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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申报科研基金的老手。在过去的40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拿到政府资助而祈祷，膝盖都快跪坏了。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连续资助了我40年，然而，当我看到上一章所述的结果时，才终于看到了一个重大突破。这一突破当然不是结论性的，但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思考是否值得花大价钱来研究这一经济实惠的抑郁症治疗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WHO）称，抑郁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主要是靠药物和心理治疗。平均来说，治疗一个抑郁症个案每年要花费5000美元，而美国每年大约有1000万这样的病例。抗抑郁药的生产已经成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想想看，自己在网络上就能进行的积极心理学练习——这种治疗方法极为经济实惠，便于广泛传播，而效果并不比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差——谁不愿意尝试呢。我曾三次向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申请资助以进一步研究，令人震惊的是，每次都没能通过初审（这章并非专程呼吁个人捐助，我要很高兴地承认，我现在的资金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我主要想讲的是政府和行业错误的优先级定位）。为了让读者理解这一提议被否决的原因，我必须说出这两大产业——制药公司与心理治疗协会，对付包括抑郁症在内的情绪障碍的绝活。
生物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的第一个肮脏的小秘密是，它们都放弃了治愈的念头。如果要完全治愈，所需时间太长，保险公司却只报销短期的治疗费用。所以，现在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类似于短期危机管理，只治标不治本。
药物可以分为两种：治标药和治愈药。如果你服用抗生素足够长的时间，它可以通过杀死入侵细菌来治愈疾病。停止服用抗生素后，疾病不会复发，因为病原体已经死亡。在这种时候，抗生素就属于治愈药。如果你服用奎宁治疗疟疾，就只能暂时抑制症状。一旦停止服用奎宁，疟疾就会复发。奎宁是一种治标药，也可以称为姑息药——所有的药物都可以分为治愈性或治标性的。姑息治疗也是一件好事（我自己就需要戴助听器），但它不是最佳选择，也不是干预的最终目的。症状缓解应该是治愈道路上的第一站。
然而，这条路似乎到症状缓解就为止了。精神病药物货架上的每一种药物都是治标药。目前还没有治愈性药物，据我所知，也没有一种旨在治愈的药物正在研制。生物精神病学已经放弃了治愈。我绝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但我发现弗洛伊德在一件事上堪称楷模——他始终以治愈为目标。弗洛伊德想要一种像抗生素一样有效的心理疗法，他的谈话疗法是试图用洞察和宣泄来治愈病人，彻底摆脱症状。弗洛伊德并不追求症状缓解，一些症状缓解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防御措施，可以称其为“假装病愈”（flight into health），是疾病自我保存的一种方式。症状缓解并不是心理动力学治疗的重要目标。不过，诱使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致力于治标不治本的主要原因是医疗管理的严格性，而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影响力下降。
我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来测量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的效果，发现了第二个肮脏的小秘密——从技术层面来看，它们的治疗效果几乎都很“微弱”。比如被大量文献证实为“有效”的两种疗法：抑郁症的认知疗法（改变你对不良事件的看法）和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如百优解、左洛复、来士普等）。在数量庞大的文献中取一个平均值，这两种疗法都能达到65%的缓解率，而安慰剂效应则为45%—55%。安慰剂越真实、越精细，效应就越强。安慰剂的反应如此之高，以至于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正式批准抗抑郁药物时所依据的那些研究中，半数研究发现安慰剂和药物的效果没有差异。
近期关于抗抑郁药物的研究更令人沮丧。一个由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组成的团队进行了六项成功的药物与安慰剂对照研究，收集了718名按抑郁症严重程度进行划分的患者数据。对于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如果你有这么严重的抑郁症，可能无法阅读像本段这么难的文章），药物显示出可靠的效果；但对于中度和轻度抑郁症，效果基本不存在。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抗抑郁药物的处方都是为这些中度和轻度抑郁症患者开的。因此，药物比安慰剂的效果最多只能好20%。不论是病人病情好转的百分比，还是病人症状缓解的百分比，65%这个数字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我把这一情况称为“65%壁垒”。
