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远航

（1993年）

本文系魏斐德教授于1992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时在华盛顿特区发表的就职演说。

我出生于1937年12月12日，即日本帝国主义下令在南京城烧杀淫掠三周的第一天。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下午，我正在一幢俯视纽约市乔治·华盛顿大桥的公寓大楼下一个沙箱里玩，突然四楼的一扇窗户飞快地打开了，一个人伸出头来朝着楼下在看管我玩耍的父亲大声叫喊：“弗雷德，珍珠港挨炸了！”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就是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是当时汤姆·杜威的助理起诉官，后来当了艾森豪威尔的司法部部长，还当了尼克松的国务卿。虽然儿时记忆会缩短时间距离，但我的确记得，仅几天后，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身着一身粗糙的蓝色海军上尉制服的父亲把我搂进怀里，吻别了我，就直赴圣迭戈，参加太平洋战争了。

虽然人们习惯把美国在1898年对菲律宾的征服看作是美国霸权在亚洲的开始，但在20世纪50年代成熟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切身体验却是：美国霸权是在二战中和二战后逐步上升的。那是个美利坚军事和经济全面强盛的时代，前后持续了50来年，显然是世界历史上寿命最短的霸权之一。

二战后，我们全家迁居古巴。在哈瓦那，父亲把我送进一家名为巴尔多学院（Colegio Baldor）的综科学校。作为极少数的北美外来户，生活在一些喜欢欺负人并为自己国家传统骄傲的古巴学生当中，并不容易。每当我们在酷热的大操场上立正全神贯注地聆听1898年的退伍军人慷慨激昂地回忆他们在卡马圭（Camagüey）平原上击溃西班牙的胜利时，我就知道，放学后在学校大门外老师看不到的地方，高年级男生的拳击套会等着我，这对我这个11岁的小美国佬来说可不是那么好受的。所以，当1949年年初我听到父亲宣布要将我领出学校，因为我们全家将乘一艘56英尺长的双桅船“夏伦娜”号，沿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轨迹旅行时，那种如释重负的解放感，真是无以复加。

其实这次旅行也并不完全出乎意料。我的父亲崇敬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他读完莫里森的哥伦布传《汪洋大海上的舰队司令》（Admiral of the Ocean Sea）后，就把书传给我并按惯例叮嘱：全家期待能在一周内听到我在晚餐桌上发表对这部书的感想。这项任务有时候，尤其是当我被布置要对卡莱尔、吉本和斯宾格勒等著作进行评论时，会令我厌烦。但是莫里森对哥伦布四次航海经历的描写文情并茂，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对其中的有些章节流连忘返，比如书中关于哥伦布于1494年沿着一个被误为中国和亚洲大陆的半岛南岸的航行。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半岛”就是我们当时所在的地方古巴。

哥伦布在1492年11月份驶离那个假想的“中国半岛”返回西班牙。在第二次航行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后，他率“尼娜”号和另外两艘葡萄牙式的三角帆船于1494年4月24日从伊莎贝拉岛（Isabela）出发，欲沿古巴岛南岸一直航行，最终找到能够“证明该地确实是亚洲大陆的确凿证据”。并且若有可能的话，和那位隐蔽的蒙古大汗取得联系。 四天后，平稳的东北信风使哥伦布驶过“风关”（Windward Passage），到达了古巴岛的最东南角，而哥伦布却误认为这是亚洲大陆的边缘。

455年之后，我们一家乘“夏伦娜”号，又绕过了古巴这同一个东南角，并继续循哥伦布的航线，沿东海岸越过了大岭（Sierra Maestra）南坡的荒芜植被区。我记得曾读到过这个细节：哥伦布的船队抵达被哥伦布称为“大港”的关塔那摩海湾（Guantanamo Bay）时，这些西班牙人上了岸，发现了巨型鬣蜥，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丑陋不堪、令人作呕的生物”，被印第安人拿来烘烤食用。 当我们在1949年抛锚上岸时，发现这种大蜥蜴仍然盘踞在那里。向西继续航行40英里后，我们也进入了那同一个狭窄的、梭鱼滋生的海峡，来到了当年哥伦布发现的圣地亚哥湾。1514年西班牙殖民统帅维拉奎兹（Diego de Velásquez）正是在那里选择了名为“巴嘎替奎”（Bagatiquir）的重要印第安人城市，作为古巴的第二大西班牙殖民地都市。

