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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确切证据，但我斗胆妄言，兴建一座世界图书馆这个主意诞生自亚历山大的脑袋。该计划包含的勃勃野心，带着亚历山大渴求得到一切的印记。他在即位后颁布的头几道敕令中宣称：“世界是属于我的。”收集现存的所有书，是另一种象征性的精神上和平占有世界的方式。
藏书者对书的热爱类似于旅行家。每座图书馆都是一趟旅程，每本书都是一本永不过期的护照。亚历山大在征战非洲和亚洲时，始终带着一本《伊利亚特》。据历史学家说，他会在书中寻找建议，用书籍滋养他对卓越的渴望。阅读就像指南针，为他指引通往未知世界的道路。
在乱世寻获图书宛如在深渊的边缘努力保持平衡，这是瓦尔特·本雅明
在他的杰出散文《打开我的藏书》中得出的结论。他写道：“翻新旧世界，这便是收藏家对新事物孜孜以求时内心最深处的愿望。”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一本神奇的百科全书，它收集古代的知识类和虚构类作品，以免散落和遗失。但它也被构思为全新的空间，那里有通往未来的路。
过去的图书馆都是私人藏书馆，收藏的是对主人有用的专业书；就算是学校或专业人士的图书馆，也只是为了满足特定需要而存在。最接近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先行者是亚述巴尼拔
图书馆，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北部城市尼尼微，只限国王御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领域各异、品种齐全，涵盖了所有主题，是在已知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写出来的书。亚历山大图书馆对所有渴望求知者开放，对所有国家的学者开放，对所有文学追求者开放，这开创了此类图书馆的先河，最接近拥有当时所有书籍的理想。
此外，它约等于实现了亚历山大建立混血帝国的抱负。这位年轻的国王娶了三位外国妻子，生的孩子有百分之五十的蛮族血统。据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
讲述，亚历山大计划将欧洲人口迁移到亚洲，将亚洲人口迁移到欧洲，从而诞生出欧亚两洲友睦联姻的社群。这个人口大迁移计划是兵戈相见与手足情深的奇怪混合物，但他的遽然离世使计划搁浅。
亚历山大图书馆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开放，收入其他语言世界中最重要的作品，将其译成希腊语。一位拜占庭专家写道：“他们从各村招募学者，除了母语，还需精通希腊语。每组被分配相应语言的书籍。于是便能将所有书译成希腊语。”犹太人《摩西五经》
的希腊语译本，即著名的《七十士译本》就是在那里完成的。古伊朗语作品翻译由琐罗亚斯德操刀。他译了两百多万行诗，多少个世纪过去了，依然作为了不起的成就被铭记。一位名叫曼涅托
的埃及祭司为图书馆编纂了一份从神话时期到亚历山大征服时期埃及王朝与法老功绩的年表。为了用希腊语完成这本埃及历史概要，他去了几十座神庙寻觅、查找、摘抄原始文献。另一位双语祭司贝罗索斯
熟知用楔形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他将巴比伦传说译成了希腊语。亚历山大图书馆还有一本关于印度的专著，由埃及驻巴连弗邑——印度东北部城市，位于恒河沿岸——大使在当地搜集资料完成。之前从未有人组织过如此大规模的翻译工作。
图书馆将亚历山大梦想中最好的那一部分——世界性、对知识的渴求、难能可贵的文化融合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书架上，没有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希腊人、犹太人、埃及人、古伊朗人、印度人的文字终于可以和平共处。这片精神的疆域或许是唯一一个欢迎以上所有人的场所。
博尔赫斯也曾对拥有世上所有书籍的想法着迷，他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带我们进入一个神奇的图书馆，那里是装满所有梦想与文字的迷宫。然而，我们很快意识到，此处令人不适，幻想带着噩梦的味道，变成今时今日的恐惧。
博尔赫斯说，宇宙（其他人叫它图书馆）永恒存在，像个巨型蜂房，由一模一样、无穷无尽的六面体回廊构成，中间由螺旋状楼梯连接。每个六面体里都有灯、书架和书。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小房间，一间用来站着睡觉，另一间用来排泄。所有需要被精简为光线、阅读、排泄。回廊里住着奇怪的官吏，叙述者也在其中，他称之为不完美的图书管理员。每人负责无限的几何区域内一定数量的六面体回廊。
图书馆里的书包含了由二十三个字母和两个标点符号组成的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换言之，是用所有记得的或已被遗忘的语言所能想象和表达的一切。因此，叙述者告诉我们，在书架的某个地方有关于你的死亡纪事，有关于未来的详细历史，有大天使们的自传，有图书馆的真目录，还有成千上万的假目录。蜂房里的住户和我们有同样的局限性——只掌握一两门语言且生命短暂。因此，从统计学上讲，在无限的回廊里找到他想找的那本书，或仅仅是一本他能看懂的书，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悖论。在蜂房的六面体中，游荡着猎书人、神秘主义者、激进的破坏狂、欲寻短见的图书管理员、朝圣者、偶像崇拜者和疯子，就是没人读书。置身于无穷无尽、令人筋疲力尽的随机书页中，阅读的乐趣荡然无存。人们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寻书和破译上。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它理解为讽刺圣经神话
