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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富翁》（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是史上最成功的电视游戏节目之一，它也是一个观察人吞吞吐吐、苦思冥想（也就是人努力理解信息的过程）的大好地方。这套节目有100多个国际版本，但不管是哪一版，参赛者都要回答越来越困难、对应的奖金也越来越高的琐碎问题。美国版《百万富翁》中最出名的两位参赛者是约翰·卡本特（John Carpenter）和奥吉·奥加斯（Ogi Ogas），两人都拿到了巨额奖金。
1999年11月19日，卡本特成为美国版《百万富翁》中第一位赢得100万美元奖金的参赛者。节目主持人里吉斯·菲尔宾（ Regis Philbin ）向卡本特提出了最后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问题：以下哪一位总统在电视节目《爆笑》（ Laugh-In ）里亮过相——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吉米·卡特还是杰拉尔德·福特？卡本特笑了笑，要求给父母打电话。使用这条“生命线”意味着卡本特自己被问题难住了，需要“打电话给朋友”求助。通常情况下，参赛者打电话给朋友，会在30秒的时间限制里急匆匆地提出问题，希望自己选择的朋友能帮上忙，而这一天，卡本特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策略。菲尔宾让卡本特提问时，他开口道：
嗨，爸爸……我不是真需要你帮忙啦，我只是想要你知道，我马上就要拿下100万美元的大奖了……因为上过《爆笑》节目的总统是理查德·尼克松。这是我的最终答案。
卡本特说得没错，他在看到问题的那一秒就知道了答案。他脸上掠过的一抹微笑，这就是顺畅（顺利而轻松）的心理活动的标志。他的长期记忆里有一个小地方存放着理查德·尼克松和《爆笑》节目的联系，他毫不费力地想到了答案。卡本特回答这个问题的轻松程度，就像菲尔宾要他大声回答出自己叫什么名字，或者算出1+1等于几一样。
卡本特潇洒演出的7年之后，认知神经科学家奥吉·奥加斯也一路闯关，来到了价值100万美元奖金的最后一个问题前。节目的新主持人梅莉蒂丝·维埃拉（Meredith Vieira）问奥加斯：以下哪一艘船不属于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殖民者掀翻的三艘船——埃莉诺号、达特茅斯号、海狸号还是威廉号？奥加斯苦苦思索，你可以看出他正在长长的记忆走廊里疯狂翻检。在4分钟的思考过程中，他逐缩小了选择面，就在他几乎决定回答“威廉号”之前，一个更为保守的想法冒了出来，他对自己说，何不拿着已经赢得的50万美元立刻走人，而不是冒着答错的风险，只拿着可怜巴巴的25 000美元狼狈收场呢？对风险的厌恶差一点就让他错过了赢得100万美元的机会。后来，奥加斯描述了这段经历：
我立刻冒出一种直觉，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有一条被掀翻的船是达特茅斯号。我立刻根据达特茅斯号开始思考，把它当成引导词。我对自己一遍遍默念着这艘船的名字。渐渐地，另一艘船的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回应着达特茅斯号：海狸号……然后，隐隐约约，像午夜湖上月亮的倒影，第三艘船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淡淡地显出了痕迹：埃莉诺号……
我突然眨了眨眼睛，我意识到我在摇晃自己的椅子，还有观众席上的嗡嗡声……直觉？你在想什么啊？！你在拿整整一栋房子冒险啊！你不可能知道这个神秘问题的答案！没有直觉这回事！
“我相信我能拿走奖金。这就是我的最终答案。”
摇晃的椅子、观众席上的嗡嗡声，这些都是挑战他信心的环境触发因素。奥加斯突然意识到，把47.5万美元押在预感上，太过冒险了。面对环境带来的不顺畅的体验，他停顿了一下，开始考虑更为保守的路线。卡本特和奥加斯的不同经历表明，不顺畅往往是判断信心程度的一个有效指标。卡本特的答案出现得很顺畅，大有自信的本钱；奥加斯的答案则吞吞吐吐，没有那种确信自己正确的轻松感。我曾与其他3名心理学家进行过一系列实验，测试人们是否会因为“不顺畅”而为问题投入额外的脑力。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可能是认知的吝啬鬼，会尽量少思考，可我们不是随时如此。如果环境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心力，一定会有些提示告诉我们要思考得更深入些。
在世界上，我们处理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由字母、单词、句子、段落构成的连贯语句。大多数时候，这些信息片段便于阅读，因为设计师已经精挑细选了字体和字样，好让印刷文稿清晰、易读；可有时候，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人们也会在印刷书面信息的时候选择难以阅读的字体，其作用就有如奥吉·奥加斯所坐的那把摇晃的椅子。这样一来，这些字体就扰乱了伴随着人们大部分思考而来的遐想。尽管大多数书面文字都印刷清晰，使用的字体也很常见，比如，“Times New Roman”“Arial”“Courier”和“Calibri”，可也有些人会使用花哨的复杂字体，比如，
和
，或者
和
。广告商依靠这些字体，使自己的信息在竞争对手的信息中突显出来，因为一般而言，竞争对手会选择简单、清晰、常见的字体来印刷信息。举例来说，“Helvetica”就是一种广泛使用、可读性极强的字体，纽约地铁和数十家公司的标志都选用它作为标志文字，如雀巢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AA美国服饰公司和吉普公司，但如果环境特点让使用复杂字体印刷的文字变得超级难读，人们的想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实验故事
