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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党争失败,在野期间悉心编纂的,所谓“日力不足,继之以夜”。

司马光一度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不少人说他是保守派甚至反动派,但如果从宋代制度文化的深层次因素思考,司马光的态度就很能理解。宋太宗的诏书中明确了宋王朝制度建设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态度(亦可称作“事为之制,曲为之防”,见《汉书·礼乐志》),这是说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扬防微杜渐、权衡利弊的精神。比如宋初加强集权,纠正了唐五代以来权臣干将执国命的乱局,但也造成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并不是宋代君臣没有考虑边患的问题,而是他们认为朝廷完全可以通过怀柔政策换取和平,权臣干将作乱才是心腹之患,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甚至宋人王旦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1578页)。

其实宋代君臣把历代典章制度琢磨得很透,三代秦汉以来漫长的历史中,人们把各种政策都尝试过了,就像我们在阅读药品说明书一样,既懂得其适用性又深谙其毒副作用,进而对每一种策略都如履薄冰。与其尝试危险性把握不定的新招数,还不如将就现存政策或者对它小修小补。所以王安石变法受到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范镇等人的抨击就是情理之中,他们谙熟古代历史甚至自身就是历史学家。史家的经验告诉他们,王安石推行的这一套古已有之,并且存在严重的问题;从而想从历史中找到“常”,也就是规律性认识,抓住它就能防范祸乱、端正人心、纲举目张。

对于“政敌”的攻讦与揭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特别是“臣光曰”中多有反映。《资治通鉴》全书共一百一十多篇“臣光曰”。“臣”说明叙述对象是宋代皇帝。司马光说“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资治通鉴》是大臣讲给皇帝听的(此做法在历朝历代都有),这就意味着司马光的历史叙述针对治国理政经验,尤其是针对时政阐发观点。司马光为皇帝讲史,讲的就是“常”。天理、人伦、圣言、事故诸多经得住历史推敲的规律;核心问题是如何落实儒家伦常,拨乱世,反诸正。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资治通鉴》第一篇“臣光曰”。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王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后,司马光洋洋洒洒,大谈“礼”纲纪人伦的作用,呈现了一篇漂亮的政论文。他尤其批评周天子自坏纲纪,引发一系列恶果:“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这样的思路今天人会说迂腐,但是他是说给宋神宗的,神宗皇帝毕竟不是羸弱的周威烈王,而是要有所作为的壮年天子。如果头脑糊涂做出自毁长城、自掘坟墓的事,岂不追悔莫及?

再如玄武门之变后,司马光说:将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礼,然而高祖之有天下出于李世民之功;隐太子李建成平庸低劣,居李世民之上,必不能相容。如果高祖有周文王之明,李建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泰伯让位于弟季历,子臧将君位让人而离国),变乱焉从来?后来中宗、玄宗、肃宗、代宗的得位,都是效法太宗故事啊。这里司马光强调以礼让为国,我们也能看到其针对性:宋太宗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宋太祖的君位,就引发过朝野震动。如果君臣人人都谨言慎行守规矩,社会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就不会有大祸乱,这种苦口婆心对于涉世不深的宋天子来说应不是虚妄之词。

又如唐玄宗之时日食不验,司马光认为是太史工作的失误;君臣为此而相互庆贺则是诬天。“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他批评姚崇作为宰相不实事求是,反而阿谀逢迎;唐玄宗也坦然接受,明眼人就能看出这是借古喻今。有人把王安石比作孔子,把他的副手吕惠卿比作颜回,神宗皇帝也认为吕惠卿是“美材”。司马光一针见血对皇帝指出,吕惠卿心术不正,江充和李训这一类人如果没有才能,如何能打动人主?宋神宗默然不语;他还给王安石写信,说吕惠卿是阿谀之人,居下位要逢迎上司,但日后他必定将出卖您。王安石不悦,但后来吕惠卿果然背叛王安石。要之,如果我们把司马光当成以历史教化人心的老师,把宋天子当成渴求历史经验的学生,似乎这样对司马光的苛责就会少一些。

司马光在叙述过往帝王之时,不管是收录刘邦近巫的身世,还是认为帝王对公务员的任免、升降“不可言传,不可记载”,基本上是处处维护封建帝王的形象,独独他写到了汉武帝晚期的“轮台诏”,怎么看司马光对汉武帝的形象构架,柏杨又怎么看?

近年来,北大辛德勇先生《制造汉武帝》等文字质疑轮台罪己诏的真实,引发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讨论得非常热烈,说明现有资料还不足以揭开这一问题的谜底。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西方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当代史也罢,思想史也罢,它强调今人对古代典籍文本有诠释的空间。一般民众读《通鉴》,和柏杨先生的思路应该是一致的,即抓住“人”。历史不能见事不见人。如果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如果你还能清晰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中国历史年代表,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您也成历史老师了。只有生动、具体、有过程的信息才是有教育意义的信息;空说半天理论,还不如我讲一个具体的事,用生动的情节去打动人。司马光就是如此,抓住了人。今天能从历史情境之中恢复当事人的所思所想,增加我们的人生经验,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

1954年成立古籍出版社,第一个上马的便是“国家项目”——点校《资治通鉴》。据说这项工作也是毛泽东亲自倡议和交办的。如今《资治通鉴》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称“通鉴学”。抗战期间张煦侯先生写成《通鉴学》一书,介绍《资治通鉴》之编纂、史源、史学、书法等一系列问题,堪称经典,近年又有翻版;新中国成立以后通鉴学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感兴趣的朋友可搜索相关论著。中华书局《资治通鉴》二十卷本,包含元人胡三省的注释,繁体竖排标点,初版于1956年,经久不衰,是目前最佳的一个版本。另外中华书局“中华国学文库”也推出《资治通鉴》简体横排十二卷本,亦含胡注;中华书局“中华经典普及文库”中的《资治通鉴》简体横排四卷本,删掉胡注。

曾国藩有道“百战归来再读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内地高校院系调整,原先政治系多变成了公关管理学院,《资治通鉴》是绕不开的“教辅读物”。大学里,历史系的人怎么看政治系的人研修《资治通鉴》?

非历史专业的人读《资治通鉴》自然是好事。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不仅皇帝大臣能读,一般读者也应该读,尤其是对社会人生懵懂无知的人。如果领导迷茫,不懂社会规律乱来,会给他的单位带来大麻烦;了解古人的经验,会少走些弯路。非历史专业的朋友掌握历史经验,是大好事。何兹全先生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曾说,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何先生说得很合理,也许从政治理论上讲得通的东西,会在历史情境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最终推行不下去。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初衷是好的,但是不问青红皂白推行青苗法,急于求成还用人不当,酷吏巧取豪夺、伤民害民,明明农民苦不堪言,凭空又多了紧箍圈。类似一刀切的做法,似乎并不只是古代的事情。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它们,有现实价值。

如今的历史学研究工作的确是碎片化的,但是历史教育除了碎片化之外,还应该发挥体系化的教育功能。不仅某个历史场景能够增加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整部中国古代历史更能启迪人们的思考:治国理政的法子,如果秦走不通,汉行不行?内圣外王的理想,孔孟没机会实现,汉唐宋可不可以?我们会发现古代很多现象,都是今天问题的翻版;当下不少瓶颈能在历史中找到思考方向。所以潜下心来,花长时间啃《资治通鉴》是值得的,即便走马观花也有收获。

李凯
2022年3月 qlT6AVZLoyxwYkgDV3UyqS3wQg3hGTU18lIucFiP8IKs7ExV+MuBYKp9pumPiM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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