和藏书家的短篇小说，建筑灵感来源于皮拉内西
的监狱或埃舍尔
无尽的楼梯。然而，巴别图书馆之所以吸引今天的读者，是因为它对虚拟世界预言般的隐喻：无边无际的因特网，那张通过搜索引擎算法去过滤，由信息和文本构成的巨网。迷失在互联网中的我们如同游荡在迷宫中的幽灵。
博尔赫斯用令人惊讶的不合时宜预见了今日世界。《巴别图书馆》确实凭直觉预言了今时今日的状况：电子信息网络，我们如今称之为网络的概念，是图书馆功能的翻版。因特网的诞生是基于推动全球对话的梦想，要为话语创造路径、修建大道、铺设空中走廊。每个文本都需要一个索书号（一个链接），以便读者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用任何一台计算机搜索到它。负责构建因特网结构概念的科学家蒂姆·约翰·伯纳斯-李
，从公共图书馆便捷有序的空间中获得了灵感。他模仿图书馆的运行机制，赋予每个虚拟文本独一无二的地址，允许人们从另一台计算机上登录后找到它。统一资源定位符（计算机语言为URL）完全等同于图书馆编号。然后，伯纳斯-李发明了超文本传输协议（更广为人知的是其简称http），如同我们去图书馆借书时填写并交给管理员的索书卡。因特网是图书馆成倍级、更广阔、无形的延伸。
在我的想象中，踏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类似于我第一次网上冲浪：面对无边无际的空间，我们震惊了，眩晕了。我似乎看见一位旅行者从亚历山大港下船上岸，步履匆匆，迈向书的城堡。他跟我有同样强烈的阅读欲，远远地从图书馆门廊瞥见书山文海，为之目眩，激动不已。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再也不会存在这样的地方，有这么多信息、这么多知识、这么多故事，让人体验到人生的喜怒哀惧。
咱们再回头去讲。图书馆还没建成，托勒密曾夸下海口，要把埃及的古希腊伟大都城建得如何如何，结果被现实碰了一鼻子的灰。亚历山大港诞生二十年后，依然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小城，人口由士兵、水手和为数不多的官吏构成。官吏们负责维持治安，特别是要对付到这片处女地寻找机会的奸商、罪犯、冒险分子和花言巧语的骗子。笔直的街道由古希腊建筑师设计，脏兮兮的，一股屎尿味；奴隶们背上鞭痕累累；空气中弥漫着西部世界精力旺盛、暴力横行、抢劫成性的气息。还有从东边刮来的要命的喀新风，许多世纪后拿破仑和隆美尔的军队将饱受其折磨。每到春天，这风就会肆虐亚历山大港。喀新风从远方袭来，先是如同天边血红的斑点，然后天昏地暗，沙尘暴扬起令人窒息的沙墙。沙子从门缝钻进家里，钻进眼里，喉咙、鼻子都干到让人发疯、绝望、想犯罪。令人窒息的几小时过后，伴随着干巴巴的风的呜咽，沙尘暴跌入海里。
托勒密决定就把王宫建在这儿，吸引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和作家来到这片几乎一无所有的荒漠。
疯狂的建设开始了。他下令开凿一条运河，连接尼罗河、马留提斯湖和大海；设计一座宏伟的港口；将宫殿建在海边，用堤坝隔开，被围攻时堤坝还可作为大型防御工事。小小的王宫禁城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进入，这是一个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国王的国王在一座几乎不可能建成的城市安的家。
托勒密花了很多很多钱打造他的梦想。他没有分到亚历山大帝国最大的那块蛋糕，但分到了最可口的那块。埃及是富饶的象征。尼罗河两岸土地肥沃，粮食丰产。主宰市场的商品，今天是石油，当年是粮食。此外，埃及还出口当年最常用的书写材料——莎草纸。
莎草纸的原料纸莎草扎根在尼罗河中，茎有臂粗，高3到6米，普通人可以用它柔韧的纤维做绳子、席子、凉鞋和篮子。据古书记载：摩西儿时被母亲遗弃在尼罗河边，就装在用纸莎草做的抹了沥青和焦油的防水小篮子里。公元前3000年，埃及人发现纸莎草可以做纸；到公元1000年，近东各国民众已经普遍使用莎草纸。多少个世纪里，希伯来人、古希腊人，还有后来的古罗马人都将文学作品写在莎草纸书卷上。随着地中海各国识字人口的增加，社会越来越复杂，对莎草纸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纸价水涨船高。纸莎草在埃及境外十分罕见，于是像今天智能手机必需的钶钽铁矿一样，成了战略物资。强大的市场建立起来，通过贸易通道，莎草纸远销非洲、亚洲和欧洲。埃及国王们垄断了莎草纸的制造与销售，埃及语
专家认为，莎草纸（papyrus）和法老（pharaoh）是同根词。
让我们遐想法老作坊一个早班的工作：国王的一队工人大清早来到河边割草，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惊醒了睡梦中的鸟儿，它们从芦苇荡里展翅飞走了。工人们趁上午凉快赶紧割草，中午就将大捆大捆的草运到作坊。然后他们动作精准地去皮，将三角形切面的茎切成30到40厘米长的纤维薄片，铺在平平的木板上，第一层竖着铺，第二层横着铺，薄片互相垂直。之后，他们用木槌敲打彼此交错的两层薄片，分泌出的浆汁正好做天然胶水。再用火山石或贝壳将页面磨光，最后再用水和面糊将莎草纸的边缘一张张粘起来，粘成长纸卷，便可以卷起来存放。他们通常会粘二十多页，仔细打磨接口处，使其尽量平滑，不会硌着抄写员的芦苇笔。莎草纸书卷只按卷卖，不散卖。写一封信或一份简短的文件时，自行裁下需要的长度即可。纸卷高13到30厘米，长一般在3.2到3.6米之间。不过，正如书本的页数不同，书卷的长度也会不一样。例如，大英博物馆的埃及藏品中，最长的《哈里斯大纸莎草书卷》的原始长度有42米。
