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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44年暮春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城两度落入占领军手中：4月25日被叛军李自成的军队占领，6月5日被清廷军队攻陷。1621年至1683年明清两朝换代期间，中国政治军事上发生了无数深刻的变化，尽管如此，在北京发生的上述两个事件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少是从11世纪岳飞梦想着让北京重新成为“黄龙之城”的时候起，北京城一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
1420年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的红墙黄瓦是每一个明朝精英的希冀和梦想，因为它们目睹了历次的科举考试和新官上任。明朝的专制制度阻止了皇亲国戚们所把握的政治进入地方政府，也减弱了地方上官僚权力的集中，这个制度加强了首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减少了明朝挽救自己的可能性，使其不能像唐朝在公元750年和公元760年间那样，重新回到建制完善的省级权力机构。
这几周内在北京发生的事情，从明朝最后一任皇帝煤山自尽到李自成逃离京城，在官方的历史记载中都没有留下很多笔迹，因为这只是两个朝代之间的一个政权空白期。而这两个事件激动人心和一些惊人的场景却被同时代的人记录在了野史之中。野史也就是非官方的历史记载，如果现代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北京城内政权交替的细节，他就得依靠这些野史。野史比较难以使用，也很难评价，因为其内容似乎可以是有根有据的文件，也可以是毫无根据地杜撰或者是虚构出来的对事实的歪曲。可是，如果将所有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搜集到一起，人们有可能对叛军政权以及服务于这个政权的人们的行动做出一个比较可信的描述。
除了野史之外，后来还有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清初时写成），温睿临的《南疆逸史》（1830年出版），它们提供了一系列确实可信的记载。钱
的《甲申传信录》的某些部分仅仅是在场的大臣旁听到的情况，或者是来自不太可信的传言，对于这些部分，他都会加以注明。赵士锦也一样讲究准确性，他曾是工部侍郎，大顺年间曾被关押在刘宗敏的监狱里。他的《甲申纪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二手的资料，还提供了很多名单，就像刘尚友的刊物《定思小纪》一样。因此，这些记载为验证这个多事之秋各种事件的准确性提供了一个衡量的标准。
明清换代之年究竟哪些野史可以相信，还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但是，对我们目前所涉及的这一系列文件，历史学家通常可以自己判断出，哪些是最接近真实的版本。从长远来看，如果缺乏对所有版本的来源进行仔细的研究，便没法对这些材料加以处理。此外，还应对一些相互独立的版本共同认可的一些事实加以确认，以确认依据从野史文件之外所得到的事实，并核对历史书籍写作和出版的日期、版本、作者的情况以及他们对待历史事件主观的看法。19世纪欧洲史学家兰克
，以事实叙述为主要手段的研究方式，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
传统的历史研究手册确立了对事实加以核实的研究准则，我们越多地从事于这样的工作，就越希望能对这些准则加以学习和研究，将其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中。
这些核实的准则一般与叙述性的政治历史有关，在欧洲历史学家中，这类研究几十年前就开始走下坡路，部分是因为这类研究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部分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感到，叙述性的政治历史“很表面”，而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和机构的演变则更加深刻，更加接近复杂社会变化和发展的真正原因。但是，对于中国的历史，详尽的叙述性政治史十分罕见，我们中有人认为，它可能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表面”。比如在本文所描述的事件中，明清换代期间各种机构、政治经济、各阶层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的根本原因与李自成大顺国的建立、清军对北京的占领以及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是分不开的。如果崇祯皇帝出逃并在别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如果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官员们没有堕落为抢劫扰民的蛮军，则清军向北京的官僚和全国其他政府官员的挑战就不会那么成功，而这个挑战是明清换代期间各种机构、政治经济、各阶层和地方权力分配发生巨变的主要部分。
在这里，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是这段历史实质内容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读者会注意到累积的记载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李自成占领北京的六周经历了我们通常观察一个朝代走向成熟所经历的所有对外姿态、陈规老套和主动行动的过程：开始是莽民叛军的首领带来国家重建的希望，让人们感到宽慰，其手段是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和暴政；后来成了仓皇逃命的丧家之犬，大顺政权的大臣们过于残暴和腐败，加速了李自成政权的垮台，比如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这个过程既是合乎逻辑的，又是戏剧性的。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所汇集的材料来看，这个过程是一环套一环，相当精确的。李自成遇到了明朝后期的皇帝们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资金紧缺，清军的威胁，躲避责任的官僚机构和不可靠的军队。政府的大臣们动摇不定，一会儿充满希望，一会儿惊恐万状，只要一个要求被拒绝，就立刻转向另一方。许多人开始时甚至以为1644年6月5日来解救的军队是明朝的官兵，而不是清廷的军队，他们还可以如释重负地说：“一切如旧了。”
1644年北京的农历新年过得很凄凉。大臣们天亮前去给崇祯皇帝请安，却发现皇宫大门紧闭，当他们最后得以进入皇宫时，看到皇帝正在为大明的财政劣况垂泪。当朝臣们在晨曦中返回官邸时，他们遭遇了一场很大的沙尘暴，血红的沙尘从天而降，很多北京的老百姓同时正饱受脓疮传染病的折磨，这种病那些年一直在中国的北部地区流行。当然没有人知道，就是这一天，2月8日，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北京西南方500英里以外的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但尚未称帝）。
皇上的悲伤是可以理解的。那年审计户部账务的官员说，过去25年一直丰盈的新老金库，那会儿却只有几项登记，还登记了一点用于皇家陵墓的物品，尚缺4200两白银。
正如赵士锦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
那天早晨（1644年4月22日）我见到了户部尚书倪元璐。那时倪已经辞职。因为我在国子监读书时，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我们是师生关系，所以我可以问及我们的现金库存。倪说，每个月守卫边防的军用开支是40万两。第一个月我们还能收到银两。从刚刚做完的第二个月的账目看，这个月我们一点银两也没收上来。