为什么存在65%壁垒？为什么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的作用这么小？
从我第一天开始滑雪到放弃滑雪，整整5年里，我一直在和山搏斗。滑雪从来都不容易。而我所知的每种心理疗法、每种练习，都是在“和山搏斗”。换言之，这些疗法不能自我强化，其益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总的来说，谈话治疗技术有共同的特点：很难做到，毫无乐趣，很难融入生活。事实上，我们衡量谈话疗法的有效性，就是看来访者在治疗结束后能坚持多久才再次崩溃。每一种药物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特性：一旦停止服用，患者就会回到原点，旧病复发，恢复原状。
积极心理学则恰恰相反。试试下面这个积极心理学练习吧，一旦弄明白了，自己坚持做这个练习会很有趣的。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婚姻咨询通常包括教导一对伴侣如何在婚姻中更好地斗争。这可能会把一段难以忍受的关系变成一段勉强可以忍受的关系。那也不算太差。然而，积极心理学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把一段不错的关系变得更美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心理学教授谢利·加贝尔（Shelly Gable）已经证明，一个人庆祝的方式比斗争方式更能预测亲密的关系。我们关心的人经常告诉我们他们的胜利、成功，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那么重要的好事。我们的应对方式可以加强这种关系，也可以破坏它。下表列出了四种基本的应对方式，其中只有一种有助于建立良好关系。
续表
你本周的任务就是：每当你关心的人告诉你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好事时，仔细倾听，努力做出主动、建设性的回应。让对方和你一起重温这件事，重温时间越长越好。花大量时间做出回应（不要太精炼）。一周以内，你每天都要去寻找周围人的好事，并在每天晚上用以下形式将它们记录下来。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这方面不是特别擅长，那就提前计划吧。写下最近听到的一些具体的好事，并写下你应该如何回应。早上醒来时，花5分钟想象你今天将遇到谁，以及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关于他们自己的什么好事。计划好你的主动、建设性的回应。在一周内，在设想的回应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种技术不是“与山搏斗”，所以比较容易坚持下去。不过，它也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天性，需要勤奋练习，直到成为习惯。
2010年7月，我在柏林举办研讨会，很高兴看到我16岁的儿子达里尔坐在前排。因为我终于有机会向达里尔展示我真正的谋生之道，而不是坐在电脑前写作和打桥牌。在第一个小时里，我给600名参与者做了主动、建设性的练习，将他们分成两组，A组说一件好事，B组做出反应，然后两组任务对调。我看到达里尔与一个陌生人组队，也这么做了。
第二天，我们全家去了蒂尔加滕（Tiergarten）的一个大型跳蚤市场，东游西逛，购买东欧之旅的各种小饰品、纪念品。我的两个小女儿——9岁的卡莉和6岁的珍妮，对这次冒险感到兴奋，四处乱跑。那天的气温在柏林创纪录了，高达38℃，我们很快就花光了钱，所以走进了最近的咖啡馆吹空调、喝冰咖啡。卡莉和珍妮都戴着镶有珠宝的塑料金色头饰。
“我们花了13欧元买的。”卡莉自豪地说。
“你没讲价吗？”我不假思索地回应。
“爸爸，这可真是一个主动、破坏性的典型例子。”达里尔评价道。
所以，哪怕是我，也得不断练习这一技巧，还需要获得很多指导。
不过，只要你开始这样做，就会发现别人更喜欢你了，更愿意花时间与你在一起，与你分享人生中更多的私密细节，你的自我感觉会更好，所有这些又会反过来加强你主动、建设性的应对能力。
20世纪，人们重视治疗，治疗师的工作是尽量减少负面情绪：通过药物或心理干预，使人们减少焦虑、愤怒和抑郁。今天，治疗师的工作也是尽量减少焦虑、愤怒和悲伤。父母和老师也承担了同样的工作，我不看好这种方式，因为还有另一种更现实的方法可以来解决这些烦躁情绪：学会在感到悲伤、焦虑或愤怒的时候，照样好好生活。换言之，就是应对它。
我的立场源于20世纪最后25年中人格领域最重要（也是政治上最不和谐）的研究发现。这一坚如磐石的发现让整整一代环境主义研究者（包括我在内）大失所望，但事实确实如此，大多数人格特征都具有高度遗传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遗传了一种强烈的悲伤、焦虑或宗教狂热倾向。病理性心境恶劣常常源自这些人格特征，但并非总是如此。强大的生物基础决定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容易悲伤、焦虑和愤怒。治疗师可以改变这些情绪，但改变的程度很有限。抑郁、焦虑和愤怒很可能来自遗传的人格特征，这些特征只能得到改善，而不能完全消除。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尽管我知道并运用了书中的各种治疗技巧，用以反驳自动产生的灾难性想法，却仍然常听到内心的一些声音，比如“我是个失败者”和“不值得活下去”。我通常可以通过反驳来降低这种音量，但它们始终都在，潜伏在心底，随时可能抓住我的任何挫折来反攻。
