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书的皮肤

印刷术发明之前，每本书都是独一无二的。若想再要一本新的书，就得找人逐字逐句地抄写。抄书是一项需要耐心而且非常累人的工作。几乎大部分书都只有很少量的抄本，彻底消失的威胁真实存在。古时候，最后的孤本随时有可能在书架上慢慢消失，要么被虫蛀了，要么受潮湿毁了。当水汽或昆虫的下巴开始行动，通过文字传递的声音就永远沉寂了。

其实，类似的小破坏屡屡发生。当年，书是非常脆弱的。所有书在问世之后，消失的可能性比存在的可能性要大。书能否幸存，取决于运气、偶然，主人是否爱惜，以及书的材质——那时材质对书寿命的影响比如今大多了。书很不结实，原材料容易变质、破损或碎裂。书籍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与时间做斗争的历史，目的是为了改善书的手感和实用性，使之更耐用、便宜、结实、轻便。每一个进步，不管它多么微小，都会延长文字的寿命。

石头当然结实。古人将文字刻在石头上，就像今天，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文字继续被刻在路牌、石碑、石块、基座上一样。然而，石头书只在比喻层面上存在。罗塞塔石碑重近八百公斤，是一个纪念碑，不是物件。书应该可以携带，方便作者和读者使用，也可以放进箱包，陪伴读者。

与书最接近的祖先是泥板。前文已经介绍过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分布在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土耳其、克里特岛和希腊境内，在某些地区一直沿用到公元后初期。泥板跟砖坯一样，晒干后会变结实。通过蘸湿表面，人们可以擦去文字，反复书写。泥板很少会像砖那样被放到窑里去烧，因为烧制后就不能反复使用了。为了防潮，泥板会被放置在木书架上、柳条筐里或陶罐里。泥板便宜、轻便，但易碎。

保存至今的泥板从最小的信用卡或手机大小，到最大的30至35厘米，每个尺寸都有。但哪怕双面都写上字，也写不下长一点的文章。这是泥板的重大缺陷：当一篇文章被分散在若干块泥板上时，文章的一部分很可能随着泥板的遗失而丢失。

在欧洲，更常见的是木板，还有抹了一层蜡和树脂的金属板或象牙板。人们用尖尖的骨头笔或金属笔在蜡层上书写，笔的另一头是刮铲，写错了可以很轻松地刮掉。这些蜡板古代基本用来写信、打草稿、记笔记，总之用来写无须长久保存的文字。小孩子们用它们学写字，就像我们当初用过的难忘的格线纸。

四方形板在形状上是一个发现。四方形能给我们的视觉带来一种奇异的愉悦感，它画出了一个平衡、有形、好理解的空间。大部分窗子、橱窗、屏幕、照片、绘画都是四方形的，书也是。经过持续不断的寻找和实验，书最终被确定为四方形。

在书的历史上，莎草纸书卷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犹太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热情地拥抱了它，并兴致勃勃地将其视为自身文化的特征。和泥板相比，莎草纸薄、轻、柔韧。只要把它卷起来，一大篇文章便可以被保存在很小的空间里。一卷常规大小的莎草纸可以装下一整部古希腊悲剧、一篇简短的柏拉图对话录或一部福音书。这意味着在保存思想性和想象力作品的道路上，人们取得了巨大的飞跃。莎草纸书卷让泥板退居次位——只用于记笔记、打草稿和临时写点东西，好比被我们称作“脏纸”的打印机打废的纸，可以拿来随便列个不一定要完成的单子，或者索性扔给孩子们画画。

可是，莎草纸也有缺点。在天气干燥的埃及，它可以保持柔韧和白皙。但欧洲天气潮湿，它会变黑，变得易碎。如果莎草纸受潮、变干、再受潮、再变干，如此这般折腾几回，纸就散架了。在古代，最珍贵的书卷要存放在陶罐、木匣或皮袋里。还有，莎草纸只能用一面，植物纤维水平、跟书写方向一致的那一面。另一面纤维垂直，笔尖会走不动。写字的那面卷在里头，避光，防摩擦。