明朝朝廷既要在东北抵御清军，又要在西南抗击叛军强力的进攻，朝廷已经发不出官兵军饷。仅凭这一点，大明已经是必垮无疑了。但是，明朝的官僚们并不是因为朝廷财政上的破产而感到大难临头的，人们均感到漠然无助、毫无希望，这种情绪在北京到处弥漫，它反映出人们已经对朝廷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发生怀疑。虽然没有人敢公开表示这种怀疑，官员们仍然按部就班地打理着令人乏味的日常事务，但是许多人都觉得，农民军的逼近正是表达了老百姓对统治政权的不满。兵部侍郎曾应麟2月24日对崇祯皇帝说，大明朝廷危在旦夕，因为老百姓为了躲避大明的苛政都自动投靠了叛军。
贵族和有钱人这时的衣食依靠租金和税收，他们吸食着老百姓的骨髓，依然过着悠闲的日子。在和平的年代，他们就控制了贸易，以操纵百姓、垄断巨额的利润。到了战乱的时候，我们能期望老百姓与贵族和有钱人一起盛衰沉浮、同舟共济吗？实际上，在这种时候富人会变得更富，穷人会越发贫穷，直到穷得再也活不下去。
大顺农民军在北方各地英勇挺进，从各方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他们廉政爱民。3月16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了山西首府，北京的官僚们听说，“全山西省的文武官员们都丧失了信心，把一个接一个的城镇拱手交给了大顺军”
。
各方还传说：李自成严肃部队纪律，严禁抢劫，坚持攻占的城镇里市场开放，好让老百姓买到食物。
就像在民间流传的禁书《水浒》里的英雄人物一样，李自成的部队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杀富济贫。大顺军所经之处，民间到处传说这样的民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人们都说“闯王”李自成说到做到，许多大明的官员也都相信这一点。
各部的宦官和执事们还听说，李自成有一支精良的侦探部队，他们在大部队到达之前就散发了李自成声讨明廷的檄文：“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京城的文官们十分畏惧老百姓的这种仇恨，有谣传说，成千上万的穷苦百姓已经聚集在大顺军的旗下，这种传说让他们感到害怕，于是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私利。他们私下里承认叛军的正义性，惧怕首都的陷落，因此双手紧护着自己的金库。
在大明朝苟延残喘的最后日子里，北京城里到处笼罩着宦官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无暇他顾的气氛，这种气氛证实了叛军对他们暴敛个人财富的指责。许多编年史作家着重提到“这些宦官非常自私，他们拒不响应皇上在3月发出的为首都防卫捐赠的呼吁。文官武将们只是捐上几百两甚至几十两银子，仅此而已，以至当每个衙门都分配了捐献额度时，他们还吵吵嚷嚷着要求免除”
。4月12日，皇上给几个重大的政治犯免了罪，因为他们同意为北京的防卫捐赠，六天以后，皇上又派大太监、秘密警察的头目去逼迫他自己的丈人周奎捐款。崇祯皇帝也要求他的两个阁臣首辅魏藻德和陈演捐款，可是尽管两人都是富人，魏藻德仅捐了500两，陈演则一毛不拔。那些腰缠万贯的人只愿做点象征性的捐献。
[1]
官员们不愿捐赠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认为，崇祯皇帝自己拥有几百万两银两，他自私地留作己用，不捐出来用于防卫。人们估计他拥有多达3000万两的白银和150万两的黄金。
崇祯皇帝一再说，皇宫的金库已经完全空了，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无法派兵南伐的。
[2]
尽管根据可靠的估计，他的钱包里只有20万两，但是当时人们都传说他的箱子装满了钱物。
人们记得，几年前，当叛军还只是“几个饥民组成的匪帮”时，皇上十分吝啬，不愿拨款应对，他们因此认为是皇帝的视财如命导致了王朝的覆灭。一个朝臣说：“早先他要是肯付出一文钱，那就相当于后来的两文钱。当局势严峻起来了的时候，你就是给人一万文钱，也不抵以前那一文钱。”
朝臣们都推测皇帝无比贪财，并以此来为他们不愿撒手贪赃而得的财物而开脱。
在这段悲伤的日子里，唯一一个无私的举动是内阁大学士李建泰捐赠了100万两银子，用于招募军队解救山西。
李建泰急匆匆地从街头的游民和失业的劳工中招募起来的军队，根本无法抗击农民军训练有素的骑兵，但是这支队伍的存在暂时给皇帝增强了信心。
然而，崇祯的希望是短暂的。李建泰带兵出京城不到四天，2月23日，信使便带来消息，大顺军已经横扫了山西，平阳和黄河边上所有的县都落入了大顺军的手中。
4月9日，李建泰亲自派出的信使终于到达，李建泰将他的军队不堪一击的情况告诉皇帝，敦促皇帝弃京南逃。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向皇帝建议南迁图存了，实际上已经有三次了——2月10日一次，3月6日一次，4月3日一次。南方的一些官员曾建议，皇上把北京留给皇太子，沿长江重建第二条防线，以九江为中心建立南方的经济和军事要塞。最著名的三个说客是前南京兵部尚书李邦华、前户部尚书倪元璐和翰林院院士李明睿。他们主张效仿南宋的模式。首先向皇上提出这个想法的是李明睿，他认为，如果崇祯皇帝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还可以挽救大明。皇帝对这个建议反映积极，但很谨慎，他担心其他大臣反对。
崇祯皇帝和李明睿密谈多次，甚至画出了出逃线路图，但是对公布这一想法仍然很犹豫，后来，翰林院的许多记录逼迫他不得不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3]
很快就有人出来反对了，他们主要对把首都留给15岁的皇太子表示担心，同时认为明朝的皇家祭坛和陵墓应该留在北方。
南方的宦官们因此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一个秘密记录记载：李邦华提出把皇太子送到南方，在江南建立明朝的防卫，而皇上则留下来固守京师，仿永乐朝事。
4月3日，崇祯召见大部分朝臣，讨论这个新的建议。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崇祯动怒了。如果不是兵部右侍郎光时亨生气地介入讨论，大臣们似乎就要就这个建议达成一致意见了。光时亨大声地说，李明睿是这个建议的幕后操纵者，他和他的同党在幕后发明了这么个左道邪说。
光时亨的怒气冲着那些要牺牲皇上性命来加强南方的防卫以保全大明朝名义上统一的人。人们可以用皇太子来寻求对建立南明政权的支持，因为他是大明皇室的继承人。实际上，大明更加抽象的象征是王朝的社稷。如果皇室继承人去了南方，那么，皇帝自己就得留下来，誓死守卫社稷。
李邦华的妥协方案实际上排除了崇祯逃离京城的可能性，所以皇上立即表示支持光时亨，反对这个方案。但是由于这个妥协方案公开强调了保留祖传习俗和仪典的重要性，崇祯只得承认他的责任，留在北京。因此他的表态是悲壮的，“国君死社稷！”而这个具体的方案又被搁下了。
4月9日，李建泰的最后一次出征提出了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有人建议放弃北京，这一不附带其他内容的建议使林铭球受到启发，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再次提出由皇太子到江南名义上统率军队。光时亨再一次阻止了这一讨论，他生气地说：“你们要把皇太子弄到南方安的是什么心？难道你们是想重复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历史吗？”
光时亨的暗示，所有人都非常明白。他指的是，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禄山叛乱逃出长安。他的禁卫军在途中要求杀了他的宠妃杨贵妃之后，玄宗逃到了成都，把皇太子留在陕西西部，安抚那些希望重新夺回长安的官兵。年轻的皇太子想追随他的父王，但是官兵们都说，他应该在灵武重整军队收复长安，这是更大的孝心。官兵们五次请愿后，皇太子表示将“应允众人的愿望，重整社稷”
。
