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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怎么区别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不同因素是什么呢？伊懋可（Mark Elvin）在他的《中国以往的模式》一书中给了我们答复：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它的一种文明。他的解释基于技术决定论，即军事装备和政治手段决定了一个帝国的疆界与寿命。如果与罗马帝国做大致的平行对比的话，这种解释对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还可以适用。但在公元4世纪之后，这个解释就不足以说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把技术看成是最重要的因素，伊懋可忽视了关于“统一”这一意识形态的或规范性的概念的重要性，而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上曾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文化概念。
“天下”，中国的天朝——建立在中国传统秩序中心的帝国，用强调中国文明化过程中的统一作为对它的解释似乎太简单了。但这种理解起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去认识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然而，与此相比，在欧洲，类似庞大的欧亚移民和蛮人入侵却降伏了罗马帝国的统一，并导致了它的肢解——中世纪的特征。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世界上的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变大了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与其说与伊懋可相近，不如说是对已故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思想的延伸：他在解释为何中华帝国得以在公元589年即隋朝（581—618）时能够真正重新统一，而公元800年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的加冕只不过代表了其帝国的一小部分统一的原因时，强调了文化、宗教、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欧洲接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制，而中国在经受了368年的分裂后，这时却在政治上得到统一，这个统一以王位为标志。
当然，隋朝很快崩溃了。它使当代的史学家们想起了短暂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秦朝的暴戾统治便修建长城、大运河这类巨型的公共事业成为可能，但它最终让位给汉朝。如同秦朝，隋朝被一个更祥和的唐朝（618—907）取代，它受益于先前的统一度量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高潮：它的疆界覆盖了中亚的许多大草原，它的文化模式被整个东亚地区模仿，尤其是古代日本国家的建立更是以它为范。唐朝广泛地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物质贡献。
从这个统一再现的角度看，中国历史的主题模式并非是本质上的分裂，或者从古典的辉煌衰退到中世纪的制度，然后又因宋朝的商业及资本主义的兴隆而出现复兴。相反，它的模式是再现与重演，是反复创建王朝的一个循环。于是，在广义和引申意义上说，中国历史是螺旋形地重建——上升、衰落、崩溃，然后是类似的重建。
这很像中国教科书上讲的中国历史，但它能继续说明问题——哪怕仅仅因为它代表了传统君主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基调。南宋（1127—1279）被蛮人征服之后，在元朝（1279—1368）由蒙古人统治时尤其如此。正是当帝国的统治概念成问题了，统一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模式。
对当时和后来的儒家历史学者们来说，蒙古人的统治是一个重要题目。帝国治理的本意在于通过一位德高望重的国王来统一天下。从理想出发，统一与威力相互关联。然而，难道元朝帝制（特指蒙古人的矮马和波斯人的官僚）没有向我们显示国王可以统一中国而并不具备特殊的威力吗？
儒家对事物顺序的观点是，统一和威力二者应该并携。统治者治理天下并统一帝国。当道德统治与政治和军事统一相结合，帝王便赢得王国，而一统天下。然而，可以证实的是，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阶段，清朝，它自圆其说地实行了统一，好像统一本身便证实了其威力的存在。
假如统一是中国帝制历史的重要模式，那么它是如何与中国历史的另外两个重大主题——人口增长和士大夫阶层的兴起——相连的呢？
我们现在还是审视一下从14世纪到16世纪苏州这个城市的兴起的例子。从人口数量看，那时苏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比西方快得多地赢得了一场“生物革命”（法国史学者布罗代尔的提法）。
除了一些对农业上不太重要的技术革新的描述外，对这个现象的通常解释是：在9—12世纪之间中国经历了一场“绿色革命”。当时在东南亚一带，尤其是占城国，发现了新的稻米品种，它们出口到中国。这些新品种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长势良好，且具有抵御虫害的能力，一年甚至可以三熟。在世界各地种植南美的玉米之前，这些新稻米是新的卡路里来源，要比欧洲的小麦、大麦、黑麦都更有效地供养人口。结果，中国在14世纪到18世纪之间人口翻了四倍。
