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红色恐怖

在热切地盼望着《舞台姐妹》公映的日子里，1964年很快过去了。到 1965 年，原以为政治形势会宽松一点，尤其是对于文艺界的禁忌和批判会少一点，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了文联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大多数刊物“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不执行党的政策”。以及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来，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一股对文艺界及某些作品的批评、批判甚至围剿的浪潮。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而江青也在这时候跳出来煽风点火，大放厥词，说什么这些年来“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等等。她的这些话在当时文艺界政治气氛已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说出来，无疑是火上浇油，把原本已烈焰滚滚的批判火势燃得更旺、更凶，有许多人，便在这浓浓的凶焰中化为灰烬。

在这种情形下，再企望原本就受到过张春桥责难的《舞台姐妹》出来公映，无异于是白日做梦了。况且，对《舞台姐妹》的各种不利传闻，即便在该片尘封期间也没有一刻停止过。这说明，有人仍想揪住《舞台姐妹》大做文章，只不过是没有机会罢了。因此，对于谢晋来说，他这个时候的心情，倒不是盼望《舞台姐妹》能早日公映，而是希望大家赶快忘掉《舞台姐妹》，不要再谈《舞台姐妹》。毕竟，他还年轻，既然《舞台姐妹》通不过，就先放一放，他还可以拍另外的片子。但是，他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美好幻想，马上就被随后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击得粉碎。

灾难终于来临了。灾难降临到了中国的大地上，降临到了全国人民的身上，也降临到了文艺界当然也包括谢晋的头上，有人很自然地又抖出了《舞台姐妹》。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舞台姐妹》的编剧林谷把谢晋悄悄约到市郊的七宝镇，在一家不太显眼的小饭店里，两人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沽了一壶绍兴酒，切了一盘白切羊肉，对面而坐。林谷为人性格开朗，是圈内有名的乐天派，但这天他却心事重重，脸色阴沉，那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与谢晋碰了一下杯，劝说道：“看来运动又要来了，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它，不要不服气……”谢晋只是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闷酒，一直不吱声，听到林谷这样说，便忍不住抗争道：“我就是不服气，说我提倡‘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是与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唱对台戏，我能服气吗？你能服气吗？”发作完了，见林谷不吭声了，便又叹口气说：“挺一下吧，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在这之后没多久，第一张批判《舞台姐妹》的大字报在上影厂出现了，接着是第二张、第三张，数天后，便铺天盖地地贴满了上影厂。置身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浪潮中，虽有心理准备的谢晋还是感到惊恐和茫然，使他不解的是，这些写大字报批判他的人有不少都是他所熟悉的，有些还是老朋友、老同事，甚至同在《舞台姐妹》剧组工作过。现在，他们却把他当成了“敌人”，所用的语言之激烈，口气之尖刻，内容之无聊，用意之恶毒，是他所无法想象的，更是闻所未闻的。他由此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绝望之中，他在想，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那用自己的毕身心血为之献身的艺术事业，真的错了吗？可他究竟错在哪里呢？

这一天傍晚，谢晋在厂里接受完造反派的批斗后，推着自行车准备回家。夜幕已经降临了，原本灯火辉煌人来人往的上影厂如今变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夜风吹来，将刮下的大字报吹得满地都是，像是祭奠死人的纸钱。在大门口的一个转角处，一个卖报的小老头还在昏暗的路灯下固执地张望着，希冀着卖完他手中的最后几张报纸。谢晋上去买了一张，突然间，他的血液快要凝固了，在报纸的一处显要位置上，他看到了一条醒目的新闻标题，像锋利的锥子一样钻入他的眼帘：“《舞台姐妹》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里面的内容他没有看，确切地说他是无法再看下去，因为他觉得眼前金星乱迸，头昏目眩。稍停片刻后，他将报纸藏好，他不想在回家时让徐大雯和孩子们看到这张报，然后他便漫无目的地在空旷的马路上踯躅。

这时夜色更浓了，黑暗笼罩着他，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而比黑暗更为可怕的是有一个狰狞可怖的幽灵，这时占据着他整个的心灵，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倦，从未有过的孤独，从未有过的绝望。他这时候想到了死，因为他预感到，一场批判《舞台姐妹》的运动就要升级了，他还有什么出路呢？还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呢？他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死路一条了，也许只有死，才可以帮助他消除磨难，可以帮助他解脱痛苦，可以……但是，他立即又反问自己：他死了，两个老人怎么办？徐大雯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特别是那两个傻儿子，阿三和阿四，他们怎么办？此时此刻，他们一定像往常一样，正在家门口不断地张望着，他们在急切地盼着他回去。想到这里，泪水溢满了谢晋的眼眶，然后，那滚烫的泪水便顺着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大滴大滴地落下来，洒在马路上。

