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是1938年夏秋之季的某日，我们本书的主人公观杰离开了自己的家，踏上了寻找革命道路的旅程，有关文献中是这样记述的：“1938年，观杰冲破种种阻碍，长途跋涉，奔赴皖南，进新四军教导队学习”。 “1938年，观杰怀着跟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冲破各种阻力，毅然参加了新四军。” 上述文献表明，观杰于1938年离家赴皖，参加革命，已成定论，但遗憾的是，观杰究竟是这一年的哪月哪日离开家里的，文献中没有记述。

现在唯一留给我们的线索是前面说过的那张老照片，从拍摄该照片的时间看，至少在1938年6月份，春晖中学章镇分校的学生观杰还在学校里，而这也被观杰家乡章镇编印的一份资料所印证：“1938 年 6 月，观杰从上虞春晖中学分校毕业后不久，就怀着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告别父老乡亲，只身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新四军。” 为此，笔者用了“夏秋之际”来说明观杰去皖南的时间，虽有依据，实属分析。

除此以外，还有观杰离家以后是如何“长途跋涉”的。上虞距安徽达数千里之遥，两地之间山高水深，盗匪出没，加上举目无亲，人地两生，旅途势必充满险阻。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经多方考据，基本勾勒出了观杰当年行进的路线：他离开任叶村以后，步行到章家埠，然后摆渡到对岸的广福庵，从广福庵一路向西，行十数里到蒿坝航船码头，当晚乘夜航船，一早到绍兴，又从绍兴乘船到娄宫，然后时而步行，时而乘人力车到枫桥、诸暨城，之后又乘火车到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临时所在地金华。他可能会在金华休息一两天，然后步行至兰溪，接着一路向北。像观杰这样脚力健的年轻人，一天可行走七十公里计，大约在半个月之后就能到达安徽歙县的岩寺镇。

岩寺镇地处屯溪的北面，属古徽州的中心要地，因域内有一“岩寺塔”而得名。它是黄山的南大门，交通发达，位置独特，历为皖南重镇。1937年10月，在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之后，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及陈毅、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于1938年4月，率7000余官兵在岩寺镇集中整编，其时新四军的司令部、政治部设在岩寺，叶挺等军领导住在镇内的金家大院内。

1938年7月的某日，当经过了长途跋涉的观杰到达岩寺时，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刚离开岩寺，挥师北上，沿青弋江向泾县云岭一带开拔、驻扎。

但新四军中负责接待从全国各地来岩寺投军的兵站还在，观杰在兵站住下，看到了许多贴在兵站周边墙壁上的，令人热血沸腾的标语和口号，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

在兵站休息了一天，观杰迫不及待地拿着新四军驻岩寺兵站留守人员开具的路条，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的云岭镇进发。岩寺通往云岭之路皆为崎岖山路，不通汽车，因此只好步行。

云岭仿佛是镶嵌在大山深处的一颗明珠，它东接泾云公路，南依青弋江，西靠黄山，北望长江。云岭四面皆山，山虽不高却层峦叠嶂，林竹葱郁。叶挺军长曾有“云中美人雾里山”之句来赞美这样的环境。云岭镇中间有一块盆地，里面有一个古村落，叫罗里村，村里有众多青砖黛瓦的徽派民居及深宅大院。每个初来乍到的人都会在领略其浓郁的皖南风光的同时，产生一种宁静、悠闲、远离尘嚣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在进入军部所在地罗里村之后，就被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人的笑容，这里往来人员的衣着服装，每幢民居和院落墙上的标语口号，以及训练场上和部队驻地中不时飘来的抗日歌声……一切的一切，都告诉观杰和每一位来投奔新四军的人，这是一个充满朝气、活力和抗日激情的地方，是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之后梦寐以求的地方。

