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45年9月25日，上虞·丰惠）
八点还未到，钱家大院内浙东区党委的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与往日的会议比，这天会议室里的气氛可以说是十分热烈，那些平时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地、县委书记及纵队的支队长们一反常态，不仅脸上露出了笑容，有些还嘻嘻哈哈开起了玩笑，咬着耳朵说起了悄悄话。
是啊，形势发展之快之好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中，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自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后，形势可谓一日三变。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日，百万苏联红军分四路向侵占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同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消息，朱德总司令立即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附近城镇及交通要道之日军送出通牒，令他们限期缴械投降，对拒绝投降之日军，给予坚决消灭。同日，中共中央电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同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华中局：日寇投降在即，浙东纵队除留必要的地方武装及金萧支队就地坚持外，主力应立即转移至沪宁线地带，浦东、浦西部队设法收缴敌伪武装，肃清土顽“忠义救国军”，阻止顽军向上海挺进，策应上海地下军及附近的部队相机占领上海。
11日，朱德总司令又连续发布2至7号命令，令全军向日伪发起进攻。8月12日，新四军军部命令苏浙军区控制京沪杭交通要道，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同时，华中局命令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甚至已发布命令，任命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叶飞为浙江省主席，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
但就在此时，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顽固派极力阻止解放区军民受降，并有可能发动内战的严峻形势，对原先的指示作出了改变：江南力量就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乡镇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组织仍取隐蔽政策。8月13日，新四军军部将中央军委决定的新的作战部署转发各师、各军区执行。同日，华中局关于浙东部队行动致粟裕转谭启龙电：“浙东应立即准备内战到来，不作占领杭州、宁波之打算，但应利用敌人投降与秩序混乱时，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群众、囤积物资。”8月14日，发生了三件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大事：一是0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二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三是蒋介石发出邀请毛泽东赴重庆会谈的第一封电报。同日，华中局致电粟裕、叶飞：“立即停止向南京进攻，敌人投降后，我们主要任务是应付内战，中央指示不要作进攻南京、上海、杭州的打算，不要打算入大城市，要火速集中力量准备打击顽军进攻。”
8月15日，一个举世瞩目、万众欢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读了投降诏书。
9月6日，侵浙日军投降仪式在富阳宋殿村举行，中方受降主官为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日本投降代表为日军133师团长野地嘉平。是日，当野地嘉平在投降书上签字后，把投降书放入一只木盘里，双手捧着上前呈送给韩德勤时，方圆几十里赶来观看投降仪式的成千上万的群众，都禁不住欢呼起来，其中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三天后，即1945年9月9日，举世瞩目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浦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举行，受降席居中坐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午9时整，何应钦将日军盖章降书交付冈村宁次阅读，冈村宁次签字毕，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9时6分，何应钦将蒋中正第一号命令交给参谋长转送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再于受领证上签字盖章，9时10分。中国战区日本受降仪式终于结束。
当然，胜利的喜悦远不止这些，就当日寇无条件投降、历时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时，8月25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它也许意味着，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经受的饱受战火蹂璃的苦难日子，就要结束了。
