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

明清过渡期及清朝对魏斐德来说是理想的研究阶段。从宏观上看，这一历史阶段包含了发生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宽阔视野中的诸多事件。这些事件影响着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他们被卷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持久辉煌的王朝的崩溃过程中。在微观上讲，此阶段充满了栩栩如生的令人痛心的人生戏剧，其中既有发生在宫廷和战场上的，也有发生在家族、农村和市井中的。在那乱世之中，人们追求着生存之道。

选入该章的关于明清阶段的论文集中了魏斐德33年的思考、研究和写作之精华，虽然它们集中讨论了明清过渡阶段，但各篇叙述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逐步使人对魏斐德的想象、分析和叙述能力有全面的认识。这些论文也表明了其研究的全面彻底，及其对广泛的中文、日文和西方文献的精读援引。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大容量的论文是在魏斐德从事众多其他研究计划的繁忙中挥就的。那些计划包括“鸦片战争期间及清末中国平民民族主义的发展”，“毛泽东著述的意识形态基础”，“20世纪初期上海黑社会和警察变化中的经济和政治的本质”，“南京十年（1928—1937）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间谍和反地下党的历史记载”，以及魏斐德两卷本的关于明朝衰败史的著作《洪业》，此书于1985年完成出版，而以上这些论著正是在上述的六篇论文问世之间进行着。

视野广阔是魏斐德学术研究的卓越特点之一。六篇论文中的每一篇都以不同的视角阐释了明末清初的世界，且每一篇都围绕着一个独特的主题。其中最早的一篇《自主的代价：知识分子与明清政治》，此文在1972年的美国科学与艺术学会主编的学报《代达罗斯》（Daedalus）上发表。文章蕴涵着勇气、感情和学者风范，至今仍是他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篇之一。此文借助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思想家的眼光，对17世纪危机下多种可能的反应类型进行了研究。这些思想家，我们可以合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因为魏斐德向我们证明他们是以写作和思考政治、管理民众、美学和伦理道德为安身立命之业的。文章对像顾宪成和高攀龙一样的东林党人的初步描述，为读者深刻地理解高攀龙这样被魏斐德定义为寂静主义者的人做了准备。此文设计的顾宪成和高攀龙之间的对话，自然地把读者引向了对东林党人运动在1615年到1629年间作为一个整体衰败的多面考察。这一衰败部分源于组织因素，部分由于不良的逐利野心。晚清改革群体也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问题。魏斐德接下来把东林党的情况与之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把晚清时代看作是知识分子心中那种痛苦而矛盾的传统和超越之间关系的演绎。把晚清视为普世与超凡的极端对立阶段——魏斐德的导师列文森也这么论述，魏斐德认为晚清的思想家们相对于东林党人来说，则缺乏一种“知识分子批评时弊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的存在可能因没有相应的知识分子组织而受到限制，但……却是虚有其表”。“晚清的改革者相对于东林党人觊觎太多，却……把自己已有的一点关键的东西丢掉了。”

魏斐德关于这段历史的另一篇论文是1979年写的，它以一种不同的语调和主旨描述了“大顺过渡政权”的历史。文章涉及的是1644年春末的一个短暂时期。当时李自成和他的军队占领了北京城，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开始。虽然如此，李自成只是在他的统治化为灰烬的时候才启用了“皇帝”的称号。当魏斐德在描述明朝的文官们被李自成的部将用暴力刑法割断了与朝廷的维系，以及他们彻底陷入丧失伦理的情景时，他的行文表现出一种充满感情而直言不讳之风。这一描述是苛刻的，不留情面的，其中充满了暴力、冲动、恐惧和痛苦。魏斐德指出，李自成除了草莽的一面，还有有德者的一面；满族摄政王多尔衮除了作为欺骗中原人的外族人之一面，也有作为精明的实用主义者的一面。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和正义的传奇，远不同于上述发表在《代达罗斯》上的论文的描述。