光时亨那会儿是想说，如果大明的皇太子去了江南，他肯定会自己称帝。崇祯会留下来履行他守卫大明社稷的历史使命，但是那样就会让他要么被迫退位，要么被监禁或者被杀。这么明确的直喻让全场鸦雀无声，廷臣们都“不敢说一句话”。崇祯自己倒还能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但是他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自我怜悯的新角色，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让大明朝在他死后存继下去，他根本不去考虑，也感到问心无愧了。在4月3日的廷议上，他抱怨说：“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若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
这会儿，他把亡国的责任都推到了朝臣头上，为自己开脱责任。“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这种遭背叛和遗弃的情绪是崇祯在世最后日子里的主调，在那些日子里，这种君死社稷的悲情无所不在。
可是，尽管崇祯“君死社稷”的公开表态是如此庄严，当那一时刻到来的时候，他的表现却是威严失尽。 [4] 4月24日晚，李自成的军队攻占了北京郊区，皇帝让皇太子和他的两个兄弟到亲戚家躲藏。他自己则喝得醉醺醺的，要去杀掉他的嫔妃。周皇后自尽了，可是皇帝用自己的剑杀死了昭仁公主，砍伤了一个妃子，重伤了长平公主的右臂。在这一系列暴行之后，他把自己装扮成太监，企图在午夜时分逃出皇宫。皇宫守卫没有认出他来，向他开炮射击，他又转至朝阳门，直至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正如郑兴所描绘的：
皇上万念俱灰，回到宫里，换上了皇袍，（和大太监王承恩一起）登上了煤山。在煤山寿皇亭这个他曾经检阅内操之处，崇祯皇帝上吊自尽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近凌晨1点时分，大明朝皇帝驾崩。
直到最后，崇祯皇帝一直在责备大臣们毁了大明。很多现代的历史研究资料都着重描写了他的这种被遗弃的感觉。25日早晨，没有一人来早朝，据说崇祯曾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后来，当他到了煤山，在用黄袍腰带自尽之前，他说道：“朕静候百官，然无一至者。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在这些对具体情节的描绘上，史实和传说都纠缠在一起了。有些史书说，崇祯自杀时留下了这样的遗诏：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无死伤百姓一人。
但是，同时代的一个比较可信的传记人记载道，当人们三天后在煤山的一棵松树下发现皇帝的尸体时，并没有看到什么遗诏。一个看到皇帝尸体的宫仆告诉这个写传记的赵士锦，皇上穿着一件蓝丝袍和一条红裤子，他的头发散乱，唯一留下的两个字是他用左手写的“天子”。
当时和后来也有人对皇帝能否将王朝崩溃的责任推给朝臣表示质疑。19世纪的藏书家和诗人吴骞说过：“那些读历史的人说在明朝崩溃时，只有一个君王，没有众臣。这是为了否认思陵（借指崇祯皇帝）是丢失社稷的皇帝。”
与崇祯同时代的一个作家写道：“有什么样的国君，就有什么样的朝臣。难道后世能相信他说的‘我不是丢失社稷的君王’吗？”尽管有这些疑虑，尽管皇上最后一天的失态的消息广为传播，大部分人都相信，朝臣们应该为大明朝的垮台承担责任，相信崇祯皇帝是一个被冤屈和遭背叛的殉难者。实际上，许多受到这种指责的大臣毫无疑问地都有很强的负罪感，也都承认各自对大明朝垮台要负责任。
受牵连最重的13个人，或者还要多一些，都在李自成进京的4月25日自尽了。这些人没有为皇上哀悼，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驾崩。他的尸体三天之后才被发现，人们都以为他逃离京城在别处建了一个行宫。
倪元璐的做法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死前面北，意为拜阙向皇上曰：“身为大臣，不能保国，臣之罪也。”其他人，如工部营膳司主事施邦曜也对大明江山的丧失表达了同样愧疚的心情。他自尽前写了两行诗：“愧无半策匡时难，但有微躯报主恩。”
当时，似乎如同活下来的人一样，这样的忠臣们死时都觉得“明朝的崩溃是因为所有的文武官员们追逐私利，背叛了朝廷”
。
李自成的大顺军官兵们那天下午进城时，把自私的朝臣们和各种小派别集团背叛了大明朝这类的话，写在了他们的标语和布告上。 [5] 李自成自己则在紫禁城门外受到300名宫仆的迎接，由崇祯的太监王德化带队，王太监带着“闯王”过长安门，进了紫禁城。北京这会儿是李自成的天下了。 [6]
李自成不知道皇帝已经自尽，他的第一批布告里有一个就是，报告崇祯行迹者可得10，000两赏金，外加一个贵族头衔。
他根本不想给皇帝治罪，因为他也认为是朝臣们有罪。“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实际上，当李自成的部队在煤山找到皇帝的尸体时，他显然被震惊了。目睹皇帝的尸体，李自成为他哀悼。他对着皇帝的尸体说：“孤是来和你共享江山的，你怎么就自尽了呢？”
李自成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弑君者背负恶名，他恐怕也意识到了，篡权者极少能坐稳江山，常常要被一个不担当推翻王朝之名的人所替代。这至少可以帮我们理解为什么北京城已是手到擒来的时候，李自成还派大太监杜勋（杜先前已在居庸关迎降）进城见崇祯皇帝，提出谈判条件。如果大明皇帝愿意给李自成封个爵号，赏他100万两银子，让他统管山西和陕西地区，李自成会去为大明消灭其他的叛军，守卫辽东，抵御清军的入侵。崇祯不愿背负容忍反叛之名，因而没有同意这些条件，实际上谈判根本就没有进行。
[7]
然而，李自成在最后的时刻还提出进行谈判，表明他确实想避免推翻崇祯皇帝，起码那一时刻有这种想法。如今京都已在手中，他更有理由说，是那些自私的朝臣而不是他的军事进攻导致了大明的灭亡。
李自成认为，崇祯的朝臣们对王朝的崩溃负有责任，那些朝臣们苟且偷生，愿为新权力的主人尽忠心，这使李自成甚感鄙夷，也更坚定了他的上述想法。李自成那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影子内阁，阁员包括贵族和打入北京前投靠他的明朝将领。所以，进京时，他已经不仅仅是叛军的首领，陪伴他进城的还有一支相当大的文官队伍，他们都在不同的时候投奔了李自成。第一个投靠李自成的重要官员是陕西的贵族宋企郊，他是1634年在陕西被捕获后而加入叛军的。李自成在1641年至1642年占领河南期间还收留了许多贵族，最重要的两个人是李岩和牛金星。
李岩曾经是举人，他的父亲李精白曾在明朝天启年间任山东总督。有关李岩的情况已在其他书中有所叙说，比如他开粮仓赈济灾民，他在河南开封与贪得无厌的贵族们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他加入农民军的决定等。
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没有得到详细描述，比如李岩的父亲没有因为反对东林的活动和支持太监魏忠贤而受到公开羞辱。
实际情况也不是像其他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李岩的童年朋友牛金星规劝李自成说，河南、陕西和山西的许多上层贵族愿意归到李自成的旗下，是因为大明朝廷出于宗派的原因没有给他们应有的职位。
正是像李岩这样的人给李自成补充了历史和有关儒家思想的知识，也是他们力劝李自成在陕西建立了根据地，并从那里开始进攻北京。
他们都在大顺政府得到了尚书的职位，因此，当大顺的军队从陕西向首都进发并吸收张嶙然等新的贵族降顺时，这些人已经在军中有了固定的职位，张嶙然后来在大顺政府中担任户部侍郎。
大顺政权中最关键的职位都是由在李自成攻下北京前降顺的贵族官员担任（见下表）。
大部分是像李自成一样的北方人：12人来自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和北直隶，只有3人来自湖广、四川和浙江。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在大顺政府中有人事大权的是宋企郊和牛金星，这两个人在归顺李自成时都不是明朝的官员。虽然他们是李自成的亲信，但两人都不曾像李岩、宋献策或李自成的“拜把子兄弟”刘宗敏和李过（李自成的侄儿）那样带兵打过仗。大顺政府中缺乏军事指挥人员，意味着李自成的政府中有着文官与武将、私人朋友与公职人员两个分支。换句话说，新的政权在官僚机制上没有包括战时帐篷里的指挥人员，这些人被置于常规政府之外，并且凌驾于文官的管理之上。