莎草纸书卷意味着了不起的进步。在找寻了许多个世纪，在石头、泥土、木头和金属之后，文字终于在一件有生命的物体上找到了安身之所。当原本只是让空气振动的词语在一种水生植物的茎上安下身来时，历史上的第一本书诞生了。比起死板、无生命的“前辈”，书从一开始就是灵活、轻便的物件，便于在旅行和冒险时随身携带。
莎草纸书卷里有用芦苇笔蘸墨水写成的长长的手稿，这就是陆续抵达刚刚诞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书的模样。
亚历山大死后，他手下的将军都着了魔，纷纷开始模仿他的手势、穿着、常戴的帽子，甚至低头的方式。他喜欢大摆宴席，将军们就继续摆，还把他的头像印在钱币上。他的一名随从留起了长长的鬈发，像亚历山大生前那样随意披散。攸美尼斯
将军说亚历山大托梦给他，并与他交谈。托勒密散布谣言，说自己是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兄弟。一次，若干个王位争夺者齐聚军帐，王座虚位以待，上面放着先王的权杖，众人激辩时，感觉亚历山大还在继续指引着他们。
所有人都怀念亚历山大，敬爱他的魂灵，同时忙着瓜分他作为遗产留下的世界帝国，将他的近亲逐一清除，将昔日并肩作战的忠诚抛诸脑后。奥斯卡·王尔德在《瑞丁监狱之歌》中写道：“每个人都在杀死他所爱。”写这句话时，他想的一定是这种爱。
在争相怀念亚历山大的斗争中，托勒密略施小计，拔得头筹。他最漂亮的手段之一就包括将年轻国王的遗体据为己有。他比谁都明白展示国王的遗体有多么不可估量的象征意义。
公元前322年秋，一队人马从巴比伦出发，前往马其顿，将亚历山大的灵柩送回故国安葬。遗体被涂了防腐蜜和香料，装在金棺中。据史料描述，灵车装饰着华盖、紫色帘幔、流苏、镀金雕塑、绣品和花环，简直俗不可耐。托勒密与负责押车的军官结交，在后者的协助下，队伍拐向大马士革，迎面遭遇大军，导致灵柩被劫。佩尔狄卡斯
将军已在马其顿备好王陵，听到消息后咬牙切齿，立刻发兵攻打埃及，却在一场损失惨重的战役之后被自己人处决。托勒密赢下这一局，将亚历山大的遗体送到亚历山大港，陈列在一个向公众开放的陵墓里，如同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成为陵墓游的大热景点。古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也去看过，他在石棺的玻璃盖上敬献花环，请求触摸遗体。流言传说他在亲吻亚历山大时，不小心碰破了鼻子——亲吻木乃伊是有一定风险的。后来，亚历山大港爆发了多起大规模民众暴动，石棺毁于其中一次暴动。尽管谣言满天飞，但考古学家们还是没能在亚历山大港发现陵墓的踪迹。有人认为，亚历山大的遗体恐怕被分解，变成了几千块护身符，散落在他曾经征服的辽阔世界中，圆了他的世界主义梦。
据说，奥古斯都去亚历山大陵墓时，有人问他要不要也去看一眼托勒密王朝历代国王的陵墓。他回答：“我是来看国王的，不是来看死人的。”这番话使得亚历山大的王位争夺者及继位者们的形象更加可悲。世人觉得他们是庸才，是传奇人物的替补，毫无光彩可言。他们缺乏领袖气质，只有跟死去的亚历山大扯上关系，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地扮成亚历山大，希望能以假乱真，如同今时今日，有些人会去惟妙惟肖地模仿“猫王”一样。
在这场模仿者的比赛中，托勒密国王曾经希望亚历山大的老师、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能给自己的孩子当老师，只可惜公元前322年，著名的学生亚历山大死后没几个月，亚里士多德也撒手人寰。失望的托勒密只好退而求其次，派使者到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的吕克昂学园高薪聘请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有两人应聘，其中一人教王子念书，另一人则负责兴建图书馆。
负责购书并整理书目的新人名叫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在他之前没有图书管理员这个职业，是他开的先河。年轻时，他打算做学问家、政治家。他先在吕克昂学园念书，后在政治旋涡里挣扎了十年。在雅典，他见过第一个用理性方法整理的图书馆，是绰号“读书人”的亚里士多德的私人藏书馆。亚里士多德在两百多本著作中寻找世界的结构并加以分类——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修辞学、政治学、形而上学。在老师的一架架书和他冷静的图书分类之间，德米特里一定意识到了：拥有图书相当于在钢丝上走平衡步；相当于努力捡起宇宙散落的碎片，拼成有意义的图案；相当于面对混乱，搭建出和谐的建筑物；相当于将聚沙成塔；相当于将我们害怕遗忘的一切找个地方守护起来；相当于拥有世界的记忆；相当于筑一道堤坝，抵挡时间的海啸。
