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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10月初的一天，即将开学的上海浦东中学来了一位个子很高，但又略显瘦削的中学生，他就是谢晋。他是从老家上虞的春晖中学转学到上海读书。今天，他是来报到的。按当时上海教育当局的规定，凡从外地中途转学到上海的学生，不论他在原校的成绩如何，一律都要经过考试，合格后，方能录取。在校长办公室，稚气未脱的谢晋红着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校长递上了他的一份简历。谁知校长看了他的简历后，脸上便露出了微笑，和蔼地对他说：“谢晋同学，你被录取了。凡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转学过来的学生，我校一律免考，因为，我们信得过那里的老师，也信得过他们教育出来的学生。”
对于别人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于谢晋来说，这却是一件终生难忘的大事。数十年以后，当已成为大导演的他怀着激动难捺的心情重返母校时，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我只在春晖中学读了一个学期，而我的成绩，在同学们当中也并非名列前茅。但为何我能够得到这样的在别的同学看来连想也不敢想的荣誉。这是我个人的荣誉吗？不，不是的，这是整个学校的荣誉，是整个集体的荣誉。这个荣誉，是许许多多的教育界、文化界的前辈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作为一名春晖中学出来的学生，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在求学的道路上和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记得那位校长说过的话，因为，我决不能给自己的母校抹黑。”
谢晋在上海浦东中学也只读了一个学期的书，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武汉上海相继陷落，市面上混乱不堪，已于一年前被国民党交通部派驻香港的谢春溥与妻子反复商议后，决计还是将儿子送出上海为好，当然再回上虞老家，已是不可能了，因为萧甬线已全面沦陷，日本鬼子实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变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许多乡下人都纷纷来上海逃难，没想刚逃出虎口，又落入了火坑。因此，左右盘桓，认为还是将他送到香港读书，是为上策。经过多方联系，好不容易在香港的思思中学找到了门路。原以为可以有一段平静的读书日子，没想读了还不到一年，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香港的命运也危在旦夕，在万般忧虑和无奈之中，谢春溥夫妇又只好将儿子从香港送回上海。
这时已是 1939年的 9 月，年仅十五岁的谢晋已发育成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在家里度过了漫长而焦虑的暑假，父亲又在上海大夏中学为他报了名。不过，这时候，谢晋已经初三毕业，下个学期，他就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
在大夏中学大概读了一年，谢晋又在 1940 年 9 月，转入到上海稽山中学读书，其实这所学校是有名的绍兴稽山中学的一所分校，它创办于 1932年 9月，也就在“九一八”事变后，是由当时绍兴的学界名人和乡绅朱仲华、金汤候、姚慧尘、徐柏堂、陈洁人、张琴荪、刘振等人创立的。它的总校仍在浙江的绍兴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入侵，杭州于这年的年底沦陷，绍兴即告危急。当时的校董朱仲华和校长徐伯堂，接受了一些人去上海创办稽山中学上海分校的建议，便租借了上海南京路五福弄四明银行分行大楼的一部分，作为上海分校的校舍，后来因为学生太多，造成校舍拥挤，又迁到戈登路（今大华路）新闸门口的庞氏大厦。
虽然这是一所从乡下迁来的学校，但稽山中学上海分校却以管理严谨，校风正派，思想开明，讲究质量而闻名。一向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甚至有点苛刻的谢春溥不厌其烦地为儿子物色这样一所学校，其良苦用心，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谢春溥感到，摆在他儿子面前的不外乎是两条不同的路，一条是继承父业，弃学经商，再一条就是继续升学，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路。但经商，谢晋的祖父一向就不同意，对这个长房长孙的前程，老人家是寄予厚望的。他虽不奢望孙子日后能成为出将入相、重振谢门雄风的英雄，但起码也该是一个知书识礼，能光宗耀祖的君子。因此，无论是佐清公也好，还是谢春溥也好，或是谢氏其他房头的长辈们也好，都希望谢晋能继续读书，将来读出名堂来，谋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该多荣耀。
但世上的事，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事，你明明觉得应该这样做，但结果却又是另外一回事。谢晋的长辈们一心期望谢晋走一条读书入仕的路，但结果是，这个被长辈们一向视为听话并且寄托着厚望的孩子，竟会背着他们走一条与他们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