如果病理性心境恶劣的遗传性是导致65%壁垒的一个原因，那么治疗师该怎么办？奇怪的是，治疗师可以学习狙击手和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方式（顺便说一句，我不是推崇狙击，只是描述一下训练方式）。狙击手大约需要24小时才能就位，然后又需要36个小时才能开完枪。这意味着狙击手在开枪前2天都没有睡觉，累得要命。现在，假设军队去找心理医生，问他如何训练狙击手。他很可能会建议使用唤醒药物（如莫达非尼）或心理干预来缓解困倦（在手腕上套一根橡皮筋，困的时候弹自己一下，可以让人暂时保持警觉）。
然而，实际上，狙击手不是这样训练的，而是让他们保持清醒，坚持3天，在累得要死的时候练习射击。也就是说，要教狙击手应对他们所处的消极状态：即使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也能发挥良好。与之相似，战斗机飞行员都是选胆子大、坚毅强壮的人，但即使是最坚毅强壮的人，在战斗飞行中也可能会被吓得魂飞魄散。同样，飞行教员不会要求治疗师教他们减少焦虑的诀窍（有很多这样的技术），让学员成长为心情放松的战斗机飞行员。反之，教员会让喷气式飞机直接俯冲地面，把学员吓得半死，从而让他们学会在惊恐状态下拉起飞机。
负面情绪和消极人格特征具有很强的生物学局限性，如果临床医生要选用治标的方法，充其量也只能让患者生活在他们天生的抑郁、焦虑和愤怒的最低点。想想亚伯拉罕·林肯和温斯顿·丘吉尔吧，他们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但都是高功能抑郁症患者，能很好地应对自己的“黑狗”（black dog）
和自杀意念（1841年1月，林肯差点自杀了）。即使在极度抑郁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很好地应对自如。因此，鉴于人类疾病遗传的顽固性，临床心理学需要发展一种教人“应对”的心理学。我们需要告诉病人，“看，事实是，无论我们在治疗上有多成功，你还是会在许多个早晨醒来时感到沮丧，认为生活毫无希望。你的任务不仅是与这些情绪作斗争，而且还要英勇地生活，即使在非常悲伤的时候，也能运转良好。”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所有的药物治疗和大部分的心理治疗都只能治标，做到最好也就是接近65%的症状缓解。有一种方法的效果能超越65%，那就是教病人如何应对它。但更重要的是，积极心理干预可能会突破65%壁垒，将心理治疗从治标的症状缓解转向治愈。
现在使用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就像半成品。在极少数情况下，它们能完全成功，使病人摆脱痛苦、悲伤以及消极症状。简言之，它们消除了生命内在的不利条件。然而，消除不利条件并不等于创造有利的生活条件。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丰盛和福祉，必须尽量减少痛苦，除此之外，还必须有积极情绪、投入、意义、成就和积极的关系。培养这些能力的技巧和练习与减少痛苦的技巧和练习是完全不同的。
假设我是一个玫瑰园的园丁。我花了很多时间清理灌木丛、除草，因为杂草阻碍了玫瑰的生长，是一种不利条件。但是如果想拥有满园玫瑰，仅靠清理和除草远远不够。我必须用泥炭、苔藓来改良土壤，选好玫瑰品种，给它浇水、施肥（在宾夕法尼亚州，还需要喷洒最新型的农药）。我必须提供能让它丰盛蓬勃的有利条件。
同样，作为一名治疗师，我偶尔会帮助患者摆脱所有的愤怒、焦虑和悲伤。我以为病人会变得幸福起来，但却并未如此。相反，他们会从此变得空虚。这是因为拥有积极情绪、意义、良好的工作和积极的人际关系的技巧，远远比减少痛苦要难。
大约40年前，我刚开始做治疗师，病人经常告诉我，“我就是想要幸福，医生”，我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他想摆脱抑郁症。那时我手头没有构建幸福感的工具，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亚瑟·叔本华蒙蔽了双眼（他们教导我们，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成就就是尽量减少自己的痛苦）；我甚至没有想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只有缓解抑郁的工具。但每个人，每个病人，都想要“幸福”，而这个合理的目标包括了减轻痛苦和构建幸福两方面。在我看来，治愈需要用上所有减少痛苦的方法（包括药物和心理治疗），再加上积极心理学。
这就是我对未来、对治愈的展望。
首先，我们需要告知患者，药物和心理治疗只能暂时缓解症状，治疗停止后很可能复发。因此，帮助病人在症状存在的前提下仍然能够应对并功能良好，理应是治疗中重要的一部分。
其次，不应在痛苦减轻时就结束治疗。患者需要学习积极心理学的具体技能：如何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意义、更多的成就和更好的人际关系。与减少痛苦的技巧不同，这些技巧能够自我维持，越用越顺。它们可以治疗抑郁和焦虑，也能帮助预防抑郁和焦虑。这些技能比缓解症状更重要，它们是丰盛人生的意义所在，对每个人的福祉都至关重要。
但谁来向全世界传播这些技能呢？
2004年，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层讨论是否应设立一个新的学位来满足公众对积极心理学的需求时，自然科学院院长带着点敌意说：“我们得在新的学位名称中加上‘应用’，毕竟心理学系是做纯科学的，不应该把大家搞糊涂了，对吧？”
“塞利格曼教授会同意吗？”社会科学院院长问，“这有点侮辱人吧，加上‘应用’，就变成‘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了。”