坐落在上海漕溪北路的上影厂已经基本瘫痪了，除了一批造反派，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靠了边，几个厂领导被集中起来戴高帽子游行，进行喷气式批斗。著名演员白杨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在全市召开的电视录像批斗大会上，被一胖墩墩的造反派一拳打倒在地上，嘴里喷出了鲜血，然后又被扔进了牢房，一关就是五年多。一些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如徐韬、陈天国、关宏达、沈浩、邓楠、顾也鲁、上官云珠、罗及之……在遭受了造反派的“跪煤渣”“坐飞机”“剪头发”“上吊试验”“刀剁屁股”“开水洗澡”“叩响头”“打靶”“穿刺”“扫荡腿”等肉体和精神摧残后，先后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而汤晓丹、舒适、张伐、乔奇、寄明等数十人则被关进了牛棚。

谢晋当时被扣上的是“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列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除了每天接受批斗与“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外，就是在造反派的监督下，鼓动他们对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同事进行面对面的揭发和批判。对于一个正直的艺术家来说，这样做无疑是比死还要难受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大家对上面的号召都抱着近似宗教般的虔诚与服从，极少会有人意识到这是一种荒唐的闹剧和可怕的愚忠。谢晋也一样，他也干过这样的事，最典型的是在帮助沈浮导演提高思想认识上。沈浮是导演过《北国江南》等影片的名导演，“文革”开始后不久，他的这部片子受到了批判。有一天，广播中播出了批判《北国江南》的文章，当时他自己还迷迷糊糊的，倒是厂里领导听了知道问题严重了，于是便提出要马上看片子，马上要开会，马上要批判。对这件事，谢晋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说：“……沈浮同志说：‘我怎么会反党？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给我那么好的待遇，解放前我那么惨，现在是一级导演，每月三百六十块钱，我怎么会反党？’那时我和郑君里同志还给他分析说：‘你当然不会有意反党，但你资产阶级思想有没有？个人主义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是对立的，有资产阶级思想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你对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对立情绪，不自觉地反党。’”谢晋说，沈浮是我所十分敬重的老导演，我知道他不可能反党，但“文革”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志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甚至父子关系，弄得全扭曲了。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帮助所谓犯了错误的同志，大家总会千方百计帮他深挖根源，帮助他洗刷身上的“尘埃”。这种可怕的“帮助”，是多么的令人不寒而栗啊。

但艺术家的良知终究还是不会被政治的尘埃所蒙蔽，当谢晋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多么的无知、荒唐和可笑时，他便有了自己的主张。原浙江省委常委陈冰，曾在谢晋拍摄《舞台姐妹》时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文革’开始后，陈冰被打倒，他支持拍摄《舞台姐妹》的事，自然也成了他反党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罪行的证据，但在外调人员无休无止的盘问和恫吓中，谢晋始终没有告诉他们一丁点有用的东西。“文革”后，陈冰从牢里放出来，一次见到谢晋时，十分感动地说：“老弟，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在我落难时落井下石的人。”

上影厂的运动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在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更多的人被揪出来，更多的电影受到了批判，更多的艺术家在忍无可忍中自杀了，他们以死向这场运动发出了最后的抗争和呐喊，虽然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微弱的声音因为拌和着血泪和绝望，就显得更加凄厉和可怕，它久久地回荡在中国的大地上。若干年以后，甚至在“文革”已结束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些“文革”中曾作恶多端的人在回忆起当时那些自杀的艺术家们的恐怖表情时，仍会感到不寒而栗。

谢晋在这场不断升级的运动中也被推向了更可怕的深渊，造反派们有一天向他突然宣布，他以前每天可以回家的“待遇”被取消了，这对他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可以这么说，在这个人人自危、人心难测的年代里，家是谢晋唯一可以信赖并且稍感温暖的港湾了，而现在，造反派把他这点最起码的权利也要剥夺了。

这一天，谢晋预感到明天就要被关进牛棚了，他从街上特意买来一只大皮球，然后，带着阿三阿四两个傻儿子，来到附近的一家公园里，坐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上，望着两个傻儿子在草坪上尽情地戏耍，谢晋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他在想：今天，我还坐在这个草坪上，而明天，我就要被关进牛棚了，我该怎样向孩子们作出解释呢？不错，他们什么也不懂，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他们是懂的，在明天，或者在后天，当他们从妈妈的口中听到父亲再也不能回家的消息时，他们又会难过成什么样子呢？一想到这里，有一股伤感的泪水突地涌上了谢晋那大大的眼窝，但他立即别过头去，把泪水悄悄地抹掉了，他不想让孩子们在高兴玩耍的时候看到他哭了，他不能扫了孩子们的兴。