区党委扩大会议于八点钟正式开始。毕竟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这些刚才还在嘻嘻哈哈、开着玩笑的书记和支队长们，在会议开始，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头，太严肃了，不仅何司令、刘亨云参谋长这些军事干部严肃，连政委谭启龙，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及杨思一、连柏生、顾德欢这些地方党政干部也严肃，尤其是谭启龙，平时总是和蔼可亲的，今天竟也沉着脸，点笑容也没有，那双大而坚毅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这说明，他已多时没有合眼了。
会场异常肃静，没有任何开白场，更没有任何客套话，谭启龙用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扫视了一下与会人员说：“现在请何司令宣读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电令。”
直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除了谭政委，何司令看上去也十分的疲惫。
这时只听何克希读道：“中共中央、华中局急电，共三份。”
一、九月二十日电：
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立即全部撤退。留下秘密工作及少数秘密武器（留作民枪存在）。
二、九月二十二日电：
北撤工作具体安排：
1 .党内外作深入动员解释，对外宣传在出发后进行，以免增加行动困难。
2.注意保密，随时备战。
3.部分不能转移之地武与干部，不宜勉强。留下部分熟悉地形、民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领导坚持原地斗争。可主动派面目暴露的可靠干部先去与国民党联系，取得信任与合法地位，掩护我工作。在留下干部中挑选较有声望的同志或残废者出面，组织新四军后方留守处，负责处理抗属和伤员，并联合当地名流士绅，共同派代表向国民党省政府及附近驻军接洽，说明我军撤退原因，并可提出下列条件：
①保证新四军复员战士、伤病员、抗属安全，保护留守机关权利；
②保护民主设施，对过去抗战有功的人民与干部，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与民主权利，不得虐待与歧视；
③废除苛捐杂税，办理复员，救济难民。
4.撤退前布置秘密工作，可使同情分子、地主绅士和国民党接头，广泛进行两面政策，同时教育留下党员应灵活。对于一切不能立足者均应撤退或隐蔽。对多余物资粮款，应尽量救济困难抗属与群众。
5.部分无法转移隐蔽的干部、群众，依靠群众，依靠山地，组织短小精悍的秘密游击队，准备游击基地，在严峻环境下，仍能坚持保存干部与合法斗争的配合，可用任何名义。
6.党的组织［以］绝对保密、精悍为原则。
三、九月二十二日电：
粟亲率一，三王陶部迅速集结完毕，立即出动，叶率四纵及江南全体可能转移之部队及地方干部，作两批转移，时间在浙东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及宣传、秘密工作准备适当完成后。原则上全部转移，但不能过于勉强，以免中途逃亡为顽利用。
何克希读毕，谭启龙讲话，他说：“同志们，这是中央和华中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军令如山，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七天，昨天，区党委已开了会，大致作了分工，由我负责地方一块，何司令负责部队一块，张文碧主任负责政治工作及确定走、留干部名单，张翼翔副司令和刘参谋长负责船只及渡口安全。现在，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会场里这时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都懵住了，许多人都还没有缓过神来，这事简直太突然了，突然得令人连半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在极力地调整着自己，以便能接受并理解中央这个重大的战略性决定。
不过现在想起来，中央在作出这个重大决策前其实是已有前兆的。这就是，当新四军和根据地的群众正在欢庆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已开始在悄悄地行动了，有情报称：9月14日，由国军第32集团军副总指挥陈沛指挥的3个军的先头部队已抵达了杭甬线，16日，在接受了侵甬日军的投降后，其所属107师又快速进驻了宁波市。18日，国军98军123师即暂编第3师也进入了余姚城……，国军如此密集而快速地抢地盘，浙东区党委其实是早有预感并有所准备的。9月14日，区党委就已向所属各部队及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国民党军“在大城市落脚已稳之后，可能即转向我进攻，尤其三北地区，因此内战危机紧迫”。18日，又发出指示，强调“浙东内战危机已是非常紧迫和不可避免的”，浙东党政军必须“采取紧急有效办法，进行必要准备，争取主动，以便应付即将到来的最坏环境”。随即，三北中心县委也发出反内战的指示信，指出“三北的斗争环境，可能更加紧张复杂”，号召“三北全体同志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作充分的准备”，“以最大的勇敢与无比的决心，大胆地迎接这次内战”。
基于这种严峻的态势，浙东区党委对今后浙东的前途有以下三种估计：一是基本维持现状，也就是说力量不变，地区性质不变；二是依靠少数精悍主力及游击队、武工队，依靠党与群众的基础，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但地区的性质大都变成游击区及分散的游击支点；三是完全变成秘密状态。