当时，亚里士多德的思考模式位于西方科学的最前沿，而德米特里将它移植到了埃及。人们都说是亚里士多德教亚历山大港的人建成了图书馆。这话不能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哲学家本人从未去过埃及。他的影响是间接抵达的，是通过为了躲避政治风云，乘船来到这座年轻城市的得意门生完成的。然而，尽管抱着好的出发点，德米特里还是屈服于托勒密宫廷的阴谋计划。他密谋，蒙羞并被捕。然而，他在亚历山大港留下了长久的印记。因为他，一个看不见的守护者进驻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他就是爱书人亚里士多德。
每隔一段日子，德米特里就要给托勒密呈文汇报其工作进度，开头是这样的：“德米特里敬呈伟大的国王陛下。谨遵圣命，为图书馆添置所缺之书籍，并适当修复不幸损坏之书籍。在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特将工作汇报如下。”
这活儿不容易干。不跋山涉水基本弄不到希腊语书籍。埃及的神庙、宫殿、宅邸里，书卷多的是，但都是埃及语的。托勒密不肯纡尊降贵，去学臣民们的语言。史料表明，只有末代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令人惊叹地掌握多门语言。她会说埃及语，也能阅读。
德米特里派使者腰上插着武器，兜里揣着鼓鼓的钱包，前往安纳托利亚、爱琴海诸岛及希腊，寻找希腊语书籍。前文提到，当时，海关官员接到命令，搜查所有停靠在亚历山大港的船只，征用所有书籍。刚刚购置或没收的书卷会被运至仓库，由德米特里的助手甄别，并制作清单。莎草纸书卷没有封面，没有书脊——更没有封底和红色腰封来提醒我们这是一本好评如潮、感人至深的杰作，内容很难一眼识别。要是有人有十几本书，需要经常查阅，真的很麻烦。对图书馆而言，这个问题是个巨大的挑战，解决方法并不尽如人意：把书卷放到书架上之前，在每卷的最后加一个小小的标识注上作者、书名及来源，但它非常容易掉落。
据说有一次，国王去视察图书馆，德米特里建议收入版本可靠的犹太律法经典。“有谁拦着你了？”国王问，他已经授权德米特里全权处理所有事宜。德米特里回答说：“书是用希伯来语写的，需要翻译。”
即便在耶路撒冷，懂希伯来语的人也很少，大部分居民说的是阿拉米语，几百年后耶稣布道用的也是它。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人很有势力，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他们已经开始将《旧约》译成希腊语，但进展缓慢，译得零零碎碎，因为恪守正统的信徒是反对创新的。当年的犹太教堂里有一场激烈的辩论，类似于天主教徒能否接受做弥撒不再用拉丁语。因此，如果图书馆负责人希望得到《摩西五经》完整可靠的译本，必须找专人来译。
按传统程序，德米特里先给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以利亚撒写信，以托勒密的名义请他派律法和翻译专家来亚历山大港。以利亚撒收到信和随信礼物，高高兴兴地回了信，在每个部落选派了六名，共计七十二名希伯来智者。这些精通律法的专家在灼热的西奈沙漠中跋涉了一个月，抵达埃及，住在法罗岛海滩边的一栋大宅子里，“环境十分幽静”。德米特里时常带人前去探望，查看工作进展。据说，他们在此幽静之处闭关，用七十二天译完了《摩西五经》后回国。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希腊语圣经也被称为《七十士译本》。
一位名叫亚里斯提亚的人自称是亲历者，讲述了这段历史。今天我们知道，这份《亚里斯提亚书信》是伪造的。然而，野史的枝叶中也会隐藏着实情。世界在变，亚历山大港是一面镜子。希腊语正在逐渐成为新的通用语。当然，不是指欧里庇得斯和柏拉图使用的希腊语，而是一种叫koiné的希腊共通语，有点像假期时我们在机场和酒店使用的磕巴英语。马其顿国王们早就决定在帝国全境推行希腊语，作为政治统治和文化霸权的象征。其他人要想跟他们沟通，必须努力学习希腊语。然而，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骄傲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脑袋里，已经有一点点世界主义的萌芽。他们明白：要先理解臣民，才能统治他们。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要花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翻译臣民们的书籍，尤其是有灵魂地图之称的宗教典籍。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诞生不只是为历史及其遗产提供避难所，也是向类似今天的全球化社会迈出的第一步。
这一原始的全球化叫“希腊化”。习俗、信仰、生活方式扎根在从安纳托利亚到旁遮普的这一大片被亚历山大征服的土地上。在利比亚或爪哇岛等十分遥远的地方建起了仿希腊式的建筑，亚洲人和非洲人用希腊语交流。普鲁塔克肯定地认为，巴比伦人在读荷马，波斯、苏萨、格德罗西亚——这一区域如今分布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孩子们唱着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通过商贸、教育、联姻等途径，世界上很大一片地区开始发生令人瞩目的文化同化现象。从欧洲到印度的景色中，点缀着特征清晰可辨的城市：街道宽敞，横平竖直，有城市广场、剧场、体育馆、希腊语铭文，还有带有装饰山形墙的神庙。这些都是当年帝国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就好像今天的可口可乐、麦当劳、霓虹灯牌、购物中心、好莱坞电影和苹果产品让全球变得标准化一样。
