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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与物质是不可分的，从而是一体的，所谓的心物一元就是这个不可分。科学的理要把整体分解成部分，逐一掌握各部分的确定性及相互关系、构成整体的“规律”。美学的理，既是个人的又超越个人，既是感性的又要在感性上达到理性的普遍性。这个天理必须来自个人的直接经验，不然就是嘴上的不是心里的，又必须超越个体，是共通感的，有普遍性的，不然不是“天”理。
王阳明有两个有名的故事，一个是岩中花树，另一个是格竹子，这之间经历了三十多年。中间打开开关的是龙场悟道。格竹子的时间有许多种说法：十七岁、十九岁、二十岁，还有十五岁、二十一岁等说法。岩中花树的出处在《传习录（下）》，是他晚年的故事：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是心学的标签，所以引了原文，有部讲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电影，却用了这个做片名，大约是因为一来这个影响大，二来显得唯美。
格竹子，像个传奇的故事，王阳明和姓钱的朋友一起和竹子大眼瞪小眼，王阳明瞪了七天，钱姓朋友中途病倒，王阳明还笑他不济事，后来王阳明也病倒了。晚年时他说，你们不知行合一，你们整天说这说那，你们并不下苦功夫，我是下过正经的苦功夫的。你们谁曾能像我一样格七天竹子？王阳明格竹子是为了弄明白朱熹讲的格物致知的道理：日格一物，格多了，就万物贯通了。格物致知，通过格通物掌握其中的理。王阳明格竹子是偶然的，因为他爷爷喜欢竹子，他爹是状元，种了竹子，有竹园能格竹子。如果没钱，可能上手就格岩上花了。看竹子怎么能看清楚“理”呢？这种看是“凝视”，凝视的对象是物，能凝视的是心。能凝视与所凝视，就是著名的能指、所指。王阳明和钱姓朋友商议，圣人要格通天下事物，咱们就先从眼前的格起吧。朱熹说一草一木皆含至理，咱们把它格通，它的理就成了咱们的了，咱们身上有了天下之理，就成了圣人了。这其实是种艺术家的癫狂，既成不了圣人，也成不了科学家。
拥护朱熹的，把他的格物致知说成科学追求，并且感叹中国没有走这条科学之路，否则科学领先的不会是西方。拥护陆王心学的，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成逐物、放飞了本心，死不见道。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在晚明刘宗周的时候，就有五十七种说法，今天再加上来自科学界的看法更眼花缭乱了。从严复一代开始崇尚科学，形成了大语境，在民国时期把今天的物理、化学课程叫“格致”。估计朱熹不反对科学，但是要说他多么科学，又太“善解人意”、有些过度诠释了。大约二十年前有个反美学的小潮流说美学是最大的伪科学。美学与科学是人类的“两基础”，就像小学必学语文、算术似的，而且在终极可以相通。北大一个哲学副教授叫王玮，开风入松书店的那个，写过一篇可以传世的文章：《说一》。激情而理性地论证了数学和诗的一致性。说美学是伪科学既骂不倒美学，也抬不高科学，只是一句不大不小的废话。
朱熹是个想通过一千米去把握一百千米的人。他的格物致知，真有这种科学的、逻辑的、理性的力量。这个东西，遭到王阳明沉重的打击，明中叶以后，天下基本上皆王学。到了清朝，康熙他们表面尊崇朱熹，但尊崇的是朱熹的那些规范，而不是追求真理的激情。譬如，朱熹的《通鉴纲目》就是康乾盛世重点查禁的书目，因为朱熹此书的宗旨是辨华夷之别，强调灭金复仇，这种思想在晚明影响巨大。清朝干脆把所有纲鉴一类书全列为禁书。
对不起，放射线太多了，延长线再长了就成了汉代人卖驴写契约，已经过了万字还没有提到驴。咱们面对事实本身吧，王阳明格竹子时心里想什么，他没有说，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他后来还按照朱熹的话去“格”各种经典文献，“遍读考亭（朱熹）之书”，也是病倒作罢。他自己很沮丧地说“圣贤有份”，就是宣告咱不是能当圣人的料，认了吧。其实也只是与朱熹那个套路不契合，并不等于与圣人之路没有缘分。他在写《朱子晚年定论》时说，“居夷三载”（是说自己悟道之后），感觉自己那一套与“五经”非常和合，唯独与朱子还有不合。这其实是他“单挑”朱子的意思，因为朱子是在元朝和明朝朱元璋时树立起来的最大的儒学权威，已经成了科场理学的格式化模板、标准答案。
