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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毕《春苗》，谢晋又接受了《磐石湾》的拍摄任务。这也是一部应时之作，谢晋心里虽然不太想接，但这是政治任务，也只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若干年后，在谈起这种由上级分配剧本的状况时，他说：“有的导演讲，你的剧本都是自己挑的啦，我的是领导分配的，我说，如果分配的，你不喜欢，就不接，只要接受了，就要全力以赴，谁说不好也不要听，但必须爱它，拥抱它，不然你不可能把它拍好。”这个话，对现在的导演来说，也许是对的，也是能够做到的，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那是绝不可能的。其实，这种强差人意分配剧本的事，他谢晋自己碰到的就不少，《海港》算一部，《春苗》算一部，《磐石湾》算一部，如果再追溯到以前，《黄宝妹》也算一部。这些片子大都无影响，只有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谢晋才有了自由选择剧本的权利，他以后之所以能够接连拍出一些震撼人心的影片来，无不与此有关。
拍毕《磐石湾》，已是 1975年的秋天了。这一年中国的情形因邓小平的复出，稍稍有了些转机，但因周总理病重，再加上又开展了对《水浒传》的批判，到下半年又变得晦暗起来。特别是毛主席对邓小平复出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再加上江青、张春桥一伙又不断在他老人家耳旁挑拨和煽风，因此，到下半年，又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从而使一度开始好转的政治、经济形势重又恶化了起来。
在电影界，这时又正好发生了《创业》、《海霞》等事件。《创业》是长影编剧张天民写的，内容是写石油工人英雄形象的，里面的主人公其实就是铁人王进喜。就这么一部好片子，江青一伙还不放过，说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等等，要求查一查背景，其目的就是要整邓小平。而《海霞》是经周总理看过并作了充分肯定的，江青又极力地反对，说：“《海霞》基调很坏，坏了一百多个镜头，再改也不行了，基调改不过来。现在，我还可以批这部片子，基本方面不好嘛。”随后她又说：“电影厂，长影第一，其次是上海，北影最差，珠影也很糟糕，北影搞‘三自一中心’，就是没搞自负盈亏，因为它赔钱。谢铁骊、钱江连资产阶级良心也没有了，更不要说无产阶级良心了。电影《海霞》是什么东西！找了个资产阶级学生演我们的民兵，把眉毛画得很细，选了一批资产阶级阔小组，只有一个阿洪嫂还不错。《创业》无大错，小错也不少哇。《海霞》是要批的”。幸好这两部片子都因为毛主席和政治局作了批示和决定，才幸免于难。但电影界当时的艰难处境，从中可窥见一斑。
好不容易熬过了 1975年，原指望 1976年形势会好些，不料 1月 8 日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大厦倾覆举国伤悲。从此，政治形势便更加险峻和错综复杂。一方面，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采取种种手段，来压制甚至禁止全国人民悼念周总理，江青甚至说：“周恩来死了，我也要和他斗争到底。”另一方面，全国人民怀着对周总理的一腔深情，在周总理去世以后，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特别是 4月 5 日的清明节前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蓬勃展开，从而拉开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悲剧的序幕。4月 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错误地分析了情况，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场群众运动的总后台是邓小平。4月 7 日，政治局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作为这场悲壮群众运动的参与者和目击者，这些日子谢晋的内心里是十分痛苦的。也许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原来自己以前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其实只是整个国家苦难当中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党、国家和人民都成了这个样子，连周总理也可以说批就批，一代开国元勋，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这个国家还成何体统，还有什么希望？