晚上的时候，观杰和几个同来的年轻人，应邀参加了由军部战地文化服务处组织的文艺晚会，地点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大会堂。观杰从报幕员的口中，听到了一个他熟悉的仰慕已久的名字——任光。任光是观杰老家上虞县隔壁嵊县人，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音乐家，他在绍兴稽山中学和章镇春晖分校读书时，就经常唱他创作的《渔光曲》《月光光》《打回老家去》《高粱红了》等歌曲，从这些充满激情和向上力量的歌曲中，观杰记住了任光的名字。没想到在这个地处偏僻的军部大会堂的舞台上，竟能听到任光的歌曲，这使他既感到亲切，又感到兴奋。

而令观杰想不到的是，就在一年半之后，他所仰慕的大音乐家任光真的来到了云岭的新四军军部，不过这时候观杰已从教导总队结业，被分配在军部司令部当见习参谋。那天在由叶挺军长亲自安排的欢迎晚会上，当晚会报幕员介绍音乐家任光也在现场时，晚会的气氛顿时便达到了高潮，大家一遍一遍地呼喊着“任光，唱一个，任光，唱一个”。然后从前排的座位上，站起来一个身着新四军军装的中年人，此人面目清秀，英俊潇洒，他就是任光。任光在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平静下来后，登上大会堂的舞台，唱了一首《王老五》，这首带有浓郁乡土气息和民歌风格的歌曲，因其旋律轻松幽默，一下子吸引了台下的听众，大家在欢笑声中一遍遍地鼓掌，呼喊任光的名字，直至参加晚会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上台指挥大家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后，才为任光解了围。此是后话。

观杰在云岭待了没几天，就被分配到离云岭约10里外的中村新四军教导总队去学习和受训。教导总队成立于1938年1月，是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时，由军部直接举办的一所培训军政干部的学校，开始时叫教导队。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进驻安徽歙县岩寺后，教导队随军部同往。4月10日，新四军江南部队的3个支队在岩寺集中改编完毕，故教导队扩建为教导营。6月间，教导营随军部向太平开进，移驻左坑、云岭附近时，已扩大到4个队。之后，教导营的人数不断扩大，在当时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的鼓荡下，每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来泾县投奔新四军，其中有上海及浙南温州地区的党组织向皖南新四军军部输送的党员、工人和学生，有以难民到江西、浙江开荒的名义组织的进步青年，也有江、浙、沪一带曾接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参加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的知识青年，我们本书的主人公观杰就属于后一类。

由于苏皖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日益扩大，尤其是大批知识青年和工人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在短时间内通过培训，迅速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掌握必要的军事技能，是新四军建设当中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因此可以说，教导营就是培养新四军军政干部的“抗大” 。

1938年9月，教导营扩建为教导总队。总队长为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教育长是从延安“抗大”总校调来的冯达飞，政治处主任是曾任红军师政委的余立金。观杰就是在总队成立之初来到中村的。

教导总队学制为半年，第1期于1938年9月前结业。第2期从1938年10月开始到次年的4月份结业。观杰参加的应是第2期，第2期有两个大队，学员1000余人，第1大队为军事队，主要培养连、排级军事干部；第2大队为政治队，主要培养连级政工干部。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总队部设在中村的董家祠堂内，两个大队部及所属10个队分别驻在沿中村河一带的村庄。总队没有校舍，各队只好借用祠堂和民房，住所更简单，干部和学生都睡在门板搭成的床或铺了稻草的地上，晚上也只好用小油灯照明。尽管如此，学员们的学习劲头却十分高涨。

2020年6月15日，笔者曾专程赴安徽泾县中村寻访观杰当年在教导总队受训的经历。我们首先找到了泾县党史办，党史办的领导在看了观杰的有关资料后很重视，表示观杰作为一个曾在泾县中村教导总队受训过的学员，牺牲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荣誉旗帜“观杰中队”，能在2015年9月3日阅兵时接受习近平主席的检阅，这是一份无上光荣。他们表示，在适当的时候，将会把观杰的有关图文资料，在纪念馆中展出。之后，为了帮助我们寻访，党史办领导亲自打电话给云岭的新四军史料陈列馆及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领导，要求他们为我们的这次寻访提供帮助。正是在泾县党史办领导的关心帮助下，我们受到了两个纪念馆的热情接待，他们不仅单独派讲解员为我们做了讲解，结束时又送给了我们一些珍贵的资料，还给我们联系上观杰当年在教导总队受训的地方——中村。

