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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从学术角度探讨历史事件的著作，《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在1991年由史密森学会出版社出版。此书甫一面世就承受了不计其数的抨击，作家、出版商甚至很多老资格的机构都在指责我们把良知卖给了日本人。
毫无疑问，我们的“罪孽”就是把飞虎队宣称的战果与日本空军在东南亚和中国西南战场上的实际损失之间的不同揭示了出来。在最简要和保守的飞虎队传说中，67位志愿者驾驶着带有中国标志的老旧战机，摧毁了空中和地面上的近300架日本飞机，同时仅在空战中损失了4人。
但是，在最常见的出版物中，这个传说继续演变。它声称，官方统计仅限于地面上可见的残骸或其他可以得到证明的战果，如果考虑到那些在敌占区、茂密雨林和缅甸马达班湾被击落而无法得到统计的日本飞机，飞虎队的击落数必定要翻一番。假如你有幸能在飞虎队队员兴致盎然的时候碰到他们，就像1989年我在加利福利亚州奥哈伊的飞虎队聚会上那样，他们会说服你相信克莱尔·陈纳德在“二战”结束时曾到东京查阅过档案。他们称，日本方面的记录显示，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6月，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在中国和缅甸战场上击毁了1,000架日军飞机。事实上，当年的那场聚会上还有一个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传说版本：根据官方统计，飞虎队击落了299架日军战机，如果加上已知的另外240架和超过1,000架未被官方确认的飞机，击毁总数达到了1,500架！
但这个故事有三方面的硬伤：第一，陈纳德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到过日本；第二，他不可能研究过日方的档案，因为这些档案保存得不好，而且他也不懂日语；第三，日本空军在东南亚战场上参战的飞机少于750架，这些飞机除了要对付中缅上空的飞虎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还要和海军航空部队一起对抗马来半岛的英联邦空军中队、爪哇岛和婆罗洲岛
上的荷兰空军中队，以及吕宋岛上的美国和菲律宾空军中队。所以，飞虎队不可能击毁1,000架或1,500架日军飞机，因为日方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飞机参战。
实际上，飞虎队造成的日军损失为大约115架飞机，这本应是个意料之中的发现。“二战”中每一个战区的每一方参战空军，都相信自己给敌方造成了远高于实际数字的损失。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东南亚战场上的日本飞行员宣称的战果就比飞虎队的还要令人瞩目得多——战损比基本达到了5∶1。另一个例子是不列颠空战，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们操纵着装备了机枪瞄准器的战机，在开阔的田野和草原上空飞翔作战，但他们的击毁率也不过“膨胀”到56%。
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统计方法呢？“二战”时期的空战已经发展为立体空间里的殊死搏斗，在云雾中闪转腾挪的飞行员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还常常要同时面对多个敌人的攻击。对手之间以高达700英里的时速相互追逐战斗，无论输赢，都足以把常人吓得魂飞魄散。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在空中判断错误甚至误击友军都不足为奇，神奇的反倒是误击友军的事没有发生得更多一些。对于中缅战场上的同盟国空军而言，由于经常在敌占区、雨林或开阔水域上空作战，击落的敌机残骸根本无从寻获，战果统计无疑难上加难。
至于使用日方资料的问题，这在战争结束超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本就是一件无可指摘的事，例如人们在引用纳粹德国关于不列颠空战损失的报告时，就没有那么重的疑心。虽然我是第一个将飞虎队的战斗记录和日方记录进行比照研究的人，但我并不是最早使用日方记录的人。美国学者约翰·伦德斯特伦（John Lundstrom）早就对美国海军飞行员在太平洋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的作战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英国著名航空史专家克里斯托弗·肖尔斯（Christopher Shores）和他的同事们对皇家空军及其在欧洲、北非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手也做了同样的研究。（取得这些研究成果后，肖尔斯受邀为《航空经典》（ Air Classics ）杂志撰写了一份“根本性的重估报告”，这份报告促使他的同行们不再把宣称的飞机击落数作为实际击落数来使用。讽刺的是，这本杂志却是批评本书的急先锋，他们将本书称为“日元资助下的修正主义著作”。）但这些著作并没有承受如此多的抨击火力，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作者是在一个广阔的历史场景中研究成百上千的战机中队和飞行员的。而对于飞虎队来说，我对具体每架日本飞机去向的成功追查（这种追查会一直深入它们在泰国或越南的基地），都可能意味着对某个人战果的削减。
此外，当飞虎队在1942年夏天加入美国军队的序列时，军方拒绝承认他们的战果，也拒绝把他们在中国空军中服役的时间当作升迁、退役或发放老兵津贴的参考条件。这种冷漠态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是飞虎队老兵们的心结，他们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了一部分补偿。
除了个别好心肠的人士，现今仍健在的飞虎队参与者——包括20名飞行员和80名地勤工作人员——都全面地谴责本书，认为本书是对1941年秋天辛苦组建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部下的诽谤和中伤。
但我不作如是观。在我看来，本书呈现的飞虎队是一群更为真实的英雄，比他们在那些早期的冒险故事和广告宣传里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要是他们真的像宣传中那样有着匪夷所思的超人水平，能轻而易举地打败敌人，为什么美国还需要四年的艰苦作战、投掷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才能打败日本帝国呢？指出日本拥有强大的空军、操纵灵便的飞机和技术优秀的飞行员，并不是对飞虎队的贬损，窃以为这恰恰彰显了他们的英雄形象。