没有大明官绅的配合，大顺政权这支小小的官员队伍也没有人力控制现有的官僚机构。叛军在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刹那，就觉得北京衙门里的官绅和职员们都会为他们服务，这一点他们没有想错。
他们还希望能够从没有污点的明朝朝廷人员中雇用一批从事日常事务的文官。宋企郊向李自成建议说：“臣以为，此等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
李自成深有同感。他深受《水浒》中忠孝思想的影响，对儒家的礼义仁孝忠有着朴素的情感，因此他不能原谅这些大臣们对崇祯皇帝的公开背叛。他的部下中有许多曾经是明朝的地方官，但是他们是在占领北京以前投靠他的，有别于他认为对大明的崩溃负有责任的京官。这些官绅曾经在崇祯的身边就职，在李自成看来，他们对明朝的覆灭负有责任。他们既接近皇上，又负有个人责任，因此，他们应该如同那些在4月25日最忠诚的追随者一样选择自尽，那些人倒值得敬重。实际上，李自成还为倪元璐哀悼，为那些以死谢君的人在府第门牌上刻上“忠臣”二字，嘱咐他的手下人不得进入这些府第。
那些没有自尽的京城的官员们则只能得到他的轻蔑和厌恶。因此，宋企郊的话很对他的胃口。
然而，困难的是，在招募新的官员之前，如果不依靠那些前朝有罪的文官，新的政府就无法有效地运转。东北有许多举人，甚至生员，已经和大顺军队一起到了北京，期待着得个一官半职，李自成立即开始从这些人中选出一些加以任命。他还让宋企郊在顺天和大同进行县级考试选秀才，在北京举行乡试选举人。但是，新的文官队伍的建立，需要时间，在过渡时期内，现有的官僚队伍急需中级和中上级的人才。尽管宋企郊和李自成不信任那些“二度开花”的文官，他们至少还是得留下一些。为此，李自成命他的大臣牛金星宣布，大明的官员们4月26日到官府登记，27日早晨亲自到廷报到，届时，他们可以得到就职于大顺政府的机会，或“根据自己的愿望”回到原籍。 [9]
文官们对这个通知的反应是十分矛盾的。北京被攻陷后他们的最初反应是慌乱，这是很自然的。25日大清早，宫仆们开始逃离皇宫，这让紫禁城外的行人们感到皇上已经不在位了。
许多人相信，吴三桂的军队前一天晚上已从宁远开过来，要把他们从叛军手中救出来，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早晨9点，当硝烟和尘土漫布于天空时，拥立于街头巷尾的人们开始惊慌起来。大明的士兵们退回了内城，这让老百姓们感到，叛军要入城了。人们猜测着最可怕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从城墙那边回来的老百姓大声嚷嚷道：“还好，还好，他们没有杀人。”许多人马上把“顺民”写在住宅的大门上（这既意味着“顺从的百姓”，又意味着“大顺的臣民”），或者写在黄纸上，然后贴在前额或者帽子上。
大顺的士兵们着白帽绿衣，在街上稳步行进。开始，大多数人都躲在家里，骑兵队伍路过时，行人们使劲往路边挤，除了嘚嘚的马蹄声和兵刃的晃荡声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
[10]
当叛军开始在胡同里划分宿营地时，老百姓们看出来了，这支部队纪律严明，起码是在这会儿。抢劫的人被当场处死，手脚钉在前门西边大街的木柱上。
中午时分，当李自成进城时，老百姓已再次得到保证，他们站在街旁，恭敬地焚香相迎，或是举着写着大顺年号“永昌”的牌子。那天下午，随着人们恐惧感的减退，已经有人在逛大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大明的官员们的反应则与此不同。约300名文官在阁臣首辅魏藻德和兵部尚书张缙彦的带领下，到城门外欢迎叛军，媚献忠心。
其他人则脱下官袍，烧掉了冠帽等服饰，出去买百姓的旧衣服（在北京的旧货市场，旧衣服的价格因此翻了一番），或者剃了头发装和尚。
还有人躲在掌班或亲戚的家里。当他们在躲藏的人家里听到牛金星宣布的公告时，所有人都如释重负，但同时又带有某种忧虑，因为他们还听说，牛金星命令所有人举报那些躲藏起来的廷臣
[11]
，也有官员决定一直躲藏着。
那些决定不为新政权效忠的人试图躲藏起来。当所有的文官都“根据自己的愿望”行事（如牛金星所宣布的那样）后，那些留下的食客们骚动起来，这些职员们则与此相反受到强制。这些人一到廷，他们就被列入匪帮的花名册。可是，如果是一个有德行的好官，他会躲起来，匪帮们也就无法审讯他。
后来，当大规模的洗劫开始时，这些好官很快就被找出来了。
[12]
26日文官们在四个地方登记：刘宗敏大将的营地，李过的营地，李岩的临时府第，以及郭志伟（音译）大将的总部。一进入这些地方，他们的命运就决定了，因为登记以后，这些绅士们就被分别关押在各个营地里。
唯一被释放的是那些以前认识大顺政权首领人物的人。比如，在刘宗敏的营地，宋献策负责登记，那些官员正在忐忑不安地等着被询问，突然有人问这里有没有吏部的吴祖彰（音译）。不一会儿，吴就被小矮人宋献策十分礼貌地带出了营房，那会儿，被集中在这里的文官们才知道，吴是宋献策的河南老乡。
一边是这些官员在登记，实际上相当于临时监禁；而另一些没去登记的官员则在考虑是否自尽，是选择逃跑还是服务于新政权，甚至有人想在新的朝廷里找个官位。不可避免地，有人把大顺政权的建立看作是升迁的好机会。最为臭名昭著的是杨进志（音译），他是1631年的进士，但从来没有得到过任职。在给大顺政府的吏部尚书宋企郊送了礼之后，他对家人和朋友说：“明天我就不再是凡人了。”这句话很快传遍了京城，人们用它来嘲讽那些机会主义者。宋企郊还被四个无锡（江南）的高官认定为联络人，这些高官在李自成进城时曾和其他官员一起在城门口列队欢迎。这伙人的头目是原兵部从事秦汧，另有他的姑父、原翰林院检讨赵玉森，曾打算自杀、吓得丧魂落魄的县令王孙蕙，以及原礼部从事张琦。25日，宋企郊的随从召见了这四个人，他们卑躬屈膝地表示，愿意效忠新主人。他们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的马蹄声中。 [13] 不过他们很快了解到牛金星令他们报名等待录用。仅在四年前才考取进士的赵玉森马上跑到王孙蕙的家里报信，客气地寒暄了几句后，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吾曾感受崇祯帝浩荡皇恩。可是，现在大明朝天数已尽，吾实无由为其捐躯。吾亦不能弃家失产，报答皇恩。怎么办？
王孙蕙毫不掩饰地说：“这会儿已是新朝当政。吾等当立现朝廷。”
因赵玉森与宋企郊早年有旧交，所以他能带着王孙蕙和秦汧（后来加入了他们这一伙）去宋府拜访。到了宋家被引见之后，王孙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贴在脑门上，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
因此，对许多大明的官员来说，大顺政权的建立是一个新朝代的开始，它享有天命。古代曾经有这样的先例，承认新朝廷的合法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选择了一种政治权力，也就是李自成所支配的权力。宋代的哲学家欧阳修就曾把“正统”两个字分成两层含义，“正”意味着道义上的继承权，“统”意味着政治上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王朝的统一有时是判断这个王朝德行的前提，自己可以用来证明手段的合法性。
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
翰林大学士周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金坛名士，复社之长。显然周钟相信李自成会在北京待下去。他知道李自成的残暴，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指朱元璋）龙兴之际正是如此。”周钟的帮忙，对政治统一当然是十分有益的。他常常说：“江南不难平定。”正因为如此，他在27日出廷之前拜见了大顺辅臣牛金星，表示愿意帮助大顺王统一天下。
[14]
拟定在27日举行的召见事实上根本没有举行，那不过是给李自成提供一个羞辱百官的场合。4月26日晚上，文官们都急急忙忙地为第二天清晨的召见准备官服。许多人前一天已经把官服烧掉了，而朝廷召见需穿的服装绝对是十分贵重的。裁缝们连夜赶制官袍，市价涨了三四倍