西班牙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沿途遭遇的印第安人。哥伦布从瓜卡纳亚沃湾（Gulf of Guacanayabo）向南掉转船头，在强风中息帆，从古巴驶往牙买加，他于1494年5月5日到达了被他称为“圣荣”（Santa Gloria），后来被英国人称为“圣安”的海湾（St.Ann's Bay），准备在那里过夜。就在那个夜晚，一群阿拉瓦克（Arawak）印第安人乘70艘长型战舟来袭。哥伦布的三艘舰船凭借施放空心炮弹而将他们赶跑。在布韦诺港（Ptierto Buene），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再次遭遇了印第安人的袭击，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岸上。他们用石弩进行还击，并放出一条大狗“撕咬印第安人，大大伤害他们，因为在对付印第安人时，一条狗顶得上十个男人”。

1494年5月9日，哥伦布抵达牙买加西岸的蒙特哥湾（Montego Bay），从那儿向北，意图搜寻古巴南海岸一处被阿拉瓦克人称为“Magón”的地方；哥伦布误认为此地即是“Mangi”，即马可·波罗对中国福建省的命名。再次回到古巴海岸后，哥伦布沿萨帕塔半岛（Zapata），环行至一处今名“植物园”（Jardines）的浅滩。也就是在这儿，我们自己的“夏伦娜”号莽撞地盲从了哥伦布的航志，而不顾莫里森对这片水域发出的鲜明警告：

舰长大胆地驶入一个光怪陆离、令人迷惑的群岛——萨帕塔半岛外的沙洲，即便今天有航海图和灯塔指引，那仍然是一片极难航行的水域。不仅如此，船员们还对水流奇异的颜色深感困惑：当他们由深蓝的海湾驶入较浅的沙洲时，水流开始还如水晶般清澈、通透，可突然间就变成一种晦暗不明的霉绿，此后又过了几英里，简直就成了牛奶般的乳白，最终又变成墨汁般的漆黑。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究其根源，其实是一部分海湾的水底所蕴藏的一种精细的白色石灰泥所致；它们一旦被波浪“激惹”或“煽惑”，便淆同海水一起，径直升腾到表面，看上去就如同彼德·马特（Peter Martyr）描述的那样：面粉纷纷撒落到了大海上。在缅因州的海湾，我自己也曾亲眼看到过海水的这种浓绿，尽管其深度还不足三法瑟。 然而下一个时刻当我再俯视水面时，它已经在明亮的天空下，变成了墨汁般的黝黑；我以为这也是由于海底的一种精细的黑砂被浪涛鼓动、翻腾所致。但所有这些，在当时，这种现象对西班牙水手来说实属新奇，而且更多的是带有恐怖色调的，因为它使人联想起古老的阿拉伯传说中的“忧郁的绿海”，以及世界边缘上那些无穷无尽的珊瑚礁。

1948年，我们偏偏经历了这些。正当我们靠着绕枢轴扯起活动龙骨，以减少吃水深度而在小潮中航行时，恰恰就在这里搁浅了。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进入那个群岛，经过了斑驳的水域，将双桅船驶上一个浅滩；退潮时才终于发现，我们竟是一头戳进了石灰泥里。为脱离这个浅滩，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因为大岭的屏障，我们的短波信号无法传送到哈瓦那的海岸警卫哨所。我们甚至找不到几法瑟深的水域来使自己的双桅船能够漂浮哪怕几千码的距离，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只能靠抛小锚一码一码地拉拽船身。我们中的一些人坐上橡皮救生艇，将最沉重的锚和链条一点点地带到300英尺外的深水水域，把铁锚结结实实地插到石灰泥里，再回来和我们会合，以便船上所有的人手都能集中到一起，通过船头的机械绞盘，从侧翼将双桅船由沙地拖向深一些的水域。拉锚移船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程，并且因为浅滩上的倾斜和颠簸，我们无法从储水槽中提取更多的饮用水，而必须开启一些蔬菜罐头来获取足够的液体维生。此外，仲夏季节的太阳也同样火辣辣地无情。然而在第四天的时候，我们最终还是逃离了那块恐怖之地的“虹吸”。一朝解放，我们便抛弃了继续追随哥伦布航行的计划，不再重蹈他对“中国大陆”毫无结果的搜寻，而是驶向蔚蓝色的海域。在派尼斯（Pines）的流放岛上将燃料补给充足之后，我们的“夏伦娜”号继续西行，费尽全力在尤卡坦海峡（Yucatán）中推进，总算及时赶上了夏季的离岸风，以偏东北向东行进，驶回了哈瓦那，我们在里约阿尔门达雷斯河（Rio Almendares）上停泊。