但这种情绪，他在公开场合是不敢流露的，只有回到家里，或者在知心朋友面前，才会悄悄发泄出来。发泄的时候，还要先打开门窗，看看是否有人偷听，因为当时的上海，就如笼罩着一片红色恐怖，大家人人自危，犹如惊弓之鸟。同事之间，虽然每天见面，但心里都各怀暗胎，相互提防。尤其对于国家政事，大家都噤若寒蝉，唯恐说漏了嘴，被人告密，遭来滔天之祸。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下去了，整个国家好像处在一种风雨飘摇之中，社会上谣言如蝗，每个人都人心惶惶，心事重重。接下来便是从上到下追查与“事件”有关的人，于是各种传闻便又接踵而来，不是说某某某被抓去了，就是说谁谁谁坐牢了。上影厂也有几个嫌疑人被叫去谈了话，幸好关了一天就放了出来。大家的心里都极度的紧张和惶恐，唯恐自己在哪个地方说漏过嘴，被人添油加醋地告发上去。谢晋的心里也很紧张，每天总是提心吊胆，忐忑不安，幸好这一天终于没有到来。到了 7月底，国家又遭天灾，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全国在一夜之间又似乎笼罩在一片恐怖和悲伤之中。谁知唐山地震的恐怖和悲伤还未过去，举世震惊的人祸又接踵而来。9月 9 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整个国家哀声动天。但在倾盆泪雨之下，一场大乱正在悄悄酝酿，一些人以为时机已到，便暗中蠢蠢欲动，特别是江青反革命集团，趁毛主席尸骨未寒，上窜下跳，操纵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伪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遗嘱。幸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老革命家临危受命站了出来，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抓了起来，从而把中国从灾难和毁灭的边缘挽救了过来。
就像经过了一场漫长的噩梦一样，当有一天灿烂的阳光照耀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从而也照耀在漕溪北路上海电影制片厂杂草丛生的院子里的时候，谢晋才真正感到，中国从噩梦中醒来了，人民从噩梦中醒来了，上影厂，包括他本人，从噩梦中醒来了。当这些从噩梦中醒来的人重新拿起镜子，端详起自己的脸庞时，他们发现，他们原本应该年轻的脸上已过早爬满了岁月刻下的皱纹。是啊，十多年过去了，曾几何时，他们是多么的年轻，多么的朝气蓬勃，多么充满着活力，尤其是对事业和前途，充满着多么美好的憧憬和遐想啊。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文革”把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给无情地摧毁了，理想、前途、事业、爱情，当然，还包括生命。今天，当他们重新聚首在上影厂的大礼堂里，环顾四周，许多熟悉的面孔已经不见了，在尚存的那些灰暗的、忧郁的、已明显变了形的脸上，显现着的是无情的岁月刻下的沧桑和悲痕。
这时候，谢晋接到了一个本子，题目叫《青春》。在接到本子的一瞬间，谢晋咧开他的大嘴巴笑了。是啊，他正在为老之将至而叹息呢，现在，《青春》却找上门来了，这究竟是对他未来人生和事业的暗喻，还是偶然的巧合，他说不准。
《青春》写的是某部一个军医，立志为聋哑人解除病痛，勇于探索，终于用小小的银针捅开医学禁区的故事。可能剧本的作者是第一次“触电”的缘故，本子的基础并不好，但谢晋却喜欢这个题材，因为从这个尚较粗糙的本子里，他闻到了一股从生活中来的浓烈的青春气息。再加上这是他在粉碎“四人帮”后执导的第一部片子，因此，他格外看重这部片子，经过反复修改，又经厂里的专业编剧帮忙，本子终于通过。接下来便是拍摄，演员不少都是新的，原本也想在厂里挑选，但上影厂经过“文革”之后，原先的演员，死的死了，残的残了，老的老了，剩下的，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似乎尚未从“文革”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要拍这种以年轻人为主，青春气息又很浓的片子，似不适宜。谢晋把挑演员的任务交给了厂里的武珍年，武珍年当时正在创办上影厂演员剧团培训班，班里有许多小演员，她请谢导自己去挑选。谢晋叫小演员们每人表演一段戏，最后他看中了班里一个年龄最小的但充满灵气的小演员，才十六岁。这是个天真的、稚气未脱而又很顽皮的“假小子”，她叫陈冲，那时候她还是上海青春中学的二年级学生。谢晋叫她在戏里扮女主角哑妹。哑妹的戏很重，因为不能用嘴说，只能靠表情，特别是片中有一场重头戏，当哑妹在军医的悉心治疗下，恢复了听觉，哑妹睁大了眼睛，满脸的疑惑，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候脸上要流露出惊奇，后来她终于明白，于是她便要表现出狂喜状。这种情感和表情上的瞬息变化和激荡起伏对一个老演员来说，尚且难以把握，何况对一个第一次演戏的小孩子，其难度可想而知。但陈冲把握住了，当然她不是第一次就把握住的，而是在演了十次、二十次，在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无数次的流泪甚至痛哭，最后，差不多要被失望甚至绝望击垮的最后一刻把握住的。
