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什么是福祉？

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真正源起，我从前一直守口如瓶。事情还得回溯到1997年，我成为美国心理协会主席候选人，此后，电子邮件的数量翻了3倍。我很少接电话，也不再寄蜗牛一样慢的信件，但由于网络桥牌游戏24小时开放，我时常泡在网上，回电子邮件倒是很勤快。我只在自己当明手 、搭档玩牌的时候回邮件，所以字数非常有限。（我的邮箱地址是seligman@psych.upenn.edu，如果您不介意收到的答复很短，可以随时给我发电子邮件。）

1997年年底的一封邮件让我感到很疑惑，于是我把它放进了我的“嗯？”文件夹。邮件内容很简洁，只写着“你能来纽约见我吗？”，而且落款只有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几周后，我和朱迪·罗丹（Judy Rodin）一起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当时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而我在那里教了40年书。现在，朱迪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朱迪即将毕业，我们曾在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的动物实验室共事过。我们很快成了朋友，然后我就又羡又妒地看着年轻有为的她发展得极好，当过东部心理协会主席，还做过耶鲁大学心理学系主任、院长、教务长，直到成为宾大校长。在这期间，我们还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老年人的乐观与免疫力的相关性，当时朱迪正在负责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一个心理神经免疫学大型项目——探索心理事件影响神经事件进而影响免疫事件的途径。

“你知道哪个名字缩写是‘PT’的人可能会给我发电子邮件，邀请我去纽约吗？”我问朱迪。她交际广泛，知道所有的大人物。

“去见他！”她倒吸一口气。

所以两周后，我来到曼哈顿下城一座肮脏的小办公楼，站在了8楼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前。我被领进一间没有装饰也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坐着两个头发花白、穿着灰衣服的男人，放着一部免提电话。

“我们是一个匿名基金会的律师，”其中一位自称PT的男子解释道，“我们在寻找成功者，而你正是一位成功者。我们想知道你的研究计划，以及想要的资助状况。我们不会事无巨细地监督你。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对外泄露我们的身份，我们提供的所有资助都将终止。”

我向律师和电话那头的人简要介绍了我的研究计划——族裔政治冲突（毫无疑问，这个主题跟积极心理学没有半点关系）。我说，我想召集40位研究种族灭绝的重要学者，通过比较20世纪的十几起种族灭绝和50多起极为危险但幸免于种族灭绝的事件，分析出种族灭绝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不会。然后我会编写一本关于如何在21世纪避免种族灭绝的书。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5分钟后，他们说，“你回办公室之后，能给我们发一份单页纸的报告吗？别忘了写上研究预算。”

两周后，一张超过12万美元的支票出现在我桌上。这可真是一大惊喜，因为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来之不易，要通过冗长的拨款申请、恼人的同行评议、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不合理的拖延、令人痛苦的修改，最后还可能被拒绝，或者遭到大幅削减。

因为其象征意义，我选择了北爱尔兰的德里 作为会址，召开为期一周的会议。40位在族裔政治暴力领域很有建树的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大部分都是社会科学圈的熟人，除了两位——其一是我的岳父丹尼斯·麦卡锡（Dennis McCarthy），一位退休的英国实业家；另一位是匿名基金会的财务主管，他退休前是康奈尔大学工程学教授。后来，丹尼斯对我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2002年，丹尼尔·奇罗（Daniel Chirot）和我合编出版了一本书——《族裔政治冲突》（ Ethnopolitical Warfare ）。这本书值得一读，不过与本故事没什么关系。

大约半年后，这位财务主管给我打电话时，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个慷慨的基金会，也根本不知道它的名字。

“马丁，德里的会议非常棒。我在那遇到了两位杰出的专家，医学人类学家梅尔·康纳（Mel Konner）和那位叫麦卡锡的伙计。顺便问一下，麦卡锡是做什么的？另外，你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

“接下来？”我开始结巴，因为我完全没想到还有可能拿到更多资金。“嗯，我在思考一样我称为‘积极心理学’的东西。”我解释了大约1分钟。

“你能来纽约见我们吗？”他说。

见面那天早上，我妻子曼迪把最好的白衬衫拿了出来。“我觉得应该选那件衣领磨旧了的。”我想到曼哈顿下城那间简陋的办公室，这样说道。然而，这次的地点位于曼哈顿最时髦的办公楼之一，宽敞的会议室位于顶楼，有窗户——等着我的仍然是那两位律师和免提电话，门上仍然没有任何标志。

“积极心理学是什么？”他们问。我解释了10分钟左右，他们送我出来，说：“回到办公室后，你能给我们发一份三页纸的报告吗？别忘了列上预算。”