中村离当时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镇约10分钟车程，中村的背面是山岗，前面是中村河，当地百姓也称琴溪河，1939年3月，时任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的周恩来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随后，周恩来又视察了云岭周边的新四军各部队。观杰正在学习受训的中村教导总队也是他视察的地方之一，据一位当年曾见过周恩来来中村视察的长者称：当时周恩来身着黄呢军服，肩披着军大衣，刚刮了胡须，脸颊两旁青里泛红，浓黑的眉毛下两眼炯炯，神采奕奕。他还记得周恩来曾在村旁的琴溪河里洗过澡。

笔者随即又问了村里的几位长者，他们几乎都能说出一串当年教导总队在村里驻扎训练的故事。其中一位叫董树基的长者，还热情地给我们当向导，把我们引到村中的一处宣传墙，我们在墙上看到了当年教导总队学员受训时的许多图片和文字，从这些略显模糊的照片上看，在中村受训的教导总队学员还真不少，他们有的在练刺杀，有的在跨越障碍，有的在投弹，有的在出操……我们极力地睁大眼睛，希冀在这些受训的年轻学员中，找到观杰的身影，或一张与他近似的面孔，然而很遗憾，因为年代的久远和保存的困难，这些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珍贵黑白图片，除了极少数以外，大多都已模糊不清，有的仅剩下了一个轮廓。

在董树基的引领下，我们又来到当年教导总队学员上课的教室，这是一幢四合院式的小院子，里面有好多间光线很暗的房子，有教室，有办公室，有伙房及马厩。但遗憾的是，由于皖南事变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洗劫和破坏，加上年代久远，教室里已没有教具和实物，唯一留下当年印记的是一间小屋地面上的一个长方形深坑，深坑里有烟熏的痕迹。董树基说，这个深坑是教导总队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时，用来烧毁秘密文件的，在坑的旁边还有一扇窗，这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的一扇逃生窗。

从小院子出来，就是琴溪桥，桥上的石沿上坐着很多人，听说我们是从浙江过来寻访一位叫观杰的学员的，村民们都凑上来提供线索，一位白发老者说：“在这里受训的有几千人，怎么找啊。”一位大胡子中年汉子说：“我曾听我爷爷、父亲说起过当年的事，不过年代太远了，找起来难啊。”一位妇女说：“每年都会有外地的人来这里找亲人，找到的也有，很少，大多数都找不到。”正说着，过来了一位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有人马上说：“对了，你们找他，他知道情况。”原来这年轻人是泾县新四军研究会的会员，他听了我们的介绍后，当即便从摩托车上下来，说：“我也一直在研究这段红色历史，你们把观杰的资料发给我，我帮你们一起找。”说着他就离开了，没料想一小时之后，我们从中村采访结束踏上返程时，有一个来自泾县的陌生电话打给我，我接听后，对方说：“是顾志坤老师吗？”我说是的，对方自我介绍说：“我姓朱，是泾县新四军研究会会员，也是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听中村一位朋友说你们来找一个叫观杰的新四军战士，我们很想帮忙，这样，我们晚上有一个研讨会，想邀请你们一起参加。”我一听，心里十分感动，但这时候我们的车已经驶上高速了，我只好遗憾地告诉他，只有下次再去拜访他们了。

在回程的车子上，我又翻起与观杰有关的资料，发现除了观杰外，上虞的陈树谷烈士和章辅烈士也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训练过，只是陈树谷比观杰晩一点，他是1940年4月12日离开上虞去安徽泾县的，行进的路线与观杰的差不多。章辅到教导总队学习的时间是1938年秋天，她是由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以遣送难民回乡的名义，从上海乘地下组织租用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辗转抵达泾县的。从时间上来看，她到泾县的时间与观杰几乎差不多。既然同在一个教导总队里学习和训练，这三个上虞人，说不定都认识。