再回到格竹子，人家朱熹也没有叫你那样格竹子，朱子本人也不那样格物，你失败不能算朱子不对。而且，他过后也没有后悔自己做得不对，他一生都在坚持自己那种艺术化的感觉方式。只能说没有接通朱子路线而已。他龙场悟道所悟的内容，《年谱》概括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攻击他的人说，也没有看到他悟了什么格物致知的道啊。其实，悟出了根本：过去从外物找理是找不到了，只能从内心找，从吾性中找就足够了。找到了什么，就是“岩中花树”那个“答案”。他格竹子也是这么个方法：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竹子，你是一物，我也是一物，我凝视你，是来跟你同呼吸共命运，让我的心和你同处一个世界、同频共振，我和你就在同一个“理”里了。儒家和佛教都有“尽性”论，佛教说“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见《瑜伽师地论》），儒家讲穷理尽性，穷理也是为了尽性。日本写王阳明传记的那个老教授——冈田武彦，他一辈子研究王阳明，临死写了个小册子，叫《物性论》。西方谚语：“思在物中。”韦伯说：“只有通过物，人才能了解自己。”王阳明格竹子，是寻找万物一体的感觉，寻找主客体统一的“体验”，这种存在感的探寻尊重物性，是超越主观主义的，说他主观唯心是不合适的。
所有的宗教都含有一种东西叫同情，同情心。美国的灾难片常常有救狗的环节，救狗的环节就彰显了人类的同情心。救人往往流于说教，不好玩没趣味性，救狗就有那种趣味性。你对待狗的态度就是你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也就是对待人的态度。马克思说，妇女解放是衡量人的全面解放的天然尺度。因为你对待妇女的态度是你对待人本身的态度，这是衡量人性的一把天尺，就是这个道理。王阳明这个格竹子，他要找自己也是竹子的那种感觉，在发生心理学上叫作“消除自我中心化过程”，而不是我说竹子竹子，你给我长高一点儿，竹子竹子，你爬一下。主体哲学是我命令万物，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那种思维才是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的格竹子可以说接近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就是：你是个存在，我也是个存在，咱俩是对等的。我要想办法贴近你的感觉，我只能把我变成你，在里面找这种共振，找这种生命的共振，尽己性尽物性，与物性融合了才能有真正存在的感觉。这从根上要求更新自己的感觉。
查书知道竹子的理，那个没有用，那个叫知识，不叫体验，也不是理性，重新感觉里面凝聚成的又超越个人看法的才叫理性，包括知行合一。譬如，嘴上说爱国，心里想着移民美国去，那就是卖假药。诸如此类。李贽说许多人口谈道德，心存穿窬，穿窬就是跳墙头，做偷鸡摸狗之事。电影《霸王别姬》开头有个场面特别好，张国荣饰演的角色被打，被喊汉奸、汉奸，那爷出来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也跟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种街头群起场面骂汉奸的爱国主义非常容易。鲁迅最恨这种合群的自大，一个人的时候特别㞞，一伙人了就开始自大。这种群体效应，也算生命的共振，但跟王阳明格竹子不是一类，不可同日而语。
物质是对观察与被观察的描述，思维就是参与观察的观察，进行描述的描述，所以，思维与物质是不可分的，从而是一体的，所谓的心物一元就是这个不可分。王阳明说的“心外无事”也是这个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常讲，思维是物质的，也在刻画这个思维与物质不可分的属性。心想不“实用”都是不可能的。
