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列文森的三卷本大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不断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新思想是否有悖传统，必须受到检验，而在近代，传统是否有悖于强势新思想，则必须受到检验？”
他的著作第二卷《君主制衰亡问题》从体制角度提出：“为什么君主体制和官僚体制与儒教文化观如此密切关联，以至于对前者的废除和对后者的改革使得儒教文化派成为传统主义者，而不再拘泥于传统？”他用尼采的洞见回答这个问题（“几乎每一方都清楚，为了保全一方自身生存，对立方不应彻底丧失实力。”）
，并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皇朝体制做出了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定义：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这样的矛盾在制度上表现为官僚体制和君主体制之间一种生死攸关的对立关系。这样的矛盾体——“儒教—君主的相吸相斥性”——一旦丧失，中国的政权也就终结了。
《君主制衰亡问题》一开篇就展现了这样的衰败，具有象征意义：袁世凯在1916年1月1日登基，开始了短命的洪宪王朝，演出了一场“皇家闹剧”。这场冒牌皇朝复辟给列文森提供了确凿证据，表明“君主制的神秘性已江河日下”。并且由于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同时还要抬高儒教地位，这也意味着，以“不符合传统的”方法，把中国君主制和“完全是思想领域的传统主义”混为一谈。在“真正的皇朝时代”，君主制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体制。的确，鼎盛时期的君主制常常对立于士大夫的儒教保守主义。
列文森并不是第一个强调统治者和大臣之间竞争关系的人。马克斯·韦伯已经在《中国的宗教》中指出，战国时期的“自由和流动的文士阶层”曾被诸国竞相追求，但自汉朝一统天下后变成了依附于朝廷的食俸阶层，为得到官职，相互争夺。韦伯强调这样的社会变迁，是为了解释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随着中国食俸阶层的扩大，原先文士变动不羁的自由精神从此裹足不前了。”
但是他同样强调科举制度如何防止科举士人“联手形成一个封建官员贵族阶级”
，同时，他们与君主结盟，对抗“封建时期”的大家族。宋朝以后，这些封建敌手不复存在，士大夫的主要对手变成了“独断君权和宦官制度”
。士大夫“服从于统治者，如果统治者同样服从于他们的礼教和仪式要求”
。在韦伯看来，这样，官僚—君主关系形成了一种相当静态的平衡，稳定地支撑着传统秩序，以保守主义对抗有可能发生的经济变化后果。而列文森则把这个关系看成是一种重要的对立，随着历史变化，或张或弛——这是一种文化活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政治竞争势力的妥协。
然而，具有这种活力的文化按某些标准衡量，仅仅是一种风格的表现。《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一卷一方面警告说，要避免以“西方武断的‘失败论’看待中国文明”
，同时又描述了“清朝早期思想中经验主义的夭折”，从而暗示，在盛清时期政治活力背后却是思想活力的实质匮乏。从这个角度看，列文森似乎属于所谓的哈佛编史学派。当然，他的确加入了一群非凡的远东历史学家的行列，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费正清的思想影响而汇集到一起。尽管对这样一个思想丰富的群体做出整体评判难免有失偏颇，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乐于评估中国对西方影响的反应，基本上假定中国在面对帝国主义挑战时，拒绝立即做出改变，因为儒教已经把旧有秩序整合得十分成功。同样，因为旧有秩序在短期内的确能够自我保存得很好，其最终的衰亡才更为急剧。在列文森看来，其衰亡起始于太平天国叛乱——这一共同的敌人使官僚制和君主制之间的共同利益得以形成，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双方的对立关系对中国政治文化又是如此地至关重要。因此，随着彻底的融合，其后彻底的瓦解也成为必然。