，可还是只有很少的人按时穿上了想要的官服。第二天天刚亮，一大队衣着灰暗、寒酸的官绅等在了东华门外。
这批衣装不整的文官从长安门进入紫禁城，每个人都按礼仪向叛军守卫递交了名牌。叛军门卫随手就把名牌扔到一边烧掉了，把他们推搡到一起，也不管是来登记哪类职务的。当他们慢慢走进皇宫时，发现承天门紧紧地关闭着。于是，他们坐下来等待，这一等就等到中午。这时，宫廷太监王德化走出内宫，身后跟着几个大顺兵。这会儿，明廷的官员们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不能被原谅的，大顺政府里至少有一些人认同崇祯对他们的指责。王德化从人群中认出前兵部尚书张缙彦，把他叫出来确认身份，他大声地喊道：“就是你们这帮人毁了大明。”张缙彦还想申辩，王德化让手下人给了他一个大耳光。在这以后，这批官绅又开始坐等。等到天黑时，李自成也没有出现，最后他们离开了前宫，这一趟纯粹就是来受辱的。
官员们接到通知，29日有一场召见，他们又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这一次，从几个大将的军营里来了登记官。内阁首辅魏藻德和大相国郑国（音译）还想按常礼来行事，可是文官们都挤向前宫入口处，乱作一团，都想早一点挤进大门。守门的卫兵挥舞棍棒对付这队混乱的人群，最后还把李自成的卫兵叫来，连骂带推才把这帮人排成了一队。他们低着头，唯唯诺诺，任由人们像赶牲口一样把他们轰进大院。进了院子，他们被勒令坐在地上或跪在地上，继续受辱。慢慢地，那些大顺兵折磨够了，这才把这些当官的扔在了一边。新皇上并没有露面的迹象，因为李自成还穿着衬衣短裤，待在文华殿里，而外面的人群正在焦虑地等待他的大驾光临。时间一点一点慢慢地过去，文官们饿了，没有人给送吃的；累了，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倚靠一下，除了通向皇宫的楼梯。
到了黄昏时分，他们都完全绝望了，这时，他们听到了鼓乐声。李自成从内宫走出来，在几个宠信大将的陪伴下慢慢地坐上了龙椅。他的厌恶之情从话语中是听得出来的。他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
[15]
可是，根据牛金星和宋企郊的明确建议，他还得从这些人中挑出一些来充实他的文官队伍。河南贵族出身的顾君恩开始不紧不慢地从各部的名单中一个一个地唱名。每点到一个名字，就停下来，等着辅臣牛金星细细数落这个官员的罪过。
接着，唱名到了周钟，这个翰林院的名士私下已经向牛金星表示，他愿效忠闯王。
顾君恩把名单放下，对李自成说：“若是陛下真想马上找到一个好官，我们得打破常规，从这里挑选一些。”接着他对牛金星说，周钟是一个著名的大学士，建议录用他。牛金星向闯王说了一大堆周钟的好话，说：“他确实是一个名士。”闯王问：“何以知名？”牛金星说：“他会写文章。”闯王接着说：“他怎么不写［众官］国难临头，当死社稷？”
李自成嘲讽地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显示了他儒学上的博识，然后宽宏大量地批准了录用周钟。
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此后，不断有人被唱名，牛金星用他“炯炯的目光”挑选有能力的官员。“那些他认为合适的人被授官，他认为不合适的人则不起用。”
[16]
有的时候，正像周钟的情况一样，就是在找那些与牛金星或者宋企郊接触过的人。
有的时候，他是在自己的朋友和旧相识中挑选那些愿意在新政府中成为“牛金星的人”。比如，有一个翰林院的名士，他与牛金星一样，既是河南人，又是1615年举人，牛任命他为督察。
[17]
还有一个叫何瑞征的，曾是明廷的一个小官，被任命就职于翰林院，因为他和牛金星是同乡。
还有一个例子是魏学濂，他的朋友和基督教教友韩霖是牛金星的老朋友。
总共有92个人被挑选出来，他们被送至东华门，到吏部接受任命。剩下的几千人被赶到对面的西华门，在那里他们被排成五行，被当兵的用刀押着去城墙外的刘宗敏和李过将军的营地。
[18]
总的来说，被选用的这群人都不是高官，主要是四品以下的官。这正好符合双方的利益。李自成不愿起用那些直接背叛了崇祯的部级官员，也不愿用那些级别太高的，以避免和他自己的随从形成竞争。而那些愿意就职的人都是官宦生涯刚刚开始（比如，1643年点翰林的人）或者还没升到顶点的人。 [19] 他们大部分人仍担任其在北京被攻占以前同样的职位。吏部的三个郎中，户部两个从事，礼部的一个从事、两个员外郎和一个中郎以及七个督察，和整个翰林院的职员都保留原位未动。并且，尽管有些人从一个部调到了另一个部，所有负责人事挑选事务的从事都官留原职。因此，整个官僚机构的中层，总的来说没有变动。 [20]
前面我们已看到，选择任职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坐牢，另一方面是出于“儒化”新朝廷的想法。李自成自然了解这第二层想法的含义，他也时常努力去给人留下一个人道的统治者的形象，比如他任命了著名的理学士杨观光为皇宫侍读和礼部尚书。
同时，一些人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人的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翰林大学士张家玉向闯王表示愿意效忠后，又劝说闯王尊贤敬德，李自成干脆把他在殿前捆绑了三天，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果不放弃自己的主张，降顺新主子，就要杀死他的父母。
显然，溜须拍马是最安全的。另一个翰林大学士梁兆阳在27日召见之前给吏部尚书宋企郊送去了5000两黄金，他是极少的几个获得提升的大明官员。他无耻地将李自成比作尧、舜、商汤和周武王，因此得到了好运。
[21]
李自成自己也被这些官员们搞糊涂了，一方面他喜欢听这些带儒味的阿谀奉承，另一方面又反感这些卑躬屈节的官员。他究竟是一个真命天子，还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篡夺王位的游侠？作为一个叛军首领，他肯定有建立王朝的野心。根据有些史书说，他早在1638年就开始谈到登基称帝。当他的随从嘲笑他的野心时，他把自己比作汉高祖刘邦，
坚信自己负有天命。1640年秋，当他在军事上陷入低谷，被杨嗣昌包围在陕川边境的鱼腹山时，就是凭着这个信念挺了过来。那会儿，他的许多随从，甚至包括刘宗敏，都想降顺明军。
当时，李自成一直说他负有天命，并说他们可以到庙里通过占卜问卦来证明。他们到附近一个庙里去问卦，结果连着三个卦都说刘宗敏应该跟着闯王去河南。在河南，因为灾荒，李自成收募了一支巨大的队伍。
到了河南后，李自成的这个想法再次加深，部分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的姓氏。在中国北方，人们普遍认为，“十、八、子”组合在一起（“李”由这三字组成）征服了全中国。
李既是唐太祖的姓，推至久远，也是老子的姓。与唐朝皇帝的联系从传统意义上给他增加了某种称帝的合法性。李自成在牛金星请其登基的建议里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在襄阳建立的第一个大顺政权就沿用了唐朝的官衔，这套官衔一直沿用到占领北京。
[22]
李自成定的国号和他自己的称谓都和唐朝有点关系：唐朝曾有唐顺宗（公元805年在位）和大顺年号（公元890—891年），唐朝甚至还有永昌年号（公元689年）。像秦始皇一样来自陕西，如汉高祖一样征服对手，又像唐高祖一样再现古时的预言，并且像明太祖一样用武力建立了一个政府，这一切使得李自成在很多方面具备了一个朝代的创建人的特征。
从政治上来说，李自成有极好的理由称帝。作为叛军首领，甚至作为闯王，他只是同辈们的一个兄长。他的老战友，如刘宗敏和李过，都和他平起平坐，而其他那些重要的文官则不然。比如，宋企郊就总是对刘宗敏毕恭毕敬的，称他为“殿下”。
显然，让刘大将军承认李自成的帝王身份有点困难。5月2日，牛金星到刘宗敏的营地，请他到廷一起劝李自成登基时，刘宗敏说：
“我们都是一起闯天下的人，为何吾须向其行大礼？不从！”牛金星极力敦促他去“劝进”，说：“此一时彼一时也。不过是两次礼仪性的朝拜，仅此而已。”这时，鸿胪寺的一个官员给刘宗敏递来了一个备忘录，让他尊请皇上进宫登基。刘宗敏问，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尊请”？鸿胪寺的官员做了解释，还说：“诚请阁下遵从朝廷的礼仪。”刘宗敏又问“什么叫遵从朝廷礼仪”，那位官员说：“就是行五个礼磕三个头。”