1984年的论文《17世纪的浪漫派、节义派与殉道派》是应《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美国关于东亚研究的位居首位的学术杂志）之约而写的。魏斐德在此文写作中采取了又一种新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按不同特点的人物类型秩序，并微妙地并列展现人物特点而使读者更清晰地领悟到在满人征服的时代里中原人所具有的不同选择。文章的题目——“17世纪的浪漫派、节义派与殉道派”，汇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面对当时的失落及对未来的预期而做出的不同选择。在浪漫主义者中，我们毫不奇怪地会发现钱谦益和冒襄。魏斐德有意思地将他俩称为“一个伟大时代正走向黯淡中的两束光芒”（Asian Studies，1984，p.636）。至于苦行者，魏斐德将陈子龙和顾炎武以及阎尔梅、万寿祺和吴伟业归入其中。在这场大动荡的戏剧中，魏斐德清楚地将那些与上述人物形成强烈对比的另一些人归为殉道者。他们因不屈于清王朝而牺牲，其中特别有代表性的是那些汉军的领袖人物，如死在吴三桂和其他三藩首领手中的范承谟和马雄镇。那些藩首找到了履行忠君思想的新主子。如魏斐德指出的，“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周围是自己的心腹官僚”。而马、范二人及其家人、同事的悲惨死亡，在魏斐德看来是“真正的悲剧，不合时宜又不可避免，有英雄气又有讽刺意味”。通过这篇论文，魏斐德显示了他对自己文章主人公之人生的深刻了解：他像个老朋友一样与他们对话，讨论他们；他对历史人物清晰的了解使他的描述如此到位，像是这些人物复活了一般。

第五篇论文《中国明清朝代公共领域的界限》，发表于1998年（又是发表在《代达罗斯》上）。在这篇文章中，虽然魏斐德仍旧把焦点放在明清转变阶段上，但却找到了新的落脚点，把故事放在了西方社会理论中更广的角度里。在他试图去定义“公”（天下）、“官”（中央权威体制的延伸）和“私”的世界时，他的剧本转向了宏大的公共领域。在这个论述中，魏斐德将他的历史人物如复社的成员放入一个“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时代，紧接着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康乾时期，后来是整个帝国有机制地臣服在至高无上的乾隆皇帝的私人世界之下。继此分析，魏斐德认为，接下来19世纪的改革者的努力就是要重新找回“天下为公”的中心。

在那篇发表于2002年的《明清更替：17世纪的危机抑或轴心突破》论文中，我们看到魏斐德将背景拓展到了全球。他把文章的主人公放在了一些理论家所说的轴心时代——“超俗的与世俗的准则之间基本矛盾”的时代——中去考虑。那么，从世界角度看，明末确是这样一个以此为基本矛盾的时代吗？通过集中分析如王阳明、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些重要的人物，以及在国际白银流通、清王朝作为一个新的亚洲中心出现、全球气候大变化的背景下，人有无可能宣称独立权利的存在空间？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时代的变化用《易经》的理念和封建体系下的社会组织来解释呢？魏斐德在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中，通过引用顾炎武的话，实际上否定了用“轴心说”来解释这个他如此多年研究的时代：我们可以说的是“海不择细流，所以成其大”，或者是“山不辞土石，所以成其高”。

为了表达对魏斐德成就的敬佩，我曾把他称为“游吟诗人”，意思是指古代游走的歌手、编故事者和道德困境的解围者。魏斐德对东林活跃分子的高攀龙在1594年被免职后乘船回家旅途的描述，就是我要说的一个完美例子。“在一个叫池头的地方，”魏斐德写道，高攀龙的仆人“抛锚过夜。当船在停泊处摇晃时，一轮圆月升起，南面天空下群山的轮廓清晰而现。高攀龙沉迷在夜色中，直到被内心奇怪的惆怅所打断，他不自禁地站起来呼喊道：‘今夜美景如昨日，而我为何深感悲凉？’”“高攀龙被一种来自与纯粹本质分离的痛苦所堵闷”，魏斐德补充道。（《代达罗斯》，1972年，第48页）在我看来，这正是魏斐德的真正技巧。他恰当地把握了这些情绪，从而使我们触到了潺潺的水流，听见哭声，感觉到了苍穹衬托的山脉轮廓。

徐有威　张凯　译 TKlj4uTJspV1oIwpmS7+V/JFzYkPbTHFgQuFwD7wh0jTi8bLFGCWzbxbWYcBNW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