当时有好几艘大型游艇泊在里约阿尔门达雷斯河上，其中一艘巨大的帆船属于一位北美来的甘蔗园老板，此人在古巴革命后被卡斯特罗指控为中央情报局特务。作为一个小孩子，最让我着迷的是对岸停泊在我们船正对面的一只旧的鱼雷快艇，它附近是一个检疫隔离所，由原来的殖民当局从监狱改建而成。伴着庞大的“派克德”（Packard）引擎的轰鸣声，这艘鱼雷艇在最令人诧异的时间来来回回：它往往大清早溜出泊位，次日深夜回来。该船从老板到水手一律不和外人来往。有人告诉我，这伙人专门走私中国人，并牟取暴利将其运往佛罗里达最南端的地带。同时也有谣传，说这艘船的船长亦同时向美国移民局官员通风报信，告知中国人在佛罗里达的地点，从而接受美国移民局的奖赏。如果不巧被美国海岸警卫队追捕，那么这些冷血的人贩子便会将他们船上的“储货”——那些倒霉的偷渡者，抛进墨西哥湾“海葬”，处置他们的生命，就像赚取他们的金钱那么随便。

所有这些谣传使我更进一步相信了中国人消极温顺的倒霉蛋形象。他们就像老实的绵羊一样被引进屠场，就如被哥伦布的恶狗撕咬的阿拉瓦克印第安人一样。这群中国人只不过是又一个可悲的例子，它只是证明了非欧族人被西方人征服成为牺牲品的事实而已。我因天真而崇拜的哥伦布的勇气和胆量，现在看起来却不过是这段无可挽回、无可救赎的历史的“高贵的一面”，其实质却是卑鄙的统治、残忍的压榨与冷酷的奴役。还有谁能比那些终日在西班牙庄园主的甘蔗园里服苦役的从非洲贩卖来的奴隶和从中国运来的契约奴们，能更好地证明这一点呢？

古巴庄园主转而引进中国契约华工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英国废止奴隶贸易而造成的劳力短缺，其二是怕古巴奴隶仿效海地（杜桑·卢维杜尔）而进行暴动。 1844年古巴有一次黑奴暴动。1846年初，古巴当局发展部白人委员会（Comisión de Población Blanca de la junta de Fomento） 批准了输入契约华工的计划。于是在1847年6月3日，为数206人的第一批契约华工由西班牙双桅船“奥坎多”号（Oquendo）运至哈瓦那。这些人均来自马可·波罗和哥伦布所称的“Mangi”，也就是中国的福建省。他们是第一批踏上古巴土地的中国人。

在奴隶贸易被废止之前，那些积极从事华工苦力贸易的大宗贩子已经在非洲从事奴隶的倒卖有一阵子了。 他们通过马尼拉的商人谈判而签成一批最早的苦力契约。这些商人与在厦门的德记洋行有商业上的联系。该商行大老板，英国人德滴（J.Tait）不久便成为厦门最大的苦力贩子。德滴身兼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三国驻华领事，这样他便可以亲自把他经手的苦力契约加以合法化。 随着苦力贸易的逐渐繁荣，这些代理商行开始越过马尼拉的中间人，直接和利物浦、波士顿以及纽约的船运公司洽谈。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澳门和古巴的进口商直接与之打交道。来自哈瓦那的那些在伦敦或巴黎获保的银行信用券，会在香港银行里被换成墨西哥银元。在澳门，这些银元又被用来支付给掮客。掮客从每一份苦力契约上可以得到五到十个比索。西班牙人卡塔兰商人艾比拉·罗的锐斯（Abella Raldris）以这种方式一个人就向哈瓦那、卡亚俄（Callao）、加利福尼亚、阿肯色和澳大利亚送去了十万名中国人。

在澳门到厦门、汕头、香港和黄埔从事诱骗华工到古巴的掮客多半是华葡混血。这些人先是把他们的受害者引诱到一个茶馆，许诺可以送这些华工到“大吕宋”即西班牙去发大财，然后付八块银元签署一张为期八年的劳工契约，最后这些华工被骗到窝藏人货的大仓库里待运。华工称这些大仓库为“猪仔馆”。 这种污秽的牲口圈的闭塞环境，实属非人，使得大量的华工染上了疾病。在这种地方死于疾病的华工不在少数。

从被关进来的那一刻起，这些中国人便被称为“苦力”（coolies）：他们被剥光衣服，被渍过盐的“九尾鞭”驯服；然后就这样将他们关押着，等待下一班快帆船的到来。这些船将开往古巴的甘蔗园，或是秘鲁钦查（Chincha）群岛上的海鸟粪石场。到了那里，这些苦力常常不是死于秘鲁监工头的皮鞭下，就是在粪肥粉尘的烟云中活活窒息致死。