人口的增长转而又使城市人口上涨到了史无前例的数量。伴随着人口兴旺的是贸易的繁荣，以至于马可·波罗在13世纪下叶游访中国时，惊异得目瞪口呆。经济史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喜欢指出：如果人们查看12世纪早期中国的煤和铁的产量，那么它不仅可以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相比，而且甚至超过英国。后来这些工业原材料生产的衰退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有：金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使大片的北方领地转变成封建的封侯制）以及从开封（许多武器制造业建在那里）迁都到沿海城市杭州。当然，其要点是相对性的。我们发现，由于12—18世纪的中国商业、手工业、内陆贸易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早期现代欧洲相近——在有些情况下，当欧洲发展到它早期现代化的程度时，中国则早于它400年就达到了那个水平。
中国的人口增长却并不稳定，尽管有些经济史学者如波金斯（Dwight Perkins）力图证实：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有出现持续稳定的人口增长现象，而这个农业发展是基于不断投入的劳动力，而非资本投入的增加。从该世纪看，农业的产量的确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但这个人口增长率时高时低，尤其是在气候和环境出现危机的阶段，更别提社会动乱——农民起义和战争——时人口的增长率无疑是急剧下降的。
14世纪便是一个“天灾人祸”使增长率下降的阶段，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曾经把这个阶段与西欧对比，写下了极其生动的文字。17世纪对欧洲和中国都是另一个增长率出现负数的阶段，气候是其重要原因。大约在1615年到1675年期间，全球的气温下降了2—3摄氏度。在17世纪30年代、17世纪40年代和17世纪50年代期间，全球的降温伴随着社会动乱：饥荒、干旱、水灾、瘟疫、天花等。就中国一国计算，在1610年到1650年期间，人口的下降率甚至达到了35%。编年史和史籍宗卷记录里都生动地保留了对当时气候变化的例证。如今气候温和的长江流域中部，当时全部上冻。在东北地区——西方人和日本人曾把该地区叫做“满洲国”，在气候最恶劣的阶段，收成期缩短了20天，总共才30来天。
与此同时，满洲跟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继续得益于16世纪到17世纪初因“新大陆”的金银矿大量出产而扩展到全球的贸易。从秘鲁和墨西哥金矿出产的大量银子被马尼拉的战船穿越太平洋装运到菲律宾，然后，大量的银子在那里交换成中国的织锦缎，用来美化“新世界”教堂里的圣坛。结果是，每年100万两以上的银子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宝贵的金属仓库，直到1830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平衡发生变化为止。气候的变化也导致17世纪在银子的流向上的暂时中断。由于贸易下降，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出现严重的萧条。
这是解释满洲向朝鲜半岛扩张的方法之一。满洲接着又入主中原并征服周边一些邻国。这是由于在16世纪50年代后期到17世纪初，满洲因为人参和当地名贵的貂皮贸易而产生人口增长，然而到了17世纪20年代，这些增长的人口却因收成的下降和贸易的萎缩而无法得到所需的粮食。1629年满洲人入侵朝鲜的目的主要是争夺谷物来源，那时朝鲜人的部落进贡已无法满足满洲的需求。
因此，中国与西方在17世纪同时经历了全球性危机。与西方有所区别的是，中国对危机的不同反应。它做出的反应要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快。中国，在满洲人统治的新清朝领导下，从17世纪的危机中反弹，并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
与欧洲一样，中国在这个阶段经历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战争。也许中国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德国的农民战争那么具有破坏性，但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北，农民起义遍地。起义军的头领之一李自成，在遭受了反复挫败之后得以汇集大批的难民、不满的农民和反民而在1641年组建起义军。随着起义军的武装力量发展，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进入明朝首都北京，加速了明帝的自杀，并为反将李自成提供了占领紫禁城的机会来宣告“大顺”朝代的诞生。
然而，李自成无法控制他手下的将领们。这些人开始捕捉折磨北京的上层人士，以强迫他们供出在这个动乱时期他们储藏大量银子的地点。他们遭受折磨的消息穿过长城高墙传到了满洲。那时满洲被一个强大的摄政王多尔衮统治，他刚从孩儿皇帝顺治那里取得了一揽大权的摄政王位。多尔衮朝廷里的汉人们——他们投诚到满洲人一边——说服摄政王：这是以“正义军队”出兵干涉，为明帝之死报仇的天赐良机。
问题是满洲军队一向是为了抢劫、奴役或者掠夺牲畜而袭击中原的，此刻为满洲服务的汉人对多尔衮说，他必须把自己的军队改编成一支“正义军队”，以恢复中原一带的儒家秩序；他必须告诫他的满洲部落头领和各位亲王，要他们指示手下的旗人们改变以往的方式，做出“正义军队”的样子进入中原。他们必须知道不能在进入中原时用打猎时对待野兔和狐狸的方法来对待中原人，得收起剑藏起弓，把中原人当作人来对待。不能强奸妇女，不能肆无忌惮地屠杀老百姓。旗人们得到警告：若他们不遵命，便会看到结果将会如何。多尔衮的汉人顾问对他说：要是你这么做的话，天下就会开始统一，你将会创建一个延续多世纪的王朝。