一个月后，一张150万美元的支票出现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和开头一样古怪。有了这笔资金，积极心理学开始蓬勃发展。这个匿名的基金会一定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因为2年后，我又收到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落款仍然是PT。

“从曼德拉 到米洛舍维奇 是一个连续体吗？”邮件里只有一句话。

“嗯……什么意思？”我很好奇。不过，这次我知道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怪人，于是我尽可能地做出了猜测，并给PT发去了一份冗长的学术性的回复，罗列了各类天性和教养知识——从圣人到怪物。

“你能来纽约见我们吗？”他回复道。

这一次，我穿上了最好的白衬衫。办公室门上挂着一张牌子，上面写着“大西洋慈善基金会”（Atlantic Philanthropies）。终于弄明白了。这个基金会的创立者是一位慷慨的先生，他叫查尔斯·菲尼（Charles Feeney），开免税店发了财，将自己的财产（50亿美元）全都捐献给了慈善事业。美国法律规定，个人成立的基金会也必须取一个公众化的名字，所以就取了“大西洋慈善基金会”这样一个名字。

他们说：“希望你能召集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从遗传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善与恶，回答这个有关曼德拉—米洛舍维奇的问题。我们打算给你2000万美元。”

这可是一大笔钱，当然比我的工资水平高多了，所以我就接下来了。任务当然很难。接下来的六个月，我和两位律师、学者们举行了会议，起草并修改了研究计划，准备六个月之后的下一周就交给董事会盖章。计划中包含了一些非常精密的科学方法。

“很尴尬，马丁，”PT在电话里说，“董事会拒绝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被拒绝。他们不喜欢遗传学的部分，觉得政治性太强了。”在1年之内，这两位优秀的慈善事业运营者都辞职了。他们就像是《百万英镑》（ The Millionaire ）中的角色。《百万英镑》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电影，当时十几岁的我对它印象深刻，因为剧中有个角色给陌生人送了百万钞票。

在接下来的3年里，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为非洲、研究老龄化问题的项目、爱尔兰和很多学校提供了资金，我关注了这些出色的工作，决定给新任首席执行官打电话。他接了电话，我几乎能感觉到他在为自己打气，不得不面对又一次的恳求。

我说：“我打电话过来，只是想说声谢谢，请代为转达我对菲尼先生最深切的谢意。请转告他：‘您来得正是时候，对不落俗套的、极具价值的心理学理念做出了正确的投资。在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您帮助过我们，现在我们不需要进一步的资助了，因为积极心理学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但如果没有大西洋慈善基金会，我们就无法发展到今天。’”

“我以前从未接到过这种电话。”首席执行官回答，声音里充满疑惑。

新理论的诞生

我与匿名基金会的相遇，是过去10年来积极心理学的高光时刻之一，本书要讲述的是这个故事的后续部分。为了解释什么是积极心理学，我首先对积极和丰盛的意义进行了彻底的反思。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必须告诉你，我对幸福的新定义。

泰利斯认为一切都是水元素。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获得幸福。

尼采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获得权力。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避免焦虑。

这些伟人都犯了一元论的错误，他们都将人类的动机归结为单一的一种。一元论从最少的变量中获得最多的好处，因此非常符合“简约律”。简约律是一个哲学格言，是指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正确的答案。但简约律也有下限：如果变量太少，无法解释所讨论现象的丰富细微差别时，那就完全不适用。以上四种著名理论中，一元论是致命的问题。

在这些一元论中，我最初的观点最接近亚里士多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幸福，但我其实很厌恶“幸福（happiness）”这个词，因为它被过度使用，几乎失去了意义。“幸福”不能用作科学术语，也不能当实际的目标；既不能用来指导教育、治疗或公共政策，也无法用来当作个人的生活目标。积极心理学的第一步是把“幸福”这个一元论概念分解成若干可供研究的术语。这绝非简单的文字游戏，理解幸福需要一套理论，也就是本章要介绍的内容。

2005年，应用积极心理学首届硕士班开学了，我在入门课上讨论之前的理论，塞尼亚·梅敏（Senia Maymin）说：“你在2002年提出来的理论肯定是错的，马丁。”梅敏32岁，是哈佛大学数学专业的优等毕业生，精通俄语和日语，管理着自己的对冲基金。她是积极心理学的典范。她的笑容甚至能使亨茨曼大楼（Huntsman Hall）巨洞般的教室里充满温暖——这可是被沃顿商学院的学生们称为“死星”的大楼。这个硕士班的学生真的很特别，总共35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功人士，每个月飞一次费城，享受为期3天的盛宴，分享积极心理学的前沿知识，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职业。

