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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距离前沿阵地九公里的地方躺着。昨天我们才被替换下来，现在肚子里装满了白豆炖牛肉，鼓腹含和。甚至每个人还打满了一个饭盒，留着晚上享用。此外，香肠和面包都是双份的，这让人颇有成就感。这种特例很久没有遇到过了：那个长着红色西红柿脑袋的厨子亲自上阵，招呼着我们，对着每一个经过的人挥动大勺，狠狠地给满上。他完全绝望了，不知道该怎么清空他的野战厨房。贾登和米勒找来几个脸盆，把它们盛得快要溢出来了，作为储备。贾登这么做是出于贪食，米勒则是深谋远虑。贾登把东西吃到哪里去了，是一个谜，因为他总是瘦得像一条鲱鱼。
最重要的是，连烟都是双份供应。每个人发了十支雪茄、二十根香烟和两块嚼烟，这就非常体面阔绰。我拿嚼烟跟卡特辛斯基交换，得到了他的香烟，这样我就有了四十根香烟，足够一天抽的了。
其实我们原本无权得到这一笔意外之财，普鲁士人可没有那么慷慨。这要感谢他们的计算错误。
两周前，我们不得不开到前线换防。当时我们所在的战区风平浪静，因此军需官按照平常的数量为我们回来的那一天准备了全连一百五十个人的口粮。没想到在最后一天，我们遭到了英国炮兵的猛烈轰击，炮弹像鼓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我们伤亡惨重，回来时只剩下八十个人了。
昨天夜里我们撤下来之后，就赶紧躺倒，只想好好地睡上一大觉。卡特辛斯基说得对，只要能多睡一小会儿，这场战争就不算太糟糕。在前线，我们夜以继日，枕戈待旦，十四天真是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
当我们中的第一个人从营房里爬起来的时候，已是中午。半小时之后，大家抓着自己的饭盒聚集在伙房前面，那里飘荡着油腻和富有营养的味道。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是那些最饥饿的人：小阿尔伯特·克洛普，我们中间头脑最清醒的人，所以他只是个二等兵；米勒五世，仍然随身携带着他的学校课本，即使在炮火中还在默念物理定律，梦想着考试；利尔，留着络腮胡子，偏爱军妓院里的姑娘，他坚称，这些姑娘有义务按照命令穿上丝绸衬衫，并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级别的客人之前先洗个澡。排在第四位的是我，保罗·博默。我们四个人来自同一个班级，都是十九岁，一起上了前线。
紧跟在我们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贾登，一个年纪和我们一样大小的瘦削的锁匠，在连队中数他饭量最大。他坐下来吃饭的时候看上去挺苗条，站起来却粗大得像只怀孕的臭虫。海耶·威斯特斯，也是同龄人，是个泥炭工，他能把配给的一坨面包轻松地抓在手里，并且问道：“嘿，猜猜我的拳头里拿着什么？”然后是迪特林，一个农民，满脑子只有他的农场和他的老婆。最后是斯塔尼斯劳斯·卡特辛斯基，我们这帮人的头领，坚毅，机敏，老谋深算，现年四十岁，他面如灰土，蓝眼睛，耷拉着肩膀，嗅觉敏锐，能够闻得见战斗前的沉重氛围、好吃的食物和美差。
我们这帮人排在长蛇阵的前列，面对着战地厨房。我们越来越不耐烦了，因为不明情况的厨子仍然站在那里等待。最后，卡特辛斯基冲他喊道：“海因里希！打开你的汤锅，谁都能看得出来，豆子已经煮熟了。”
这位军士睡眼惺忪，摇了摇头说：“首先，你们必须得到齐了才行。”
贾登咧嘴笑道：“我们都在这里了。”
这个家伙仍然无动于衷。“对你来说是如此，可是其他人呢？”
“今天他们是吃不到你的饭菜了。他们要么在野战医院，要么去了公墓。”
等厨子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立刻被震惊得目瞪口呆。他犹豫不决。
“我准备的是一百五十人的饭菜。”
克洛普戳了一下他的肋部。“那我们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快点，开始吧！”
贾登的心里突然一亮，尖尖的老鼠脸放出光彩，狡黠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颊抽搐着，他往前紧靠几步，问道：“伙计，这么说你也领了一百五十人的面包，是吗？”
军士茫然地点点头，不知所措。
贾登抓住他的上衣又问：“香肠也是？”
西红柿脑袋又点了一下。
贾登的下颌抖动着。“烟也是？”
“是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贾登环顾周围，容光焕发：“造化，这就是说我们撞大运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了！每个人都会得到——等等——是的，正好是两份。”
但是现在西红柿脑袋清醒过来，并且表示：“那可不行。”
我们也兴奋起来，凑上前去。
“为什么不行呢？胡萝卜头。”卡特辛斯基问道。
“我不会把一百五十人的东西分给八十人。”
“那就让我们来教教你。”米勒咆哮着说。
“依我看，饭菜可以随便，但是其他东西我只能发放八十份。”西红柿脑袋坚持说。
卡特辛斯基生气了。“你就不能换一种思路？你不是为八十个人，而是为第二连领的军粮，这不就完了。快发吧！我们就是第二连。”
我们推搡着他。没有人对他怀有好感，因为有好几次，我们的饭菜很晚才给送到前线，并且是凉的。这都是他的错，在一些不怎么猛烈的炮火中，他都不肯将野战厨房移得更近一些，致使给我们送饭的人不得不比其他连队跑更远的路。第一连的布尔克真是个好小伙，他胖得像冬天的仓鼠，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把他的锅碗瓢盆拖到最前线。
我们正在兴头上，要不是连长及时出现，肯定会发生一场骚乱。他问清楚了争吵的原因，只是说：“是的，昨天我们确实损失惨重。”
他往锅里瞥了一眼。“豆子看起来不错。”
西红柿脑袋点点头。“用板油和肉煮熟的。”
少尉看着我们，他知道我们正在想什么。他也知道很多其他事情，因为他是从我们中间提拔起来的，来连队时还只是个军士。他再次掀开锅盖，闻了闻，离开时说：“也顺便给我捎一盘满的。把那些东西全部分发下去，我们可能需要它们。”
西红柿脑袋一脸蒙圈。贾登围着他跳起舞来。
“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损失！看他那副模样，好像军需办公室是他家似的。从现在开始，你个老油棍，可别算错了。”
“吊死你个家伙！”他咒骂着。
当有些事超出他的想象时，他崩溃了。他不再去理解这个世界了。好像为了证明这一切对他来说无所谓，他还主动给每个人分了半磅人造蜂蜜。
※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连邮件也到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书信和报纸。此时，我们漫步到兵营后面的草地上。克洛普胳膊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形盖子。
在草地的右侧，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带有屋顶的坚固的公共厕所。但也就是给新兵蛋子用用，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充分利用身边现有条件的本领。我们想要寻找更好的东西。四处散落的一个个的箱子，可以用于相同的目的。它们是方形的，四边用木板钉起来的盒子，干干净净，是无可挑剔的令人满意的座位。箱子侧面还有把手，可以搬动。我们搬了三个，围成一圈，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没有两小时，我们是不会站起来的。
