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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很奇怪，在我家一张书桌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刚写了一个开头的题为《扫罗》的剧本和一沓诗歌手稿。好多个晚上，我为这些事花费了很长时间——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现在它们变得如此不真实，让我再也无法理解。

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我们以前的生活就被切断了，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有时我们试图对此作出概述，找到一个解释，但不是很成功。特别是对于我们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像克洛普、米勒、利尔和我，被坎脱雷克称为“钢铁青年”，一切都非常模糊不清。年长的人都与自己的往昔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妻子、孩子、职业和兴趣所在，这些事物如此强大，以至于战争无法将它们破坏。然而，我们二十岁的年轻人只有父母，也许有些人还有个女朋友。这都不算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父母的影响是最微弱的，女朋友也还不能占据我们。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无非有些热情，一些爱好，还有学校。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进一步拓展。即使是这些东西，现在也留不下什么了。

坎脱雷克会说，我们恰好站在了生活的门槛上。确实是这样。我们还没有扎根，战争就把我们席卷走了。对于其他人，那些年纪稍大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中断，他们能够超然对待。但我们被它逮住了，不知道结局将会怎样。目前我们只知道，我们以一种反常而忧郁的方式变得荒废，尽管我们并非经常那么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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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米勒很想拥有凯梅里希的那双靴子，但他的同情心并不亚于那些因为痛苦而不忍心有此想法的人。他只是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凯梅里希还能使用这双靴子，那么米勒宁愿打赤脚穿越铁丝网，也不会费尽心机打靴子的主意。然而，眼下的状况是，凯梅里希的病情已经无法再穿这双靴子了，而米勒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们。凯梅里希会死的，谁得到这双靴子都一样。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米勒得到呢？他比那个卫生员更有权利这样做！如果等凯梅里希死了，那就太晚了。这就是为什么米勒现在已经盯上了它。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事物本身之外相关联系因素的感觉，因为它们是人为的，虚假的。只有事实对我们来说才是正确的和重要的。而且这样的好靴子确实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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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尚不是如此。当我们到地区指挥部报到时，我们一个班级的二十个年轻人，在进入兵营之前，兴高采烈地去理发店刮胡子，许多人是平生第一次。我们对未来没有确定的计划，对于事业和职业的想法还不太切实际，可能只是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但我们仍然满脑子充满了不甚明确的想法，这些想法赋予了生活和战争理想化的色彩和浪漫主义的特征。

我们接受了为期十周的军事训练，在此期间，我们受到的影响比在学生时代受到的教育更具有决定性。我们懂得了，一个光亮的制服纽扣比四卷叔本华著作更重要。我们先是惊讶，然后是愤怒，最后变得无动于衷。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精神，而是朝敌人扔出去的手榴弹，不是思想，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操练。我们满怀热情和美好的愿望，成了士兵，但他们却千方百计要让我们放弃这些愿望。三个星期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个身穿穗带装饰制服的邮递员比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以及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具有更大的权威。通过年轻的正在觉醒的眼睛，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师们对于祖国概念的正统解释，在这里变成了对人格的摒弃，即便是对待低下的仆人，也不该那样要求。敬礼、立正、分列行进、举枪、向右转、向左转、跺脚、辱骂、百般刁难：我们以不同方式想象着我们的任务，结果发现我们像马戏团里的马接受英雄主义训练一样做好了准备。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们甚至觉得，这些事情的一部分是必要的，但另外的一些是多余的。士兵对此有着敏锐的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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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四分五裂地分散在各个兵团，跟弗里斯兰的渔民、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混在一起，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克洛普、米勒、凯梅里希和我编在了九班，由军士西莫尔施托斯领导。

他被认为是营地里最严厉的虐待狂，而他为此感到骄傲。他是一个矮小敦实的家伙，留着狐狸毛一样颜色的卷曲的小胡子，有着十二年的服役经历，原来是个文职邮递员。他对克洛普、贾登、威斯特斯和我尤为“关照”，因为他感到我们虽然不说话，却对他存在敌意。