区党委认为上述三个前途中，以第二个前途可能性最大。因此，区党委就按可能性最大的第二个前途，部署了相关的工作。首先，由谭启龙、张翼翔率浙东纵队3、4、5支队南下，与浙南武装会合，开辟闽浙赣根据地。由何克希、张俊升率2旅坚持浙东。其次，由王仲良以浙东行署副主任名义领导地方工作。为减少领导层次，撤销四明地委，成立四明工作委员会，由王仲良兼书记，汪大铭、罗白桦、黄知真为委员。在三北成立三北中心县委，由黄知真兼任书记，统一领导三北两个县。最后，由汪大铭起草《坚持浙东今后艰苦斗争的工作布置提纲》。然而，这个提纲还没来得及实施，部队就要开始北撤了，这是包括谭启龙、何克希等在内的各级领导，谁都没有想到的。
后来大家才知道，关于新四军北撤，不仅参加区党委扩大会议的人感到很突然，即便在中央，也是在不久前才作出决定的。从现有资料看，最早提出北撤的时间应在9月15日，也就是说，离华中局转发中央第一道电令还不到一周。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致电中央，提出浙东、苏南、皖南的部队应伺机注意控制北上道路，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16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苏南、浙东、皖南三地部队，有转移到江北之可能，望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通路……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17日，华中局向中央建议，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撤后应留一部分在原地坚持斗争。19日，中央将华中局的建议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同意，并告之已将此事作为一个让步条件在谈判中向国民党提出。同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电《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中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此后14天，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接连发出6份关于“北撤”的电令，其中9月22日一天两电。可见当时作出这个决定的时间之仓促和紧迫。
现在，摆在与会者面前的任务是千头万绪的、更是严峻的，因为，要在短短7天的时间里，从宽约80至100里的杭州湾，渡过15000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但军令如山，即使办不到也要办。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办，而是怎么办。
不用说，眼下首要的难题是船只，没有船就过不了杭州湾，过不了杭州湾，部队无法撤到苏北去，中央的战略部署就无法真正实施。而要运送这样一支大部队，最少也得有300条大船。可船又在哪里呢？浙东纵队有一个海上大队，他们也只有几十条小船，还差200条，怎么办？找料子打造，哪来那么多的木料，又叫谁去造？当然最主要的是时间不允许，没有一家造船厂，能在7天之内造出200条大船来。虽然，华中局为支援浙东部队北撤，决定从遥远的胶东、苏北派船只过来，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还得靠自己想办法。
除了船只，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思想，坐在主席台上的纵队首长们从会场异常的沉默中，早看出部下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尽管时间很紧迫，谭启龙还是要给在座的各位讲讲大道理，他用沙哑的声音说：“是啊，大家可能感到很突然，说实话，我和何司令也感到很突然，那天接到军部转来的中央和华中局的电报时，我也想不通，回想四年前初来浙东时的情景，同志们在如此艰难的岁月中坚持斗争、浴血奋战，有成千上百的战友倒在了我们的身边，现在，我们胜利了，鬼子投降了。全世界人民、全国人民，都迫切要求和平，不能再打仗了，怎么又要叫我们突然离开这里呢？为什么？”谭启龙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用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同志们可能都知道，现在毛主席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毛主席为何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重庆，就是为和平，为了避免内战。不管蒋介石和谈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党为了尊重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也为了表示我们党对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决定主动作出让步，把南方的八个解放区全部让出来，这就是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大局。”
谭启龙讲话刚结束，会场上便有人开始嘀咕，何克希严肃地说：“不要在下面开小会，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出来。”
“司令、政委，中央和华中局的命令我服从，但我心里还是想不通，浙东根据地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现在要拱手让出去，这太让人憋屈了。”有位支队领导说。
没料他这话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共鸣，有人接上说：“是啊，难道我们的血白流了，许多战友都白死了？”
“浙东是蒋介石的老家，他连自己的老家也丢了，我们要从鬼子手里夺回来，他不仅不给我们军饷和弹药，还要把我们消灭掉。现在抗战胜利了，我们凭什么要让给他？”
“对，凭什么要让给他，不让！”