王阳明格竹子就是要找到那种万物一体的感觉。万物一体之仁的最低要求是心疼万物，这是儒家对于世界的一个贡献。所谓的人类共同体的理论支点，就是这个万物一体，它后面是大同伦理，是很能和共产主义相通的。共产主义在中国被接受得这样深广与儒家万物一体之仁理念的悠久积淀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将来，解决国际争端、难民之类，乃至世界和平，都用得上它。万物一体，包含了一种神秘的东西。像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是万物一体之仁。达不到这个，就是有善有恶的东西，达到最高级的，就是那无善无恶的至善。至善，真正靠一种信仰情怀才能够亲证。
王阳明尊重物性，他的思维才发生飞跃，他才能找到理。这是“诗”使人更“存在”的缘故。这存在感给了他精神深度和超越的洞察力。为什么别的诗人，譬如他的朋友李梦阳就没有呢？因为别的诗人没有向哲学深处努力。别人找不到是因为他们的感觉没有更新，思维还是教条化的（如追求复古）、格式化的，不肯像王阳明那样格竹子。艺术就是使用意识，怎么用我们的意识，王阳明格竹子就是使用意识的一个实验。到了岩中花树时，他从一个学者变成一个找到了各种学的“基础”的诗人哲学家。
不是诗人的学者看到好的风景时说不出诗句。《儒林外史》里讽刺马二先生，游览西湖看见西湖上的船，说像小鸭子一样。可见他的内心多么简陋。后来又背了两段《中庸》，他的思维被格式化了，李白看见了肯定不会说船像鸭子，余光中说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白靠的是那种感觉。宋诗感觉滑坡了，就说理，哲理性提高了，艺术性降低了。王阳明的突破就在这里，从格式化的思维跳到这种活泼的诗人的直觉，能够和万物相亲的境界。打个牵强的比方，王阳明有点儿像荷尔德林，让诗性支配了思维、眼神，也追求人之为人的“更高的尊严”。
圣人都主张说不如不说，语不如默。像《论语》，是孔子弟子的记录，包括王阳明的东西，也是弟子的记录，他们不主张建立教条，不主张偶像崇拜。王阳明既不是宗教路线，更不是科学路线，他是艺术路线。他艺术家的气质使他突围成功，他用良知来建功立业，所以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还死而不亡。
从格竹子到岩中花树是一气贯穿的，如果说是一座大桥的话，拱心石还就是龙场悟道。现在倒设叙述，说风凉话，他运气好，各种机缘都恰逢其时，王阳明要是早十年到龙场，不一定能悟了道。晚十年，他也悟不了道了，晚十年思想就固化了。
把龙场悟道说个天花乱坠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是用语言没法说清楚的。它是一种证悟，证悟是超越语言的，王阳明用语言也说不了。王阳明被发配到龙场以后，名啊利啊什么的，都没有了。唯有生死一念，突破不了。准确地说，他怕死，又有病，又没前途，又是瘴疠之地，吃没吃的，住没住的，那时候就是恐惧。所有的开悟对治的都是一种恐惧。文化、文明、一个电影类型乃至一个选题，都来自相应的恐惧。你害怕什么，把这个恐惧的问题解决了，这时你就踏实了。
王阳明一到贵州就开始作《去妇叹》，一作就作了五首，去妇，就是被休了的女人。屈原情结，屈原他忠君爱国，国君却不稀罕。逆境成才，极限状态才能够把自己打开，为啥那个禅宗叫“临崖一跳”，逼，把你逼到悬崖边，平常人都有一点儿依靠，费尔巴哈不是说过“是人创造了上帝”。人软弱、孤单，就需要有个依靠。在西方，这个永恒的依靠是谁呢，就是上帝，所以那个上帝就是人性中的弱点产生出来的。中国人则依赖天道、天理良心，唯大儒朱熹浩叹：“尧舜孔孟周公之道，何尝一日兴乎天壤之间？”
存在主义关注临界状态，萨特那个《理智之年》，是他坐完监狱以后“觉醒”出来的。把存在哲学用文学表达得淋漓尽致，因为它太好了，所以名声不大，他名声大的是那些常规的东西。临界状态就是窦娥被押赴刑场，马上要砍她了，再不喊两嗓子就来不及了。所以杜勃罗留波夫说，最有力量的抗议声音是从那些最弱小者那里发出来的。