莎草纸制成的书卷轻便、美观、易携带，但太娇气，日常阅读和使用都会造成损耗。它不能冻着，不能淋着；由于是植物材料，它还招虫子，也很容易着火。

前文提到，莎草纸书卷只有埃及能够制造，属于高需求进口产品，甚至到了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也是如此，进口贸易一直兴旺到12世纪。法老们搞垄断，市场上流通的八种莎草纸的价格全都由他们说了算。跟现在的石油输出国一样，埃及的统治者们可以随意施压或搞破坏。

公元前2世纪初，埃及国王们的破坏搞出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帕加马城（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也有一座图书馆，出于嫉妒，托勒密五世想阻挠它的发展。图书馆是仰慕希腊文化的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建造的。他复制了一个世纪前几位托勒密国王对书的欲望和不择手段。他也去招揽饱学之士，吸引了一批学者，形成了类似于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学者社群。欧迈尼斯二世试图在埃及政治力量式微之际，用首都帕加马城去掩盖亚历山大港的文化光芒。托勒密五世意识到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面对挑衅，他暴跳如雷。亚历山大图书馆是托勒密家族的骄傲，有人想侮辱它，这可不行。据说，当时他的图书馆馆长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 打算去帕加马城投奔欧迈尼斯二世。托勒密五世把他关了起来，说欧迈尼斯二世挖人墙脚，阿里斯托芬则犯了叛国重罪。

除了关押阿里斯托芬，托勒密五世对欧迈尼斯二世的反击可谓直取要害。他切断了莎草纸供应，让对手的图书馆得不到最好的书写材料，逼对方认输。这一招简直是釜底抽薪，但让他大跌眼镜的是，这一禁令促进了技术突破，让对手青史留名。帕加马城对此做出反应，他们开始改良古老的东方书写技艺，将字写在皮上。当时该做法并非主流，且具有地域性。改良后的材料被称为“羊皮纸”，用于纪念这座将它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帕加马城 。几个世纪之后，这项发现将改变书籍的面貌与未来。羊皮纸是用小牛皮、绵羊皮或山羊皮制成的。手工艺人将皮革浸在石灰水中，几周后，再将其绷在木架子上晾干，拉直皮革纤维，形成平滑的表面。之后再把它刮到所需的白度、厚度和美观程度。漫长的制作过程结束后，人们得到的是一张张柔软的薄羊皮，正反两面均可书写。最重要的是，它结实耐用。

意大利作家瓦斯科·普拉托利尼 说，所谓文学，就是在皮肤上练习书法。尽管他想的不是羊皮纸，但他口中的这幅图景堪称完美。当新的书写材料获胜时，书恰恰变成了文字栖息的身体，变成了文在皮肤上的思想。

我们的皮肤是一张大白纸，身体则是一本书。岁月一点点地将经历写在脸上、胳膊上、肚子上、性器官上、腿上。刚刚降临人世时，我们的肚子上被写了个大大的O，那是肚脐。然后，其他字母也会慢慢出现。掌纹是线，雀斑是分号，医生开刀后缝合出删除线。随着时间的流逝，疤痕、皱纹、色斑、曲张的静脉纷纷写下讲述生命故事的音节。

我重读了一遍杰出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 的《安魂曲》，诗中描绘了列宁格勒监狱门前排长队的女人们。安娜对她们的不幸有切身体会：她的第一任丈夫被枪决，第二任丈夫累死在古拉格劳改营，独生子被捕若干次，入狱十年。一天，她照镜子时看见自己容颜憔悴，苦难在脸上刻下了皱纹，她想起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泥板，于是便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伤感诗句：“现在我明白了，苦难是如何将粗粝的楔形文字，一页页地刻上面颊。”我自己也在某些时候见过某些人的脸上有被苦难雕刻的痕迹。读完阿赫玛托娃的诗，我再也忍不住想，对我来说，亚述人的泥板就是那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

不仅时间会在皮肤上留下文字，有些人还会主动将句子和图案文在身上，将皮肤绘成彩色的羊皮纸。我没有文过身，但我能理解那种想在身体上留下印记、着色、将它变成文字的冲动。还记得少年时代的朋友决定去做第一个文身时，我与她一起兴奋了好几周。她在我面前掀开蒙着的纱布。我盯着她胳膊上泛红的皮肤和依然鲜嫩的字母。肌肉紧张时，字母似乎在自己微微颤动。文在身上的句子会颤动，会流汗，会流血，让我着迷——这是一本有生命的书。