和我们生活的时代一样，当年也有很多强烈的不满情绪。在被征服地区，许多人抗拒被入侵者殖民。有些暴脾气的古希腊人怀念过去的高贵独立，对新的国际化社会很不适应。唉，过去的纯净没有了！满身虱子的外国人突然出现在各个角落。世界变大了，移民变多了，东方的奴隶也来竞争工作岗位，薪水被压低。他们开始畏惧他者，畏惧跟自己不同的人。一位名叫阿皮翁
的语法学家抱怨犹太人占了亚历山大港靠近王宫最好的一个区；托勒密时代的古希腊人赫卡提乌斯
造访埃及，谴责犹太人的仇外心理。民众之间也会发生摩擦，有时是流血冲突。历史学家狄奥多说，外国人杀死了一只猫，视猫为神兽的埃及人盛怒之下将他私刑处死。
变化引发焦虑。许多古希腊人几百年来一直生活在小城镇，由市民自行管理，如今他们突然被并入大王国，感觉自己被连根拔起，漂泊无依，迷失在无垠的宇宙中，由遥远的无法触及的权力统治。于是，个人主义滋长，孤独感倍增。
古希腊文明苦闷、轻浮、戏剧化、激动、对快速的变化目瞪口呆，也包含相互矛盾的推动力。用狄更斯的话讲：“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怀疑主义与迷信、好奇心与偏见、容忍与不容忍同时孕育发展。一些人开始自诩为世界公民，另一些人更加笃信民族主义。思想产生影响，跨越国界，轻松地彼此交融。折中主义大获全胜。在整个古希腊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盛行的斯多葛派教导我们：平静、寡欲、内心强大可以避免痛苦。东方的佛教徒们应该会认同这套自我调整计划。
昔日理想的落空让古希腊人产生了浓浓的怀旧情绪，滋生了戏仿古老英雄传说的想法。如果亚历山大是攥着一本《伊利亚特》征服了世界，不久之后，一位无名诗人便将传说编成了喜剧史诗《蛙鼠之战》，讲述了青蛙国王“鼓腮帮子”和老鼠王子“偷面包渣”交战的故事。对神祇和神话的信仰荡然无存，只剩下不恭、茫然和怀念。几十年后，怀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
用叙事长诗讲述了伊阿宋与阿尔戈英雄的冒险记，向古老的英雄史诗致敬。今天的电影爱好者能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部关于英雄迟暮的西部片《不可饶恕》与昆汀·塔伦蒂诺所执导的颠覆性西部片《被解救的姜戈》中反偶像的讽刺性微笑中发现同样的张力。玩笑与忧伤并存，在如今的世界里相当常见。
托勒密的目标实现了。在被罗马取代之前，亚历山大港始终是跨国文明的中心。此外，它还是经济中心。崭新的亚历山大灯塔作为世界奇迹之一，跟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
亚历山大港南边，黑乎乎的巨大粮仓挡住了部分地平线。尼罗河流过形成的冲积层土壤肥沃，收获的粮食就储存在粮仓里。几千袋粮食通过纵横交织的运河网络送到码头，埃及货船被装得满满当当，然后起锚驶往当年的主要港口。那里的人们望穿秋水，就等着靠它们填饱肚子。古代大城市的规模日益增长，已经超出了周边农村地区的供应能力。亚历山大港保证了粮食供应，这是稳定的同义词，是权力必不可少的条件。要是埃及人决定提高粮食价格或减少粮食供应，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暴力和骚乱。
尽管亚历山大港是一座年轻又强大的城市，怀旧情绪依然蛰伏在其血脉之中。国王没有亲历过昔日的美好时光，但对它无限神往：雅典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统治下的燃情岁月、哲学家、伟大的历史学家、剧场、诡辩学家、演讲，令人自豪的小小“希腊学园”里会聚的不同凡响的人。几百年来，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是个蛮荒之地，马其顿人对雅典的辉煌有所耳闻，或真或假的消息让他们心驰神往。他们邀请年迈的欧里庇得斯来马其顿养老，邀请亚里士多德来宫廷做客。这些尊贵的客人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他们试图模仿雅典的精致，想让自己有文化，甩掉不像希腊人的恶名。他们地处边陲，位置偏远，仰慕的视角让神话更加神乎其神。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乔治·巴萨尼
小说中的芬奇-孔蒂尼花园。这本书我一读再读，是我最心爱的书之一。古城费拉拉的犹太豪宅高墙环绕，内有花园和网球场，代表了你想要获准进入的地方。但是，如若真的受邀进入，你又会不自信。不管你怎么爱它，你都不属于那个世界。他们放你进去，你只能在那儿度过一个夏天，打漫长的网球赛，在花园里探寻，掉进欲望的陷阱。可是，门还会再度关上。那儿对你而言永远意味着忧伤。几乎我们所有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都会从墙外窥视某个芬奇-孔蒂尼花园。托勒密的芬奇-孔蒂尼花园就是雅典。这座无法企及的城市在他心中留下了伤痕，因此他创建了亚历山大博物馆。
对古希腊人而言，博物馆是献给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
的女儿、灵感女神缪斯们的圣地。柏拉图学园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学园都建在献给缪斯们的小树林里，因为思考和教育可以被理解为对九位女神的顶礼膜拜。托勒密的博物馆更胜一筹，它是希腊化时期最野心勃勃的机构之一，是如今的研究所、大学、思想实验室的发端。当年最优秀的作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被邀请到博物馆。受邀者享有终身职位，物质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心全意地进行思考和创造。托勒密给他们发薪水，提供免费住处，让他们在豪华的集体餐厅用餐。此外，他还给他们免税。当年的国库征税都是狮子大开口，免税恐怕是最好的礼物。