我仍然记得，当我们还是新兵的时候，不得不使用普通厕所，那是多么尴尬的情景。厕所没有门，二十个人像在火车上一样并排蹲坐着，放眼望去，尽收眼底。对士兵们来说，他们必须始终受到监督。
自那以后，我们学到了很多，这点微不足道的羞耻感早就不是事儿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们也都习以为常了。
这里虽然是露天，但这样如厕不啻是一种享受。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总是对这种事感到不好意思，事实上它们跟吃喝一样自然而然。假如它们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没有发挥那么重要的作用，也许没有必要对此发表评论。它们对我们这些雏儿来说显得新奇，对老手来说，早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对士兵来说，他的胃和消化能力是一个比其他任何人都熟悉的领域。他的词汇中的四分之三来自这里，最大的喜悦，最深切的愤慨，都从这里由衷生发出来。再没有其他什么方式能够如此简洁明了地进行表达。如果我们回到家里，我们的家人和老师对此会感到惊讶，但在这里它们是常用语言。
在我们眼中，所有这些事情都通过强制宣传重新获得了无辜的特质。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来说它们是如此合情合理，我认为它们的顺利实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就像拿到了四张同花牌。对于五花八门的闲话，“厕所新闻”这个词可不是白发明的。这些地方是部队里的八卦店和公共休息室。
此时此刻，我们感觉坐在这里比在贴满白色瓷砖的豪华场所还要舒服。在那里只能算是卫生，这里简直是妙不可言。
什么也不想的时刻真是不可思议。头顶上是蓝色的天空。地平线上飘浮着被太阳照亮的黄色观测气球，以及高射炮制造的白色烟云。当它们追击飞机的时候，有时候会一束束地向上跃起。我们听到轰隆隆的响声从前线传来，就像遥远的雷鸣。大黄蜂嗡嗡地飞过，都被它盖过了。我们周围是一片野花盛开的草地。草儿摇曳着细嫩的圆锥花序，白色的蝴蝶朝着我们翩翩飞来，飘摇在夏末柔暖的风中。我们阅读着信件和报纸，抽着烟。我们摘下帽子，放在身边。风儿吹拂着我们的头发，拨弄着我们的话语和思想。三只箱子置身于熠熠生辉的红色虞美人中间。
我们把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这样就有了一块能够支撑起来的很好的垫板。克洛普随身携带着一副纸牌。打完三人玩的牌后就玩玩比大小的游戏。你可以长时间地在这里坐下去。
一阵手风琴的奏乐从营房那边传过来。有时我们放下纸牌，互相看看。然后有人会说：“孩子们啊，孩子们……”或者说：“这次差点报销了……”一时间我们陷入了沉默。我们内心里充满着强烈的、被压抑的感觉，每个人都有深深的体会，无需用太多的言语表达出来。因为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坐在箱子上了。该死的是，这个时刻越来越逼近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是新奇的，让人印象强烈——红色的虞美人和美味的食物，香烟和夏天的微风。
克洛普问：“最近你们有谁见到过凯梅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野战医院。”我说。
米勒表示，凯梅里希的一条大腿被打穿了，这倒是一张很好的回家通行证。
我们决定下午去探望他。
克洛普拿出一封信。“坎脱雷克让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问候。”
我们笑了。米勒扔掉香烟，说道：“我希望这厮也在这里。”
※
坎脱雷克是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一个严厉的小个子男人，穿着灰色衣服，长着一张尖尖的老鼠脸。他的身材与“克洛斯特贝格斯的恐怖”——西莫尔施托斯军士（后面我将会提到他）大致相仿。顺便说一句，奇怪的是，世界上的不幸往往是由“小”人物造成的，他们与身材高大的人相比，更加精力充沛，而且不好相处。我一直小心翼翼，避免与那些身材矮小的指挥官在一起，他们大多是该死的虐待狂。
坎脱雷克在体操课上给我们长篇累牍作报告，直到我们班里的所有人在他的带领下到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入伍。他那时的模样仍然历历在目，只见他透过眼镜望着我们，用煽动性的语调问道：“不一起来吗，朋友们？”
这些教育工作者惯于在他们的背心口袋里藏好掖好他们的想法，以备按课时取用。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料想到这一点。
不过，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个人犹豫不决，不想和我们站在一起。他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胖乎乎的挺随和的家伙。但后来他被说服了，否则也太说不过去。也许还有几个人想法和他一样，但没有人能够把自己排除在外，那样的话，即使是他们的父母也会很快给他冠以“懦夫”这个词。人们对于即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最清醒的实际上是那些穷人和普通人，他们认为战争是不幸的。而那些生活得很好的人，本来应该能够看清楚战争的后果是什么，但他们却为此快乐得忘乎所以。
卡特辛斯基声称，这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让他们变得愚蠢。卡特说的话，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奇怪的是，贝姆是最先倒下阵亡的人之一。在一次冲锋中他被打中了眼睛，我们离开了，把他留在战场上等死。我们无法把他带走，因为我们也是不得不仓皇撤回来的。下午，我们突然听到他的呼喊，看到他在远处到处乱爬。原来，当时他只是失去了知觉。他什么也看不见，疼痛让他发狂，因为无法利用任何掩体，所以在有人把他接回来之前，就被那边的敌人开枪打死了。
当然，人们不会把这件事与坎脱雷克联系起来。如果要为每个人都承担罪责，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呢？世界上有着成千上万个坎脱雷克，他们都深信不疑，自己会用最合适的方式做到最好。但这正是我们对他们彻底绝望的原因。对于十八岁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原本应该是我们走向成人世界，迎着工作、责任、文化和进步，迈向未来的介绍人和引路人。我们有时嘲笑他们，搞一些小小的恶作剧，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相信他们的。在我们的观念中，他们所代表的权威概念，是与更强大的洞察力和更加人性化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粉碎了这种信念。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一代比他们那一代更值得信任，他们只是在言辞和机灵方面超过了我们。第一次的枪林弹雨就已经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在炮火之下，他们所谆谆教导的那种世界观随之崩塌了。