我一直很好奇人会在自己的皮肤之书上写下什么文字。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文身师，我们聊起他的工作。他告诉我，大部分人文身是想要永远记住一个人或一件事。问题是我们的“永远”往往短暂，这种文身常常让人后悔。另一些人会挑选积极向上的句子、流行歌曲的歌词或诗句。哪怕文的是老掉牙的句子、拙劣的翻译或没什么意义的文字，将它们记录在身体上也让他们觉得自己独特、美丽、充满生命力。我觉得文身是巫术思想的余韵，体现了对文字光环的古老信仰。

活着的羊皮纸不只是一个比喻：人的皮肤可以携带文字信息，供人阅读，在特殊情况下，还能作为传递信息的秘密渠道。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讲过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有关古代世界的文身、阴谋和间谍，它基于真实的事件。在政局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位名叫希斯提亚埃乌斯的雅典将军想教唆自己的女婿、米利都的暴君阿里斯塔戈拉斯在波斯帝国发动一场暴动。该阴谋风险极高，弄不好两个人都要掉脑袋。一路上都有人把守，所以可以预见，如果派信使去通知阿里斯塔戈拉斯，那么在到达米利都——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之前，信使一定会被搜身。信一旦被搜出来，信使就会遭受酷刑，被慢慢地折磨致死。这样一封信该藏在哪儿才好？将军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将一名最忠心的奴隶的头发剃光，先把信文在他的头皮上，然后等头发重新长出来。信的内容是：“希斯提亚埃乌斯致阿里斯塔戈拉斯：爱奥尼亚叛乱。”新头发长出来盖住密谋叛乱的信之后，他便派奴隶去米利都。为确保万无一失，信使对密谋叛乱一无所知，只是接到命令，要在阿里斯塔戈拉斯家剃头，并让他看一眼自己的脑袋。信使就像冷战时期的间谍，他悄悄出发，路上被搜查时，他表现得很镇定。他平安到达了目的地，事情没有败露，然后他的头发被剃光。计划成功了。奴隶永远也不会知道——谁也看不见自己的头顶——文在头皮上的煽动性文字说了些什么。

由时间、皮肤、文字织成的神秘网络是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记忆碎片》的核心元素。主人公莱昂纳多十分茫然，他因脑部损伤患上了短期记忆丧失症，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所有行为很快就会被遗忘，不留半点痕迹。每天早上醒来，他都记不住昨天、前几个月、自造成脑损伤的悲惨事故以来发生的任何事。尽管有记忆障碍，他还是想找出奸杀妻子的凶手，为她报仇。他想了个办法，让自己能在遍地阴谋、操纵、陷阱，并随时被清空的世界里展开行动。他将关键信息文在手上、臂上、胸上，每天都在身体上重新发现自己的故事。在一再忘掉自己是谁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阅读文身，他才能继续寻找凶手，实现目标。故事的真相简直无法弄清，人人都在撒谎，包括莱昂纳多在内。最后，我们也开始怀疑他。电影建立在一幅零散的拼图之上，就像主人公的记忆一样，也像当今的世界一样。它间接反映了书的本质：它们是记忆的延伸，是鲜活记忆无法企及的时空的唯一见证——它们不完美，容易产生歧义，却无可替代。

每个月有好几次，我都要从基诺里街的后门进入美第奇-里卡迪宫，里面紧挨着后门的花园被雉堞状外墙围绕。门是佛罗伦萨典型的香草色，房子和庭院都很朴素。我得深吸一口气再走进里卡迪图书馆，因为接下来我就会一头撞上不合时宜的巴洛克风格，到处都金光闪闪，令人窒息。在那里，我第一次亲手触摸到价值连城的羊皮纸手稿。