“2002年问世的《真实的幸福》一书中的理论本该讨论人类的选择，但它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它忽略了成功和掌控。人们努力奋斗，可能只是为了胜利本身。”塞尼亚说。

就在这一刻，我开始重新思考幸福。

10年前，我写《真实的幸福》时，想将其命名为《积极心理学》，但出版商认为书名带上“幸福”两字更好卖。和编辑的意见不统一时，我能赢得许多小冲突，但并未成功改掉书名。我发现自己因“幸福”一词而感到有些负担。（我也不喜欢“真实”这个词，在自我过度膨胀的世界里，“自我”一词被过度使用了，而“真实”好像是“自我”的近亲。）书名和“幸福”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低估了我们的选择，此外，在现代人看来，听到“幸福”二字就意味着愉快的心情、快乐、喜悦和微笑。同样令人恼火的是，每当积极心理学上新闻时，这个书名总是要求我带着可怕的笑脸，这也是一大负担。

从历史上看，“幸福”与享乐并不紧密相关。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宣称，人们有权追求“幸福”，这里的“幸福”与享乐、愉悦相差甚远，后者也与我对积极心理学的期许相差甚远。

初始理论：真实的幸福

我的初衷是，积极心理学应该研究人类的终极追求，也就是为了选择本身做出的选择。最近，在明尼阿波利斯机场候机时，我选择做了一次背部按摩，因为它让我感觉舒服。我选择背部按摩是因为它本身，而不是因为它给我的人生赋予了更多意义，或任何其他原因。我们常常选择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东西，但有必要意识到，我们的选择往往不是为了感觉良好。昨晚，我选择听我6岁孩子的钢琴独奏会，不是因为它让我感觉很好，而是因为这是我作为父亲的责任，也是我人生意义的一部分。

在《真实的幸福》中，我将幸福分为三个不同的元素——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这三个元素都比幸福更容易明确定义和测量标准。第一个元素是积极情绪，也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愉悦、狂喜、入迷、温暖、舒适等。在这方面成功的人生，我称为“愉悦的人生”（pleasant life）。

第二个元素是投入，它与心流（flow）相关，指完全沉浸在一项吸引人的活动中，感觉自己融入其中，时间停止，自我意识消失。我把以此为目标的人生称为“投入的人生”（engaged life）。投入与积极情绪截然不同，甚至可能是相反的。因为如果你问那些处在心流状态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在感受什么，他们通常会说，“什么都没有”。在心流中，我们会和物体融合在一起。我相信，由于心流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需要动用所有认知和情感资源，所以导致我们无法思考和感受。

体验心流没有捷径。反之，你需要部署最强的力量和才能，才能进入心流状态。感受积极情绪则有很多捷径，比如购物或看电视。这也是投入和积极情绪的另一个区别。因此，要体验心流，就必须找到你最大的优势，学会频繁地使用它们（可参见www.authentichappiness.org）。

幸福还有第三个元素，那就是意义。我打桥牌时会达到心流，但经过漫长的比赛，当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时，就会担心自己是在虚度人生。对投入和愉悦的追求往往是孤独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人类不可避免地需要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意味着归属并服务于某些比自我更伟大的事物，为此，人类创造了各种积极的组织：宗教、政党、环保运动、童子军和家庭。

这就是“真实的幸福”理论：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是幸福的三个方面——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塞尼亚的挑战结束了我这10年来对此理论的教学、思考和检验，促使我想进一步发展它。从这年10月亨茨曼大楼的那堂课开始，我改变了对积极心理学的看法。对于积极心理学的要素是什么，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的想法也有所改变。见下图。

从真实的幸福到福祉理论

我曾经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是幸福，衡量幸福的黄金标准是生活满意度，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就是提高生活满意度。我现在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是福祉（Well-Being），衡量福祉的黄金标准是人生丰盛蓬勃，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促进人生丰盛蓬勃。我将这一理论称为福祉理论，与“真实的幸福”理论大不相同。下面是我的解释。

“真实的幸福”理论有三个不足之处。首先，流行的“幸福”的主要内涵与愉快的心境密不可分。积极情绪是“幸福”的底层含义。有人中肯地批评道，“真实的幸福”理论武断地、先发制人地重新定义了幸福，把投入和意义拖进来补充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都和我们的感受无关，虽然我们可能渴望投入和意义，但它们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幸福”含义的一部分。

