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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两天，我收到了母亲一通惊慌失措的语音留言。那是2008年，她几个月前刚搬到佛罗里达州，避开折磨了她63年的中西部冬季。当我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在晚上给她回电话的时候，她一边啜泣一边对我说，晚期肺癌正逐步侵蚀她的身体。“这不是真的！”我自言自语，找不到任何话语来安慰她，只是难以置信地盯着电话，绝望无助，怔得一动不动。
得知母亲的病情后，我200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圣彼得斯堡度过，开车带她遍寻医生，徒劳地试图控制癌症转移。当她变得越来越虚弱，我竭尽全力希望修补我们之间脆弱的关系。她的酗酒行为令我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高中的时候，她开始戒酒，但过去十年间的伤害——酗酒、不确定性、谎言——已经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18岁生日那天我就从家中搬出，之后没几年，她又继续开始喝酒。
我还记得，21岁生日那天，我到县监狱探望母亲。一个月前，她因为第二次醉酒驾车被捕，被判60天监禁。不管过程如何，她成功让警卫们将探视区变成了一个临时生日派对场地。我真希望我能拍照记录下那天的超现实主义场景：身高1.5米的母亲骄傲地站在那里，穿着沃伦县监狱的橙色套头衫，拿着一束彩色气球，背后是堪比精神病院的白墙，以及粗壮的狱警；而我，1.88米，比母亲高出许多，拥抱着这个小女人，然后和她还有其他狱友一起，吃着从商店买来的香草口味生日蛋糕。
接下来几年里，她似乎再次戒了酒。我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令我痛苦的源头，就像一个被烧伤的小孩子，此后整个童年都会躲着炉灶。不料，我的回避行为最终毁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我内心深处，理智与情感激烈交战。理智告诫我应该保持距离，但就情感而言，我对克洛艾·米尔本的爱从未停止。
爱她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母亲善良，体贴，富有爱心。每年感恩节，她都会不顾自己的经济问题和酗酒陋习，为那些比我们更加（惊人地）不幸的人举办一场感恩节盛宴。当地一所教堂提供厨房和体育馆，一个童子军小分队会带来桌椅，两间本地杂货铺会捐出火鸡和火腿、盒装馅料和脱水土豆泥，罐装的蔓越莓，以及肉汁和苏打水。附近的裁缝店会提供桌布和餐巾。而母亲的教友们则会拿出各种样式的盘子和餐具。每年，母亲都会放下自己的问题不管，在那七拼八凑的自助餐厅里为200多人提供食物。但她的善举并不仅限于节日期间，她就像一个被扣在黑匣子里的千瓦灯泡，只要发光的理由存在，就会穿透裂缝，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