如托勒密所愿，几百年来，亚历山大博物馆群星璀璨，有提出几何原理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当时最优秀的物理学家斯特拉图
、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
、测量地球周长且精确程度令人惊叹的埃拉托色尼
、解剖学先驱希罗菲卢斯
、流体静力学的发明者阿基米德、写出第一本语法专著的狄俄尼索斯·特拉克斯
，还有诗人卡里马科斯
和阿波罗尼奥斯。在亚历山大港诞生了许多革命性的理论，比如提出了太阳系以太阳为中心的模型，该模型在16世纪重见天日，促使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伽利略因支持它被宗教裁判所审判；破除了尸体解剖的禁忌——嚼舌根的人说是拿监狱犯人做活体解剖——推动了医学进步；发展出了新的学科分支，如三角学、语法学、手稿保护学；为文本的语言学研究插上了翅膀；还有其他一些伟大的发现，如蜗杆，至今仍被用在凸轮轴上；在瓦特提出马力前17个世纪，希罗
就描绘出了第一台蒸汽机，尽管只用于驱动机械玩偶和其他玩具。他设计的自动装置被视为机器人的早期雏形。
在智者云集的小城里，图书馆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历史上很少有人做过类似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努力，将同时代最杰出的人士集中在一个地方。此前，最优秀的思想者也从未有机会读到这么多书，有这么多前人的学识和历史的“窃窃私语”可供学习和思考。
博物馆和图书馆都在宫墙之内，属于王宫的一部分。史上最早的专业研究者被禁锢在一定的范围内，日常生活是演讲、上课和讨论，重中之重自然是安安静静地做研究。图书馆馆长兼任王子们的老师。太阳落山后，所有人聚在餐厅用餐。有时，托勒密本人也会到场，听他们聊天、斗智，讲述各自的发现或只是夸夸其谈。或许，他认为他已经建成了属于自己的雅典，高墙内的芬奇-孔蒂尼花园。
多亏了当年的一位讽刺作家，我们得以了解博物馆里这些高枕无忧、衣食不愁、安安静静做学问的人的生活。这位诗人兼幽默作家写道：“在人口众多的埃及，许多饱学之士被关在缪斯的笼子里养膘发福、针锋相对、乱写一气。”另一首诗还让一位身在冥府的作家回到阳间，规劝博物馆的研究者们不要互相忌恨。的确，针锋相对是远离尘嚣、生活安逸的学者们的日常，史书上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不和、嫉妒、暴怒、争斗和相互诋毁。如今大学里无休无止的龃龉，在当年的博物馆里都发生过。
如今，大家都在疯狂竞争，想要建造世界第一高楼。当年的亚历山大港也加入竞争的行列中：亚历山大灯塔在许多个世纪里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之一。跟悉尼大剧院或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样，它是一个标志性建筑，实现了统治者们不可一世的梦，是王室虚荣心的体现，也是科学黄金时代的象征。
“灯塔（faro）”一词原是地名，指尼罗河三角洲泥沙堆积而成的法罗岛。亚历山大曾经梦见过它，于是决定在此建造一座城市。波罗的海里也有一座名叫法罗的小岛，英格玛·伯格曼在那儿拍摄了《犹在镜中》等电影，退休后在此隐居。我们已经不记得原本作为地名的法罗，只记得用法罗冠名的灯塔。由于希腊语的影响，“灯塔（faro）”的词义仍然出现在各种现代语言中。
建灯塔前，托勒密命一位古希腊工程师设计了一千多米的长堤，连接法罗岛和码头。长堤将港口一分为二，一边做商港，一边做军港。在一大堆船只中间，矗立着这座高高的白塔，中世纪的阿拉伯人还见过它。据他们描述，灯塔共三层，分别为四方形、八角形和圆柱形，层与层之间有斜坡相连。顶端约一百二十米高处放置了一面镜子，白天反射日光，晚上反射火光。奴隶们在静谧的夜晚沿着斜坡爬上去添加燃料，确保火光不灭。
灯塔上的镜子很有传奇色彩。当时，透镜属于高科技产品，是非常神奇的物件，能改变世界的模样。博物馆的科学家们试图在所有领域里开辟出求知的道路，其中也有光学领域的专家。他们奉命造出一面大镜子，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那是一面怎样的镜子。许多个世纪之后，阿拉伯旅行家们说，人们能在灯塔上看见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驶向亚历山大港的船只。据说在灯塔顶上，还能看见映在镜子里的君士坦丁堡。根据这些模糊的记忆——部分属实，部分夸大其词，或许我们可以视灯塔为望远镜的前身。它是一只硕大无比的眼睛，眺望着遥远的大海和星辰。
灯塔在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中是最晚建造且最先进的，它象征着亚历山大港希望成为一座灯塔式的城市，地处坐标的轴心，是广袤世界的都城，闪闪发光，为所有航船指引前进的方向。尽管它毁于10到14世纪接连不断的地震，我们依然可以在后世建造的灯塔的建筑样式上感受到它留下的印记。
从某种程度上讲，亚历山大图书馆也是一座灯塔。然而，没有一位古代作家能帮助我们想象出它是什么样的。所有古书都对此语焉不详，房间和庭院的分布，环境气氛和角落，都隐没在一面黑乎乎的镜中。