会场的气氛这时开始热烈起来，一位地方领导说：“四明山是蒋介石的老家，我们不让，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抗战八年，浙东人民够苦了，我们为了减少浙东和四明山人民的损失，少受些苦，也给蒋介石一点面子——”
“命令必须坚决执行，我担心的是，我们走掉了，四明山和根据地的老百姓怎么办？他们又要吃苦了啊——”一位县委书记哽咽着说。
何克希说：“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都有同感，所以要把大家叫来共同讨论，但不论如何，思想通还是不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组织原则，党的决定，只能坚决执行，决不能讨价还价。”
谭启龙接着说：“司令员说得对，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是从全世界的形势，全国人民的利益，全党的大局出发作出的决定，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时间紧迫，下面请何司令布置下一步的工作。”
何克希站了起来，走到那张大大的军用地图前，地图上已标着三条粗粗的红线，箭头所指，直抵苏中。何克希用一根纤细的小木棍指着地图说：“根据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作出的决定，全军北撤分三路进行，一路也是第一批由谭政委、连主任、顾部长、谢副参谋长率领区党委、司令部、浙东行署和党政机关人员、军政干校、警卫大、三北特务营等3000余人，由海上北撤，从三北古窑浦渡杭州湾，直抵奉贤登陆，和浦东的淞沪支队会合后，渡黄浦江到青浦观音堂集中。第二路也是第二批由我和张俊升副司令负责，率5支队和2旅、余上大队及地方干部团，从临山登船渡杭州湾，到黄湾或微浦登陆，从陆路北上，吸引敌人，掩护海上北撤部队的安全。第三路也是最后一批，由张翼翔副司令、张文碧主任、刘亨云参谋长及杨思一部长负责，率3支队、4支队、金萧支队和部分地方干部，从三北相公殿一带渡海北上，也到观音堂会合，然后一起横渡长江，到苏中集结。各部务必百倍提高警惕，若反动派胆敢沿途阻拦，坚决予以打击。完毕。”
接下来，张翼翔副司令员布置了七项具体工作。
第一，由张翼翔、刘亨云率5支队及纵队侦察分队，与三北沿海的海防大队会合，负责确保杭州湾南岸沿线主要渡口安全，封锁钱塘江口，调集所有船只，为渡江作好一切准备工作。
第二，所有公开人员和武装部队（除少数病弱人员外），全部撤离浙东。金萧支队除留精干力量就地隐蔽外，火速北上上虞，集中北撤。
第三，组建“浙东工委”，从各部队抽调精干武装人员和一部电台，由刘清扬等负责隐蔽的武装活动，由邢子陶等负责白区秘密工作，金萧地区留下马青等负责坚持斗争。
第四，建立公开的浙东纵队留守处，由朱洪山、黄明担任正副主任，以黄明等在抗战中负伤致残的有利条件，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保护不能随军北撤的伤病员及后勤机关人员安全。同时以纵队司令何克希的名义，向国民党宁波专员俞济民和驻宁波32集团军副总指挥陈沛写信，希望他们以“国家的和平，人民的民主，两党的团结为重”，“以饬所属全体官兵及工作人员，保护地方热心抗日父老，保护并优待一切抗日军人家属与抗日荣誉军人，保护敝部后方留守人员，保护人民既得减租减息利益和一切民主权利……尚有意气用事，私人报复，任意屠杀行为，亦请善为开导，严予制止，以利团结建国大业”。
第五，限期收回我民主政府发行的抗币，用民主政府积存的粮食和现金去换回群众手中所持抗币，以免根据地群众受损。比价是一斤半大米兑换一元抗币。同时，对一些带不走的物资作妥善处理，如将粮食换成金银（银圆）带走，或藏粮于民。
第六，面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决定秘密通知党员，必要时可让地方党员、抗日积极分子、群众团体骨干等，以参加过帮助新四军工作的群众团体名义，向国民党“自首”登记，以减少损失，减轻迫害。
第七，撰写《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以公开信形式广泛张贴。
会议开了半天，结束以后，大家来不及打招呼，就急匆匆回各自单位去做准备了。
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顾德欢刚起身要走，谭启龙把他叫住，说：
“老顾，《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写得怎么样了？”
顾德欢说：“正在写，明天请您审阅”。
在旁的张文碧说：“老顾是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文笔好。”
顾德欢苦笑了一下说：“心里难受，有时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
谭启龙说：“是啊，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真要离开生死与共的根据地群众，难受是肯定的，但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离开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再打回来的。”
说话间，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杨思一拿着一份电报稿来向谭启龙、何克希辞行，杨思一现在又兼任金萧地委书记和金萧支队政委的职务，刚才他向金萧支队支队长彭林发去一份加急电报，电报称，要：“想尽一切办法，通知所属部队和地方干部迅速到上虞县城集中北撤，不能行动的病人，想办法隐蔽下来，待病好后，化装到苏北找部队，并安排一些同志坚持原地斗争。”按区党委分工，杨思一现在要去金萧地区集结部队，传达北撤命令。但去金萧地区，沿途山山水水，往返要走几百里路，更严重的是，国民党部队此时已源源进抵金萧线两侧，倘若途中发生突变，后果难以预料。故何克希对杨思一说：“杨部长，你不要再去金萧支队了，这么远的路，又不安全，反正电报已经发出去了，彭林同志会处理好的。”
杨思一说：“不行，这样大的事，我不去不放心。”说毕，便向何克希和谭启龙敬了个礼，带着通讯员，匆匆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