海上航行本身就是对生存的一个严重考验。“我们驶进大海，被关在下舱；有的被关进竹笼；有的被绑在铁柱上；有几个人被单独挑出来遭受鞭打，旨在吓唬剩下的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就这样死于疾痛、鞭打、饥渴或跳海自杀。” 英国人在从事非洲到美洲的黑人奴隶贸易中，将船上的空间弄得极狭窄，“一个活人在船上的空间还不如一个死人的棺材” 。美国人用来做苦力贸易的飞剪船在这方面条件要好一些，但虐待和疾痛仍然不相上下。 据古巴人口统计，从1848年到1874年，有141，391名华工到达哈瓦那；其中16，576人在中途死去，124，813人在古巴被卖掉。 最大的死因是霍乱。如果一只船上有霍乱发生，所有的人就必须在里约阿尔门达雷斯河口处的检疫隔离所里关上40天。 这恰好是我幼年时“夏伦娜”号停泊的地方。

华工上岸后，就在哈瓦那的人口市场上被上市出卖，他们受尽羞辱，被剥光衣服，像马匹一样被买主敲敲打打。 一旦被卖掉后，华工便被带进甘蔗园，在那里要么被关在营房里，要么在武装工头的监督下在田地或工厂里服苦役。在田地里，佩剑的“长官”像使唤牛马般地对待华工，还令其爪牙割掉华工的辫子。一个华工作证说，“我们食不如狗，干着连牛马都无力完成的重活。到处都是禁闭室，棍子鞭子横飞，残害和撕裂的四肢天天可以见到” 。在厂房里的劳工工资远远低于自由工人或者出租奴隶。尽管1854年体罚已被废除，但还是常常被鞭笞和上链条；八年约期满后，还要被迫续约。总而言之，华工很快意识到他们已成了债务奴隶。就如司科特（Rebecca Scott）所说，其所受待遇就好像真正的奴隶一样，而作孽者就是那一群野蛮无比、拒绝把华工当自由人看待的外国人。

面对这种悲惨境况，一条出路是去死。“华工在树上上吊，跳河自尽，吞食鸦片和跳入炼糖大锅自杀的结局是由不可言状的残害和痛苦造成的。” 在19世纪60年代，古巴的华工每10万人中有500人自杀，而同时期，每10万奴隶中只有35人自杀，10万个自由人中，只有57人自杀。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自杀率高出白人100倍，比奴隶自杀率也高出14倍。这样一来，当时的古巴的自杀率为世界之冠：1/4000。

另一条出路就是造反。华工苦力远非束手待毙。他们一进入劳工棚地就图谋逃跑，有时甚至是通过水房里连接外面河沟污泥的小通口。 装运苦力的飞剪船必须得以加固，像旧时的囚船一样，在舱口上加上铁棍栏杆。不但如此，很多飞剪船在船尾前面有十英尺之高的堡垒，全副武装的哨兵把守其中，以防华工打出船舱，冲击舵房。但事实上，华工确实这样干过。

最有名的暴动之一发生于1859年。在纽约注册的一条大船“挪威”号当时运载了1000名华工自澳门驶往哈瓦那。出海后的第五天，船舱被人放火烧了起来，底舱的华工拼命搏斗，企图挤上甲板。全副武装的船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压住华工的进攻。那些造反的华工甚至曾向船长送过一张用受伤华工的血写成的条子，要求船转向驶往暹罗，以便让不愿继续前行的人上岸逃走。但最终华工未能成功，船舱里的火亦被扑灭。当“挪威”号抵达哈瓦那时，130名华工死去，其中70名死于重伤，剩下的死于痢疾。

华工亦在岸上抵抗。1852年11月，厦门爆发游行示威，要求终止“猪仔贸易”，惩治有关外商及华商掮客。英国人派去保护侨民的皇家舰艇“沙拉曼德”号（Salamander）也被福建人赶跑。在搏斗中，英军杀伤了10—20名中国人。但此后由于英国政府的调查活动，以及不断涌起的厦门各界的抗议，厦门的苦力贸易开始走下坡路，相应而起的则是一种新现象：“公共干涉苦力贸易始成惯例……哪里有苦力贸易，哪里就有这种干涉。”

另一方面，在古巴本土上，中国人继续造反。 到1848年，由于大批华工逃离种植园，西班牙人开始意识到一点：中国人固然可以是不错的劳力，但他们并不温顺，绝对不会甘当“猪仔”。华工不断起义造反，迫使当局于1849年4月颁布特别命令，惩处倔强的亚洲人，刑罚包括鞭笞、监禁和禁闭。 但是，1860年8月，古巴总监弗朗西斯哥·塞热挪（Francisco Serrano）写信给马德里当局，呼吁政府“停止向古巴输入华工。因为这些华工未能履约，且破坏友善规矩，扰乱治安，认敌为友，使全岛处于不断紧张状态之中，危害匪浅” 。