我在奢华的阅览室里研究了很长时间，精心策划每个细节，确保将猎物弄到手。其实我的研究无须查阅任何手稿，但我在图书馆负责人面前摆出了最真诚的学者表情。我的目的完全出于享乐。作为文化遗产的手稿被看守得十分严密，我想去触摸它，轻抚它。我非常激动，既是因为能摸到一件供贵族及其纨绔好友们享乐的艺术品，也因为这是我这个在佛罗伦萨差点交不起房租的穷姑娘的一次快乐的越轨。我将毕生难忘与14世纪的彼得拉克手稿亲密接触的每一分钟——几乎令人心醉神迷。想要触摸堪称无价之宝的手稿，进门时需要完成一整套程序——把背包交给图书管理员，只留下一支笔和一张纸，戴上棉手套，接受珍宝馆守卫的严密监视。因为我过分的书籍崇拜而惊动了这么些人，我承认自己感到一种恶作剧的快感。有时我会胡思乱想，作为惩罚，天花板上飘浮在云朵和纹章之间的某幅寓意画会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最让人感到威胁的是最顶上那个胖乎乎的金发女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她是挥舞着盾牌的智慧女神。

东西骗到手后，我享受了近一小时，我扮演着古抄本研究者的角色，而我做的笔记全都是幸福的观感。翻页时，羊皮纸噼啪作响。看来，书籍的窸窣声在每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专业抄写员的笔迹美丽、工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看见了岁月的痕迹，点缀着黄斑的羊皮纸就像爷爷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

也许就在那时，彼得拉克的手稿宛如一堆小小的火苗在我耳边低语，让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后来，我也亲手触摸过其他羊皮纸手稿，学会了更好地欣赏它，但第一次的记忆始终永恒。

抚摸古抄本的书页时，我想到这一神奇的羊皮纸曾经长在被宰杀的动物的脊背上。短短几周，生活在草原上或圈栏里的牲畜就会变成《圣经》里的一页书。在史料保存比较完善的中世纪，修道院购入母牛皮、绵羊皮、羊羔皮、山羊皮或猪皮，为了保证皮的质量，他们挑的都是活物。跟人一样，不同年龄和种类的动物，其皮质也不同，羊羔皮要比六岁的山羊皮更光润。有些母牛皮会有破损，是母牛喜欢摩擦树干或虫咬所致。所有这些因素，加上工匠的技艺，都会对最终品质产生重要的影响。制作羊皮纸时要剃毛、去肉，把皮撑开，让它绷得像鼓一样紧，再用弯刀从上往下极其小心地刮。在绷子的巨大张力下，刀切得过深、毛囊痂没结好或被虫子咬过一个小洞的地方，最后都会变成网球大小的一个洞。抄写员会充分发挥想象力去弥补原材料的瑕疵。有时他的巧手修补反而让手稿变得更美了。羊皮纸上的窟窿可以变成一扇窗，透出下一页上的装饰画。我还听说过一件奇闻：瑞典修道院的修女们用钩针修补过一个窟窿，在文字间钩出了一扇美丽的花格窗。

当我戴着手套，免得碰坏娇气的羊皮纸时，想到了“残忍”两个字。如今，海豹幼崽在雪地上被打死，只因为我们想穿暖和的海豹皮大衣。中世纪的人们如若想制作出最奢华的手稿，也需要相当程度的残忍才能做到。有些特别漂亮的手稿叫“犊皮卷”，颜色雪白，有着丝般的纹理，是用刚出生的羊羔的皮，甚至是从妈妈肚子里流产出来的羊羔的皮做成的。我想象着这么多世纪，动物哀鸣、流血，只为了让过去的文字传到我们手里。在羊皮纸加墨水的精细工艺背后，隐藏着受伤的皮和流出的血，如同被嫌弃的孪生兄弟，反映出藏在文明死角中的野蛮一面。我们更愿意忽略美丽与进步中同时包含着暴力与痛苦。和人类奇怪的矛盾相一致的是，写在羊皮纸上的许多充满智慧的文字，恰恰是用来在世间传播爱、善良和同情的。

一本大部头手稿需要牺牲一大群牛羊。如果今天的出版物也要印在羊皮纸上，那么世界上根本没有足够的动物让我们宰杀。据历史学家彼得·沃森 估计，如果每张皮的面积是半平方米，那么，一本一百五十页的书需要牺牲十到十二只动物。其他专家也说，单单一本《古腾堡圣经》就要用好几百张皮。想让作品更好地保存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制作羊皮纸抄本。这项工程耗资巨大，只有极少数人负担得起。因此，一点也不奇怪，在漫长的时间里，拥有一本书，哪怕只是普通抄本也完全是贵族和教会的特权。一名抄写员因书写材料的匮乏有感而发，在一本13世纪的《圣经》空白处写道：“哦，要是天是羊皮纸，海是墨水就好了！”