王阳明比窦娥的处境好，但他更“敏感”，所以他有了“绝处”的感觉。当时他最大的压力就是：万一我就这样死了，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从中土过去的人，经常路毙。他到了那个悬崖边上了，所有的布景都塌了，逼到临界状态，到了人生的边界，这时候，所有的依托都靠不住了，靠书本没用，他后来不主张死读书。到那个绝地以后，什么大数据、百度都没用，只能赤身裸体，走向死亡，临崖一跳，自肯承当。退到无可再退的时候，开始真正的发现。王阳明这时候说“圣人之道，吾性具足”是自肯承当。我性具足什么呢？具足了成圣人的条件。圣人之道就是成圣之道，圣人不是一个抽象物，而是怎样去成为圣人。成圣的条件我自己都有了，不需要别的了，这就叫自肯承当。就跟成佛是一样的，如果释迦牟尼还是王子，那就成不了佛，一定得出来，先把金碧辉煌的宫殿甩掉，然后苦行几年，在河边悟道，逼到点上才行。
王阳明进入一种临界状态以后，应该是突然有一个助力，精神从低级阶段跳跃到了高级阶段。我们平常的精神状态不一定高，悟了以后，精神品位和意念的质量完成一个飞跃，从思维的衍生状态进入思维的根本状态：见本来面目。这个“本来”不是纵欲、本能什么的，纵欲的本能伤害本来面目比理性、知识还要厉害，理性和知识是由表往里伤，纵欲的伤是从里往外伤。为啥修行首先要讲戒，没有戒就没有定，没有定就没有慧，道理就在于此。所谓的本来面目，就是人人都有的真心。人人皆可成尧舜，你皆可成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人都有那个真心，儒叫善根，佛叫佛性。所谓的开悟就是能够看见真相，能够不被假象所迷惑，看到真际了。
格竹子，是心中无花，瞪也没有瞪出“花（理）”来。这是“格物”，可以求科学的理，也可以求美学的理，反正是求真理，准确地说是求得到“真理”的经验，获得格物致知是怎么回事的感受，即对“他者”的接受。要找到心物之间的“理路”。
龙场悟道，是格对死亡的恐惧：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是“格心”。谁也靠不上了，只有“听从我心，无问西东”，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轻松简单了：“吾性具足矣。”心是性之用，性是心之体，从用见体，就是明心见性。圣人之道，从心性中求，打开自己往根上找，善恶从心，圣人之道肯定是至善！
岩中花树，是心中有花眼中有花了，对花的经验“发生”了，花（物）向我心“显现”“生成”了，纳物入我，建立意义——美诞生了。不仅我心与花的颜色一起明白起来，我们与王阳明也一起明白起来，王阳明好比那个岩上花，我们好比看花人，王阳明的经验生成了我们的经验，这叫什么？这叫共通感，共通感是个人的，也是普遍的——成了心学原理，就成了人类的。这个共通感不是科学的真理，却是人文的真理，至少是美学的真理。
于是，一个真善美的循环链建立了，至少在阳明学这里建立了。当然，真实的历程没有这么简单。后来，经历“忠泰之变”时，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也想到“死且死矣，只是奶奶和老父”，这样的“死且死矣，只是怎么怎么”的话，再后来还说过，不是一悟就完事大吉，而是总要悟了再悟，没有封顶的时候，直到“吾心光明”——王阳明反抗绝望成功。
王阳明格竹子的时候，没有想明白要哪一路的“理”，科学的理要把整体分解成部分，逐一掌握各部分的确定性及相互关系、构成整体的“规律”。美学的理，既是个人的又超越个人，既是感性的又要在感性上达到理性的普遍性——从经验返先验，返到了先验就成了“理”。成了理，就你有我有他也有，就成了“天理”。这个天理必须来自个人的直接经验，不然就是嘴上的不是心里的，又必须超越个体，是共通感的，有普遍性的，不然不是“天”理。
心学功法练的就是这个“经验返先验”，武术上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后天返先天。”心学教育也和武术相似，不是背拳谱而是练基本功，再通俗点儿说，学游泳、骑自行车，就得下水、上路获得真实“体验”，形成不可替代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