我完全没感到被侮辱，反而很喜欢“应用”这个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创立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提出，既要有“应用性”课程，也要有“装饰性”课程。所谓的“装饰性”就是指“目前没有用”。事实上，装饰性课程在学校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系几乎完全是“装饰性”的，然而工作40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应用性”的特立独行者。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色觉、串行与并行心理扫描、大鼠T形迷宫学习的数学模型、月亮错觉等，都是在我们系里享有很高声誉的课题。在心理学的高端学术领域，研究现实世界有点被人嫌弃，这种鄙夷弥漫在院长们关于创建新学位的辩论中。
最初，我学心理学是为了减轻痛苦，增进福祉。我本以为我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实际上，我受到的教育是错误的。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中挣脱，并如下文所述，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真正的问题，而非解决谜题。事实上，这个主题贯穿了我整个学术和职业发展生涯。
我的错误教育经历很有启发性。20世纪60年代初，我怀着改变世界的希望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然后就遭遇了伏击。这种攻击方式如此微妙，以至于20年来，我都不知道自己遭到了伏击。我被心理学所吸引，但心理学系的研究似乎很平淡——不是研究大学二年级学生，就是研究小白鼠。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顶尖学者都在哲学系，所以我选择了主修哲学，和许多聪明的年轻人一样，在哲学系，我被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鬼魂迷住了。
剑桥大学的哲学霸主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哲学领域中最具魅力的人物，主导了两次重要运动。他出生在维也纳，曾英勇地为奥地利而战，结果被意大利人俘虏了。1919年，身为战俘的他完成了《逻辑哲学论》（ 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 ）一书，这本书由编了号的一系列警句构成，促成了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建立。逻辑原子论认为现实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的终极事实，而逻辑实证主义则认为，只有能够重复验证、实证验证的命题才有意义。20年后，他改变了关于哲学使命的想法。在《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中，他提出哲学的使命不是分析现实的结构单元（逻辑原子论），而是分析人类玩的“语言游戏”。这吹响了普通语言哲学的号角，开始系统分析普通人的言语。
维特根斯坦两大运动的核心都是分析。哲学的任务是对现实和语言的基础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哲学关心的那些更宏大的主题——自由意志、上帝、伦理、美等，都得在初步分析成功后才能得以解决（如果可以解决的话）。“对于那些不可言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是《逻辑哲学论》中的著名总结。
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同样有影响力的是他的个人魅力。成群极其聪明的剑桥学生仰慕他，喜欢看他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嘴里吟诵警句，努力追求道德的纯洁，能轻松驳回学生们的质疑，又自责自己的词不达意。才华横溢、美貌惊人，磁性般的吸引力和不寻常的性取向，再加上异国情调和超凡脱俗（他放弃了庞大的家产），种种特质结合在一起，使他极为诱人。学生们纷纷爱上了这个男人和他的思想（学生往往在喜爱老师的时候学得最好，这是很常见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这些学生分散到了整个学术界，在接下来的40年里统治了英语国家的哲学界，把他们的迷恋传递给自己的学生。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学派也统治着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我们这些学生的脑子里灌满了维特根斯坦的教条。
我称之为教条，一方面是因为它鼓励我们做严格的语言分析。例如，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对“相同”（same）和“一样”（identical）进行仔细分析，后来我的导师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同主题的文章。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试图谈论“不可言说之物”，就会受到惩罚。尼采的老师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充满魅力（他提出“哲学的意义是改变你的生活”），如果有学生将此当回事，就会被认为头脑混乱、一知半解。没有人会问“皇帝的新衣”一类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必须先做语言分析”。