当他们还在继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时，我们看到了医院和死亡。虽然他们把为国家效忠描述成最伟大的事业，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都没有死亡的恐惧来得更加强烈。但我们没有成为叛变者，没有成为逃兵，也没有成为懦夫——所有这些词汇他们可以信手拈来随意使用。我们像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在每一次进攻中勇往直前。但现在我们也会加以甄别，我们学会了观察。我们看到，他们的世界已经一无所有。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孤独境地，我们只得被迫独自应对。
※
在动身去探望凯梅里希之前，我们把他的东西收拾好，他在回去的路上用得着。
野战医院里面熙熙攘攘，像往常一样，散发着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在营房里我们闻惯了这种气味，但在这里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四处打听凯梅里希。他躺在一个大房间里，用微弱的喜悦和无助的激动欢迎我们。他昏迷的时候，他的手表被人偷走了。
米勒摇摇头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该随身携带这么好的手表。”
米勒有点笨拙和刚愎自用，否则他就会闭嘴，因为谁都看得出来，凯梅里希不会离开这个房间了。能否找到他的手表并不重要，最多是别人把它送归他的家人而已。
“怎么样，弗兰兹？”克洛普问。
凯梅里希的头垂了下来。“还好吧，只是我的脚真的很疼。”
我们看着他的被子。他的一条腿搁在一只铁丝筐下面，上面盖着厚厚的被子。我踢了一下米勒的小腿，因为他差点就把外面卫生员告诉我们的话说给凯梅里希：凯梅里希只剩一只脚了，他的一条腿被截肢了。
他看起来很恐怖，脸色蜡黄，毫无生气，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褶皱。这种褶皱我们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过数百次了。与其说那是褶皱，不如说是一种征兆。在他的皮肤之下，已经没有生命的脉动，生命已经被挤到了身体的边缘，死神正在行动，它已经控制了那双眼睛。我们的战友凯梅里希躺在这里，不久前他还跟我们一起烤马肉，蹲在弹坑里。人还是那个人，但他已经不是他了。他的形象变得不再确定，模糊不清，就像是用同一张底版拍摄的两张照片。就连他的声音都像是死灰一样。
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启程奔赴前线时的情景。他的母亲，一位善良的胖女人，把他送到车站。她不停地哭，哭得暗无天日，脸都哭肿了。凯梅里希感到有些尴尬，因为她是所有人里面最不能控制自己的，她撕心裂肺地把自己哭成了一个泪人。然后她把目光转向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抓住我的胳膊，恳求我在外面多多照顾弗兰兹。当然，他也有一张孩子般的脸庞，以及脆弱的骨骼，经过四个星期的负重行军，他也有了一双扁平足。但是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能够照顾得过来别人呢！
“现在你很快就会回家了。”克洛普说，“要是等休假，你至少要等三四个月。”
凯梅里希点点头。我不能仔细看他的双手，它们像蜡一样。指甲盖里面还残留着壕沟里的污泥，蓝黑的颜色看起来像是中了毒。我胡思乱想着，如果凯梅里希停止呼吸之后很久，这些指甲还将继续生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像是幽灵般的地窖植物。我看到了眼前的情景：它们弯曲得像是开木塞的开瓶器，不停生长，一同生长的还有正在腐朽的头骨上的头发，就像沃土上的青草，确实像草一样，怎么可能……
米勒弯下腰。“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弗兰兹。”
凯梅里希用手示意。“把它们放到床底下吧。”
米勒照他说的做了。凯梅里希又提起了他的手表。我们怎么能让他平静下来，而不让他产生怀疑呢！
米勒拿着一双飞行员的靴子，站起身来。这是一双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的华丽的英式皮靴，高到膝盖，上下用带子系着，是令人垂涎三尺的东西。米勒看到它们高兴坏了，他把鞋底靠在自己那双笨重的靴子上比画了一下，问道：“你也想把这双靴子带走吗，弗兰兹？”
我们三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即使他能够恢复健康，他也只需要一只靴子，因此它们对他来说毫无用处了。但就现在的情形来看，把它们留在这里，未免可惜，因为一旦凯梅里希死了，卫生员就会把它们拿走。
米勒重复说：“你不想把它们留在这里吗？”
凯梅里希不想，这是他最珍贵的财产。
“我们可以交换。”米勒再次建议，“在这里，有人可能会用得着。”
凯梅里希仍然不为所动。
我踩了一下米勒的脚，他很不情愿地把那双漂亮的靴子放回到床底下。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了。
“多保重，弗兰兹。”
我答应他明天再来看他。米勒也是这样说的，因为他一心想着那双系带子的靴子，所以他要守在当场。
凯梅里希呻吟着。他发烧了。我们在外面拦住了一个卫生员，让他给凯梅里希打一针。
他拒绝了。“如果我们给每个人都注射吗啡，那我们得需要多少桶……”
“你们只肯为军官们服务。”克洛普带着敌意说。
我赶紧站到他们中间，先给卫生员一支烟。他接住了。随后我问他：“那么你究竟能不能给他打一针呢？”
他感觉自己被冒犯了。“如果你不相信，还要问我干什么呢？”
我又往他手里塞了几支烟。“请您帮个忙吧……”
“那，好吧。”他说。克洛普跟着他一块进去了。他不信任他，想亲眼看看。我们在外面等着。
米勒又提起了靴子的事。“它们非常适合我。我穿的这双笨重的靴子，一跑起来脚上就一个接一个地起泡。你认为他打针后会坚持到明天吗？万一他晚上走了，我们不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双靴子……”
阿尔伯特回来了。“你的意思是……”他问。
“那就完了。”米勒断然地说。
我们朝着营房走去。我正在考虑明天必须给凯梅里希的母亲写的那封信。我快冻僵了。我想要喝一杯烧酒。米勒从地上拔了些青草，放进嘴里咀嚼着。突然，小克洛普把他的香烟扔在地上，一边用脚在上面疯狂地踩踏，一边环顾四周，脸上写满迷茫和不安，他结结巴巴地说：“该死的臭狗屎，这该死的臭狗屎。”
我们继续走着，有很长时间。克洛普已经平静下来，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前线狂躁症，每个人都患有这种病。
米勒问他：“坎脱雷克在信里究竟给你写了些什么？”
他笑着说：“他说我们将成为钢铁青年。”
我们三个人都苦笑了。克洛普愤愤地说，他为自己还能说话而感到高兴。