“真实的幸福”理论的第二个不足之处是，对幸福的测量太过偏重于生活满意度。“真实的幸福”理论中的幸福将生活满意度作为黄金标准，具体测量方法是一个被广泛研究过的自我报告量表，用1（非常糟糕）到10（非常理想）的分数来衡量人对生活的满意度。积极心理学的目标也就成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然而，事实证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其实取决于回答问题的那一刻感觉有多好。对很多人来说，报告的生活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回答问题那一刻的心情（超过70%），以及对未来生活的预判（不到30%）。

因此，积极心理学过去的黄金标准过多地与情绪联系在一起。古人对这种幸福的形式嗤之以鼻，认为它非常庸俗——这可能是正确的。不过，我否认情绪的特殊地位，并不是因为鄙夷，而是为了解放。如果幸福完全取决于情绪，那就是将全世界“低积极情绪”的那一半人推向了不幸福的地狱。尽管这一部分人缺乏快乐，但他们可能比快乐的人有更多的投入和人生意义。内向的人比外向的人更难以兴高采烈，但是如果公共政策（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详细探究）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情绪意义上的幸福为基础，外向的人会比内向的人拥有更多的选票。该建马戏团还是图书馆？如果只考虑能产生多少额外的幸福感，那就只能建马戏团了。如果一种理论在关注积极情绪的同时，也在意投入和意义的提升，就更具有道德上的自由性，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也更为民主。事实证明，生活满意度并不考虑我们的人生有多大意义，我们对工作和爱人有多投入。生活满意度本质上衡量的只是愉快的情绪，因此，任何一种理论，只要目标比简单的“幸福学”高出一筹，都不应将生活满意度放在中心地位。

“真实的幸福”理论的第三个不足之处是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并没有穷尽人们的终极追求。“终极追求”是一个操作短语，表示一个理论中的基本要素，人们不是为了其他任何理由而追求它。这就是塞尼亚所提出的质疑，她断言许多人就是为了成就而追求成就。好的理论应该可以更完整地说明决定终极追求的要素。下面，我将介绍一套新的理论，它能够解决以上三个问题。

福祉理论

福祉是一种构建出来的概念，而幸福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是一种直接可测量的实体。这种实体可以“操作化”——所谓“操作化”，就是指找到了某个非常具体的度量标准来定义它。例如，气象学中的“风寒效应”由水结冰（及霜害发生）时的温度和风的组合来定义。“真实的幸福”理论试图解释幸福这一真实的事物——用1—10分的生活满意度来定义。情绪最积极、最投入、最有意义的人是最幸福的，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也最高。福祉理论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不应该是真实的事物，而应该是构建出来的概念（如福祉），同时，它应该具有一些可测量的元素，其中每个元素都是真实的事物，每个元素都能促进福祉，但都不能单独定义福祉。

在气象学中，“天气”就是这样一个构建出来的概念。天气本身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物，它由几个因素组成，其中每一个都是可操作的，都是真实的事物，对天气有影响，包括温度、湿度、风速、气压等。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主题不是讨论积极心理学，而是有关“自由”的研究，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研究自由？自由是一种概念，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由若干因素组成：公民的自由感、新闻审查的程度、选举的频率、代表与人口的比例、官员腐败率等。与自由本身的概念不同，这些元素中的每一个都是可测量的，只有通过测量这些元素，我们才能全面了解自由的程度。

在结构上，福祉类似于“天气”和“自由”，没有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能完全定义它（“完全定义”可以用“操作化”这个术语代替），但有几个因素对它有贡献。这些都是幸福的元素，每一个元素都是可以衡量的。相比之下，在“真实的幸福”理论中，生活满意度作为幸福的操作元素，就像用温度和风速定义“风寒效应”一样。重要的是，在“真实的幸福”理论中，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都是自我报告的思想和感受，而福祉的元素是各不相同的东西。因此，积极心理学的焦点不在于生活满意度这一实体，而是福祉的概念。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列举福祉的元素。

福祉的元素

在“真实的幸福”理论中，幸福由生活满意度来操作或定义，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一元论接近到危险的地步。福祉则可以分为几个元素，可以让我们安全地远离一元论。它本质上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理论，它的五个元素构成了自由人的终极选择。福祉的每个元素本身都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属性：

1. 它有助于福祉。

2. 许多人将它视为终极追求，而不仅仅是获得其他元素的途径。

3. 在定义和测量上独立于其他元素（排他性）。

福祉的五个元素分别是积极情绪、投入、意义、成就和积极关系。可以使用缩写“PERMA”来帮助记忆。接下来，我们从积极情绪开始，逐一讲解这五个元素。

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 福祉理论的第一个元素是积极情绪（愉悦的人生）。这也是“真实的幸福”理论的第一个元素。它仍是福祉理论的基石，但有一个关键的改变，主观测量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从整个理论的目标降低为包含在积极情绪之中的因素之一。