1947年10月，在剑桥道德哲学社，维特根斯坦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进行了历史性会面——大卫·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和约翰·艾丁诺（John Eidinow）在著名的《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 Wittgenstein’s Poker ）中再创造了这一事件——老师当然不会教我们这些内容。波普尔批评维特根斯坦误导了一整代哲学家，让他们去研究谜题——初始条件的初始条件。波普尔认为，哲学不应该研究谜题，而应该关注问题，包括道德、科学、政治、宗教和法律等。维特根斯坦怒不可遏，朝波普尔扔了一根拨火棍，“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拂袖而去。
我多么希望我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怀疑，维特根斯坦不是现代哲学界的苏格拉底，而是达思·韦德（Darth Vader）
。我多么希望我能坦率地承认他是个装腔作势的学者。最后我终于意识到，我的方向错了，于是我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1964年，我拒绝了牛津大学分析哲学专业的奖学金，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哲学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游戏，但心理学不是一个游戏，我热切地希望，它真正能帮助人类。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本科阶段教授我笛卡尔课的老师）帮我实现了这一目标，获得牛津的奖学金时，我向他寻求建议。诺齐克曾给过我最残酷也最明智的职业建议：“哲学是对其他东西的一种很好的准备，马丁。”后来，诺齐克在哈佛大学当教授，开始挑战维特根斯坦，找到了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纯粹的破解语言谜题。然而，他做得很巧妙，没有人拿着拨火棍威胁他，所以他能够推动高等学术哲学朝着波普尔倡导的方向发展。
我拒绝了成为职业桥牌选手的机会，因为桥牌也是一种游戏。尽管我已经从哲学转向心理学，但我接受的仍然是维特根斯坦式的训练。事实证明，我进入了一个与之类似的系，这是一个始终推崇研究装饰性知识，解决心理上的谜题的圣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术声望来自对谜题的严谨研究，但我更渴望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成就、绝望等。这种渴望不断折磨着我。
我读博士时研究的是小白鼠，发现不可预测的电击比可预测的电击更能令它们恐惧，因为这会让小白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安全的。尽管这个研究让编辑学术期刊的谜题大师们很满意，但它却无法直接解决问题。我也曾研究过习得性无助，也就是由不可控的电击引起的消极感。这也是一个实验室模型，高等学术期刊愿意发表，但它却不能直接解决人类的问题。1970—1971年，我在精神病学教授阿伦·贝克（Aaron Beck）和艾伯特·斯顿卡德（Albert Stunkard）的指导下获得了相当于精神病学住院医师的资格，此后不久，转折出现了。作为抗议，也是为了和贝克、斯顿卡德一起学习一些实际的精神病学知识，让我的解谜能力更接近于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的能力，我辞去了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这是我在1967年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一份工作。1972年，我重新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有一天在当地熟食店吃午餐时偶遇贝克。
“马丁，继续做动物实验的心理学家就是在浪费生命。”贝克说。我被嘴里的烤鲁宾三明治噎住了，但这是我所听过的第二好的建议。所以后来我成了一个应用心理学家，专门研究问题。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就成了特立独行的角色，“搞科普的家伙”，基本算是同伴中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我作为一名基础学术科学家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据我所知，那场秘密的教师辩论集中在我的工作会向应用方向漂移这一可怕的可能性上。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给了我终身教职。从那以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工作一直很艰难，但直到1995年我参加了一个聘请社会心理学家的委员会时，才明白这条路到底艰难到了什么地步。我的同事乔·巴伦（Jon Baron）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建议，应该招聘一位研究工作、爱情或娱乐的人。“这才是人生的意义。”他说。我大为赞同。
然后我一夜未眠。
我在脑中扫描了十位世界顶尖心理学系里的终身教师，发现没有一位专注于研究工作、爱情或娱乐的。他们都致力于研究“基本”过程：认知、情感、决策理论、知觉。能帮我们了解生命价值的学者在哪里？
第二天，我碰巧和心理学家杰尔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共进午餐。当时他已经80多岁，近乎失明，整个人就是一部美国心理学的活历史。我问他，为什么这些著名大学的院系都只研究所谓的基本过程，而不研究现实世界？