早在四川的山里打仗时，刘宗敏就已经承认了李自成在军事上的领袖地位，现在劝进的呼吁来自像周钟这样的文官。如果李自成像所有用武力打下天下的开国元勋一样，举行登基仪式，刘宗敏之流是不得不参加的，最后，李自成的皇威会让他超越与刘宗敏的战友关系。这样的一步会强化李自成的权威，让他做好从军事占领向政治统治必要和最后的转变。但是大顺的天子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地犹豫不决。登基先是定于5月11日，然后一再推迟，先推到5月13日，后来又推到5月17日、5月20日，最后推到5月22日，这时，李自成已经离开北京去和吴三桂作战了。
为什么李自成一再推迟登基，直到晚得不能再晚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他想用被他俘获的大明王子，作为和吴三桂讨价还价的筹码。吴三桂的前线部队已经做好了进攻北京的准备。正如李岩对李自成所说的那样，登基可以让李自成有权向吴三桂封地授官，从而阻止他向北京挺进。
因此尽早登基在政治上比较有利，可是李自成还在推延，好像他觉得自己不配坐上攫取的龙椅。这种自我怀疑的心态使他更加强了对大明官员的责难，崇祯已经把这些人当作大明王朝崩溃的替罪羊。李岩、宋献策、宋企郊则经常对这些变节者的忠诚度表示怀疑，这更增加了李自成对他们的厌恶，李自成把这股怨气出在了还活着的贪官身上，比如皇亲国戚李国祯，李自成痛斥他贪污了军饷，是“国盗”。
[23]
很快，李自成就不仅是口头的责骂了。在他“严惩不忠”的命令下，刑部起诉了不少官僚，48人被处决。
李自成和前任皇帝一样，相信是官员们的渎职毁了大明，他也遇到了和崇祯时一样的财政问题。大顺政府根本就没法筹集资金发放军饷。李自成接受了李岩的建议，强迫前朝的官员们掏钱。他们甚至用了和晚明同样的词语——“军饷”。崇祯号召高官捐献银两，但收效甚微，与此不同的是，李自成的做法却比较奏效。至少800名大明官员已经被关押在大顺军的兵营里，正如李岩所建议的，闯王只需从这些人身上收取即可。这些人被分为三类：对臭名昭著的贪官要严刑拷打，直到他们交出私家财产；拒绝服务于新朝廷的官员，他们的财产应没收；相对无罪的，应让他们“自动捐款”。
李自成5月1日批准了这个方案，第二天就搞出了一个配额。大学士应交10万两，尚书7万两，往下依次递减，最低的官员1000两。5月3日，这个配额送至各个营部。
这一系列的安排带有某种古怪的官僚体制的味道，这些安排后来转变成了可怕的流血事件。“军饷”配额不是按人头而是按官衔分派的，有的甚至分到某个部里的每一个人头上。“助饷”活动不仅有正式的计划，得到的银两也定期交到李自成的财务经管那里，而且稍有调整的配额制度还扩散到了大顺政权控制的北京之外的其他地区。
大顺政权的将军们定期检查配额制度的执行情况，他们还建立了一个惩罚制度，惩罚那些拒不交钱的官员和贵族，直至大顺军部队进军山西。
刘宗敏早就预见到李自成5月1日的决定，他在几天前就让手下人制作了专门对人使用酷刑的老虎钳。刘宗敏以前曾对他自己的手下用过这样的钳子，后来也在某些情况下用于逼迫大明官员“归顺”大顺政权。不过，直到5月3日，都没有大量地使用这些刑具。刘宗敏毫无疑问会对他关押的人施用酷刑，这样当李自成愤怒地命令“杀了有罪的，惩罚贪婪的”时，酷刑得以开始大规模地使用。
[24]
纳饷的配额一经宣布，大顺的官兵们就开始了对那些官绅的折磨。少数几个官绅为了逃避惩罚马上向刘宗敏交付了大笔的银两，他们很快被释放了。
但是绝大部分官员都没有从亲戚和朋友那里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他们一个接一个被拖进刘宗敏营地的大院受刑。在其他的营地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特别是李过的营地，不过，关押在刘宗敏那儿的人受刑时间最长、最严重。从那天开始，从早到晚，连续10天，总共有200名官员、几千名职员，还有不少太监被施用了老虎钳。大约1000人被拷打致死。
刚开始的时候，对受刑者和施刑者来说，拷打是因为他们背叛了朝廷，导致了大明的崩溃。那些对崇祯皇帝的死感到愧疚的人称这样的拷打为“受刑”，好像他们认可，刘宗敏有权对他们使用过去他们在审判中施用的同样方法。同时，叛军也把自己看作是在对那些“自私的官宦”实施惩罚，因为这些人造成了明朝的崩溃。比如，他们拷打阁臣首辅魏藻德四天，直到他设法缴纳了10，000两银子为止。可是刘宗敏仍然不满意，斥责其致乱。魏藻德称：“臣本书生，不谙政事，又兼先帝无道，遂至于此。”刘宗敏愤怒地说：“汝以书生擢状元，不三年为宰相，崇祯有何负汝，诋为无道？”于是，他又招呼手下人来回地扇其耳光，“严惩”又持续了一天，直到魏藻德一命呜呼，死时颊骨断裂。
刘宗敏不仅非常乐意充当崇祯的报复工具，他还把自己当成替天行道、维护公共道德的判官。京郊的村子里出了一起通奸的小案子，他对通奸的两个人竭尽羞辱、判处死刑，还要对容忍这一关系的人判以凌迟，刑罚极为过度。
实际上，他对惩罚，尤其是对高级官员的惩罚兴趣十足，最后已经超过了助饷。魏藻德的案子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魏藻德死后，刘宗敏叫人把他的儿子找来了，魏藻德的儿子对刘宗敏说，他们家家底已空，但是如果他父亲还活着，他们还可以向他父亲以前的学生和朋友筹集银两。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也筹集不到更多的银两了。这个叛军的将领为了这个迟到的建议把他杀了。
虽然刘宗敏把自己看成是替天行道的人，但他缺乏道德法官的公正性。惩罚不仅过度，而且任意行事，没有原则。一个经历刑法的幸存者说：
大臣们有几个从5月2日开始受刑，其他的都是从5月3日、4日或5日开始受刑的，受刑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缴了大笔的银两还是一样受刑。有的只缴了一点点却没有受刑。还有些人把家产全都交出去了还照样受刑。有的人什么也没缴，最后也根本没有受罚。那些听说了这个情况的人，都说受罚是因为上一辈子造了孽。在被鞭打的官员中，有的人不仅没有交付银两，反倒被送到吏部接受官职去了。有的人交了银两，谋划着得到个一官半职，拿着刘宗敏或者李过的名牌去了吏部。还有的人已经被录用，但是当听说他们家里有钱时，他们又被送到刘宗敏或李过那儿去受刑。总之，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很多官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负罪感，尽管他们十分恐惧会肢体残缺，但肉体上的折磨让他们觉得，这种惩罚是应得的。在崇祯朝廷里供职的官员们对这种定额捐献制十分熟悉，这似乎是一种用钱来赎罪的合理做法。他们也很熟悉严厉的惩罚制度，但是大顺军刑法之残忍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惊。不过，最让他们惊恐的是判官的不可预见性。最终，他们明白，合法与否无逻辑关联，判罪就是报复，他们的罪过只能理解为“上辈子造的孽”了。
随着越来越多被捆绑着双手的尸体扔到草垛上，每天早上从刘宗敏的大院里运出来，李自成知道了他的大将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情况。5月12日，大顺皇帝来到了刘宗敏的军营，看到几百人遭受酷刑的场面，他惊呆了。他找到老战友，对他说：“天兆不祥。宋献策说，我们要减刑。把这拨人放了吧。”
刘宗敏连连称是。第二天上午，下达了一个释放剩余关押犯人的命令，刘宗敏照此执行了。
可是刘宗敏的胃口已经变得很大了。他的库房里堆满了金银的酒杯，布料、钱币和金锭银锭堆得像山一样，院子里也装满了成车的衣物。
可是他还想要更多的。榨干了官员们以后，他又去找其他的猎物。他抓了1000个商人，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拿出赎金。
树了这么一个先例后，刘宗敏再也无法保持部队的纪律，而这支部队进京时是有严明的纪律的。如果他自己的库房里堆满了抢来的东西，他又怎么能阻止他的士兵去抢劫；如果他自己霸占了皇宫的宫女，又怎么能不让他的士兵强奸民女？
开始，大顺军只是在晚上城里宵禁以后去抢劫。“当兵的砸开大门，闯入民宅，抢走金银财宝，调戏女人。老百姓苦不堪言。每天天一黑，磨难就开始了。”
接着他们又羞辱给他们提供宿营地的人家。
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在便道上骑马，用鞭子抽打路上闲散的人。先是茶馆的使唤丫头、卖唱的姑娘，接着是富人家的小姐都被抓了去，惨遭奸污。