读书是一个包含举止、姿势、物品、空间、材料、动作、光线的仪式。想象祖先们如何读书，需要了解每个时代一个人踏进书的世界时的外部环境。
看一卷书不同于看一本书。打开一卷书，在莎草纸内页，看到分成若干栏的一行行文字，目光从左往右移动，一部分、一部分地看过去，一边看，一边用右手将书卷渐渐展开，露出新的文字，左手将书渐渐卷拢，收起读过的文字。这一动作徐缓，有节奏，与内心相呼应，像在跳一支慢舞。读完后，书是反着卷的，变成从尾到头。礼貌起见，借阅者应该像倒磁带一样再将书卷回去，以方便下一位读者。陶器上、雕塑上、浮雕上都有男男女女如此这般沉醉着读一卷书的模样，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把书放在膝上，两只手都没闲着——只靠一只手展不开一卷书。他们的姿势、态度和举止跟我们不同，但又让我们想起读书时的自己：背稍稍弯曲、身体伏在文字上，暂时忘记了身边的世界，随着瞳孔的左右移动开始神游。
亚历山大图书馆接待了许多这种身不动心动的神游者，但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阅读区域、阅读场所究竟是什么样的，基本找不到相关描述，能找到的也很模糊。文字失声，我们只能全凭猜测。最关键的信息来自作家斯特拉波
，他出生在今天的土耳其。公元前24年，为了撰写一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他从罗马来到亚历山大港，查找补充历史学方面的资料。他在这里见到了灯塔、长堤、港口、棋盘式的街道、街区、马留提斯湖、尼罗河的运河。他写道：博物馆是巨大王宫的一部分。他还说，每个国王都会增添新的宫殿和建筑，几百年来王宫不断扩建，最终占据了全城的三分之一。能进入这座硕大无比的禁城的人很少，斯特拉波凝视着这个忙忙碌碌的微观世界。在游览时仔细地观察后，他留下了对博物馆和亚历山大陵墓的描述，但对图书馆只字未提。
他说，博物馆包括逍遥学派
学园（有顶棚的柱廊）、开敞谈话间（有座的露天半圆形区域）和一个作为学者公共餐厅的大房间。博物馆内财产共有，设祭司一名，即馆长，过去由国王，如今由奥古斯都任命。
就这些。
那么，图书馆在哪儿？也许我们找了但没找着；也许它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没看见它是因为它跟我们期待的完全不同。有些专家认为，斯特拉波肯定去图书馆查过资料，他之所以没提，是因为图书馆不是一栋独立的建筑。也许它就是那些在博物馆长廊的墙上开凿出的一个个壁龛，壁龛里被装上隔板，放上书卷，供研究者查阅。不常用的文件和书籍、珍本则被保存在相邻的房间里。
古希腊的图书馆不是以阅览室，而是以书架的形式呈现，这个假设目前最令人信服。那里没有为读者开辟出来的专门读书的地方，他们只能利用临近的柱廊。柱廊里光线充足，遮风挡雨，很像修道院的回廊。如果一切如我们所料，亚历山大博物馆的读者们可以挑一卷书，在露天半圆形建筑里找个座位读，或回房间坐着读，或在柱廊间读，或在雕像们无形的目光注视下读。于是，他们便这样行走在创造与记忆的道路上。
在我们生活的现代，某些最迷人的当代建筑恰恰就是图书馆。它们是实验性空间，在光线上玩出了各种花样。想想令人叹为观止的柏林国家图书馆，由汉斯·夏隆和埃德加·维希涅夫斯基设计而成，维姆·文德斯在那儿拍摄了《柏林苍穹下》的一个场景。镜头掠过巨大的开放式阅览室，沿楼梯拾级而上，从伸出去的部分——类似音乐厅的包厢——能欣赏到自上而下、壮观的图书馆全景。日光泻下天窗，读者沐浴其中，或抱着一摞书行走在平行书架中，书贴着肚子，或坐着看书，专注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手托下巴，有的用拳头顶着腮帮子，还有的在疯狂转笔……
谁也没注意到一群天使走进了图书馆，穿着令人难忘的20世纪80年代风格的服装：宽松的深色大衣、高领毛衣，布鲁诺·甘茨饰演的天使达米尔还扎了个小辫。反正凡人看不见他们，天使们便自由自在地靠近，坐在他们身边，把手搭在他们肩上，好奇地探过头去，看他们在读什么；或者摸一摸学生的铅笔，掂量着为何用这个小东西能写出来文字；或挨着几个孩子，不明就里地模仿他们用食指划过一行行文字。他们看着周围，既好奇又惊讶，人人都在盯着文字，埋头读书。他们想知道凡人此刻的感觉，想了解书籍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天使们能听见凡人的心声。尽管无人说话，天使所到之处还是能听见持续不断的窸窸窣窣声，那是凡人在默读文字的一个个音节。阅读建立起亲密的交流，这有声的孤独令天使们觉得既惊讶又神奇，几乎是超自然的奇迹。凡人的脑袋里念出来的句子像清唱，又像祈祷。
与这部电影中的场景一样，亚历山大图书馆到处都充满着呢喃与低语。古时候，当眼睛识别出文字时，嘴巴会将它读出来，身体会随着节奏摇摆，脚会像节拍器似的敲打地面。文字是有声的，几乎没人能想象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读书。
现在，我们来聊一聊正在读这几行文字的你。这一刻，书在手中摊开，你将自己献给一件神秘而令人不安的事，可你习惯了，不觉得奇怪。你好好想想。你默不作声，目光扫过一行行对你充满意义的文字，文字向你传递的思想与此刻周围的世界无关。这么说吧，你已经退回到内心的房间，与你交谈的人并不在场，他们是幽灵，只有你能看见（此刻我就是那个幽灵），时间流逝的快慢取决于你有无兴趣。你创造出一个平行世界，与电影的幻觉十分类似，这个世界只取决于你。你可以随时挪开眼睛，离开文字，重新回到外部世界。然而，只要还沉浸在文字里，你就选择了置身事外。这一切笼罩着近乎神奇的光环。