是的，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成千上万个坎脱雷克！钢铁青年！青年！我们都不超过二十岁。真是年轻？青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现在是老年人。
想想很奇怪，在我家一张书桌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刚写了一个开头的题为《扫罗》的剧本和一沓诗歌手稿。好多个晚上，我为这些事花费了很长时间——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现在它们变得如此不真实，让我再也无法理解。
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我们以前的生活就被切断了，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有时我们试图对此作出概述，找到一个解释，但不是很成功。特别是对于我们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像克洛普、米勒、利尔和我，被坎脱雷克称为“钢铁青年”，一切都非常模糊不清。年长的人都与自己的往昔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妻子、孩子、职业和兴趣所在，这些事物如此强大，以至于战争无法将它们破坏。然而，我们二十岁的年轻人只有父母，也许有些人还有个女朋友。这都不算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父母的影响是最微弱的，女朋友也还不能占据我们。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无非有些热情，一些爱好，还有学校。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进一步拓展。即使是这些东西，现在也留不下什么了。
坎脱雷克会说，我们恰好站在了生活的门槛上。确实是这样。我们还没有扎根，战争就把我们席卷走了。对于其他人，那些年纪稍大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中断，他们能够超然对待。但我们被它逮住了，不知道结局将会怎样。目前我们只知道，我们以一种反常而忧郁的方式变得荒废，尽管我们并非经常那么悲伤。
※
虽然米勒很想拥有凯梅里希的那双靴子，但他的同情心并不亚于那些因为痛苦而不忍心有此想法的人。他只是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凯梅里希还能使用这双靴子，那么米勒宁愿打赤脚穿越铁丝网，也不会费尽心机打靴子的主意。然而，眼下的状况是，凯梅里希的病情已经无法再穿这双靴子了，而米勒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们。凯梅里希会死的，谁得到这双靴子都一样。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米勒得到呢？他比那个卫生员更有权利这样做！如果等凯梅里希死了，那就太晚了。这就是为什么米勒现在已经盯上了它。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事物本身之外相关联系因素的感觉，因为它们是人为的，虚假的。只有事实对我们来说才是正确的和重要的。而且这样的好靴子确实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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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尚不是如此。当我们到地区指挥部报到时，我们一个班级的二十个年轻人，在进入兵营之前，兴高采烈地去理发店刮胡子，许多人是平生第一次。我们对未来没有确定的计划，对于事业和职业的想法还不太切实际，可能只是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但我们仍然满脑子充满了不甚明确的想法，这些想法赋予了生活和战争理想化的色彩和浪漫主义的特征。
我们接受了为期十周的军事训练，在此期间，我们受到的影响比在学生时代受到的教育更具有决定性。我们懂得了，一个光亮的制服纽扣比四卷叔本华著作更重要。我们先是惊讶，然后是愤怒，最后变得无动于衷。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精神，而是朝敌人扔出去的手榴弹，不是思想，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操练。我们满怀热情和美好的愿望，成了士兵，但他们却千方百计要让我们放弃这些愿望。三个星期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个身穿穗带装饰制服的邮递员比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以及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具有更大的权威。通过年轻的正在觉醒的眼睛，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师们对于祖国概念的正统解释，在这里变成了对人格的摒弃，即便是对待低下的仆人，也不该那样要求。敬礼、立正、分列行进、举枪、向右转、向左转、跺脚、辱骂、百般刁难：我们以不同方式想象着我们的任务，结果发现我们像马戏团里的马接受英雄主义训练一样做好了准备。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们甚至觉得，这些事情的一部分是必要的，但另外的一些是多余的。士兵对此有着敏锐的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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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四分五裂地分散在各个兵团，跟弗里斯兰的渔民、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混在一起，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克洛普、米勒、凯梅里希和我编在了九班，由军士西莫尔施托斯领导。
他被认为是营地里最严厉的虐待狂，而他为此感到骄傲。他是一个矮小敦实的家伙，留着狐狸毛一样颜色的卷曲的小胡子，有着十二年的服役经历，原来是个文职邮递员。他对克洛普、贾登、威斯特斯和我尤为“关照”，因为他感到我们虽然不说话，却对他存在敌意。