《青春》在全国上映并获得了成功，这对陈冲是意想不到的，她才十六岁，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孩子，这成功对她来说太突然了，她可以说连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当然，她更不会想到在若干年以后，这个成功对她的人生道路会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倒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父母亲比较冷静，当自己的女儿因演了《青春》一片而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偶像时，他们却把女儿悄悄地送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这之前，他们曾征求过谢晋的意见，谢晋赞同他们这样做，仅凭这一点，他们就一直把谢晋视为自己的知音。
电影是不拍了，但《青春》放映后的余波还在陈冲的心中激荡着，除了不断的采访、见报、上电视和不绝于耳的赞扬外，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来信。其中有一封信给陈冲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信是一位重庆的聋哑姑娘写来的，她说：“本来我已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聋哑给我的生活带来无尽的痛苦和在青春的岁月里涂上了灰暗色，我难以自拔，当我看了你演的《青春》一剧后，万万没有想到，哑妹能有如此大的毅力克服痛苦的折磨，克服生理缺陷带来的困难，像健康人一样生活，想来，我多么惭愧。现在我也要振作精神和哑妹一样……”
就在收到这封信的半年之后，已是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学生的陈冲被另一个导演“盯”上了，他叫黄建中。黄健中也是从《青春》中认识陈冲的，他邀陈冲演他执导的一部名叫《小花》的影片中的女主角，名字叫小花，陈冲又获得了成功。1979年，在中国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台上，陈冲因扮演小花一角而获得最佳女演员奖，这一年她才十八岁。在此之前的历届百花奖评选中，她成为获奖演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对此，中国资深的影坛评论权威钟惦裴曾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继 1963年的第二届电影‘百花奖’之后，越十六年而对赋予我们生活以美好电影的陈冲和刘晓庆同志，分别授予最佳女演员奖和配角奖，它们记载的不只是中国电影生活的里程，也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里程，而最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生活进入正常化的标志，陈冲从演出《青春》中的哑妹之后，便欲罢不能，观众之喜欢她有类似李仁堂处，这就是善于把握角色。”
而陈冲自己则说：“我真运气，第一个戏就遇上了好导演，从他的身上我懂得了勤奋是通向成功的阶梯。”“《青春》是我的处女作，许多感受是在今后的一生中都不能再重复的，每想起它，我充满了渴望和遗憾。它将永远在我的心中占有最珍贵的一角——跟初恋一样。”
因为《青春》获得了成功，同样令导演谢晋激动不已，不过这种激动并没有在他的心头停留太久，便匆匆地消失了。因为谢晋心里很明白，《青春》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是因为它“生得逢时”，它出生在一个刚刚告别了噩梦般的岁月、我们的文化艺术领域正处在从严冬般萧瑟的荒原中清醒过来的时刻。人们渴求大自然的翠色，而《青春》正是无边的文化荒原中的一点绿色，于是人们便用加倍的宽容的态度接纳了它，并给以它激励性的赞誉。这正是中国电影观众的可敬之处，正是因为这种可敬，才使得中国的电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了广阔的市场和长久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