投入（Engagement）。 投入仍然是元素之一。与积极情绪一样，它也只能靠主观评估（“有没有感觉到时间停止了”“你是否完全被任务所吸引”“你是否失去了自我意识”）。积极情绪是享乐或愉悦的元素，包含了所有常见的主观幸福感变量：愉悦、狂喜、舒适、温暖等。然而，请记住，在心流状态中，思想和感受通常是不存在的，只有回过头来看，我们才会说“那很有趣”或“那很美妙”。虽然对快乐的主观感受是在当下，但投入的主观感受只能靠回溯。

积极情绪和投入很容易满足这三大属性：（1）积极情绪和投入能促进福祉；（2）许多人将积极情绪和投入视为终极追求，而不是为了获得其他任何元素（我想要背部按摩，哪怕它不会带来任何意义、成就和积极的人际关系）；（3）它们的测量与其他元素无关（事实上，的确有一小部分科学家致力于测量这些主观幸福感的变量）。

意义（Meaning）。 我将意义（指归属并服务于某种你认为比自我更重要的东西）保留下来，作为福祉的第三个元素。意义有一个主观成分（“宿舍里的彻夜长谈难道不是有史以来最有意义的谈话吗”），因此它可能包含在积极情绪中。如前所述，主观成分是积极情绪的决定因素。拥有积极情绪的人，对自己的快乐、狂喜或舒适不会感觉出错——你觉得是怎样，就应该是怎样。然而，就意义而言并非如此。现在的你可能会认为通宵夜谈非常有意义，但几年后，当你对让你兴奋的东西不再感兴趣，重新想起它来，就会发现，很明显，这一夜只是青春期的一小部分。

意义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状态。从历史、逻辑和一致性的角度出发的冷静、客观的评判，可能与主观判断相矛盾。亚伯拉罕·林肯是个非常忧郁的人，也许在绝望时会认为人生毫无意义，但我们却认为他的人生充满了意义。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禁闭》（ No Exit ）可能被他和“二战”后的追随者认为是有意义的，但他提出“他人即地狱”，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而且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如今的人们一致认为，与他人的交往和关系能赋予生命意义和目的。

意义符合这三个标准：（1）能促进福祉；（2）是终极追求，例如，你一心一意地倡导艾滋病研究，会惹恼别人，使你主观上痛苦不堪，并丢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工作，但你仍然毫不气馁地坚持下来；（3）意义的定义和测量与积极情绪和投入无关，也独立于其他两个因素——成就和积极关系。

成就（Accomplishment）。 这就是塞尼亚对“真实的幸福”理论的质疑，她认为人们会为了成功、成就、胜利、成绩和掌控本身而追求它们。我逐渐相信她是对的，而且上面两种短暂的状态（积极情绪和意义，或者延伸为愉悦的人生和有意义的人生）并没有包括人们所有的终极追求。另外两个状态也对“福祉”有所贡献，并不是追求愉快或意义的副产品。

成就（或成绩）往往是终极追求，即使它没有带来积极情绪，没有意义，也没有任何积极的人际关系。最终改变我想法的是，我花了很长时间玩复式桥牌。我和许多伟大的牌手打过，其中有些人打桥牌是为了提高能力、学习、解决问题、享受心流。他们享受胜利，也享受失败——只要自己发挥得好——这种心态几乎是伟大的。这些牌手追求的是投入或积极情绪，甚至是纯粹的快乐。也有一部分人打牌只是为了赢。对这些人来说，如果他们输了，无论自己发挥得多好，那都是毁灭性的；反之，如果赢了，那么无论赢的手段有多卑劣，也是好的。有些人甚至会为了赢而作弊。对他们来说，胜利似乎不能带来积极情绪（许多铁石心肠的牌手说获胜毫无感觉，他们只会迅速开始下一局，或是下下棋，等到下一局开始）。此外，这种追求也不会带来投入，因为一旦失败，就很容易使体验无效。这当然也无关意义，因为桥牌不可能是什么远远超越自我的东西。

只为胜利而胜利，也常见于对财富的追求。一些富豪会追求财富，然后将大部分财富捐给他人。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开创了这一模式，查尔斯·菲尼、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都是拥有这一美德的当代典范。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前半生创造了大量财富，后半生则忙着将这些钱捐给科学、医学、文化和教育事业。早年的他们为胜利而追求胜利，后半生则创造了意义。

与这些“捐赠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些积累者认为，谁在最后积累得最多，谁就赢了。他们的人生建立在胜利之上。失败是毁灭性的，而且他们从不放弃自己手上的东西，除非是为了赢得更多资源。不可否认，积累者和他们成立的公司为许多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得以谋生、建立家庭、实现自己的意义——但这只是累积者追求胜利的副产品。