在1868年到1869年的古巴叛乱中，古巴的叛军为了自强，答应凡加入叛乱的奴隶和苦力均可重获自由。这样一来，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在中部省份的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前太平天国的士兵，都纷纷加入叛军，并在进攻曼萨尼约（Manzanillo）战役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骚动发生的同时，正好是国际舆论强烈谴责古巴苦力贸易之际，也正好是因美国南北战争，美国船只被迫撤离的时候。经西班牙政府不断推诿阻挠之后，清政府由新近成立的总理衙门于1873年派出代表团赴古巴考察华工状况。 该团的报告书对古巴庄园主残酷剥削华工的事实进行了揭露。因此，西班牙特使于1877年11月17日在北京签署条约，永久性地禁止同古巴的苦力贸易。 这种情况和我幼时想象的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形象完全相反，华工在古巴从1840年到1877的历史性经历反映出一种积极的反抗性，这种反抗之强烈足以使殖民政府当局关闭了苦力贸易。然而，再看一看这些中国人的天性，难道这种反抗性值得我们大惊小怪吗？其实，当这些广东人、福建人刚被骗进大仓库时，他们就有一种舍生忘死、此去无归的勇气。中国的沿海省份早有长期远洋航行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下，航海到“大西班牙”（菲律宾），比从陆路到内地的河南或者山西走一趟甚至可能还要容易些。毕竟这些东南沿海的中国人都是中国最伟大的探险家郑和的后代。

我第一次知道郑和的航海经历是在伯克利刚刚开始做研究生的时候。郑和是中国的一位海军将领，他曾早在15世纪初期就航行到非洲海岸。我的教授，已故的约瑟夫·列文森，并没有用郑和航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当时了不起的科技成就。相反，他是想用1433年郑和航行的结束来显示明朝是怎样从此以后故步自封，抵制外部世界的。当然，我同意了列文森的看法，但我当时却为中国曾是一个海上强国这一事实惊讶不已。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罗荣邦（Jung-Pang Lo）教授在讲课中让我了解到，不仅宋元两朝在东南亚以及为了抗击日本布置了大规模的海军，而且明朝至少在其起初的65年中是深深地依靠其海上势力的。 永乐年间（1403—1424），明朝海军拥有3500艘战船，不仅每年巡视中国海岸，还追击日本“倭寇”远至琉球群岛和朝鲜海岸，帮助占人（Chams） 在1403年赶跑一支安南舰队，并且在1407年入侵红河三角洲，重占那一块安南地盘，建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1405年，从侄子建文帝（1399—1402年在位）手中篡得王位的永乐皇帝派遣他的太监总管郑和执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海上远征：越过安南，穿过马六甲海峡，直下“西洋”。 这次探险在表面上公开的理由是穿越东南亚追寻建文帝。 但事实上真正的意图有三：其一，震慑中国的那些周边国，向这些近邻诸邦炫耀新皇朝的繁荣、威仪与强力——正是这个王朝将蒙古人驱逐到了长城以外；其二，重新打通获取奢侈品的通道，因为元朝的崩溃切断了供应它们的贸易商路；其三，招徕外交使节，促使他们向新皇永乐帝的王宫进献贡品。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宦官来指挥这次远航，则是因为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以来，宫廷鲜贵之物，包括皇妃的选送都由宦官主持。 而在所有为永乐皇帝所宠信的太监中，郑和又极可能是最胜任这次远航的一个。因为他既是来自云南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因到麦加朝圣而成为哈只 ），同时也还是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和后勤家，曾在永乐帝得胜的屡次战役中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

郑和的舰队浩浩荡荡，富丽堂皇。特别是与87年后从加纳利群岛启航的那支哥伦布船队“圣玛利亚”号（Santa Maria）、“尼娜”号（Niña）以及“品他”号（Pinta）作对比时，前者就更显出不可一世的气派。 通算起来，郑和的舰队一共拥有62艘硕大无比的九桅“宝船”——船身长450英尺，船体最大宽度180英尺。由于上甲板和艉楼甲板过度“骑底”，实际“吃水线”的长度和船幅可能更接近310英尺和80英尺。但不管怎么说，一艘如此规模的舰船应该至少可以有3000吨的排水量；而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舰船中却没有一艘能超过300吨，就连1588年的最大的英国商轮也没有超过400吨的排水量。 由南京西北面的龙江造船地所建的“宝船”备有纵向的帆篷；此船由轴向安装的舵盘操纵，并有特制的严密防水的船体——船舱被建造成许多不漏水的隔间，通过脚踏板控制的舱底抽水泵保持其干燥。 除“宝船”之外，这支由数百艘海船组成的舰队还包括八桅的“马船”、七桅的“粮船”、六桅的“货船”以及五桅的“战船”。