日本方面的记录是可靠而有说服力的，拥有清晰的、无法造假的细节。实际上，通过查阅和对比数以千计的日美英三国的战斗报告，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很少有幸存者会对战场上的事说谎。飞行员们或许会经常误判，但他们极少说谎。
1942年4月10日，飞虎队飞行员查克·奥尔德（Chuck Older）和杜克·赫德曼（Duke Hedman）与日军飞行员安田义人的战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示了如何从对双方战斗记录的比照中发现真相。这两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击落了安田义人的座机，分享了500美元的战绩奖金。他们以为自己击毙了日方飞行员，但安田出人意料地活了下来，精疲力竭却毫发无损地回到了泰国的基地。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时，这三位都还健在，分别居住于洛杉矶、里诺
和东京。
如果仅仅将视野狭隘地局限在战斗胜利的次数问题上，那将是非常遗憾的，因为这掩盖了飞虎队战斗的真正意义：在1941年至1942年间的中缅战场上，他们在空战史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记录；在战争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我们整个历史上最需要英雄的时代，他们挺身而出，成为英雄。
飞虎队解散至今已经过去64年了，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关于他们的或由他们讲述的新故事出现。当我引用克里斯托弗·肖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研究成果时，我都不禁担心很难再结交飞虎队老兵。因为肖尔斯在这套名为《血腥屠场》（ Bloody Shambles ）的丛书中深入而仔细地研究了东南亚战场的空战，指出飞虎队为分得中国国民政府的奖金而从英国皇家空军的友军那里“抢夺”战果。本书第11章就以1942年2月盟军对缅甸港口毛淡棉市的突袭为例，参考各方相互矛盾的说法，对这个棘手而敏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尽管肖尔斯对飞虎队的“指控”并不仅限于这次突袭，但对它的研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在本书的新版中，我得以利用艾伦·阿姆斯特朗（Alan Armstrong）、特里尔·克莱门茨（Terrill Clements）、尼尔·弗朗西斯（Neil Frances）、梅本弘、雷·瓦格纳（Ray Wagner）以及丹尼尔·惠特尼（Daniel Whitney）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我还利用了查克·贝斯登（Chuck Baisden）、特克斯·希尔（Tex Hill）、弗兰克·洛松斯基（Frank Losonsky）以及缪里尔·休·厄普菲尔（Muriel Sue Upfill）的回忆录。
同时，我还得到了以下几位人士的帮助，修正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并补充了新的资料，他们包括：陈纳德权威传记的作者玛莎·伯德（Martha Byrd）、飞虎队命名式的出席者琼·科克伦（Joan Corcoran）、高深莫测的奥尔加·格林劳（Olga Greenlaw）的妹妹艾丽西亚·施魏策尔（Alicia Schweizer）、飞虎队初战的对手之一日本飞行员铃木五一、陈纳德多年的朋友和秘书汤姆·特朗布尔（Tom Trumble）以及P-40战斗机的项目工程师沃尔特·蒂登（Walter Tydon）。历史爱好者戴夫·邓拉普（Dave Dunlap）、里克·邓恩（Rick Dunn）、科里·乔丹（Corey Jordan）、柯克·塞策（Kirk Setzer）、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和飞虎队飞行员查理·邦德（Charlie Bond）、乔·罗斯伯特（Joe Rosbert）、埃里克·希林（Erik Shilling）为本书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和评论，他们的批评有时是严苛而炽热的。我尤其要感谢埃里克，他在帮助我写作本书之外，还鼓励我在66岁的年纪参加飞行训练，并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除了补充新材料和改正旧版的错漏，我还对书稿进行了删节和简化处理。在这方面，我得到了萨莉·福特（Sally Ford）的帮助，她本来是这本书的编辑，现在更像是我的合著者。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把部分引用资料、参考书目和背景材料上传到了网络，网址是www.flyingtigersbook.com。
本书使用1941年至1942年间通用的标准度量单位，距离单位为法定英里
，速度单位为英里每小时，高度单位为英尺
。
在翻译中国地名时，我使用战后的拼音系统，所以“北京”写作“Beijing”而非“Peking”，“桂林”写作“Guilin”而非“Kweilin”。使用拼音是因为它能更好地体现这些词的发音，但我保留了历史人物姓名的旧式拼写法，如“蒋介石”写作“Chiang Kai-shek”。对于日语词汇，我使用简化的赫伯恩式日语罗马字拼写法。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多数亚洲人那样，日本人把姓氏放在名字之前，我在新版中遵循了这一做法，改变了旧版中的日语词汇拼写法。
缅甸现在对外自称“Myanmar”，而不是“Burma”。
我为在缅甸旅行期间享受到的自由便利表示感激，但我无须为独裁政权的喜好所束缚，所以我仍将缅甸写作“Burma”，将其首都仰光写作“Rangoon”。
最后，现今大为贬值的美元不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币值的一个影子，根据平均工资基准来推算，把本书中的美元数目乘以20，就能比较准确地得出其在今天的真实价值。1991年，一位为本书制作封面副本的年轻人煞费苦心地记录道：飞虎队队员们为了一个月“区区”600美元的报酬就奔赴中国战场。我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说服这位年轻人，600美元在当时已属高薪，他们的薪酬相当于现在年收入144,000美元的水平。
丹尼尔·福特
于新罕布什尔州达勒姆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