有一天早上，我为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他一次又一次地找碴，把它们弄乱。我花了二十个小时，当然中间也有休息，把一双古老得像石头一样硬的靴子擦得像黄油一样柔软，即使是西莫尔施托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我按照他的命令，用牙刷把下士们的宿舍蹭得干干净净；克洛普和我被安排用洗手刷子和扫帚清扫营房院子里的积雪，要不是中尉偶然经过这里，让我们走，并责备了西莫尔施托斯一顿，我们就会一直干到冻僵为止。可惜此事的唯一后果是，西莫尔施托斯对我们更加愤恨。连续四个星期，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在寝室里值勤。我背着全套行装和步枪，在松散、潮湿的新犁过的耕地上练习“起立，快步走”和“卧倒”，直到变成一个肮脏的泥球，累瘫为止。四个小时后，我还得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两手带着血，向西莫尔施托斯报告。在天寒地冻中，我和克洛普、威斯特斯、贾登一起，练习了一刻钟的“稍息”，裸露的手指握在冰冷的枪管上，西莫尔施托斯暗中监视，等待我们做出轻微的动作，一经发现就加以训斥。晚上两点钟，我穿着衬衣从营房的最高处跑到院子里八次，就因为我的内裤在每个人都必须把他的东西放在上面的脚凳上，伸出了几厘米。西莫尔施托斯军士值班时在我身边跑动，踩着我的脚趾。在拼刺刀练习中，我不得不和他对打，我拿着一个笨重的铁架子，他则拿着一支轻便顺手的木枪，所以他很轻松地就能击中我的手臂，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然而有一次，我怒不可遏，不管不顾地朝他冲过去，在他的肚子上猛然一撞，他就摔倒了。当他向连长抱怨时，连长嘲笑他，让他应该自己注点意。他了解西莫尔施托斯，似乎对他栽倒出丑有点幸灾乐祸。我已经练成了一个擅长攀爬橱柜的高手，同样我在下蹲动作方面也逐渐成了大师。每当我们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瑟瑟发抖，但这匹失控的驿马并没有让我们屈服。

一个星期天，当克洛普和我用一根杆子吃力地抬着尿桶走过营房院子时，打扮得衣冠楚楚的西莫尔施托斯正准备出去。他走了过来，站在我们面前，问我们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我们随即假装绊倒，把尿桶里的东西泼在了他的腿上。他勃然大怒，但我们的耐性已经到了最大极限。

“这可够坐牢的了。”他喊道。

克洛普已经受够了。“但在此之前也要进行调查，到时候我们就通通说出来。”他说。

“你怎么跟军士说话呢！”西莫尔施托斯咆哮着，“你疯了吗？你就等着受审吧！你想干什么？”

“把军士先生的事都说出来！”克洛普说着，把手指贴到裤缝上。

西莫尔施托斯忽然明白了怎么回事，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在消失之前，他还恶狠狠地说：“走着瞧吧，我会给你们好看的。”但是他的威风已经就此告终了。他在耕地里再次尝试使用“卧倒”和“起立，快步走”来折磨我们。我们服从每一项命令，因为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服从。但我们的动作实在太慢了，致使西莫尔施托斯陷入了绝望。我们从容不迫地跪下，然后用两手撑着，就这样。与此同时，他又愤怒地发出了另一个命令。在我们开始出汗之前，他的喉咙已经沙哑了。从此之后，他就不管我们了。尽管他还是以猪狗称呼我们，但语气里也含有几分敬重。还有许多正直的军士，他们比较通情达理，正直的人甚至占大多数。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干好本职工作，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能对新兵严格要求。因此，只要可能，我们都要去接受训练场上的每一次军事操练，这经常让我们气愤得号叫。我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生病。伍尔夫甚至得肺炎死了。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放弃，我们自己会觉得很荒谬。我们变得凶残，多疑，冷酷无情，复仇欲增强，粗暴——这很好，因为这些品性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如果不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就被送到战壕里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发疯。只有这样，我们才为等待我们的事情做好了准备。我们没有崩溃，我们适应了。二十年来，它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造成了困难，但也帮助了我们。最重要的是，它唤醒了我们身上的那种坚定的、切实的团队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战场上发展成为最好的东西：战友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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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凯梅里希的床边。他越来越不行了。我们周围非常吵闹。一辆医院列车已经到达，正在挑选适合转移的伤员。医生从凯梅里希的床边经过，看都没看一眼。