这支船队集合在今日的上海附近，它拥有由宦官组成的17名正副使节，63名宦官官员，95名军事督道，207名旅、连级指挥官，3名占卜师，128名医官，26，803名军官、士兵、厨子、采购、管账和翻译等。

郑和的舰队从扬子江出发，沿福建省（马可·波罗和哥伦布所谓的“Mangi”）海岸航行，在闽江江口锚定。当东北季候风开始在12月份和1月份刮起时，郑和设仪敬神，拜祭护佑水手的“天妃”（在福建和台湾沿海如今被奉为“马祖女神”）；然后便张帆启航，驶向“查巴”（Champa，古时的印度支那王国）。 从那里，舰队继续前行，先后到达爪哇、苏门答腊、锡兰以及印度西海岸边的港市卡利卡特（Calicut）。当郑和船队在1407年4月准备返航中国时，他的船上已载有几乎所有进贡国家的特使在上面，同时还抓获了在今印度尼西亚巨港一带渤林邦国（Palembang）的海上恶霸陈祖义，并押回南京斩首。

如此撼人心魄的远航此后又有六次，且一次比一次更远地向西推进。尽管郑和不是每次都亲身参与，但却运筹帷幄，作为统帅，操纵着所有的航程。第二次远航（1407—1409）是为将比里麻（Mana Vikraman）扶上加里各特的王位。在第三次远航（1409—1411）中，郑和在返回中国的路上遭到了锡兰国王（可能是布瓦内卡·贝胡五世，Bhuvaneka Bahu V）的袭击。郑和击溃了这支侩伽罗的军队并俘获了他们的王室，将之押解到南京上呈明朝廷。 永乐皇帝释放了国王以及其家人，并将他们送回锡兰。 这一义举，连同中国“会所”在越南东京（Tonkin）和北安南的落定，使得前来向明朝廷进献纳贡的附庸国数目激增。

第四次远航（1413—1415）同样遵循前几次的航线，只是走得更远：访问了马尔代夫群岛，抵达了波斯人的伊斯兰教领地忽鲁谟斯（Ormuz）；同时还派出了一支小分队直抵孟加拉，从那里将非洲马林王国（Malindi）的使臣们带回中国——他们献给了永乐皇帝一只长颈鹿作为礼物。 这绝对是一个无比吉祥的赠品，因为这只长颈鹿——也即索马里语中的girin——被当成了汉语的麒麟（qilin），此物的出现作为一个标志，象征着贤明君主的在位吸引了“远方的来客……相继不断”。 作为对这种敬意的报答，永乐皇帝派郑和踏上了第五次远航（1417—1419）的征程，以便护送马林王国使节归国。这次航程可能是郑和第一次接触非洲东海岸。在索马里南面的摩加迪沙（Mogadishu），郑和安排了一次海上大阅兵；与此同时，一拨从主舰队分离出来的海船则向北航行至阿拉伯半岛。在第六次远航（1421—1422）中，41艘舰船同样抵达了非洲——远到摩加迪沙和布拉瓦（Brava）岛屿。

这一切都标志着明代海上力量的最高峰。当永乐皇帝在1424年溘然长逝时，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已经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外国统治者所承认；67个海外国家的使节和代表，其中包括7位国王，都前来进贡。 然而，几乎就在永乐皇帝下葬的同时，他那短命的继任者洪熙皇帝（1425年在位）立即终止了这一远洋探险的传统，并任命郑和为南京守备。1431年，在宣德皇帝（1426—1435年在位）的委任下，郑和指挥了第七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远航：率领一支由100艘舰船组成的远征队驶向忽鲁谟斯；同时还派出了两支子舰队分别驶到了非洲东海岸和北面的麦加。 但是，当郑和1433年恢复南京守备的任职后，远征探险的历史便从此彻底地画上了句号。

这一浩浩荡荡的商船之旅究竟为什么会戛然而止？至今最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解释是：郑和下西洋从一开始就和宫廷宦官密切相连，而这些宦官又行为奢侈，性情怪僻，因而使航海活动受到谴责而停止。 正如荷兰汉学家杜文达（J.J.L.Duyvendak）所言：“与海外蛮族交往的这整桩事务，在政府官员的道德与政治评判中，越来越和受他们鄙视的太监的淫靡与专权的憎恶，密不可分地纠缠到一起。” 朝廷政策的转变是如此地偏激突兀，以至于当1477年大太监汪直要求得到郑和远航的海图，以期恢复中国在东南亚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军事部门的副总管竟然将存放于政府的全部档案记录悉数搜出，付之一炬。