“事情发生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马丁，”杰尔姆说，“我当时就在现场。那是1946年，在实验心理学家协会（Societ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s）的一次会议上（我是这个常春藤学校教授精英联谊会的非会员参与者，现在它就类似于一个女生联谊会），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系主任埃德温·伯林（Edwin Boring）、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系主任赫伯特·兰菲尔德（Herbert Langfeld）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系主任萨缪尔·费恩伯格（Samuel Fernberger）一致认为心理学应该更像只做基础研究的物理和化学，他们不会聘请应用心理学家。随后，整个学术界纷纷效仿。”
这个决定是一个重大错误。1946年，心理学还是一门很不稳定的学科，模仿物理和化学也许能在学院院长那里赢得一些分数，但在科学上却毫无意义。物理学曾经是一门古老的工程科学，解决了实际问题，然后才转变为抽象的基础研究。应用物理学预测了日食、洪水和天体的运动，还能铸造货币。艾萨克·牛顿在1696年掌管了英国造币厂。化学家制造火药，哪怕是在研究炼金术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也积累了大量科学事实。这些现实世界的问题和应用，为应用物理学将要解开的基本谜题设定了界限。与之相反，心理学没有能在真实世界验证有效的工程科学，没有指导和限制其基础研究的基础。
好的科学需要分析和综合的相互作用。在确定基础是什么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基础研究是不是真正的基础性研究。现代物理学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它的理论——这些理论可能非常违背直觉，伴随着很多争议（如介子、波粒二象性、超弦、人择原理等），而是因为物理学家创造了原子弹和现代核电站。20世纪40年代，免疫学是医学研究中相对落后的领域，但在索尔克（Salk）和萨宾（Sabin）的小儿麻痹症疫苗问世之后，这一学科逐渐发展起来，随后才有了免疫学基础研究的兴起。
19世纪，爆发了一场关于鸟类如何飞行的物理学争论。1903年12月17日，短短12秒钟彻底终结了这场争论——莱特兄弟驾驶着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了起来。然后，许多人得出结论，所有的鸟都是这样飞的。这也是人工智能的逻辑：如果基础科学能够仅仅通过建立二进制开关电路网络，就可以造出一台能够理解语言、说话或感知物体的计算机，那么，人类一定也是以这种方式做到这些奇妙事情的。应用往往能为基础研究指明方向，而毫不关心应用的基础研究通常不过是自娱自乐。
好的科学必然包括应用和纯科学的积极相互作用，但纯粹的科学家与一流的应用者都不太接受这件事。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异类，直到今天，我一直能看到纯粹的科学家对应用的轻视。但直到1998年我成为美国心理协会主席，我才发现应用者对科学有多么怀疑。我以史上最高票数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我把这一压倒性的胜利归因于我的工作正好介于科学和应用之间，因此吸引了许多科学家和临床医生。我所做的标志性工作是帮助1995年的《消费者报告》（ Consumer Reports ）研究心理治疗的有效性。《消费者报告》利用复杂的统计工具，在一项大规模的调查中发现，心理治疗的效果一般都很好，但令人惊讶的是，其益处并非某种疗法特有。那些用各种疗法治疗各种心理疾病的应用心理学者很喜欢这个结果。
当我到华盛顿主持美国心理协会时，发现应用领域的领导者们对我的看法，与纯粹的科学家同事看待我的方式如出一辙：披着羊皮的狼。我作为主席的第一个倡议是循证心理治疗，结果它根本没能起步。时任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的史蒂夫·海曼（Steve Hyman）告诉我，他可以筹到约4000万美元来支持这项计划。我非常高兴，会见了专业实践促进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这是一个心理学独立从业人员的最高委员会，牢牢控制着美国心理协会主席的选举（除了我这次）。我向20位意见领袖组成的小组概述了我的倡议，并谈到了将治疗建立在科学证据基础上的优点。听着听着，他们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其中最有威望的老前辈斯坦·莫尔道斯基（Stan Moldawsky）直接终结了我的倡议，他说：“如果科学证据对我们不利，怎么办呢？”
后来，斯坦的盟友之一罗恩·勒万特（Ron Levant）边喝酒边告诉我，“马丁，你麻烦大了。”事实上，正是在这次撞得头破血流的碰壁中，积极心理学诞生了——在心理学独立实践者看来，它没有循证治疗那么危险。
正是由于应用和科学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2005年，我欣然同意执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积极心理学中心，并创建了一个新学位，即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Master of Applied Positive Psychology, MAPP），它将尖端学术与知识应用结合起来，以现实世界为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