“等下一次吧，弗兰兹。”我说。

他用手肘撑在枕头上，抬起身子。“他们锯掉了我的一条腿。”

这么说，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点头回答：“你应该感到高兴，你可以离开这里了。”

他沉默不语。

我接着说：“也有人截去了两条腿，弗兰兹。威格勒失去了右胳膊。这更糟糕。而且你可以回家了。”

他看着我。“你这么认为吗？”

“当然。”

他重复说：“你这么认为吗？”

“肯定的，弗兰兹。只要你手术后恢复过来。”

他挥手示意让我靠近一点。我朝他俯下身子，他低声说：“我不信。”

“别瞎说，弗兰兹。再过几天你就会亲眼看到了。截去一条腿，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在这儿，比这更糟糕的伤他们都能治好。”

他抬起一只手来。“看看这个，这些手指。”

“这是手术的原因。好好吃饭，你就会好起来的。你们的伙食好不好？”

他指着一个碗，里面还是半满的。我有点激动。“弗兰兹，你必须吃东西。吃饭是主要的事情。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啊。”

他没搭理我。停了一会儿，他缓缓地说：“以前我想成为一名护林员。”

“你仍然可以啊。”我安慰他。“现在的假肢非常棒，你几乎感觉不到缺少了什么。它连接在肌肉上。接上了假手，手指能够活动，工作，甚至可以写字。此外，还有更多的创造性活动功能。”

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可以把我那双系带子的靴子拿给米勒。”

我点点头，思索着该对他说些什么鼓励的话。他的双唇灰白，嘴巴变大了，牙齿突出来，如同白垩。肌肉在萎缩，额头凸出得更厉害了，颧骨拱起。眼睛已经凹陷进去。再过几个小时，一切就结束了。

他这种情况，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但是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因此显得有点不一般。我抄袭过他的作文。在学校里，他大多时候穿着一件束着带子的棕色西服，袖口磨得发亮。他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能够在单杠上做大回旋动作的人。当他做这个动作时，他的头发像丝绸一样飞到他的脸上。因此坎脱雷克为他感到自豪。但他忍受不了香烟。他的皮肤很白，有些像女孩子。

我瞅着自己的靴子。它们又大又笨拙，裤腿塞在里面。当我们站起来时，因为裤管套在宽大的靴子筒里而显得孔武有力。但是当我们去洗澡时，脱掉衣服，突然间我们又回到了细长的双腿和窄小的肩膀的形象。我们不再是士兵了，几乎是小男孩，没有人会相信我们能够扛起军用背包。如果我们赤身裸体，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时刻，然后我们就是平民了，一切感觉就是这样。

弗兰兹·凯梅里希洗澡时看上去又小又瘦，像个孩子。现在他躺在那里——但是为什么？应该把全世界的人带到这张床边来，并且说：这是弗兰兹·凯梅里希，十九岁半，他不想死。不要让他死！

我的思绪混乱不堪。混杂着石炭酸和坏疽的空气像糨糊一样堵塞了肺部，令人窒息。

天色暗淡下来。凯梅里希的脸变得没有一丝血色，它从枕头上抬起，苍白得闪闪发亮。他的嘴巴微微动了一下。我靠近他。他用很小的声音说：“如果你找到了我的手表，请把它送回家。”

我没有表示反对。这样没啥用了。没有人能说服他。我因无能为力而感到痛楚。这个太阳穴深陷的额头，这张只剩下牙齿的嘴巴，这个尖尖的鼻子！还有那个我必须给她写信的在家里哭哭啼啼的胖女人。要是这封信早已经寄出去了就好了。