明代海军的衰败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1436年，正统皇帝下令禁止制造供远洋航行的舰船，此后针对中日海盗的广泛海上巡逻也因此回撤紧缩。 公海上的水兵们，如今只有被动地锚定在避风港里，做一些交易，运一些私盐，或者干脆就放弃卫戍，荒弛驻防。那些曾打造出郑和“宝船”的世袭造船家族也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凋败消亡，以至于最后中国人竟然忘记了先前那些适于远航的硕大无朋的舰船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许多中国历史学者都以“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结束，来标志明王朝的一蹶不振：腐化堕落的宫廷太监在15世纪40年代的得势，对公共工程的建设在1448年黄河口决堤后的漠视，日益增长的苛税与朝廷开支，以及在15世纪70年代嚣张无忌的卖官鬻爵行为——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一个王朝的命运的决定性逆转。

比这更意味深长的是，一些历史学者甚至将远洋探险的终结看作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历史转折点。罗教授（Jung-pang Lo）将这理解为中国人性格、气质层面的“海变—激变”：变得更“文明”也更“颓废”，变得“倾向于诗歌艺术而不是科学技术，认识论而不是政治学，画笔而不是海洋”。 米尔斯博士（J.V.G.Mills）则更直截了当：“永乐皇帝的去世同时也结束了中华帝国的英雄时代。伟大的觉醒成了过去，精神的能量如蒸汽般消弭，活力充沛的行动永远不再。军事上的激情进入了月亏期，‘反军国主义’‘反扩张主义’的情绪则成为主流在空气中弥漫。”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对葡萄牙与中国的海事成就所作的一个尽管不无夸大但却精彩的比较中，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宦官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辉煌时期的建筑师”，郑和下西洋之终结表明“海上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寿终正寝了”。

这种从“伸张”到“收拢”的姿态，这种中国向其自身内部的回归，正是当年我做研究生时从列文森那里得到的信息，也是使我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一个孤岛般的大陆帝国，与世隔绝、超然度外，直到“门外的陌生人”在19世纪40年代以武力冲破了屏障，将中国一把拽进了世界历史。 当然，对于这种内向发展，人们也可以从好的方面来看。比如，这种发展使得中国不至于像西方世界那样富有侵略色彩。中国的闭关自守让其社会、文化在一个单独的范畴内得到发展，具有思想性和成熟性，而且避免了无穷无尽的狭隘的种族情绪之间的争斗。中国历史上唯一未娶妃妾的君王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其统治有节制且明达，被明末的史学家推崇为儒家贤人政治的黄金时代。 1492年，正当哥伦布在加勒比海误认为自己发现了亚洲的宝藏时，“吴派”大师沈周却创作了他那幅著名的立轴书画《夜坐图》，画上题跋如下：

于今夕者，凡诸声色，盖以定静得之，故足以澄人心神情而发其志意如此。且他时非无是声色也，非不接于人耳目中也，然形为物役而心趣随之，聪隐于铿訇，明隐于文华，是故物之益于人者寡而损人者多。有若今之声色不异于彼，而一触耳目，犁然与我妙合，则其为铿訇文华者，未始不为吾进修之资，而物足以役人也已。

为了维持这种备受推崇的儒家境界，皇朝官绅力图限制沿海地区的海事行动。1500年，凡造两桅以上航海帆船者处以死罪。1525年，官员受命销毁全部两桅以上的船。到了1551年，倭寇为害频繁，所有出海者，甚至出海经商者，均以通敌罪加以判处。

16世纪时中国官方这样不断地严令海事本身就说明朝廷已无法控制民间私下的海上活动和海上贸易。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亚洲贸易曾有一度令人炫目的飞速膨胀，其主要动力源即是数量惊人的白银——它们被从墨西哥的南部港市阿卡普尔科（Acapulco）穿越太平洋运至马尼拉，再从那里由中国的商贩水手运到福建和浙江，借以换取丝绸、瓷器以及其他的奢侈品。