有一天早上，我为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他一次又一次地找碴，把它们弄乱。我花了二十个小时，当然中间也有休息，把一双古老得像石头一样硬的靴子擦得像黄油一样柔软，即使是西莫尔施托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我按照他的命令，用牙刷把下士们的宿舍蹭得干干净净；克洛普和我被安排用洗手刷子和扫帚清扫营房院子里的积雪，要不是中尉偶然经过这里，让我们走，并责备了西莫尔施托斯一顿，我们就会一直干到冻僵为止。可惜此事的唯一后果是，西莫尔施托斯对我们更加愤恨。连续四个星期，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在寝室里值勤。我背着全套行装和步枪，在松散、潮湿的新犁过的耕地上练习“起立，快步走”和“卧倒”，直到变成一个肮脏的泥球，累瘫为止。四个小时后，我还得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两手带着血，向西莫尔施托斯报告。在天寒地冻中，我和克洛普、威斯特斯、贾登一起，练习了一刻钟的“稍息”，裸露的手指握在冰冷的枪管上，西莫尔施托斯暗中监视，等待我们做出轻微的动作，一经发现就加以训斥。晚上两点钟，我穿着衬衣从营房的最高处跑到院子里八次，就因为我的内裤在每个人都必须把他的东西放在上面的脚凳上，伸出了几厘米。西莫尔施托斯军士值班时在我身边跑动，踩着我的脚趾。在拼刺刀练习中，我不得不和他对打，我拿着一个笨重的铁架子，他则拿着一支轻便顺手的木枪，所以他很轻松地就能击中我的手臂，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然而有一次，我怒不可遏，不管不顾地朝他冲过去，在他的肚子上猛然一撞，他就摔倒了。当他向连长抱怨时，连长嘲笑他，让他应该自己注点意。他了解西莫尔施托斯，似乎对他栽倒出丑有点幸灾乐祸。我已经练成了一个擅长攀爬橱柜的高手，同样我在下蹲动作方面也逐渐成了大师。每当我们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瑟瑟发抖，但这匹失控的驿马并没有让我们屈服。
一个星期天，当克洛普和我用一根杆子吃力地抬着尿桶走过营房院子时，打扮得衣冠楚楚的西莫尔施托斯正准备出去。他走了过来，站在我们面前，问我们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我们随即假装绊倒，把尿桶里的东西泼在了他的腿上。他勃然大怒，但我们的耐性已经到了最大极限。
“这可够坐牢的了。”他喊道。
克洛普已经受够了。“但在此之前也要进行调查，到时候我们就通通说出来。”他说。
“你怎么跟军士说话呢！”西莫尔施托斯咆哮着，“你疯了吗？你就等着受审吧！你想干什么？”
“把军士先生的事都说出来！”克洛普说着，把手指贴到裤缝上。
西莫尔施托斯忽然明白了怎么回事，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在消失之前，他还恶狠狠地说：“走着瞧吧，我会给你们好看的。”但是他的威风已经就此告终了。他在耕地里再次尝试使用“卧倒”和“起立，快步走”来折磨我们。我们服从每一项命令，因为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服从。但我们的动作实在太慢了，致使西莫尔施托斯陷入了绝望。我们从容不迫地跪下，然后用两手撑着，就这样。与此同时，他又愤怒地发出了另一个命令。在我们开始出汗之前，他的喉咙已经沙哑了。从此之后，他就不管我们了。尽管他还是以猪狗称呼我们，但语气里也含有几分敬重。还有许多正直的军士，他们比较通情达理，正直的人甚至占大多数。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干好本职工作，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能对新兵严格要求。因此，只要可能，我们都要去接受训练场上的每一次军事操练，这经常让我们气愤得号叫。我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生病。伍尔夫甚至得肺炎死了。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放弃，我们自己会觉得很荒谬。我们变得凶残，多疑，冷酷无情，复仇欲增强，粗暴——这很好，因为这些品性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如果不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就被送到战壕里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发疯。只有这样，我们才为等待我们的事情做好了准备。我们没有崩溃，我们适应了。二十年来，它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造成了困难，但也帮助了我们。最重要的是，它唤醒了我们身上的那种坚定的、切实的团队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战场上发展成为最好的东西：战友友谊！
※
我坐在凯梅里希的床边。他越来越不行了。我们周围非常吵闹。一辆医院列车已经到达，正在挑选适合转移的伤员。医生从凯梅里希的床边经过，看都没看一眼。
“等下一次吧，弗兰兹。”我说。
他用手肘撑在枕头上，抬起身子。“他们锯掉了我的一条腿。”
这么说，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点头回答：“你应该感到高兴，你可以离开这里了。”
他沉默不语。
我接着说：“也有人截去了两条腿，弗兰兹。威格勒失去了右胳膊。这更糟糕。而且你可以回家了。”
他看着我。“你这么认为吗？”
“当然。”
他重复说：“你这么认为吗？”
“肯定的，弗兰兹。只要你手术后恢复过来。”
他挥手示意让我靠近一点。我朝他俯下身子，他低声说：“我不信。”
“别瞎说，弗兰兹。再过几天你就会亲眼看到了。截去一条腿，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在这儿，比这更糟糕的伤他们都能治好。”
他抬起一只手来。“看看这个，这些手指。”
“这是手术的原因。好好吃饭，你就会好起来的。你们的伙食好不好？”
他指着一个碗，里面还是半满的。我有点激动。“弗兰兹，你必须吃东西。吃饭是主要的事情。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啊。”
他没搭理我。停了一会儿，他缓缓地说：“以前我想成为一名护林员。”
“你仍然可以啊。”我安慰他。“现在的假肢非常棒，你几乎感觉不到缺少了什么。它连接在肌肉上。接上了假手，手指能够活动，工作，甚至可以写字。此外，还有更多的创造性活动功能。”
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可以把我那双系带子的靴子拿给米勒。”
我点点头，思索着该对他说些什么鼓励的话。他的双唇灰白，嘴巴变大了，牙齿突出来，如同白垩。肌肉在萎缩，额头凸出得更厉害了，颧骨拱起。眼睛已经凹陷进去。再过几个小时，一切就结束了。
他这种情况，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但是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因此显得有点不一般。我抄袭过他的作文。在学校里，他大多时候穿着一件束着带子的棕色西服，袖口磨得发亮。他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能够在单杠上做大回旋动作的人。当他做这个动作时，他的头发像丝绸一样飞到他的脸上。因此坎脱雷克为他感到自豪。但他忍受不了香烟。他的皮肤很白，有些像女孩子。
我瞅着自己的靴子。它们又大又笨拙，裤腿塞在里面。当我们站起来时，因为裤管套在宽大的靴子筒里而显得孔武有力。但是当我们去洗澡时，脱掉衣服，突然间我们又回到了细长的双腿和窄小的肩膀的形象。我们不再是士兵了，几乎是小男孩，没有人会相信我们能够扛起军用背包。如果我们赤身裸体，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时刻，然后我们就是平民了，一切感觉就是这样。