谢晋被关进牛棚后，就受到了造反派更为严厉的折磨和摧残，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交待、交待、再交待，在这种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的交待中度过了几个月。

终于有了一次可以回家的机会，这对谢晋来说是多么的兴奋啊，但这种兴奋又是那么的短暂，因为它随即就被痛苦的泪水淹没了。在家里，阿三阿四两个痴呆儿在门口傻笑着迎接他，父亲的突然回家，对于他们来说，除了惊喜，还有一种企盼，因为以前父亲每次回家，总会从袋里摸出一把零食，他们是父亲的心头肉，父亲在平日里对他们倍加呵护，他们在心里是感觉得到的，但是他们却无法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因此，他们只有对着父亲不断的傻笑。傻笑，成了阿三阿四对父亲流露感情的最好方式。

徐大雯还是像往常一样，平静地迎接着丈夫第一次从牛棚里回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谢晋已很少看到妻子舒心的笑容了，是啊，她肩上的担子太重了，而这副担子又压在了她这一双纤弱的肩膀上，她能承受得了吗？可她不承受，又让谁去承受呢？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母亲也已老态龙钟了，他被关进了牛棚，对两位老人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有一段时间里，几乎到了神思恍惚的程度，对于徐大雯来说，是不能指望两位老人为她分挑这副担子的，她只希望两位老人能平平安安，千万别出事情，这样，她也就心满意足了。四个孩子都还小，老大老二在读书，老三老四在家里，他们能为母亲承担什么呢？其实，孩子们也是够苦的，生活上的苦不说，因为父亲的原因，他们在学校，在街坊，受人围攻遭人谩骂是常有的事。但孩子们是懂事的，他们知道妈妈太累了，太苦了，因此他们极少在妈妈面前流露出在外面遭受委屈的事，生怕再给妈妈增添精神的负担。实在委屈不过了，他们就想到了哭，但要哭，他们只在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哭。他们先是将房间的门紧紧关住，然后一个人躲在里面，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完，背起书包又上学去了。即便是阿三和阿四，他们也是知道妈妈的苦衷的，有一次，徐大雯上班去了，兄弟俩在家闷得慌，想到楼下去玩一会，不料被几个造反派看到，那几个人便嘻笑着把阿三阿四拖过来，顺手就把他们塞进旁边的垃圾箱，然后，再从地上抓起两把已经腐烂发臭的青菜皮和香蕉皮塞进他们的嘴巴里。另有几个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纸牌子，挂在阿四的脖子上，上面写着“我是牛鬼蛇神”几个字。但出乎意料的是阿三阿四当时并没有哭，也没向他们下跪求饶。他们只是傻笑着，嘴里叽叽咕咕地说着些什么话，似乎在表示一种对恶人的蔑视和抗议。只有在回到家里时，兄弟俩才像两只受了伤的小羊羔，坐在椅子上，呜呜地哭起来。

对于徐大雯来说，孩子们的这一切，已经是对她最大的安慰了，她不希望孩子们再为她作更大的牺牲了，他们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他们都还那么小，他们的肩膀都还那么嫩，他们的思想都还那么的天真和幼稚，是因为人性的泯灭，是因为是非的颠倒，是因为真理被扭曲和玩弄，才让他们承受了不该让他们承受的惩罚。他们是不幸的，是悲哀的，可这种不幸和悲哀究竟是谁造成的？这种属于政治深渊中的秘密，谢晋当然是不清楚的，起码是比较模糊的。对于他来说，只有一样东西在他心里很明确，那就是痛苦和愤怒。

徐大雯是了解谢晋的这种火爆性格的，她生怕谢晋在得知孩子们遭受的这些委屈后，情绪失去控制，而向造反派发作，这对尚在牛棚中接受改造批斗的他来说，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对于家中发生的许多不愉快的事，她总是极力地对谢晋进行掩饰和回避，实在无法掩饰和回避不过的事，她也总是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些。她知道，谢晋在外面遭受的罪已经够多了，她不能再给他增添新的痛苦和烦恼，即便谢晋偶尔回家，看到他一副沉默寡言、郁郁烦闷的样子，她也不过多询问什么，或者安慰什么，她只是默默地陪他静坐一会，接着又去做她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可以这么说，在那个黑暗而疯狂的年代里，无论家里家外发生了什么，徐大雯始终是镇定的，别看她的身子是那么的孱弱，但她的骨子里却是那么的倔强。而正是这种倔强，才使这个在疾风恶雨中摇摇晃晃的家得以支撑了下来，才使在精神上一度近于绝望的谢晋得以生存下来。