因此，福祉理论需要第四个元素：其短期的形式是成就，延伸开来就是“成就人生”，也就是将成就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

我完全知道，几乎没有人的生命中只存在第四种元素（或是其他三种中的一种）。追求成就人生的人，往往全神贯注于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常狂热地追求快乐。当他们获胜时，他们会感受到积极情绪（无论多么转瞬即逝），还有可能为更大的目标服务。电影《烈火战车》（ Chariots of Fire ）中的奥运选手埃里克·利德尔（Eric Liddell）说：“上帝让我跑得很快，当我跑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他的快乐。”然而，我相信成就是福祉的第四个基本的、可区分的元素，能使福祉理论进一步阐释人类的终极追求。

之所以将成就作为终极追求，是因为我读过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拜伦·坎贝尔（Byron Campbell）的老鼠实验室工作，当时主流的动机理论是驱力降低理论（drive reduction theory），即动物只为满足生理需要而行动。1959年，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发表了一篇离经叛道的文章《重新考虑动机：能力的概念》（ Motivation Reconsidered: The Concept of Competence ），认为老鼠和人的行为往往只是为了控制环境，这给整个驱力降低理论泼了一盆冷水。我们当时丝毫没把它当回事，但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后，我发现怀特是对的。

成就人生的加入，也强调了积极心理学的任务是描述人们追求福祉的方式，而不是规定人们应该做些什么。加入这一元素绝不等同于推荐大家追求成就人生，也不意味着你应该改变自己通往福祉的道路，就为了更能经常获胜。更确切地说，我把它包括进来是为了更好地描述人类在不被强迫的自由情况下会选择追求什么。

积极关系（Positive Relationships）。 有人曾要求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用两个字来描述积极心理学，他回答说：“他人。”

积极很少发生于孤独的时刻。你上次大笑是什么时候？上次感到无法形容的快乐是什么时候？上次感受到深刻的意义是什么时候？上次你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是什么时候？即使不知道你生命中这些高光时刻的细节，我也知道它们的形式：它们发生的时候，周遭都有他人。

他人是处在人生低谷时最好、最值得信赖的解药。因此，我才会批判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观点。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医学人文学教授斯蒂芬·波斯特（Stephen Post）是我的朋友，他曾给我讲过他母亲的故事。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母亲看到他心情不好，就说：“斯蒂芬，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你为什么不出去帮助别人呢？”波斯特母亲的智慧得到了明确验证。科学家发现，在我们所测试的所有方法中，帮助别人是瞬间提高福祉最可靠的方式。

助人练习

“邮费又涨了1分钱！”我大为恼火地说。当时我已经排了45分钟队，距离队首仍然遥遥无期——就为了买100枚1美元的邮票。队伍冷冰冰地移动着，周围的人都很烦躁。终于轮到了我，我买了10张连张邮票，每张都有100枚，总共也就10美元而已。

“谁要1分钱的邮票？”我喊道，“免费送了！”我把好不容易买到的邮票送人了，大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聚集在我周围。不到2分钟，大部分邮票都发完了，人们也都离开了现场。那是我一生中最心满意足的时刻之一。

你可以做个练习：找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好事，明天就去做吧。注意你自己的情绪变化。

葡萄牙马德拉岛附近有一座小岛，形状像一个巨大的圆柱体。圆筒的最顶端是一个几英亩的高台，上面种植着最适宜酿造马德拉酒的葡萄。在这个高台上只生活着一头大型动物，就是负责耕地的牛。只有一条路能到达这座高台，它非常蜿蜒崎岖，又极为狭窄。那么，老牛死后，新牛要怎么爬上去呢？原来每头牛都是在小的时候被工人背上山的，然后它要在那里独自耕田40年。如果这个故事触动了你，问问自己为什么。

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能让你在凌晨4点打电话倾诉烦恼？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可能会比那些回答“没有”的人活得更长。发现这一事实的哈佛精神病学家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认为，被爱的能力是关键。社会神经学家约翰·卡奇奥波（John Cacioppo）则认为，孤独是一种消极的状态，它迫使人们相信，对关系的追求是人类福祉的根本。

不可否认，是否具备积极的人际关系对福祉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理论上的问题是，积极的关系是否能作为福祉理论的元素？积极的关系显然满足了元素的两个标准：能促进福祉，并且可以独立于其他元素来测量。但是，我们追求关系是为了关系本身，还是仅仅因为它能带来积极情绪、投入、意义和成就？如果积极关系不能带来积极情绪、投入、意义和成就，我们会费心去追求它吗？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甚至想不出一种严谨的实验范式，因为我所知的积极关系都伴随着积极情绪、投入、意义和成就。不过，最近有两种关于人类进化的论据，都指出了积极关系本身的重要性。