由于列文森的论点带有循环论证色彩，他发现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对立关系似乎是后来才想到的。毕竟，第二卷一开篇就谈到洪宪帝制复辟：一个冒牌帝王的儒教加冕仪式靠的是他的党羽们一手操办，而不是大臣们对一个皇帝权力的真正认可。是否可以说，列文森发现在后者之间曾经存在的重要对立关系只是他观察20世纪儒教做出浪漫妥协时得出的推论呢？或者，他是自然而然意识到更早时期的这一对立关系，并且基于其他思想建构得出的预见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确切说明，在《君主制衰亡问题》实际写成之前，官僚—君主对立关系的观点是如何在列文森思想中发展形成的。出版的著作本身并不能帮助这样的重建工作，但是约瑟夫·列文森夫人允许我研究了《儒教中国》的原始笔记。丈夫去世后，她在他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些笔记。而正是从这些笔记中，我得以追寻这一观点的来龙去脉。
列文森早期研究梁启超著作时，第一次试着将官僚—君主对立关系与皇朝体制的活力联系起来。当他注意到“传统中国的这对孪生中心”保持着“本土特点的对立关系”状态，列文森甚至在那时就感到，“现代的一个标志”可能是“两者衰落的融合”。
但是，在他深入探讨这一想法——也就是对立关系舒缓的想法——并对此得出结论之前，他还必须定义这个体制的活力因素。马克斯·韦伯在《作为职业的政治》中提出了下一步。韦伯这样写道：
当一个君王越来越进入业余艺术爱好者的角色时，他想方设法摆脱受过专门训练的官员们日益增强的势力，他们得益于集体责任体制和内阁制，这无可避免。他试图将最高领导权保持在自己手中。专家官员群体和专制统治之间的潜在争斗在任何地方都存在。
在中国，统治者和官僚之间可能同样对立，但是列文森立即注意到，儒教官员似乎并不依靠获得专门技能来保护自己。相反，“在中国，争斗发生在业余官僚和君主之间——［因此存在着一个］官僚团体，他们自认为能够独立于君主的掌控是和他们的业余地位息息相关”。这样，正是通过反面类比，列文森首先想到了“业余理想”的概念，这将成为他的三卷本第一卷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他人的三项研究成果帮助他细化了这个主题。第一篇是亚历山大·索珀关于北宋绘画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列文森的启示是，儒教官僚通过采用他们自己的文人画风格来拒斥翰林图画院绘画风格。
另一个例子是罗马帝国晚期文人的自大，这时，高尚文化被当成有力武器，用来对抗贵族地主。
最后，是任继愈关于职业中医传统地位的文章。文章强化了列文森的信念：儒教士大夫有意识地保持业余身份，是为了自我保护，既然这样的状态“会完美地使官僚阶层职业化”。
因此到了1956年，列文森成功地将业余精神和官僚阶层自身利益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韦伯的模型里，官僚为了保护自身，必须成为技术官僚。而与此相反，列文森的儒教士大夫通过运用市民文化抵抗法家专制统治者和军事贵族。
然而，“业余理想”之外仍然存在着体制势力问题。这些列文森都有所探讨，方法是解释君主、贵族和官僚之间的三角斗争。在1957—1959年期间，他对欧洲历史的研读使这一斗争观点得到多方位的扩展。例如，罗马帝国晚期历史显示出君主无法联合官僚阶层来对抗元老院的大地主阶层，而在中国，“皇帝+官僚的组合是可能的”，以便对抗贵族。但是正是因为后者在宋代被“淹没”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皇帝+官僚构成的联合并不完美。［因此］双方之间的紧张对立时时发生作用”。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普鲁士的例子，汉斯·罗森伯格的研究对此做出了说明。
列文森能够清楚地看到，霍亨索伦王室的军事—官僚权力机器是如何首先与地主贵族并存，而后达成妥协的。可以想象到的局面是，官僚阶层通过给予地主贵族足够的好处，确立了相对独立性，目的是保留贵族作为一个平衡势力对抗专制统治。不仅如此，一个特别的文化风格，一种教化，能够克服阶级的隔阂，并且达到一种普鲁士的“文”“武”共享，这在儒教中国不可想象。
列文森从普鲁士转向法国。当他重读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他一开始认为官僚—君主集权可以完全有效地对抗贵族。但道格拉斯·戴金对杜尔哥的研究
