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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一个喜欢走极端的人，常辗转于疯狂的享乐主义与斯巴达式的自我惩罚两端，几乎从不在中间停留。他是个酒桶，也曾每天抽两盒烟。这么多年来，他最长一次不抽烟的时间是四个半小时，那是他第一次参加马拉松。但值得表扬的是，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试图戒烟。
他用过尼古丁贴片和口香糖，向印度教的大师和僧人求教，最终有人说服他用“罐子”。“罐子”装得半满，里面是褐色的泥水和烟蒂，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它。我甚至记得他把它用细线挂在脖子上，仿佛一个来回晃动的巨大护身符。每当他想抽烟，就会打开“罐子”，把它举到脸旁，吸一口香烟汤的味道。只有这样做之后，他才可以点烟、抽烟，然后把新烟蒂丢进去。
“厌恶疗法！”他会欢快地说，晃动着“罐子”让里面的液体更浓厚。我和我的姐妹们看着他，又想吐又害怕。尽管他发誓他从来没宿醉过，只有前一天晚上喝得比平时多的时候，“罐子”才会使他困扰。这种程度的治疗，就连我爸这么热爱香烟的人都几乎难以招架。
最后他确实戒烟成功了，不过我不记得他是否曾试图戒酒。不论我父亲是否真的经历过宿醉，在他那个年代，宿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认为是一个必要的障碍。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大自然施加给人的伟大的厌恶疗法。
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中，迈克尔·M.米勒医生将催眠描述为一种治疗酒瘾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通过让病人们实际重温他们最严重的某次宿醉，来把宿醉状态中的恶心、厌恶和不悦感放大。”
但是，厌恶疗法和宿醉治疗当然有着天壤之别。后者帮助病人摆脱宿醉状态，而前者用宿醉来对付患者，放大症状以解决一个假定的潜在病理。但这区别似乎在薄薄的现代宿醉史中被偶然或病态地混淆了。这里我指的是克莱门特·弗洛伊德的《宿醉》（1980年）、基思·弗洛伊德（Keith Floyd）的《弗洛伊德论宿醉》（ Floyd on Hangovers ，1990年）以及安迪·托佩尔（Andy Toper）的《愤怒的葡萄：或宿醉伴侣》（ The Wrath of Grapes: or the Hangover Companion ，1996年）。
这些篇幅短小，稍有些信息量而又有趣的书籍都指出，老普林尼是宿醉疗法的最早，也是最完全版的编者。不过，普林尼其实是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关于所有事物的编者。一般认为，他的《自然史》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最早的百科全书，书中记录了从行星的运动到昆虫的交配习性，乃至当时已有的各种烈酒等方方面面的事物。
很明显，这就是他能做到的原因——在一种痴迷的驱动下寻找和记录已知宇宙中的各个侧面——宿醉才会短暂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普林尼本人并不嗜酒，他将酒精的副作用毫不留情地进行编目，就像他处理其他事物一样：“烈酒使你脸色苍白，面颊下垂，双眼酸涩，双手颤抖以至于泼洒出盛满的器皿中的东西，同时也会获得应得的惩罚，如睡不安稳和失眠。”
直到今天，尤其是涉及可能的治疗方法时，很难找出哪个相关历史研究不提及普林尼的。在其书关于古老疗法的一章中，克莱门特·弗洛伊德列出了这样一个清单：
● 在葡萄酒中加猫头鹰蛋（普林尼）
● 在葡萄酒中加一条死鲻鱼（普林尼）
● 两条鳝鱼，闷死在葡萄酒中（普林尼）
十年之后，基思·弗洛伊德钻研出更深刻的解释：“（普林尼）认为预防胜于治疗，身披紫袍并用镶嵌紫水晶的高脚杯可以抵消葡萄酒产生的有害气体……普林尼建议，如果某人一醒来就感到痛苦，早餐可以吃一些稍煮过的猫头鹰蛋。但如果宿醉仍然存在，他建议吃一盘炖鳗鱼。”
接着，托佩尔不明出处却精确地总结道：“（普林尼）在他其中一本著作中写道，在一场痛饮之后，可以在就寝时戴一条用香芹做的项链来避免宿醉，或是在第二天早晨借着葡萄酒吞下两枚生的猫头鹰蛋来治疗宿醉。”
但是想在普林尼的“其中一本著作”中找到这些内容绝非易事，因为粗略估计，普林尼的研究成果总共约有160卷。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声称来自他的治疗建议没有一条真实存在。实际上，他的建议恰好相反。
关于紫袍和紫水晶，普林尼是这样写的：“东方三智者错误地声称紫水晶能预防醉酒。”而那些放在酒里的死掉的海洋生物，与其说是宿醉解药，不如说是作为厌恶疗法的药方开具的——类似我父亲的暗黑“罐子”的古老版本，只是它治疗的是酒瘾而非烟瘾，“在葡萄酒里加死红鲻鱼或鱼子，或者两条鳗鱼，再加上用酒泡烂的海葡萄，会令醉酒的人对酒产生反感”。猫头鹰蛋也是如此，“连续三天给酗酒者吃猫头鹰蛋，会使他们厌恶酒”。
但是在新闻不通畅的年代，仅有的这几个宿醉史学家似乎都没核对这部分内容，结果普林尼的“解药”成了众所周知的方法。就连学识渊博的芭芭拉·霍兰德也说：“罗马的贤者老普林尼推荐在宿醉第二天早上直接服下两颗生猫头鹰蛋。”然而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说法。
只有克莱门特·弗洛伊德似乎说对了一部分，他以一种站在酒鬼反面的角度解释了普林尼的“疗法”：“这些东西需要和酒一起服用。更准确地形容的话，它们是明显调过味的解宿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