仲连义不帝秦。秦王让使臣跟魏王说，我去打赵国早晚会打下来，打下来之前谁敢去救他，等我打下来赵国以后，我马上派兵打他去。这就把魏王给吓唬住了，他就想去说服赵王，一起去尊秦为帝，给秦升一级，让秦退兵就得了。这时候鲁仲连正好在赵国邯郸，听说了以后，就去见新垣衍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秦国是没有礼义的国家，是虎狼之师。“彼即肆然而为帝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不愿为之民也。”他如果真的成为天下的帝王，那么我鲁仲连宁愿蹈海而死也不愿意做他的子民。这是一种决心。接下来他又说：秦是万乘之国，魏也是万乘之国，万乘之国都有称王之名，为什么打一仗不胜就把他们尊称为帝且甘愿居于其下？这是一个极为窝囊的举动，我怕这么弄下去，魏国的国君最后肯定下场很惨。他说动了新垣衍，改变了事态。鲁仲连后来有很多类似的事迹，但通过他的不惧强权、义不帝秦的姿态可以看出他绝对是威武不能屈的人。
同时他还富贵不能淫。公元前257年，这是他义不帝秦之后的第二年。因为救赵有功，平原君欲封鲁仲连，结果使者去了三次，鲁仲连都不接受。平原君又趁着鲁仲连过生日给他千金，鲁仲连说：“所贵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他是这样侠义的性格。他不愿意帮人做事，然后收钱，他认为这是商务之事，士不做这样的事情。帮忙后不要赏赐，也不要感谢，他只做该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和任何人都没关系，只是遵义而行，这就是儒家的一个基本信念，也是士的基本信念。“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这样的人格与当今社会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即使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价值观也是很少见的，但是它终究在我们的士人身上有所保存，这就是中国的士道。
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从“六王毕四海一”而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代。当然大一统时代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最终成型，但是秦是这一局面的开拓者，是它的开端。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开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大一统帝制创建，而天下苦秦，秦国十五年灭亡，在秦的统一与速亡之中我们能看出来中国历史的深刻张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在十年之间完成，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依次灭掉，可以说他达成了一个创世纪的伟大功业。由此秦始皇认定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自号为“皇帝”，其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达成了皇帝的独尊、皇权的至上以及皇位的世袭。“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当然，最后只传了二世，所以别说万世了，两世而止。没止的地方就是他所创立的国家原型与国家基本的官僚制度，这种体制一以贯之，一直到今天。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对秦始皇有这样的评价：“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这确实是肯定他的千古功绩。周良霄先生的《皇帝与皇权》里面这样说，秦始皇“皇权的加强和神化，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体现专制皇权的官僚机构和各种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备和统一，皇帝对军队控制的加强等等，这些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主要内容”。他的构建帝制的要素都在周良霄先生的这段话里，但是到最后这个制度还在，但是看似强大无比的秦却不在了，为什么，因为过于暴虐，所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贾谊《过秦论》里面的千古名言。
在秦始皇一统天下的这一年，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司马光写下了一段评价。“臣光曰：从衡之说虽反覆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勠力以保国家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司马光从政治局势上点出六国之间相互攻击的状态，最后一起走向灭亡，便宜了秦，这就是山东六国跟秦之间的关系。当然他说的这段话，也都是立于宋朝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基础之上。
秦始皇在位十三年后，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薨，这就涉及谁即位的问题。《资治通鉴》里面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然它的记载也是来自于《史记》等书）。赵高说服了李斯，要把小儿子胡亥立为国君。李斯本来不答应他，赵高说服李斯时说，你的“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蒙恬是当时太子扶苏的亲信，也是太子扶苏的老师。赵高说，你跟蒙恬比起来，太子更亲近谁？李斯答，肯定是蒙恬呐。赵高又说，如果太子扶苏即位了，肯定用蒙恬为丞相，你可能就得回家了，而胡亥慈人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他威逼利诱了当时的丞相李斯，李斯也趋于一己之暂时之利，相与为谋，伪造了秦始皇帝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这下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未来，也断送了两年后的秦朝。
所以贾谊《过秦论》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当年的秦始皇一扫天下，何其雄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结果不旋踵而亡，十五年后，“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面用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儒家对于法家运用到极致的秦朝的一个抨击。
用阎步克先生现代政治学的一个视角去观照的话，对于秦的兴衰，我们今天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它不只在于仁义。“秦之胜在于官僚制度的建立。政治行政之中所体现出来的秩序和强权，一个巨大的官僚机器高度精密可靠的运转，本身就被视为最高目的。在这种秩序崇拜和权力哲学中，吏员不过就是齿轮与螺丝钉，民众就是力役和赋税：他们只在数量和功能上有意义。”而这个官僚机器，每当运转不了的时候就会重新进行调整。这个调整就是毁掉王朝而重新组合新的基本盘，从而达到让制度重新运转的目的。这个制度在两千多年运作下成为一个稳定的结构，在秦以后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够稳定地存在三百年，每到两百多年的时候，甚至更短的时间，就一定会洗牌，这是这个制度本身的需要。所以商鞅的制度达到了一种片面的深刻，而这种片面性很可能既是此后秦帝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既是所有王朝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所有王朝失败的重要原因。因为制度活起来了，它由为人服务到自己本身自创目的，人成为庞大制度的奴隶，行政专业化成为人的异化。这既是社会对于人力资源的整合，也是人作为社会之中仅仅是能量块的一种悲哀。
当这一切纷纷落幕之后，我们想起了明代大才子杨慎所写的对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评弹词，其中有一首最有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它也被作为《三国演义》的定场词。实际上他的这套弹词有很多首，其中有一首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恰如其分，我们就以它作为这一讲的结束：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到春秋，秦汉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耕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西江月》）。或许这些多少从前事都付笑谈中正是我们历史智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