弗兰兹·凯梅里希洗澡时看上去又小又瘦，像个孩子。现在他躺在那里——但是为什么？应该把全世界的人带到这张床边来，并且说：这是弗兰兹·凯梅里希，十九岁半，他不想死。不要让他死！
我的思绪混乱不堪。混杂着石炭酸和坏疽的空气像糨糊一样堵塞了肺部，令人窒息。
天色暗淡下来。凯梅里希的脸变得没有一丝血色，它从枕头上抬起，苍白得闪闪发亮。他的嘴巴微微动了一下。我靠近他。他用很小的声音说：“如果你找到了我的手表，请把它送回家。”
我没有表示反对。这样没啥用了。没有人能说服他。我因无能为力而感到痛楚。这个太阳穴深陷的额头，这张只剩下牙齿的嘴巴，这个尖尖的鼻子！还有那个我必须给她写信的在家里哭哭啼啼的胖女人。要是这封信早已经寄出去了就好了。
医院护理员拿着瓶子和水桶来来回回走动。其中一个走了过来，用探究的目光瞥了凯梅里希一眼，然后走开了。可以看出，他在等待，他可能需要这张床。
我靠近弗兰兹跟他说话，好像这样能够救他似的：“也许你会去克罗斯特伯格疗养院，弗兰兹，在别墅群里。然后你可以通过窗户向外眺望，越过原野，一直看到地平线上的两棵树。现在是最美好的时光，庄稼成熟了，到了晚上，阳光沐浴下的田野宛若珍珠母。还有克罗斯特巴赫旁边的杨树大道，我们以前常常在那里捉刺鱼！你可以再建造一个水族馆，在里面养鱼，你可以不用出去散步，不用经过任何人的允许，你甚至可以弹钢琴，如果你想的话。”
我俯下身子，他的脸躺在阴影里。他还在轻微地呼吸着。他的脸湿乎乎的，他哭了。都是因为我说的这些傻话，把这里弄得多么糟糕。
“不过，弗兰兹……”我搂住他的肩膀，把脸贴到他的脸上，“你现在想睡觉吗？”
他没有回答。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淌下来。我想给他擦掉，但是我的手帕太脏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焦急地坐着，观察着他的每一个脸部表情，也许他还想说些什么。哪怕他张开嘴喊出声音来呢！但是他只是在哭泣，把头转向一边。他没有提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他什么都没说，所有的一切都置之脑后了。他现在孤身一人，他的小生命只有十九岁，他哭泣着，因为它正在离开他。
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最沉痛的告别，虽然迪廷的情况也很糟糕，一个像狗熊一样强壮的家伙，他喊着他的母亲，张大充满恐惧的眼睛，拿着一把刺刀，吓得医生不敢靠近他的床，直至倒下。
突然，凯梅里希呻吟起来，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
我跳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出去，呼喊着：“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
当我看到白大褂时，一把就把他抱住了。“快快，不然弗兰兹·凯梅里希就死了。”
他挣脱了我，问站在旁边的一个护理员：“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二十六号床，大腿截肢。”
他责骂道：“我怎么知道是谁，今天我截了五条腿。”他把我推开，对护理员说，“你去看看。”然后就跑向手术室去了。
我和护理员一起去的时候，气得直发抖。他看着我说：“从早上五点开始，手术一个接着一个，疯了，我跟你说，光今天就死了十六个，你这是第十七个。肯定会有二十个……”
我软瘫了，一下子什么也做不了。我不想再责骂了，没有意义，我想就此拉倒，永远不再站起来。
我们站在凯梅里希的床边。他死了。他的脸上仍然被泪水打得湿漉漉的。眼睛半睁半闭，黄得像旧的角质纽扣。护理员戳戳我的肋骨。“你要带走他的东西吗？”我点点头。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马上把他搬走，我们要用这张床，他们已经在外面躺在过道上了。”
我收拾凯梅里希的物品，并取下了他的身份标签。护理员问起他的军人证。它不在那里。我说，它应该在文书室那里，就走了。在我后面，他们已经把弗兰兹拖到防水帆布上了。
在门外，感受着黑暗和晚风，我感觉像是解脱了一样。我尽可能地深呼吸，感到吹到我脸上的空气温暖而且柔和。少女，野花盛开的草地，白云，在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我的脚穿着靴子，向前移动着，越走越快，我奔跑起来。士兵从我身旁擦过，他们的谈话使我激动不安，但我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大地的力量从我的脚底涌入，往上漫溢。黑夜像闪电一样噼啪作响，前方雷声沉闷，像鼓乐合奏一样。我的四肢动作轻快，我感觉我的关节强健，我一遍遍地呼吸着。黑夜活着，我也活着。我感到饥饿，比肚子里的饿感更强烈。
米勒站在营房前正在等着我。我把靴子递给他。我们进去后，他试穿了一下，非常合脚。
他在自己的存货中翻找，找出一段美味的干腊肠。另外还有朗姆酒和热茶。
我们这儿来了补充兵员。空缺得到填补，营房里的草褥很快就被占满了。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老兵，但有二十五个年轻人是从外地的新兵征集站选拔来的。他们大约比我们小一岁。克洛普碰碰我说：“看到那些娃娃兵了吗？”
我点点头。我们挺着胸膛，在院子里让人给刮胡子，双手插在裤兜里，检阅着这些新兵，感觉自己仿佛是石器时代的人。
卡特辛斯基加入我们中间。我们散着步，经过马厩，走到补充兵员那里，他们正在领取防毒面具和咖啡。卡特问离他最近的一个新兵：“很长时间没有吃到像样的东西了，是吗？”
小伙子扮了个怪脸。“早餐甘蓝面包，午餐甘蓝蔬菜，晚餐甘蓝块和甘蓝沙拉。”
卡特辛斯基熟练地吹了一下口哨。“甘蓝面包？你们运气不孬啊，他们已经用锯末来做面包了。你觉得白豆煮牛肉怎么样，要不要给你来一份？”
小伙子脸红了。“你不要戏弄我。”
卡特辛斯基只是说：“把你的饭盒拿来。”
我们好奇地跟着。他带领我们到他的草褥旁边，那里有一只桶。里面果然有半桶白豆煮牛肉。卡特辛斯基像将军一样站在他面前说：“眼疾手快！这是普鲁士人的口号。”
我们惊讶无比。我问：“好家伙，卡特，你是怎么弄来的？”
“我从西红柿脑袋那里拿走时，他很开心。为此，我给了他三块降落伞丝绸。你瞧，白豆虽然是冷的，但是味道无可挑剔。”
他施舍一样给了那个年轻人一份，说道：“下次带着你的饭盒来这里时，你的左手要拿着一支雪茄或者一块嚼烟，明白吗？”
然后他转向我们：“当然你们也有份儿。”
※
卡特辛斯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有第六感。哪里都有这样的人，只是没有人从一开始就能看出他们是这样的人。每个连队都会有一两个。卡特辛斯基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精明的。我相信他是一个专业的鞋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了解所有的手艺。和他成为朋友非常不错。克洛普和我，都是他的朋友，还有海耶·威斯特斯，也差不多算一个。然而，他更多的是个执行工具，因为每当遇到什么事情需要使用拳头来解决的时候，他就在卡特的指挥下工作。在这方面，他有他的特长。