人类的大脑为什么这么大？大约50万年前，原始人头骨颅容量是600立方厘米，现代人则翻了1倍，成了1200立方厘米。对于脑的大小，流行的解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制造工具和武器，而且必须足够聪明才能应对好物质世界。英国理论心理学家尼克·汉弗莱（Nick Humphrey）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人脑体积这么大，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物质问题。我和学生交谈时，如何才能让玛吉觉得有趣，也不冒犯汤姆，又能在不直接揭德里克的底的同时，让他意识到自己错了？这是极为复杂的问题。计算机能很快设计出武器和工具，却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是人类时时刻刻都在解决社会问题。我们拥有庞大的前额叶皮层，不断地利用其数十亿个连接来模拟社会可能性，然后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因此，巨大的大脑是一个社会关系模拟器，进化出来就是为了设计、执行和谐有效的人际关系。

另一个将大脑与社会模拟器联系起来的进化论观点是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和辩论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了“自私的基因”理论，认为个体是自然选择的唯一单位。两位杰出的生物学家——埃德蒙·O.威尔逊（Edmund O. Wilson）和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最近提供了大量证据（虽然两人同姓，但并没有血缘关系），证明群体是自然选择的主要单位。他们的证据源自群居昆虫：黄蜂、蜜蜂、白蚁和蚂蚁，它们都有工厂、堡垒和通信系统，主宰着昆虫世界，就像人类主宰着脊椎动物世界一样。社交是已知最成功的高级适应形式。我猜，它甚至比眼睛的适应性还要大。社会性昆虫在数学上最合理的选择机制应该是通过群体，而非个体。

群体选择在直觉上很简单。假设两组灵长类动物都由基因多样的个体组成，想象一下，其中一组是“社会组”，有情绪性的大脑结构，能促进爱、同情、善良、团队合作和自我牺牲等“蜂巢情感”。此外，它们也有认知性的大脑结构（如镜像神经元），可以模拟他人心理。另一组可以称为“非社会组”，它们在认识物质世界上与社会组同样聪明，身体也同样强壮，但没有蜂巢情感。这两个团体现在陷入了一场致命的竞争（比如战争或饥荒），只能留下一个胜利者。最终，赢家一定是社会组，因为它们能够合作、共同狩猎、发明农业。社会组的基因会被保存和复制下来，包括那些产生蜂巢情感的大脑机制，以及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能力。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社会性昆虫究竟有没有蜂巢情感，也不知道节肢动物用来维持群体合作的方式是否与情绪无关。但是我们很清楚，人类的积极情绪主要是社会性的和关系导向的。在情感上，我们是群居动物，不可避免地寻求与同一蜂巢中其他成员的积极关系。

因此，巨大的社会性大脑、蜂巢情感和群体选择让我相信，积极的人际关系是福祉的五个基本元素之一。虽然积极关系总伴随着积极情绪、投入、意义或成就的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建立仅仅是为了获得它们。相反，正因为积极关系是智人走向成功的基本要素，所以进化才让其他那几个元素也参与支持积极关系，以确保我们去追求积极关系。

福祉理论综述

福祉是一种构建出来的概念；积极心理学的主题是福祉，而不是幸福。福祉有五个可测量的元素（PERMA）：

·积极情绪（包括了幸福和生活满意度）

·投入

·意义

·成就

·积极关系

没有一个元素可以单独定义福祉，但每个元素都能促进福祉。这五个元素的某些方面可以通过自我报告进行主观测量，另一些方面则可以用客观测量方法测量。

在“真实的幸福”理论中，幸福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幸福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可以通过测量生活满意度来定义。幸福有三个方面：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每一个方面都属于生活满意度范畴，并且完全由主观报告来测量。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在“真实的幸福”理论中，优势和美德（包括善良、社交智慧、幽默、勇气、正直等24种）是投入的基石。当你用最大的优势去迎接最难的挑战时，可以体验到心流。在福祉理论中，这24种美德是五大元素的共同基础，而不只属于投入——最强的优势会带来更积极的情绪、更多的意义、更大的成就和更好的关系。