医院护理员拿着瓶子和水桶来来回回走动。其中一个走了过来，用探究的目光瞥了凯梅里希一眼，然后走开了。可以看出，他在等待，他可能需要这张床。

我靠近弗兰兹跟他说话，好像这样能够救他似的：“也许你会去克罗斯特伯格疗养院，弗兰兹，在别墅群里。然后你可以通过窗户向外眺望，越过原野，一直看到地平线上的两棵树。现在是最美好的时光，庄稼成熟了，到了晚上，阳光沐浴下的田野宛若珍珠母。还有克罗斯特巴赫旁边的杨树大道，我们以前常常在那里捉刺鱼！你可以再建造一个水族馆，在里面养鱼，你可以不用出去散步，不用经过任何人的允许，你甚至可以弹钢琴，如果你想的话。”

我俯下身子，他的脸躺在阴影里。他还在轻微地呼吸着。他的脸湿乎乎的，他哭了。都是因为我说的这些傻话，把这里弄得多么糟糕。

“不过，弗兰兹……”我搂住他的肩膀，把脸贴到他的脸上，“你现在想睡觉吗？”

他没有回答。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淌下来。我想给他擦掉，但是我的手帕太脏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焦急地坐着，观察着他的每一个脸部表情，也许他还想说些什么。哪怕他张开嘴喊出声音来呢！但是他只是在哭泣，把头转向一边。他没有提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他什么都没说，所有的一切都置之脑后了。他现在孤身一人，他的小生命只有十九岁，他哭泣着，因为它正在离开他。

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最沉痛的告别，虽然迪廷的情况也很糟糕，一个像狗熊一样强壮的家伙，他喊着他的母亲，张大充满恐惧的眼睛，拿着一把刺刀，吓得医生不敢靠近他的床，直至倒下。

突然，凯梅里希呻吟起来，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

我跳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出去，呼喊着：“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

当我看到白大褂时，一把就把他抱住了。“快快，不然弗兰兹·凯梅里希就死了。”

他挣脱了我，问站在旁边的一个护理员：“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二十六号床，大腿截肢。”

他责骂道：“我怎么知道是谁，今天我截了五条腿。”他把我推开，对护理员说，“你去看看。”然后就跑向手术室去了。

我和护理员一起去的时候，气得直发抖。他看着我说：“从早上五点开始，手术一个接着一个，疯了，我跟你说，光今天就死了十六个，你这是第十七个。肯定会有二十个……”

我软瘫了，一下子什么也做不了。我不想再责骂了，没有意义，我想就此拉倒，永远不再站起来。

我们站在凯梅里希的床边。他死了。他的脸上仍然被泪水打得湿漉漉的。眼睛半睁半闭，黄得像旧的角质纽扣。护理员戳戳我的肋骨。“你要带走他的东西吗？”我点点头。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马上把他搬走，我们要用这张床，他们已经在外面躺在过道上了。”

我收拾凯梅里希的物品，并取下了他的身份标签。护理员问起他的军人证。它不在那里。我说，它应该在文书室那里，就走了。在我后面，他们已经把弗兰兹拖到防水帆布上了。

在门外，感受着黑暗和晚风，我感觉像是解脱了一样。我尽可能地深呼吸，感到吹到我脸上的空气温暖而且柔和。少女，野花盛开的草地，白云，在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我的脚穿着靴子，向前移动着，越走越快，我奔跑起来。士兵从我身旁擦过，他们的谈话使我激动不安，但我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大地的力量从我的脚底涌入，往上漫溢。黑夜像闪电一样噼啪作响，前方雷声沉闷，像鼓乐合奏一样。我的四肢动作轻快，我感觉我的关节强健，我一遍遍地呼吸着。黑夜活着，我也活着。我感到饥饿，比肚子里的饿感更强烈。

米勒站在营房前正在等着我。我把靴子递给他。我们进去后，他试穿了一下，非常合脚。

他在自己的存货中翻找，找出一段美味的干腊肠。另外还有朗姆酒和热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