不过与陈树谷在教导总队担任指导员和章辅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不同，观杰在教导总队接受的主要是军事技能的训练。全体学员遵循“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每天很早就起床，然后集合、跑步、收操、唱歌、洗脸、吃饭、上课、训练。而所有的训练都是按战时的要求进行，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搪塞。就如教员所说：“训练就是打仗。”

这对观杰的考验是严峻的，虽然他年轻体健，在学校也学过武术，受过军训，但面对着一整套严格、规范的军事训练大纲的时候，他才明白什么叫“不可同日而语”。就拿体能训练来说，观杰在学校里也练过长跑，但那种长跑毕竟是可自由掌握的，如果你实在跑不了，就可以停下来。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就不允许这样做，你跑得了要跑，跑不了也要跑，就是爬也要爬到目的地。而且每次跑还得负重，还得爬坡越沟，还得在半途中与“敌人”进行搏杀格斗等等，往往一圈跑下来，人累得像稀泥一样瘫在地上。可教官却不管你这些，往往你刚坐下还没喘上一口大气，他又突然发布命令：“在前方的一个山头上，发现有日军进犯，须立即发起攻击，将敌消灭。”于是，大家又从地上跃起，向“敌人”发起攻击。

除了这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打靶射击也是一个难关。观杰是近视眼，训练时，无论他怎样睁大眼睛，也找不到靶子的中心，第一次实弹射击，观杰吃了个“零蛋”，回到营地，观杰躲到一个无人处，偷偷地哭了。正哭着，突然听到有位同班的战友在大声地叫他：“观杰，观杰，你在哪里？”观杰连忙抹去泪水，问：“什么事？”

战友说：“你老家来人了。”

观杰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小叔叔石余表来看他了。分别几个月，在安徽泾县这地方能见到小叔叔，观杰高兴极了，连忙把他拉到宿舍里，坐下后问小叔叔：“叔叔，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有生意？”

小叔叔见班里有人，就悄悄把他拉到门外，见旁边无人，便压低声音说：“哪有什么生意？是你奶奶和娘不放心，叫我来看看你，如果待不下去，就跟我回去。”

观杰一听，便严肃起来，说：“我在这里好好的，我不回去！”

小叔叔说：“还说好好的？你用镜子照照看，原本白白胖胖的一个人，如今又黄又瘦。”

“可我就喜欢部队的生活。”观杰说。

“你也别瞒我了，我刚才问过你班里的同志，他们说部队的伙食很差，你经常吃不下饭，饿着肚子搞训练，这样下去还不把身子搞垮了？”

观杰说：“没事，一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现在慢慢也适应了，叔叔放心好了。”

小叔叔说：“我真弄不明白，家里好好的日子不要过，要大老远地跑到这个地方来吃苦，为什么？”

“您说为什么？”观杰笑笑反问小叔叔说，“您看我们教导大队，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吃苦，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那你这次跟不跟我回去？”小叔叔最后问了观杰一次。

观杰肯定地对小叔叔说：“肯定不回去，就是再苦我也不回去。”

小叔叔叹了口气说：“我也知道你不会回去，可你奶奶你娘非要叫我来，那你说回去以后我怎么向她们交代？”

观杰说：“您就告诉奶奶和娘，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我就回去看她们。”

小叔叔在到达泾县的当天就回去了，因为观杰告诉他，自己马上又要去参加射击训练了。在此后的日子里，观杰慢慢适应了部队的生活，教导大队的伙食还是那么差，观杰就强迫自己吃下去，从此体质又强壮了起来。更使他高兴的是，经过刻苦的训练，射击成绩终于上来了，从最初的“零蛋”、不及格、及格到最后的优秀，观杰付出了比战友们多得多的努力，他在练习射击时磨破的裤子，以及膝盖上两块发黑的老茧，就是最好的见证。

