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党争失败，在野期间悉心编纂的，所谓“日力不足，继之以夜”。

司马光一度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不少人说他是保守派甚至反动派，但如果从宋代制度文化的深层次因素思考，司马光的态度就很能理解。宋太宗的诏书中明确了宋王朝制度建设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态度（亦可称作“事为之制，曲为之防”，见《汉书·礼乐志》），这是说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扬防微杜渐、权衡利弊的精神。比如宋初加强集权，纠正了唐五代以来权臣干将执国命的乱局，但也造成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并不是宋代君臣没有考虑边患的问题，而是他们认为朝廷完全可以通过怀柔政策换取和平，权臣干将作乱才是心腹之患，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甚至宋人王旦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1578页）。

其实宋代君臣把历代典章制度琢磨得很透，三代秦汉以来漫长的历史中，人们把各种政策都尝试过了，就像我们在阅读药品说明书一样，既懂得其适用性又深谙其毒副作用，进而对每一种策略都如履薄冰。与其尝试危险性把握不定的新招数，还不如将就现存政策或者对它小修小补。所以王安石变法受到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范镇等人的抨击就是情理之中，他们谙熟古代历史甚至自身就是历史学家。史家的经验告诉他们，王安石推行的这一套古已有之，并且存在严重的问题；从而想从历史中找到“常”，也就是规律性认识，抓住它就能防范祸乱、端正人心、纲举目张。

对于“政敌”的攻讦与揭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特别是“臣光曰”中多有反映。《资治通鉴》全书共一百一十多篇“臣光曰”。“臣”说明叙述对象是宋代皇帝。司马光说“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资治通鉴》是大臣讲给皇帝听的（此做法在历朝历代都有），这就意味着司马光的历史叙述针对治国理政经验，尤其是针对时政阐发观点。司马光为皇帝讲史，讲的就是“常”。天理、人伦、圣言、事故诸多经得住历史推敲的规律；核心问题是如何落实儒家伦常，拨乱世，反诸正。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资治通鉴》第一篇“臣光曰”。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王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后，司马光洋洋洒洒，大谈“礼”纲纪人伦的作用，呈现了一篇漂亮的政论文。他尤其批评周天子自坏纲纪，引发一系列恶果：“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这样的思路今天人会说迂腐，但是他是说给宋神宗的，神宗皇帝毕竟不是羸弱的周威烈王，而是要有所作为的壮年天子。如果头脑糊涂做出自毁长城、自掘坟墓的事，岂不追悔莫及？

再如玄武门之变后，司马光说：将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礼，然而高祖之有天下出于李世民之功；隐太子李建成平庸低劣，居李世民之上，必不能相容。如果高祖有周文王之明，李建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泰伯让位于弟季历，子臧将君位让人而离国），变乱焉从来？后来中宗、玄宗、肃宗、代宗的得位，都是效法太宗故事啊。这里司马光强调以礼让为国，我们也能看到其针对性：宋太宗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宋太祖的君位，就引发过朝野震动。如果君臣人人都谨言慎行守规矩，社会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就不会有大祸乱，这种苦口婆心对于涉世不深的宋天子来说应不是虚妄之词。

又如唐玄宗之时日食不验，司马光认为是太史工作的失误；君臣为此而相互庆贺则是诬天。“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他批评姚崇作为宰相不实事求是，反而阿谀逢迎；唐玄宗也坦然接受，明眼人就能看出这是借古喻今。有人把王安石比作孔子，把他的副手吕惠卿比作颜回，神宗皇帝也认为吕惠卿是“美材”。司马光一针见血对皇帝指出，吕惠卿心术不正，江充和李训这一类人如果没有才能，如何能打动人主？宋神宗默然不语；他还给王安石写信，说吕惠卿是阿谀之人，居下位要逢迎上司，但日后他必定将出卖您。王安石不悦，但后来吕惠卿果然背叛王安石。要之，如果我们把司马光当成以历史教化人心的老师，把宋天子当成渴求历史经验的学生，似乎这样对司马光的苛责就会少一些。

司马光在叙述过往帝王之时，不管是收录刘邦近巫的身世，还是认为帝王对公务员的任免、升降“不可言传，不可记载”，基本上是处处维护封建帝王的形象，独独他写到了汉武帝晚期的“轮台诏”，怎么看司马光对汉武帝的形象构架，柏杨又怎么看？

近年来，北大辛德勇先生《制造汉武帝》等文字质疑轮台罪己诏的真实，引发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讨论得非常热烈，说明现有资料还不足以揭开这一问题的谜底。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西方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当代史也罢，思想史也罢，它强调今人对古代典籍文本有诠释的空间。一般民众读《通鉴》，和柏杨先生的思路应该是一致的，即抓住“人”。历史不能见事不见人。如果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如果你还能清晰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中国历史年代表，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您也成历史老师了。只有生动、具体、有过程的信息才是有教育意义的信息；空说半天理论，还不如我讲一个具体的事，用生动的情节去打动人。司马光就是如此，抓住了人。今天能从历史情境之中恢复当事人的所思所想，增加我们的人生经验，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

1954年成立古籍出版社，第一个上马的便是“国家项目”——点校《资治通鉴》。据说这项工作也是毛泽东亲自倡议和交办的。如今《资治通鉴》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称“通鉴学”。抗战期间张煦侯先生写成《通鉴学》一书，介绍《资治通鉴》之编纂、史源、史学、书法等一系列问题，堪称经典，近年又有翻版；新中国成立以后通鉴学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感兴趣的朋友可搜索相关论著。中华书局《资治通鉴》二十卷本，包含元人胡三省的注释，繁体竖排标点，初版于1956年，经久不衰，是目前最佳的一个版本。另外中华书局“中华国学文库”也推出《资治通鉴》简体横排十二卷本，亦含胡注；中华书局“中华经典普及文库”中的《资治通鉴》简体横排四卷本，删掉胡注。

曾国藩有道“百战归来再读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内地高校院系调整，原先政治系多变成了公关管理学院，《资治通鉴》是绕不开的“教辅读物”。大学里，历史系的人怎么看政治系的人研修《资治通鉴》？

非历史专业的人读《资治通鉴》自然是好事。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不仅皇帝大臣能读，一般读者也应该读，尤其是对社会人生懵懂无知的人。如果领导迷茫，不懂社会规律乱来，会给他的单位带来大麻烦；了解古人的经验，会少走些弯路。非历史专业的朋友掌握历史经验，是大好事。何兹全先生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曾说，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何先生说得很合理，也许从政治理论上讲得通的东西，会在历史情境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最终推行不下去。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初衷是好的，但是不问青红皂白推行青苗法，急于求成还用人不当，酷吏巧取豪夺、伤民害民，明明农民苦不堪言，凭空又多了紧箍圈。类似一刀切的做法，似乎并不只是古代的事情。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它们，有现实价值。

如今的历史学研究工作的确是碎片化的，但是历史教育除了碎片化之外，还应该发挥体系化的教育功能。不仅某个历史场景能够增加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整部中国古代历史更能启迪人们的思考：治国理政的法子，如果秦走不通，汉行不行？内圣外王的理想，孔孟没机会实现，汉唐宋可不可以？我们会发现古代很多现象，都是今天问题的翻版；当下不少瓶颈能在历史中找到思考方向。所以潜下心来，花长时间啃《资治通鉴》是值得的，即便走马观花也有收获。

李凯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