别以为事情向来如此。从文字诞生之初到中世纪，大声朗读才是惯例，读给自己听或读给别人听。作者边写边读，倾听文字的音乐感。书不像现在，是在脑海中唱出的一首歌，在当时，书是要直接用嘴巴高声唱出来的。读者贡献声带，成为演唱者。写出来的文章可以被视为最基本的乐谱。一个个单词接连不断地串联起来，没有空格，没有标点，读出来方解其意。而且往往是当众朗读，有他人在场，人们喜欢的文章则会被口口相传。想象一下古代图书馆的柱廊，那里不可能没有声音，你会听见朗朗的读书声及其回声。但是大多数古代读书人不像你那么自由。你可以尽情阅读自己喜欢的想法或故事，可以随时停下来思考或做白日梦，可以挑选并且不让人知道，可以中断或放弃，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宇宙。你所拥有的个人自由，是独立思想战胜被监护思想的结果，是多少年来一点点争取来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早一批像你这样默读，跟作者默默交流的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4世纪，奥古斯丁
发现米兰主教安波罗修
这么读书时，疑惑地将它写进了《忏悔录》里。这是第一次有人在他面前这么读书，显然他觉得这不同寻常。奥古斯丁告诉我们，安波罗修读书时，他的眼睛在书页上游走，脑子里理解着文字的意思，嘴里却不出声。他对此感到非常诧异。他发现这位读者虽然身体就在他旁边，心却不在，早就飞到更自由、更流畅的世界里去了，那个世界是他自己选的。他身不动，心却在旅行，还不告诉别人他去了哪儿。这幅景象令他费解，令他神往。
你是一位很特别的读者，拥有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前辈。你我之间自由而隐秘的无声对话，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托勒密去世时，解决了十几代继承人的职业问题。他所创建的王朝延续了近三百年，直到古罗马人将埃及并入罗马帝国为止。该家族共有十四个国王，他们都叫托勒密。古代作者并不总会很努力地将他们区分开来（也许他们也数晕了），读史料时，我老会产生幻觉，一个吸血鬼似的国王活了三个世纪，而在其统治下，那个享乐、怀旧、被奴役的古希腊风雨飘摇，最终易手。
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黄金时代处在托勒密一世到四世的统治时期。在战争和宫廷阴谋的间歇，国王们很享受身边有一群特殊的学者的陪伴，尽管这种陪伴略显奇怪。君主们各有所好：托勒密一世对历史感兴趣，他亲历过伟大的远征，想写一本亚历山大征战纪事；托勒密二世对动物学感兴趣；托勒密三世对文学感兴趣；托勒密四世利用闲暇时间创作剧本。之后，国王们的兴致渐渐淡了，光芒四射的亚历山大港开始出现裂缝。据说托勒密十世捉襟见肘，为了发军饷，命人将亚历山大的金棺换成便宜的石膏或水晶棺，熔了金棺后铸币，方解了燃眉之急。然而，亚历山大港的民众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大不敬。过了一段日子，就因为这点德拉克马
，他在流亡途中遇害。
但好日子还是延续了几十年，书还在源源不断地运往亚历山大港。事实上，托勒密三世在王宫之外的塞拉皮斯神庙建造了第二个图书馆。大图书馆专供学者使用，而子图书馆供所有人使用。一位修辞学教师在子图书馆毁灭前不久去参观过，说塞拉皮斯神庙的书“供全城愿意探寻哲理的市民使用”。也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对富人和穷人、精英和弱者、自由人和奴隶开放。
子图书馆的藏书是大图书馆的抄本。成千上万卷书抵达博物馆，来源各异，供学者们研究、比对、改正，并在此基础上制作定本和善本。这些理想版本的抄本将会送到子图书馆。
塞拉皮斯神庙是一座小小的卫城，位于狭窄的海岬上，既能观城，又能观海。要爬上一段长长的台阶，才能上气不接下气地到达海岬顶端。神庙周围是一圈带顶棚的长廊，沿着长廊有许多面向读者开放的壁龛或小屋，里面放着书。子图书馆或许跟大图书馆一样，没有专门的建筑，只是征用了柱廊。
拜占庭诗人策策斯
断言，塞拉皮斯神庙图书馆有四万两千八百卷藏书。我们很想知道这两个图书馆的真实藏书量。对历史学家和研究者而言，这个问题令人兴奋。当时，全世界究竟有多少卷书？古代作者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他们提供的数字相差太大，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政府统计的游行人数总会遭到组织者的驳斥，称这一数字严重缩水一样。让我们快速过一遍这些互不相符的数字。关于大图书馆，伊皮凡尼乌精确到五万四千八百卷，阿里斯提亚斯认为有二十万卷，策策斯认为有四十九万卷，格利乌斯和马尔切利努斯认为有七十万卷。
可以肯定的是，图书馆藏书的计数单位是卷。该计算方法模棱两可，许多书卷恐怕是重复的，而且大部分作品一卷写不下，要占好几卷。此外，卷数肯定会有变化，会因进书而增加，因火灾、事故和损耗而减少。
当时既无先进的统计方法，又无科技支持，古老的图书馆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每时每刻的藏书有多少卷（也许他们也不太在意）。留给我们的这些数字，我想只是证明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魅力。它因梦想，因囊括所有已知知识的欲望而生，最终成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