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

第一章《中国与世界》中收集的文章，为研究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提供了精彩的多途径和诸方法。它们远胜于通过各种单一途径，即仅从世界或国际系统、从泛泛的演变趋势、从人口统计学或经济发展潮流等单一的视角，来分析世界史。

头两篇论文《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和《中国与17世纪世界的危机》体现了作者对世界史系统的比较性研究的功力。论文以帝国的形成——特别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所构成的欧亚基本现实这一历史事实为出发点，强调研究世界上不同地区同阶段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发展不仅基于各社会各文明同时存在的问题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当时各社会文明的互相关联之中。而共同具有的问题和各社会文明之间的关联却并未使其本身丢失各自的独特性。本文至关重要的贡献，正如我们在总序中已经说明的，在于采用各种独特的方式对17世纪欧洲各国与中国出现的危机进行分析，而这一历史危机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与旷久之作用，波及当代。

貌似相同的社会或文明间关联的另一个关键部分，在魏斐德的《中国之鉴》一文中得到详细分析。魏斐德在其中指出，17世纪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即各种社会文明，它们不仅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影响，而且还因此构成了对基本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自我感知和理解。

这般相互影响和作用，至少在初始阶段，并不见得引起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框架方面共同的现代化发展。而更可能是：各自对根植于自身文明制度相对而言的共同问题有了认识，并对这些问题彼此进行估价。事实是，仅在西方帝国主义和经济扩张最初的现代冲击下，相对的相互作用和话语才发展起来，从而使实力、霸权对抗以及相互挑战这些构成世界画面的基本成分得以强化。

该章中的《小议列文森的官僚体系—君主对立关系主题的发展》一文在某种程度上对各社会及文明所存在的共同的可比性问题提供了“答案”。魏斐德的研究证明，君主政体和官僚政治之间的关系和对立性，对于所有帝国都是司空见惯的。比如，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以及穆斯林诸国等。但是，各国家对待这类关系和对立性的方法则各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自文化和所形成的基本体制的影响。在中国，君主政体和官僚政治之间的关系和对立性的发展，基本沿儒家思想原则延伸，因而必然与基督教或穆斯林差别很大。

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和基本的中国帝王制度机构明显地形成了核心文明要素，也就是核心文明中的预言性成分。中国历史中，儒家的超凡思想因素得到强化，而鲜明的政治成分则趋于销声匿迹，正如魏斐德在该文集的其他章节中，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参政和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有关历史事件考证所揭示的那样。

各社会和各文明间相互评估的至关重要性，也体现在西方国家用具体的西方经历作为视角对中国加以分析这一点上，这在关于列文森的精辟分析中充分体现出来。在这些章节中，魏斐德同时指出了当时在研究和解释国人特殊性时所遇到的相关限制。类似的问题，魏斐德在其他章节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考察。

因此，本章收集的论述对世界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独特性在于对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和不同资源的流向、各社会与各文明间的平行结构与系统间的发展及产生的问题以及各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体系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做了研究。这些解决方法在特定文明环境中，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还可能带来相互理解合作或承上启下的协作关系，依次地，还可能导致新的世界秩序和结构的产生。

徐有威　李嘉冬　译 fQcyE/buygL9uYbg/runC0bqeFpyPvc9Wd1TLuQfZPy2cjfzTiC0X5vWe+xpUHQ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