也就是说，该朝代统治的重建、恢复、统一的概念导致了政治/军事入侵：这一入侵不仅成功地把中国重新联合起来，建成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1616—1911），而且在17世纪的全球性气候灾难中，它的成功恢复要先于英国、法国、西班牙或德国。
这一恢复的开始很容易从这几个方面看出：人口的增长恢复了，遗弃的土地被重新认领。四川这个在人口和面积上约相当于法国的地区，曾经被心理变态的造反领袖折腾成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到处布满了爬山虎和猴子攀援其中的野藤枯枝。四川的荒芜程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然而满洲人很快在那里重建秩序，各地的移民蜂拥而来，该省的人口很快恢复了。从制度上看，满洲人重组和强化了明王朝早期的制度，且在此基础上结合了他们自己特殊的制度（旗营制、内务府、包衣、秘密奏折等），从而恢复了对各省的中央控制。
满洲人从17世纪的危机中恢复，也是通过使用与1675年的西方相等的军事技术力量征服弱小邻国而进行帝国扩张来实现的。这一扩张使中国的版图扩展到了新疆西部的伊犁地区，直到与沙皇俄国邻界；使西藏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使朝鲜成为一个附属国，并入侵安南；等等。到了18世纪末，清朝成了疆土辽阔的帝国。于是，在表面上它似乎成了一个军事强国。但是，这种军事成功不是建立在战胜同等强大或略优于自己的国家或民族之上的。换句话说，18世纪中国的帝国扩张并不需要在军事技术上有重大更新或在征税上的革新。从这些方面讲，中国与西方的比较发生了逆转：在同一时期，为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与同等力量的强权的战争中幸存，西方国家有了新的征税制度、新的军事技术和新的武器装备。
于是，当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开战时，它所使用的是17世纪的武器装备。中国在中间的18世纪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西方则在本质上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因此，从全球性比较看，中国从17世纪危机中的复苏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中国对统一的执着使它得以用传统方法从全球性的灾难中复苏，但在英国人征服印度为殖民国，扩大了他们的鸦片贸易，并清除了任何被维多利亚政权认为阻碍他们自由贸易或向外扩张行为的障碍之后，中国被迫与西方打交道时，这却妨碍了它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清朝统治者及他们的官僚大臣在19世纪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则是由于中国精英阶层——士大夫的属性所致。
中国的科举制理所当然地闻名于世。英国和法国的民政机构的某些方面也受到它的启发。这个考试制度源于汉朝，但一直到了15世纪，当明朝皇帝限制京都的士大夫们继续享有推荐自己后代做官的特权后，这个考试制度才成为主要的官员招聘途径。1381年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他和后来的皇帝们竭力摧毁官僚精英阶层自成体系的基础，而完全用考试制度来确认士大夫的地位。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皇上主持控制的考试来变成并保持士大夫成员的地位。到了16世纪末当官的主要途径便是用终身的时间来研习儒家经典（根据皇上规定的诠释），这意味着背诵90万字以上的文章，然后写相关的论文。
这是一件令人眩晕而窒息的事情，而且并不见得能识别和奖励才子。18世纪的大学者戴震，就多次会试不第。仅在晚年，当他被一致认为是全国最博学的人士之一后，方才被授予进士的荣誉头衔，并获准给皇帝编纂百科全书，作为对他学术的认可。
科举制有三层。参加考试的人由礼部确定，礼部也监督考试。在最高层的考试——殿试，皇帝理应带着他的五六个最高官员坐镇，亲自查阅试卷。试卷是编号的，但审卷人能够从笔迹上认出应试人来。一位高官享有授予最佳应试人“状元”的权力。这是一种特权，因为中状元的人将来在宫廷里成名，这位授“状元”的高官便像是他的恩师。这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官僚制中的靠山/门徒和派系的形成以及儒家规范使科举制得到认可的关键环节。
日本就很不同，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武士道是世袭的（而非通过获得对文本的驾驭力）。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为了对付西方而需要进行新的学识研习，武士中有些等级被证实是灵活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士大夫除了钻研儒家经典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没有其他让他们做官的途径。中国教育制度的改变（通过废除旧的全国科举制，建立新学校），整整用了三分之二个世纪的时间。晚期中华帝国对外来的挑战的应对令人遗憾地如此缓慢——在1894年的鸭绿江江防之战中，许多中国的爱国志士痛苦地见证了日本人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战舰，导致了中国在战略上的瘫痪。
1911年的辛亥革命宣告了清朝的结束，终结了科举制及这个制度产生的士大夫阶层。但统一的概念依然保存下来，它仍然是国民党的重要目标。他们在民国时期没有实现这个统一，而共产党在1949年宣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统一时，它也是一个重要目标。
梁禾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