半年后，观杰在教导总队训练期满，总队在观杰受训期间军政各课的成绩单上赫然写着两个字：优良。

1939年4月，也就在观杰从教导大队结业后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未几，观杰就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担任见习参谋，不久又升任教育副官。在一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苏皖边区名人录——军事篇》中，可以发现我军有许多的将领这一时期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执过教或受过训，如：邓逸凡（中将，曾任师教导大队教育处长、旅教导营教导员）、卢胜（中将，教导总队第九队学员）、余立金（中将，曾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张翼翔（中将，曾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刘春山（少将，新四军教导总队学员）、张日清（少将，教导总队学员）、陈铁君（少将，教导总队教员）、程业棠（少将，教导总队第一大队教导员）……

在这些将领中有两个人应与观杰有过交集，即张翼翔将军和程业棠将军。他们两人于1945年年初调任浙东游击纵队，张翼翔任纵队副司令员，程业棠任支队长。而观杰已于此前来到浙东游击纵队，任纵队五支队三大队七中队中队长。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再也无缘相见了，因为观杰在半年前的东埠头战斗中壮烈牺牲了。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观杰在军部任职时，国民党因对新四军教导总队蓬勃发展的态势产生了警觉和怀疑，便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严密封锁从浙江、江西进入皖南的通道，阻止国统区的爱国青年前来投奔新四军，从而达到限制和削弱新四军的目的。为应对皖南日趋严重的形势，防止突发事件发生，军部开始疏散家属和非战斗人员，关停有关学校和教导总队的部分学员队。同时，在中村附近的云岭、雪岭一线的高山上构筑工事和地堡，准备以深沟高垒，固守云岭一带。

1940年10月4日，皖南前线的万余日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南陵、泾县进行“扫荡”，企图消灭云岭地区我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在军部担任教育副官的观杰与教导总队的两个大队一起，跟随着叶挺军长，在三里店、汀潭、小岭战斗中痛击日寇，并收复了被国民党军队放弃的泾县县城。

同日，黄桥之战打响。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 7000 余人面对敌30000余兵力，经过连日激战，取得歼敌11000多人的辉煌战绩，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

黄桥决战后，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攻打华中新四军。形势万分危急，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和催促之下，新四军军部决定北撤。同年12月，军部后勤机关人员和教导总队分两批先行北撤，每批约1500人。作为军部的教育副官，观杰与教导总队北撤人员同行。他们在12月13日离开中村驻地，前往苏南，另有一部分人到达盐城。

1941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约9000人离开云岭，开始北撤，但在行至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80000余人的袭击包围，经连日血战，最后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及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领导遇害。观杰的老乡、一代“民族号手”任光亦在突围时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前面提到的观杰同乡陈树谷（另一同乡章辅之前已去江北）也参加了突围，此时他已任连队指导员，但在战斗中因右腿负伤，不幸被捕，后关押于上饶集中营，在狱中，陈树谷历经严刑拷打、威迫利诱，但他却始终咬紧牙关，不吐露新四军和党组织的一字一句。5个月后，陈树谷与 3 位战友通过监狱的一只粪缸逃了出来，他们分头行动，半个月后，陈树谷靠一路讨饭潜回家中……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建制。而几乎在同时，毛泽东主席则在延安宣布：重建新四军。随后他在盐城召开成立大会。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虽然遭受了重创，但国际国内的舆论对蒋介石却极为不利。在自己陷于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时，蒋介石不得不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保证说：“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了。”

从此以后，国共关系又走向了缓和。

也就是在这时候，观杰接受了党组织一项新的任命，去苏北地方实力派陈泰运部的两淮税警总团担任7连连长。 pKEcu5vcyzcwuEbI/4Qw8vu5hJHrTLmZrO/g0HsKIa5LeQGBOp3A0c4TU4SM0Y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