北京城的老百姓给这种强盗行径创造了一个新词——“淘物”，就是寸土不落地搜刮。大兵们结成一小伙，随意闯入民宅，每一伙人都把前面的人没搜走的值钱的东西再洗劫一遍：先是钱和首饰，然后是衣物，最后连吃的也不放过。
随着动乱的蔓延，宋献策绝望地问李岩：“实现十八子的预言难道不是为了百姓的福祉吗？”
这会儿，刘宗敏之流的头目已经没法控制他们的部队了，因为如果他们没收士兵们抢来的东西，当兵的就会哗变。
后来，李自成把大将们找来召开紧急会议，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帮我做个好君主？”大将们明目张胆地说：“你已经坐上了龙椅。我们也得有权捞钱。谁也别说什么。”
[25]
要给大顺政权找一个墓志铭是很难的。
李自成的部队在军事上遇挫时，不管是前朝的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成了他们的出气筒，这时，北京城的老百姓遭的罪就更大了。5月18日，李自成带了部分官兵出京城迎战吴三桂，16个大明官员在东华门外被砍了头。
牛金星手下的部队出了京城开往陕西后，更多的商家和住户受到洗劫。
5月27日，李自成在山海关被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部队打败了，叛军疲惫而饥渴地返回北京，大兵们更加放肆地抢劫，以泄心头之火。他们放火烧掉了彰义门附近的整片住宅。
吴三桂拒绝和被打败的叛军谈判，李自成十分愤怒，并因此开始了大屠杀。李自成的部队杀了吴三桂家族38人，将吴三桂父亲血淋淋的头颅挂在城墙上。李自成没有别的选择，非战即降。他匆匆忙忙地在6月3日登基，并且准备放弃北京。第二天，大顺皇帝放火烧了武英殿，骑着马走出城门，向西而去。
他的身后，浓烟蔽日，大火燃至京城各区。
闯王占领了北京42天，但只在最后一天才登基做了皇上。
李自成最后仍要在仪式上行使皇权，可这时，他已经失去了作为叛军首领寻求正义、保护百姓的天命。当京城的百姓听说李自成被吴三桂打败了时，他们都如释重负、喜极而泣。
宋献策长叹道：“我主止可为马上王，溷过几年而已。”
街头的小贩编出歌谣来嘲弄他：
自成割据非天子，马上登台未许年。
李自成的主力部队撤走了，带走了一车车劫来的财物和从当地招募的新兵，京城的老百姓于是报复那些掉队的大顺军散兵。成群结队的游民到处去抓大顺军的散兵，抓到就把他们扔进正在焚烧的房子里。还有的叛军士兵在大街上被砍了头，“老百姓觉得很开心”。
李自成的方略使他失去了民心，“顺民”不再属于大顺。
李自成的政权在北京犯的错误加强了清军征服全中国的野心。
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前，清军的统领还在两种选择之间犹豫，这两种选择是皇太极和多尔衮对外政策的主要动因。一方面，贵族贝勒的满族游牧部落都有这样的传统，他们受制于这样的传统，总是骑着马打过长城，满载而归。因此，贝勒们不大愿意占领中国北部，特别是因为这样一来会加强摄政王多尔衮的权力。但是另一方面，清廷的皇族又有自己的传统，顺治皇帝就是这个传统的象征，那就是要实现努尔哈赤建立清王朝的“宏业”。以前，这第二个动因并不意味着占领中国，因为清廷满足于和大明平起平坐的关系，好像两者在东北亚诸多国家的竞争中都已占据强者的位置。当大明王朝崩溃时，出现了使这两种选择之间的天平发生倾斜的第三个动因，这个动因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的旗人及其首领。当多尔衮在北京东北面400英里之外的穆克敦
听说李自成攻占了北京的消息时，他立刻去找这些人咨询。多尔衮特别信任范文程，范是1618年归降清廷的，多尔衮要听听他的意见。
范文程力主进军，他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也表明李自成的政权失去了合法性，这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尽管李自成的部队据说有100万人，但是范文程觉得能够打败李自成，因为李自成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推翻崇祯皇帝已使他失去了天助，迫害前朝的贵族和官员又挑起了文人的反叛，李自成的大顺兵在京城掳掠行盗、强奸民女、杀人放火，也让老百姓恨透了他们。因此，清兵可以像“维护正义”的军队一样入主中原。“我们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来严惩流贼的。为行义而来，怎么会被打败呢？”多尔衮表示赞同，清兵的南征是为了惩罚叛军，是叛军才使得崇祯皇帝自缢殉国。
范文程在另一个汉族降官洪承畴的支持下，在清兵南征后建议改变军事战略。在洪承畴看来，南征成功与否取决于满汉军队是否能够改变过去那种抢劫、行贿和逼俘为奴的传统做法。
多尔衮听从他们的建议，在大兵聚集山海关越过长城之前，召集众将士和贝勒开会，宣布南征是为了替天行道、拯救万民，因此所有人均不许抢劫、放火，无重大理由不得杀人。
5月20日，清军顺利入关，范文程开始起草面向汉人的公告，准备在大军西进之前散发：
这是一支正义之旅，是来替你们的皇帝报仇的。我们不与百姓为敌。我们只杀闯贼和他的官兵。只要归降，不论文官武将均可官复原位。我们绝不会伤害你们。
清军一再发出这样的保证，使得他们开往北京时一路畅通无阻，大明朝的各地驻军头领都站到了大清一边。
而在北京城里，人们都谣传着东边来了“大军”，个别人有提到清军的字眼。
不过6月5日上午涌出城门欢迎救星的大部分官绅们都以为他们迎接的是吴三桂和大明的太子。
太子曾被李自成关押，后来失踪了。实际上他们欢迎的是大队刮了脸，剃了头，满人装束的清兵。他们看到一个满人模样的头领在宫内官绅的引领下爬上了皇帝的龙辇。
他对着众人说：“我是摄政王。大明的太子很快就要来见你们。他已经同意由我来当政做统领。”人们都惊呆了，怔怔地看着他，没法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继续对大家发表言论。有人说，他是大明的英宗皇帝（曾被蒙古人俘获）。人们都吓得大气不敢出，也都束手无策。摄政王于是进了紫禁城。
多尔衮在锦衣卫的护卫下，踏上了通向余烟未尽的武英殿的台阶。
到达台阶的最高处时，他转过身对着聚集在那儿的官绅们说，请他们当中身份最高的人出来。在刘宗敏的营地里幸免于难的明朝翰林院学士李明睿颤颤巍巍地走到多尔衮面前。多尔衮请他出任清朝鸿胪寺的侍郎。李明睿马上推辞了，说自己太老了，又有病……多尔衮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的皇帝还没有（体面地）安葬。明日，我想让北京城所有的官绅和百姓为他举哀。可是，如果没有祖传的碑文
，怎么能有体面的哀悼仪式呢？而没有经鸿胪寺核对的先皇的名称，又哪来祖传的碑文呢？
李明睿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接受了任命，表示将负责安排皇帝的哀悼事宜。
李明睿的眼泪是欣慰的眼泪，所有在场的人一样感同身受。多尔衮的话等于是向他们做出了保证：他们不会再受到肉体的折磨，不会再遭关押和酷刑。相反的，他们都可以在新朝内任职。那天，多尔衮还宣布，正直的学者会得到公正的待遇，有功者受奖，欲复职者录用。
接下来的几天里，登记程序在进行着，新朝向前朝的官吏们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温和的信息，明朝的官制也保留了下来，多尔衮甚至还撤回了要求蓄辫的命令，因为这让前朝的官绅们十分反感。
尽管多尔衮鄙视明朝的官僚体制，但是他并不因此指责那些落难的官绅，而是鼓励他们自我改造。
李自成对叛变者从内心里十分厌恶，而多尔衮则显得宽容许多，对常人会犯的错误也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多尔衮长期以来已经适应了朝臣任职于两个朝代的做法，可是对儒道的繁文缛节却较为敏感，他并不死守德行理念。他的公开文告均由范文程等汉官代为起草，儒风十足，但是在实际做法上，他却很灵活。换句话说，多尔衮有一种对别人在特殊时刻的行为表示宽恕的概念，这与李自成截然不同，李自成生硬而过分地要求德行和正义，这实际上违背了他自己的初衷。比如，有一次，一个清廷的官绅指责另一个官员曾经服务于大顺政权。多尔衮则对追究这种毁掉一代儒教士大夫的德行表示出很超然的态度，他对这个指责一笑了之，并说：“只有那些自己非常忠诚和清白的人才有资格指责别人。”
宽容使多尔衮得以为他的新朝廷聘用了京城的几乎全部文官，或者说所有在大顺军的残害下劫后余生的官绅。一个当事人记载道，到了6月14日，“长安广场上又站满了大小官绅，一切好像又回到了过去”
。