使他相信，托克维尔眼中的官僚实际上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强大。由于贵族既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削弱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也没有（像在普鲁士那样）受到善待，以使其保留足够的力量阻遏政府，并且看上去像个寄生阶层。
如他当时的笔记所说，“这样的［法国的］官僚阶层〔如同非专家型儒教（官僚阶层）一样〕并非有意安排，使君主行使有效专制统治（并且事实上，法国的官僚阶层也没有这样的作用）。但是，与中国不同，法国［发生了］革命——因为［存在着］一个（寄生的）贵族阶层”。也许，当革命最终在中国发生时，君主和官僚一起倒台了，因为没有寄生贵族可以转移攻击焦点，但是对于列文森来说，这一点却没有其运转形式本身重要。事实上，他花费了极大精力说明，在中国的贵族早已消失后的时间里，君主和官僚阶层之间的重要对立关系一直持续着。他假定内藤湖南的论点
是正确的，他也知道所有证据都表明在帝王朝代的晚期，专制权威实际上得到增强。无论何种情况，官僚阶层必然受损，因为“业余理想”只能用于士大夫个人。然而，列文森认为，从没有贵族这个层面考虑相对容易，而较难调和的是，1200年以后帝王权力不断加强，官僚阶层需要足够的独立性，以便能够产生对儒教活力如此重要的对立关系。如果牟复礼关于1381年以后皇权大扩张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是否官僚们可能完全丧失了他们的独立性了呢？
列文森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注意到牟复礼的描述与他自己的“君主和官僚权力平行崛起，［并且］不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解释”是一致的。以下是他笔记的内容。
因为只是在这时官僚阶层的影响力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至少可以分享政权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牟复礼和其他人）对宋代君主权力提升的强调不应该被理解为对官僚阶层的专制掌控，而是对官僚阶层地位的平行提升。
另外，皇帝继续尊重——甚至推崇——对君王进行道德批评的官员。其中一个原因仅仅是儒教坚持的信念是，皇帝的德行涉及官场权力条件并可能由此受到质疑，正是由于这个信念，皇帝不可能被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只有官员们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中国的君主避免成为像日本皇帝那样的神圣但同时也是孤家寡人式的统治者，为此，他们尊重儒教评判，而这样的评判需要他们的个人政治干预。但是在中国皇朝历史晚期，却有更多的强权皇帝，而不是更多的独立自主的官僚。
那么，人们如何解释朝廷上的鞭笞和叩拜这些显示官僚们奴才地位的现象呢？同样，也许在这方面，真正的利益通过某些矛盾的心理表达出来，因此大臣对其君主的顺从实际上掩藏了官僚权力。列文森阅读了马克·曼考尔的一篇文章，内容是有关第一个中国出访俄国使团的
，这时，他发展了这个想法。曼考尔注意到，中国使节向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磕头一事没有在《清实录》中提及，他设想雍正皇帝对他的朝廷隐瞒了俄国作为盟国的必要性。列文森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的猜想是，（与曼考尔不同……）这其实是士大夫利益，因为这件事（向俄国人磕头）和他们对君王的概念冲突——士大夫提出的要求比君主自己的要求还要更加极端——这是作为一种限制手段……在中国，要求磕头的信念满足了皇室和官僚偏好——但这是因为别的原因……对儒士来说，他（皇帝）是天子……士大夫认为，这个行为的确有损他的专制权力纯粹性。
正统儒教这方面的证据可以在程颢的言辞中看到，他说一个皇帝应该做到“辨识忠良”。因此，列文森说：
责任是在皇帝身上。他不应该把忠诚定义为无条件遵从自己的意愿。相反真正的儒士通过他的建言来定义忠诚的含义，并且皇帝必须明白，那些同意这种明智建议的人才是忠良。
另外，因为这样的屈从反映了一个人的忠诚程度，这是个人道德——因此也是独立道德的标志，这最终使官僚们的不同政见合法化。列文森在阅读贺凯（Charles Hucker）关于东林党争的研究
时思考了左光斗的著名例子，他在皇帝的命令下受到刑讯，临死前他还在说：“我身属我皇。”贺凯说这是“法家的奉承”，但是列文森却认为这样的行为强调了：