例如，一天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一个不幸的小镇。一眼望去，除了墙壁，一切都被劫掠一空。我们宿营在又小又黑的为了驻兵才好歹布置了一下的工厂里。里面有床，确切地说是床架，即几块木板，上面覆盖着铁丝网。铁丝网很硬。我们不能用毯子当铺垫，我们需要把它们盖在身上。帐篷帆布太单薄了。
卡特看了看这个地方，然后对海耶·威斯特斯说：“跟我来。”他们去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半个小时后，他们回来了，手臂里抱着满满的稻草。卡特找到了一个马厩，因此也就有了稻草。如果不是大家饥肠辘辘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克洛普问一个在该地区待了很长时间的炮兵：“这里有没有食堂？”
炮兵笑着说：“这里能有什么！这里什么东西都找不到，连面包皮也没有。”
“那么这里难道就没有居民了吗？”
他吐了一口唾沫。“有，有几个。但是他们都在围着每个厨房锅台打转，想找吃的。”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看来我们必须再次勒紧裤腰带，等到明天早上口粮送到。
但是我看到卡特戴上了帽子。我问：“你想去哪里，卡特？”
“随便到处看看情况。”他踱着步出去了。
炮兵幸灾乐祸地讥笑着。“快去看看吧！可别搞砸了。”
我们失望地躺下来，考虑着是否应该动用应急备用口粮。但是这样做太冒险了。因此我们试着睡上一觉。
克洛普将一根香烟一折两段，分给我一半。贾登说起了他们家乡的一道菜，大豆烧肥肉。他咒骂着不用香薄荷进行调味的做法。但重要的是，你应该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煮，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把土豆、大豆和肥肉分开。有人嘴里嘟囔着，如果贾登不闭嘴的话，就把他变成香薄荷。然后大房间里变得安静下来。只有几支蜡烛在瓶颈中闪烁着，那个炮兵时不时地吐着唾沫。
在我们半睡半醒之际，门开了，卡特出现了。我想我一定是在做梦：他的一条胳膊下面夹着两块面包，一只手里提着一个装满马肉的血淋淋的沙袋。
烟斗从那个炮兵的嘴里掉了下来。他触摸着面包：“果不其然，真正的面包，还是热乎的。”
卡特没有做出解释。他搞到了面包，其他的都不重要。我敢肯定，假如他被派到沙漠里去，不出一个小时，也会找到枣子、烤肉和葡萄酒，凑起一顿晚餐。
他简单地对海耶说：“劈些木柴来。”
然后，他从外套下面拿出一个煎锅，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撮盐，甚至还有一块猪油——他想得非常周到。海耶在地上生起了火。空空荡荡的厂房里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我们从床上爬起来。
炮兵犹豫不决。他正在考虑是否要说几句赞美卡特的话，以便自己能够从中分取一点。但是卡特辛斯基压根儿就没有看他，把他当成了空气。他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卡特知道如何煎烤马肉。不能把马肉立即放入锅中，那样会烤老了。在此之前，应当先把马肉放到少量水中煮沸。我们蹲下来，围成一个圈，拿着刀子，把我们的肚子填得满满的。
这就是卡特。如果在一个地方，在一年的时间里只能有一个小时可以找到一点吃的东西，那么就在这个小时之内，仿佛鬼使神差一般，他会戴上帽子，走出去，就像受到指南针指引一样径直而去，并找到它。
他找到了所有的东西：如果天气很冷，会是小炉子和木头，干草和稻草，桌子和椅子，但最重要的是食物。简直不可思议，你只好相信，他是无中生有从空气中变出来的这些东西。他最光辉的杰作是四个龙虾罐头。当然，我们更喜欢有猪油的食物。
※
我们在营房向阳的一侧安顿下来。那里闻起来像是焦油、夏天和汗脚的味道。
卡特坐在我的旁边，因为他喜欢聊天。今天中午我们练习了一个小时的敬礼，因为贾登向一位少校敬礼时潦潦草草。这让卡特耿耿于怀。他说：“看吧，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因为我们很会敬礼。”
克洛普像鹤一样，光着脚，挽着裤腿，走了过来。他把洗过的袜子放在草地上晾晒。卡特望着天空，放了一个响屁，若有所思地说：“每个小豆子都会闹出点动静。”
两个人开始争论起来。与此同时，他们就我们头顶上空的一场空战结果进行打赌，赌注为一瓶啤酒。卡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作为前线的一头老猪，他押着韵说：“工资相同，吃的相同，但愿人们忘记战争。”
另外，克洛普是个思想家。他提出建议，宣战应该是一种全民节日，像斗牛一样应该收门票，并且有音乐伴奏。然后，在竞技场上，两国的部长和将军必须身穿游泳衣，拿着棍棒，互相搏斗。谁活下来，谁的国家就算胜利。这要比让一帮不该打仗的人在这里互相残杀更简单、更好些。这个提议非常受欢迎。接着，话题就转移到军营演练上了。
顿时，一个场景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军营院子里的一个炎热的中午，烈日当头，军营里空无一人。一切都在沉睡。只听到鼓手们在练习，他们在某个地方排成一排，笨拙、单调、麻木不仁地进行练习。正午酷暑，练兵场，鼓手们的练习，三者多么和谐！
营房的窗户空荡荡的，漆黑一片。有的挂着一些等待干燥的裤袜。人们渴望地看着它。房间里一定很凉爽。
哦，你们的黑暗、发霉的士兵寝室，里面有铁床架、格子花纹被褥、储物柜和摆在床头前面的脚凳。甚至你自己也可以成为想象的对象；在这里，这是你家乡之外又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家，你的房间里充斥着陈腐的食物、睡眠、抽烟和衣服的气味。
卡特辛斯基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地把它们描述了一番。如果能让我们回到它们身边，我们什么都可以奉献出来！我们根本不敢继续想下去——你早上的教学课——“98式步枪分解成哪些部分？”下午的身体训练课程——“钢琴演奏者出列。向右转。去厨房报到，削土豆皮。”
我们沉浸在回忆中。克洛普突然笑了笑说：“在勒讷换车。”
这是我们下士最喜欢的游戏。勒讷是一个铁路换乘站。为了防止我们休假的人在那里迷路，西莫尔施托斯就带我们在营房里练习换车。我们应该知道，在勒讷，要通过地下通道才能找到联运列车。床代表地下通道，每个人站在床的左边。然后命令传来：“在勒讷换车！”像闪电一样，人们就从床的下面爬到对面。就这，我们练习了好几个小时。
与此同时，德国飞机被击落了。它像彗星一样，拖拉着一道烟雾，向下坠落。克洛普因此输掉了一瓶啤酒，怏怏不乐地数着钱。
“作为一个邮差，西莫尔施托斯肯定是一个谦和的人。”阿尔伯特的失望情绪平息之后，我说，“当上军士之后，他怎么会变成了一个虐待狂呢？”
这个问题让克洛普再次振作起来。“不光是西莫尔施托斯，还有很多人是这样。只要他们得到绶带或者一把军刀，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就像他们吞下了混凝土一样。”
“这就是制服的力量。”我猜想道。