我在佛罗伦萨住过一年，每天早上去工作时都要护着笔记本电脑，免得被成群结队的游客撞着，让我感觉很奇怪。一路上，我要避开歇斯底里的拍照人群：成百上千的人笑容凝固，摆出各种姿势。几家博物馆门前永远排着长队，队伍弯弯曲曲，像一条条蠕动的蜈蚣。人们坐在街上吃袋装食品。导游们对着麦克风大呼小叫，用各种语言招呼团队。有时人群堵住了街道，就像一群群粉丝在等待明星的到来。所有人抓着手机，各种尖叫。无动于衷的马儿拉着四轮马车经过，你不得不避让。汗味、马粪味、咖啡味、番茄酱味弥漫。没错，穿过拼命聚集、卖力自拍、过节般的人群去工作，是件奇怪的事。当我快走到大学那栋楼，远远看见格尔尼卡壁画时，总算能松口气了，就像刚挤完早高峰地铁，出来时还挂了点彩。

你也可以在佛罗伦萨寻到僻静地方过安生日子的，只是要去找。只要不走寻常路且工夫花到了，你总能找到。12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第一次在圣马可修道院找到了这样的去处。一层还有一两名游客在悄悄转悠，但二层就我一个人。我这个像是刚从热带草原的一群受惊疯跑的动物当中拼命逃出来的人，简直不敢相信。清幽的环境让我定下心来参观一间间禅房。安杰利科 修士用方济各会的温柔笔触在此绘制了壁画，似乎在向卑微的人、无辜的人、满怀希望的人、温顺的人、抱有幻想的人表达爱意。据说美第奇家族的族长老科西莫 就隐居于此，在这组美轮美奂的壁画的围绕中，为将银行分部开到全欧洲，为在不断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犯下的错赎罪苦修。这位了不起的生意人独占了两间禅房。众所周知，有权有势的人哪怕去赎罪，也要比别人过得舒坦。

在两间禅房的中间，一条宽走廊的起始处，我发现了修道院一个不同寻常的角落。专家认为这里是第一座现代图书馆的诞生地。这些精美的藏书是由人文主义者尼科洛·尼科利 捐赠给佛罗伦萨的，“为了让所有人受益，为了服务大众，图书馆要向所有人开放，任何渴望获得教育的人都可以在书的海洋中收获丰硕的学习果实，如同在肥沃的田野里一样”。文艺复兴风格的图书馆由科西莫出资，建筑师米开罗佐 设计，它摒弃了中世纪黑乎乎的房间和用链子锁书的做法，确立了新时代图书馆的空间特征：房间宽敞，日光充足，便于研究和讨论。史料用赞叹的语气描绘出了图书馆的原貌——两排精美的柱子支撑起宽敞的连拱廊，两边都有大窗户；安安静静的石墙，水绿色的墙壁让人静下心来，满满当当的书架，有六十四张意大利柏木凳子供读书、写书、抄书的修士或访客休憩。图书馆有道门直通修道院外面，这让尼科洛的愿望成真了：他所捐赠的四百多部手稿对所有渴求文字的佛罗伦萨人乃至外国人开放。图书馆于1444年开幕，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图书馆被毁后，欧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家公共图书馆。

我缓缓地走在长长的阅览室里。桌子没了，取尔代之的是玻璃橱柜，里面展示着珍贵手稿。已经没人来这个拥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光线和声音的地方读书了，它被改造成了博物馆。然而，四壁之间，仍然能感觉到有人居住，能呼吸到温热的气息。或许，幽灵们藏在这里。谁都知道，幽灵们胆子小，喜欢住在僻静的地方，免得被一大堆活人吓着。 dWJHQ0KUNMMiu6qHLiqT7iqanXetGqbghpdYKp9Q40vcf5JMTFCc9aV8nSBUsu/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