［大臣与皇帝之间的］个人关系——试比较牟复礼关于专制体制的论点：这种专制体制的证据……其实是对［某种］儒教自由的［一个］确认——［这种自由使官员］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轮齿。
因此，甚至最极端的皇权暴政的案例也表现了官僚的道德担当，并被列文森用来证明士大夫和皇帝之间的重要对立一直延续存在到19世纪。因为他比以前更加坚信“对立关系等于力量”。
［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包含对立关系的社会”并且掌控了自身的对立因素。贫弱的社会——近代中国——是［一个］失去了对立关系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要想具备强力，其基础是新的对立关系因素和控制机制。
但是近代中国是如何变得贫弱的呢？那些以前的对立关系因素又是如何丧失的呢？法国再次成为一个富有启示的类比。
在法国，君主使贵族成为寄生阶层，同时不把荣誉给予官僚阶层。在中国，秦以后的君主无法将荣誉与官僚权威分割开来……秦的残暴结束了贵族制度，也令潜在官僚感到反感，这就迫使汉朝接受官僚的“业余”的超然态度，以对立于无限制的专制控制……［这］等于说中国在秦朝就发生了革命，［其］封建制度被推翻，［并且］因此［其］革命的潜在可能性被扼杀。法国没有发生［早期］革命，但［反而］是君主权力向绝对权力发展；贵族被改变，但没有被推翻，这样，革命的潜在可能性被保存下来。
这样，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革命”排除了2000年后类似法国那样的经典革命。
封建阶级的缺失的确是儒教中国长期延续的一个原因，但是列文森还必须前后一致地解释导致1911年君主制和官僚制垮台的内在动力。他因此扩展了他在笔记中运用的隐喻。如果对立关系是力量和活力，那么，官僚体制的健康依赖于能够保持不同学派之间对立关系的儒教。曾国藩温和的折中主义导致儒教的破产。按列文森的说法，这是因为：
［一个］具有内在对立关系的儒教（也就是说，活力）不同于整体性儒教，其各个部分尽管仍然存在，但已经失去了对立性。儒教失去了自身“内在”对立性时，也同时失去了与君主的对立性。
如果像法国那样的革命需要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成为寄生阶层，那么儒教官僚在1911年以前一定也被看作是寄生分子——这是从隐喻中推导出的一个结论，这使列文森注意到太平军对士绅阶层指责的重要性。
这些攻击，加上太平天国宣称的超验君主制，迫使儒教士大夫和君王形成防卫联盟，从而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对立。“当儒教［被］耗尽，”列文森的笔记写道，“当儒士完全站在了君主一方，革命的条件也就［最终］形成了。”
列文森的官僚—君主对立关系主题的最终版本和以上的描述不尽相同。到他完成了《君主衰亡问题》时，他对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改变并完善了他最初的看法。但是主旨思想仍保持思想过程中的原样——尽管一些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启发性的类比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放弃不再使用了。列文森认为在君主和大臣之间曾经存在的对立关系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也是文化的必然现象，他的这个看法并不仅仅只是由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悲喜剧所激发的一种理论。早在列文森写作有关梁启超的博士论文时，他就开始有了这个总体想法，并在他其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以“解释西方的同样话语”
，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想法。这个复杂概念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具有更大的历史正确性。很自然，列文森对官僚—君主对立关系的解释已经被其后的中国历史学家修正，并且将继续被修正。然而，尼采的暗示——人们给自己制作枷锁，以保持自己的力量——作为他的论证核心将会持续下去。并且，像列文森的其他许多洞见一样，这个观念会提醒他的学生们，表面自相矛盾的概念能够用来揭示尚未认识的真理。
张世耘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