“大致是这样。”卡特说，他准备发表一场长篇大论，“但问题的根源在其他地方。你看，如果你训练一条狗吃土豆，然后把一块肉丢给它，它仍然会抢着去咬肉，这是他的本性使然。如果你给一个人一点权威，他也会这样做，他会抓住那点权威。这完全取决于自己，因为人本身就是野兽，然后可能是，像涂着猪油的面包一样，抹上一层道貌岸然的油彩。军队建立的基础在于，一个人必须拥有对另一个人发号施令的权力。糟糕的是，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权力。一个军士可以折磨一个下士，一个中尉可以折磨一个军士，一个上尉可以折磨一个中尉，直到折磨到发疯。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都习以为常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从训练场回来，疲惫不堪。可这时又来了命令：‘唱歌！’那好吧，大家就无精打采地唱起来了，因为每个人都很高兴，这样可以拖着步枪往前走。但是全连又立即返回，被罚进行一个小时的演练。返回时再次传来命令：‘唱歌！’于是又唱起歌来。所有这一切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是连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你，他有权力这么做。没有人会责怪他，相反，他会被称赞为要求严厉。这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让人感到绝望。现在我问你，一个人尽可以做平民，但他从事什么职业才能那样干，而不至于被人打破鼻子？只有在军队里才能这么做！你看，这些都灌输到每个人的脑子里了！一个人越是没有发言权，灌输到脑子里的这种东西就越多。”
“说的是，必须要有纪律。”克洛普漫不经心地说。
“理由，”卡特咆哮着，“他们总是有的。可能就是如此。但这决不能成为一种刁难。要向一个钳工，或者一个雇工，或者一个工人讲明白，也要向农民澄清，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这里。他们只是看到，他们经受了磨难，被送到了前线，但他们完全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不是。我告诉你们，这些普通的士兵坚持在前线，真是了不起！简直太棒了！”
每个人都表示赞成，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在战壕中，操练才会停止，但它在距离前线几公里的地方又重新开始了，还是那套最无聊的瞎折腾，敬礼和分列行进。因为这是一条铁律：无论如何，士兵必须不能闲着。
这时，贾登满脸泛着红光出现了。他激动地口吃起来。他容光焕发，一字一句地说：“西莫尔施托斯正在来这里的路上。他到前线来了。”
※
贾登对西莫尔施托斯深恶痛绝，因为他在营房里总是用自以为是的方式教育他。贾登患有遗尿症，晚上睡觉时就会尿床。西莫尔施托斯固执地认为这纯粹是因为懒惰，并且找到了一种自觉可行的治疗方法。
他从邻近的营房里找到了另一个遗尿症患者，名字叫作金德尔法特。他让他和贾登睡在一起。营房里有一种非常典型的双层床，上下两个铺位，床垫上罩着铁丝网。西莫尔施托斯把他们两个人安排在一起，一个睡上面，一个睡下面。睡下面的可就倒了霉了。第二天晚上再换床铺，下面的换到上面，以便实施报复。这就是西莫尔施托斯发明的自我教育法。
这个主意非常卑劣，尽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惜的是它毫无用处，因为问题的前提不正确：两个人都不懒惰。任何见到他们苍白皮肤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事情的结果是这样：他们中的一个总是睡在地板上。在那里，经常容易受凉感冒。
此时，海耶坐在我们旁边。他向我眨眨眼，专心致志地搓着他的两只手。
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军队生涯中最美好的一天。那是在开赴前线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被分配到其中一个番号很大的兵团，在此之前先被送回驻地换衣服，当然不是补充兵站，而是另一个营房。第二天早晨我们就该出发了。晚上，我们几个出去，准备找西莫尔施托斯算算账。我们已经发誓好几个星期了。克洛普甚至想得更为长远，竟然决定到了和平时期进入邮政部门工作，以便当西莫尔施托斯再次成为邮递员时，能够做他的上司。他沉醉在自己如何折磨他的幻想当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才没有令我们完全屈服。我们一直在暗中盘算，最迟在战争结束时，总有一天我们会逮住他好好地教训一次。
此时，我们决定狠狠地痛打他一顿。如果他没有认出是我们干的，并且反正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事。
我们知道他每天晚上都去哪家酒吧。回兵营的路上，他不得不穿过一条漆黑的人迹罕至的街道。在那里，我们埋伏在一堆石头后面等着他。我随身带着一条床单。我们等待着，有点颤抖，不知道他是否单独一人。不久，我们听到了他的脚步声，这声音我们非常熟悉，每天早晨我们都能听到，紧接着门就会打开，“起床”的吼声马上响起。
“是一个人吗？”克洛普向我们耳语道。
“是一个人。”我和贾登围着石堆小心翼翼地移动着。
他的皮带扣子发出亮光。西莫尔施托斯似乎有点喝醉了，他唱着歌，毫无防备地走过来。
我们用手拿着床单，轻轻跳起，从他背后把床单罩到他的头上，并把它往下拉，于是他就像套在一个白色袋子里一样，无法抬起手臂。歌声戛然而止。紧接着海耶·威斯特斯过来了。他张开双臂，把我们推到后面，以便第一个下手。只见他高高兴兴地拉开架势，举起像信号桅杆一样的手臂，巴掌犹如煤铲，照准白色袋子狠狠地打了一拳，这一击足以打死一头公牛。
西莫尔施托斯被打翻在地，滚出了五米远，他开始号叫起来。但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我们带着一个枕头。海耶蹲下来，把枕头放到膝盖上，抓住西莫尔施托斯的脑袋，使劲按在上面。他的声音立刻低下来。海耶不时地让他喘一口气，然后他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更加大声的号叫，随即这声音再次降低下来。此时的贾登已经解开了西莫尔施托斯的吊裤带，拉下了他的裤子。贾登用牙齿紧紧地咬着一根鞭子。随后他站起身来，开始工作。
那真是一幅美好的画面：海耶向躺在地上的西莫尔施托斯弯下腰身，把他的脑袋摁在膝盖上，脸上绽放出恶魔般的狰狞的笑容，满心欢喜地张大嘴巴；每当抽打一次，西莫尔施托斯的双腿就抽搐一下，在带有条纹的衬裤里做着自然反应的动作；在他上方，则是像伐木工人一样不知疲倦的贾登。后来，我们不得不将他拉开，这样才轮到我们。
海耶终于让西莫尔施托斯重新站立起来，以其个人表演，作为结束。他仿佛想要摘下星星一样，抡圆右胳膊打了他一记耳光。西莫尔施托斯随即摔倒在地。海耶把他拉起来，站那儿准备好了，用左手稳准狠地掌掴了他第二下。西莫尔施托斯哀号着，四肢着地，爬着逃跑了。在月亮底下，他那带着条纹的邮差后臀闪闪发光。
我们飞快地跑没影了。
海耶再次向四处望望，心满意足，又有些高深莫测，恶狠狠地说：“复仇就是血债血偿。”
西莫尔施托斯应该感到高兴，按照他说的话，一个人必须由另一个人来教育，这在他身上应验了。我们已经成为由他那套方法教出来的优秀学生了。
他始终没有发觉，到底是谁干的好事。毕竟，他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一条床单，因为当我们几个小时后返回去查看现场时，床单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的事成为我们第二天早上能够以比较轻松的心情离开这里的原因。有个蓄着大胡子的人因此非常感动地称赞我们是英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