在1573年到1644年之间，一直能够吸引贵重金属的中国经济吸收了2600万的墨西哥银元，使其更加币制化和商业化。 1659—1683年间有新法禁止海事，同时又遇上17世纪中期全球性的经济和人口危机，才使得这种趋势有所缓和。 但是康熙年间（1662—1722），中国的海军于1683—1684年击败了海上霸主郑成功及其继承者在台湾的政权，原来的海禁解除，银元又继续流入中国市场。 到18世纪后期，中国的“船商”垄断了东南亚的交易，至此中国已被完全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丝绸、茶叶贸易以及国内粮价的高低浮动和新大陆银元供给量上下波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而中国政府在控制私人交易方面的无能，还表现为当它试图阻止本国居民向海外迁移时遭遇到的困境和窘迫。 在明代浩浩荡荡的大商船队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向国外散居的历史；但郑和的七次下西洋无疑更极大程度地刺激了这一过程。 15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人开始陆续向马来群岛、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禄群岛以及菲律宾移民。 在16世纪，另一支中国移民队伍开始进驻暹罗，及至17世纪末，其首都大城府（Ayutthaya）的中国人已达到数千之多。 清朝（1616—1911）政府袭用了明代禁止移民的政策。清律第225条规定：所有为了居住与耕作目的而移民外国岛屿者，一律依私通叛乱之律定罪，处以绞刑。 尽管曾有个别的皇帝下旨特赦从海外归国的商人，这一禁令却一直延续到了1727年；但截至当时，业已有几十万中国人在海外定居。一个世纪以后，在曼谷的40万居民中，事实上有一半都是中国移民。

到了19世纪，这一移民潮随苦力贸易的盛行就更是戏剧性地高涨。 1848到1854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期间，有70万中国人来到了加州。 截至20世纪初，已有超过800万的中国人在海外定居；而他们身上潜藏和积蓄的经济与政治活力，又反过来推进了中国自身的变革历程。 不消说，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即是由一位海外中国人孙中山领导；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一次国内合作统一阵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来自旧金山的中国人促成。

这种锐气和热忱持续高涨，表征了非官方的“个人远航”所织就的、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错综复杂的综合体：它目前已在改变全世界的经济面貌。 一个社会学家把已经出现的、对中国官僚政体具有反抗作用的私人工商组织形式称为“企业性的家庭主义”。这种“企业性的家庭主义”已显示出巨大的竞争力量，并已经开始向中国本身滚滚开进。 拥有近三万亿流动资产的海外华人现在每年在中国大陆投资数十亿美元，促成世界上最迅速的经济发展。 哥伦布自认为他在古巴南岸找到了中国，但在他很久以前的1405年，郑和就开始了远航。从那以后，中国人又有了成千上万次的独立远航。也许在今天，那些远航终于找到了某种停泊的港口。

我本人第一次远航到这片大陆，是在1974年作为翻译陪同一个美国药理学家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那正是“水门事件”的当口，我们的军队在越南的失败也已是迫在眉睫。当我踏上这段旅程时，心里非常清楚：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利坚霸权在亚洲的终止。印度支那的战争导致了联邦预算中的第一批巨额赤字，尽管美国在后来的局部战争如海湾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科技优势，或许还可以使我们的军事专家重拾自信，但有利的经济发展浪潮正在流向另一个方向，它直奔一个新的亚洲，当然毫无疑问，直奔一个新的中国。这一点已经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巨大经济跃进所显示出来，也为中国对南沙群岛争执的强硬反应所证明，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矿藏之一。

就在这次1974年的访问中，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上那庞大而静止不动的大理石石舫，它是在1894年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所建。为修建这个呆板的、用以自诩的纪念碑而花掉了本应用于装备中国舰队的财政支出，而正是这支舰队，于1894年9月17日，在鸭绿江江口和日本战舰与巡洋舰的海战中全军覆没。 记得当时我跨上石舫，怀着一种我自己也未觉察的淡然而轻蔑的心情静静地参观，一边不禁摇头叹息。在我下到这个恶名昭彰的中国内政的典范作品的最后一层楼梯时，发现前面的路被两名身着海军制服的健壮青年挡住了。我们相互一笑并各自让道，就在那错身的片刻，我注意到他们衬衫上别着来京开会时的会牌，上面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海舰队”的字样——自郑和以来这支舰队第一次将中国的军事力量扩展到了东南亚。

固然，当下的亚洲只存在一个超级强权，即使我们的新总统势必削减美国在日本冲绳和韩国的武力配给，美国的战略影响也极有可能顽强地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但是，比起中国经济的急速膨胀，它正在打造一支外海海军的事实，就远非那么重要，更别提那些新近工业化的国家或日本了。

我欲以“地方性世界主义”（Provincial Cosmopolitanism）的命题为结语。为时半个世纪的美国霸权已成过去。我们现在应该认真思考对待那些狭隘、自封、带有种族偏见的文化伦理所带来的挑战，也应该珍惜美国社会的复杂多元性。我本人现在因主观选择和客观事实已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在经历了4月份的洛杉矶暴乱之后，我现在要讲一句也许会让你们感到奇怪的话：我对加利福尼亚的复杂的多元化有一种自豪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加州具有包容了种种文化个体的对峙和阻抗，并将它们最终全数汇聚到一个大熔炉中的能力；还因为它承诺着重建一个公民社会，这个社会将允许我们每一位成员加入未来的“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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