我和同事们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在我们设计的实验中，我们请学生回答3道脑筋急转弯题目，它们来自一套名为“认知反应测试”的智力量表。这些题目相当难，因为人们下意识想到的答案都是错的。可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些错误的答案，就像约翰·卡本特回答价值100万美元奖金的那道题时一样。有耐心的人最终能意识到答案是错的，他们要付出额外的脑力劳动，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以下是测试里的一道题：
球棒和球总价为1.10美元，球棒的价格比球贵1美元，请问球多少钱？
大多数人会本能地得出结论：球棒1美元，球10美分，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会发现这个答案是错的。是的，两者加起来是1.10美元，但球棒只比球贵90美分。正确的答案是（只要运用基本的算术就能验证）：球的价格是5美分。很多人答错了这道题，完全是因为他们是认知的吝啬鬼，他们缺乏耐心，忙着进入下一份要耗费精力的任务。
在实验中，我们猜想，“不顺畅”能否提示人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进行一些思考呢？所以，我们把答卷的一半用清晰的字体印刷，另一半用灰色的斜体小字印刷，再交给学生们回答：
球棒和球总价为1.10美元，球棒的价格比球贵1美元，请问球多少钱？
不出所料，在文字难以阅读的时候，人们答对3道题的概率更高。平均而言，看到灰色字体的人，答对了2.45道题；而看到清晰字体的人，只答对了1.90道题。后来，我们又在复杂的逻辑题里看到了相同的效应，这再次说明，如果用不流畅的字体印刷题目，人们得出正确答案的概率更高。
充斥在现代生活中的复杂字体就像是报警信号一样，提醒我们动用额外的精神资源来克服这种阅读困难。和其他的警报一样，它也存在缺陷。虽然我们看到警报之后就知道该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但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加保守，因为它同时也暗示着环境里存在风险，或是有危险出现。
不流畅和风险之间的这种联系，或许能解释我与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奥本海默（Danny Oppenheimer）发现的一个现象：2008年8月，人们在Grouphug.us网站上写的忏悔书越发坦率。该网站邀请人们分享匿名忏悔，换取读者同情的拥抱。有些忏悔很坦率，而另一些则要隐晦许多，匿名几乎没有效果。2008年8月之前，该网站的文本显示方式很不流畅，暗黑色的背景映衬着与其对比不强的文字（见图2-1）。
图2-1 黑背景忏悔书
2008年8月，该网站的创办人做出了改变。他决定加深文本颜色、调亮背景，也就是标准的黑色文字配白色背景（见图2-2）。
图2-2 白背景忏悔书
这样一来，网站上的文字更容易阅读了，提交忏悔的用户获得了顺畅的精神体验。我和奥本海默梳理了该网站的忏悔书，我们发现，在网站创办者采用了更顺畅的新格式之后，人们的忏悔变得更坦率了。在其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面对印刷清晰的字体，人们更愿意暴露个人的缺点。面对白色背景里的浅灰色字体，人们暴露的意愿会随之降低。
那些用来防止人们暴露个人信息的警报信号，同时也能提醒不道德问题的存在。举个例子，请想象一下，有人给你讲了以下这个颇具争议性的关于烹饪的故事：
有一家人的狗被路过的车撞死了，他们听说狗肉好吃，于是就把狗剥了皮，煮熟后当晚餐吃掉了。
这家人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狗已经死了），但大多数西方人认为，吃宠物狗在道德上很成问题。如果我请你按0～10分给这家人的行为打分，0分指他们在道德上完全没错，10分指在道德上错得离谱，你会给他们打多少分？弟弟和姐姐火热接吻呢？这种行为错到何种程度？假设双方都同意接吻行为，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人们除了说“感觉不对”或者“触犯了更高层的人伦规范，逾越了规矩”外，很难发现这其中有多少道德问题。
心理学家西蒙·拉汉姆（Simon Laham）、杰夫·古德温（Geoff Goodwin）和我请人们给这些行为的不道德性打分的时候，也趁机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文本显示方式。对一些评分人，我们在灰色背景上描述此种行为；而对其他人，我们使用了更容易阅读的文本。下面，我用例子来分别说明这两种格式。
采用难以阅读的格式印刷道德逾矩行为：
采用易于阅读的格式印刷道德逾矩行为：
当采用不易于阅读的格式印刷时，人们普遍相当反感这些逾矩行为，并在道德量表上打了9分或10分。稍后，逾矩行为换用易于阅读的格式印刷时，分数就降到了7.5分。因为后者的逾矩行为很容易阅读，评分者对它的解读表明，后面的违规行为在道德上的冒犯性不那么强。
现代城市环境中充斥着书面文字，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思考深度，影响了我们向他人敞开心扉的难易程度，以及我们判断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标准。正如不顺畅的体验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环境里的其他线索也能让我们判断该如何在新环境下行事。我们就像能融合到背景里的变色龙一样，能不自觉地采用合适的行为，实现恰当性与有益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