“真实的幸福”理论只有“良好的感觉”这一个维度，它声称我们选择某条人生道路是为了尽量使自己感觉最好。福祉理论则有五大支柱，它们的基础是力量。福祉理论在方法和实质上都是多元的：积极情绪是一个主观变量，由人们的想法和感受来定义。投入、意义、关系和成就都有主观和客观的成分。人们可以相信自己有投入、意义、良好的关系和高成就，但其实并非如此，甚至可能是自欺欺人。这就导致福祉不能只存在于人们自己的头脑中，它不仅包括良好的感觉，还包括实际拥有的意义、良好关系和成就。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方式是为了尽量得到这五个元素。

幸福理论和福祉理论的差异非常重要。前者认为，我们做出选择时，会估计这种行为能带来多少幸福（生活满意度），然后采取行动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未来的幸福。最大化幸福是个人选择的最终共同目标。正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所言，这就是个人选择的方式，此外，最大限度地提高幸福感应该成为政府所有决策的黄金标准。理查德是两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失业问题顾问，也是我的好朋友和老师，作为一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对经济学家来说——非同凡响。他明智地背离了典型经济学家的财富观，后者认为，财富的目的是创造更多的财富。理查德认为，增加财富的唯一目的是增加幸福感，因此他提出，幸福感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标准，还应成为政府决策的黄金标准。虽然我欢迎这一看法，但这其实是另一种赤裸裸的一元论。我不同意将幸福当作福祉的唯一元素、最终目的以及最佳衡量标准。

本书最后一章是关于福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但现在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不能将幸福理论作为人类选择的唯一解释。众所周知，有孩子的夫妇比没有孩子的夫妇平均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要低。如果进化必须依靠最大化幸福，人类早就灭绝了。所以很明显，要么人类普遍在孩子能否带来生活满足感这一问题上自欺欺人，要么我们就是根据其他标准来选择生育的。同样，如果个人未来的幸福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就应该把年迈的父母扔在浮冰上，任其死去。因此，幸福一元论不仅与事实相冲突，而且缺乏道德。如果以幸福理论作为人生指南，很多夫妇可能会选择丁克。然而，如果我们把福祉的范畴扩展到包括意义和关系，选择生孩子、照料年迈的父母就很容易理解了。

幸福和生活满意度只是福祉的元素之一，它们确实是有用的主观衡量标准，但福祉不能只存在于人类自己的头脑中。如果仅以主观幸福感为目标来制定公共政策，就很容易出现像《勇敢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那样的讽刺结果，政府给民众注射名为“soma”的快乐药来提升幸福感。我们的人生选择会参照多元标准，而不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感，公共政策也是一样。真正有用的福祉标准应该既有主观成分，又有客观成分，包含积极情绪、投入、意义、积极关系和成就。

以丰盛人生为目标的积极心理学

“真实的幸福”理论中，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和理查德·莱亚德所说的一样，是增加人生中和全世界的幸福总量。然而，福祉理论中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多元的，二者的差异很重要：福祉理论是为了提高人生中和全世界的丰盛程度。

什么是丰盛（flourish）？

剑桥大学的费利西娅·赫珀特（Felicia Huppert）和蒂莫西·索（Timothy So）定义并测量了23个欧洲国家的丰盛程度。他们对丰盛的定义符合福祉理论的精神：要丰盛，个体必须具备以下所有“核心特征”和三个以上“附加特征”。

他们在每个国家统计了2000多名成年人的以下各项福祉指标，以了解各个国家公民在丰盛方面的表现。

得分最高的是丹麦，33%的国民生活丰盛；英国的这一比例约为丹麦的一半，18%的人生活丰盛；而俄罗斯则得分最低，只有6%的国民生活丰盛。

这一研究引出了积极心理学的“登月”目标，这是最后一章的内容，也是本书真正的目标。随着我们测量积极情绪、投入、意义、成就和积极关系的能力的提高，我们可以严格测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一个公司里有多少人处在丰盛状态，可以严格测量一个人在人生的什么时候能丰盛蓬勃，可以严格测量慈善机构是否真的让受益人走向丰盛，也可以严格测量学校制度是否有助于我们的孩子茁壮成长。

公共政策只遵循测量数据，而从前的我们只考察金钱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因此，政府的成功只能通过它创造了多少财富来量化。但到底为什么要创造财富呢？在我看来，财富的目标不仅是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创造丰盛。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诘问公共政策，“如果不建造公园，而是新建一所学校，能提高多少丰盛度？”也可以问，“麻疹疫苗接种计划是否比同样昂贵的角膜移植计划更有助于丰盛？”“通过给家长补贴，让他们有时间在家照料孩子，能增加多少丰盛度？”

因此，福祉理论中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衡量和构建丰盛人生。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问，什么真正能让我们幸福？ kg78JsayWdXNttts1UIry2mEfRUPVQ6KfonILVP28N1rvNvUytkX56sv6P3S9p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