多尔衮在清朝统治的第一天在武英殿的台阶上向京城的全体官绅讲了这番话，李明睿流下了感激的眼泪，这不仅仅是对不再担心身体遭受折磨所感到的宽慰，同时也是对心灵的宽慰，所有在场的明朝官绅都有同样的感受。多尔衮让崇祯的大臣们来体面地安葬他们自己的皇帝，这让他们消除了自己对大明崩溃的罪过感。不会再对他们进行惩罚了。相反，要受到惩罚的是曾经严厉地谴责他们的叛军：李自成这些人。那天，多尔衮还宣布：
明朝被流寇推翻了，王朝的天命已经结束。对此，我们没必要再多说。天下不是一个人拥有的，得道者得天下。大军和百姓也不是个人的财产，得义者统领之。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要替你们的皇帝报仇。
“正”和“统”，即道义与统一，似乎都汇集于皇帝的宝座。因清廷惩治弑君之行，立志铲除先朝的叛军，便开始了其合法统治。于是，清朝成了明朝名正言顺的后继者，而大顺政权，仅作为一个叛军起义的过渡政权被记入史册而已。终于，在北京，新的一轮朝代又开始了。
项佳谷 译
[1]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11—12页。
[2]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7页。李清《三垣笔记》（上海国粹学报社1913年版）一书记载（第22页），李自成进宫时，宫里有很多珠宝，但是只有20万两银子。
[3]
邹漪：《明季遗闻》第一卷1657年版序，台北台湾银行1961年版，第20、22—23页；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10页；李清：《三垣笔记》，上海国粹学报社1913年版，第22页；彭孙贻：《平寇志》，北平国家图书馆1931年版，第10卷，第6页b。
[4]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16页。这似乎是对这段历史最主要的记载，许多其他的史书记载都出自此处。这也是贝克霍斯和布兰叙述的基础。见E.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iking. Reprient，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70，pp.101-103。
[5]
彭孙贻：《平寇志》，北平国家图书馆1931年版，第10卷，第1页a。这些标语中许多都是黎志升所写，黎是1634年中的进士，曾任陕西督学。李自成让他负责翰林院的晋考事宜，并任命他为大学士。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116页。
[6]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18页。
[7]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15页。
[8]
这个名单是根据钱
的《甲申传信录》一书（第74—88页）所提供的情况编辑的。李文治的《晚明民变》一书（第138页）中有一个更详细的名单。这个名单和我的名单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比如，他认为，博景星是在陕西而不是在河南投奔李自成的。
[9]
冯梦龙编撰：《甲申纪事》，第13卷，明弘光刊本，台北图书馆，正中书局印行，1981年版，第5页b；彭孙贻：《平寇志》，北平国家图书馆1931年版，第9卷，第7页；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79、91页；陈济生：《再生纪略》，郑振铎编：《玄览堂丛书》，南京中央图书馆1947年版，第1卷，第17页b。
[10]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17页；Parsons,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pp.134-136。
[11]
冯梦龙编撰：《甲申纪事》，第13卷，明弘光刊本，台北图书馆，正中书局印行，1981年版，第5页b；陈济生：《再生纪略》，郑振铎编：《玄览堂丛书》，南京中央图书馆1947年版，第一卷，第17页b；徐应芬：《遇变记略》，《荆驼逸史》，道光年间版，第6页；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史学年报》1937年第4期，第148页；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148页；彭孙贻：《平寇志》，北平国家图书馆1931年版，9，第12页a。
[12]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33、64页。
[13]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92—94、96—97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南京1887年版，第117、124页。
[14]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76页；冯梦龙编撰：《甲申纪事》13卷，明弘光刊本，台北图书馆，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8页b。周钟特地组织了向李自成的“劝进”（劝其登基）。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史学年报》1937年第4期，第149页。
[15]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14页。
[16]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73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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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86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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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55、73、116页。
[19]
那些参与大顺政权的人90%都是1628年后中了进士的，其中1/4的人是1640年和1643年入选翰林院的。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74—88页。
[20]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74—88页。
[21]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83页；计六奇：《明季北略》，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584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南京1887年版，第115页。
[22]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74页；徐应芬：《遇变纪略》，《荆驼逸史》，道光年间版，第9页b。
[23]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57—58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上海商务出版社1912年版，第21卷，5，第1页b；彭孙贻：《平寇志》，北平国家图书馆1931年版，第10卷，第3页。
[24]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56页。
[25]
钱
：《甲申传信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