但血的灾难终于再次降临到这个已快要崩溃的家，就在谢晋关进牛棚后不久，因受不了人格侮辱和精神折磨的谢春溥先生，在那天家中无人的时候，用自己的手结束了尚不足七十岁的生命。待谢晋从牛棚赶回家中，父亲已安详地躺在眠床上，一家人团团围绕在老人的床边，不敢大声地哭泣，只有轻轻地抽泣和呼唤。连阿三阿四也消失了往日的傻笑，他们看着床上的爷爷，爷爷睡着了，可大家还在这样呼唤他。

谢春溥走了，临走之前，他在一张皱皱巴巴的小纸片上，为儿子谢晋和全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先走了，你们好好活下去。

作为东晋宰相谢安的第五十三代世孙，谢春溥是他这一辈人当中的佼佼者。他的父亲，也就是谢佐清先生以及他的叔叔伯伯们乃至当时整个盖东支的谢氏家族中，对他是寄予厚望的。不错，谢春溥是努力的，别的不说，单说他一个乡下人，要在挤进上海滩之后不久，成为上海为数不多的几名著名会计师之一，就很说明了问题。但遗憾的是，因为生不逢时，他这个著名会计师并没有在旧社会的上海滩上有多大能耐。当上海解放的鲜艳红旗在外滩海关钟楼顶端高高飘扬的时候，他对未来和前途是充满希望的，虽然未来是什么样子，前途又是什么样子，对他来说，还是个模糊的概念，但对看透了和恨透了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他来说，对共产党治理下的新中国的未来和自己的前途，他是寄予厚望的，也是十分相信的，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在十年前的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暗中资助两位表弟去投奔新四军，也就不会在全国一解放，就立即将自己老家的田产全部献给了国家。而以后发生的一切，也的确证实了他判断的准确，虽然，这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有不少他是迷惘的，或者是难以理解的，这许多事当中，有些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有些则发生在自己儿子的身上，譬如反右吧，儿子对党是忠心耿耿的，怎么也会污蔑党，向党进攻呢？比如拍《舞台姐妹》，这么好的一部片子，张春桥他们怎么会说它是毒草呢？所有这一切，他都难以理解，但难理解也好，有看法也好，他都用自己一颗耿直善良的心化解了这些心头的疑惑。他认为，这些事情，都是难免的，人的两排牙齿，有时也要磕碰一下呢，况且，人家的心是好的，是没有恶意的，是站在党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作为个人，即使受一点委屈，甚至遭一点磨难，也是不值得计较的。

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他则是完全弄蒙了。儿子被关进了牛棚，造反派对儿子的恶意中伤和无情的批斗，不法之徒对两个痴呆孙子的兽性折磨和摧残……这接二连三发生的一切，就像一根根棍子无情地击在他的头顶上，打得他眼前金星乱迸，猝然倒地。从此以后，他似乎再也没有从精神上爬起来过，他被彻底地击垮了。而更可怕的是，随着精神的击垮，他多年来对未来对前途乃至于对社会信任的精神支柱也轰然倒塌了。而这时候，有谁能够向他解释一下呢？有谁能够在他倒地之后热情地扶他一把呢？没有，因为，这个时候，谁都无法向他解释这一切，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以及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等人，他们自己也倒的倒了，关的关了，死的死了，黑暗笼罩着大地，绝望弥漫在心头。如果说，在这以前，谢春溥对以往的许多疑虑甚至不满，还能用自己那颗耿直善良的心去消解的话，那么，现在，他的心则在痛苦中颤抖，在悲愤中烧烤，在绝望中死去，彻底地死去。

谢晋在可怕的沉默中匆匆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又去上影厂的牛棚报到了。临去的时候，他想安慰母亲几句，但他能说什么呢，母亲是明白人，在处理父亲的后事中，她似乎比家里所有的人都表现得更为镇定和平静，仿佛她是预料到丈夫这个结局的。这反倒使谢晋的心头涌起了一片不祥的阴云，但他没有把自己的这种想法说出来，在与老母亲的相对无言中，他走了。

不久之后，他被徐大雯一个哽哽咽咽的电话召回了家里。徐大雯没有说发生了什么事，谢晋凭感觉，家中又发生大事了。他在踉踉跄跄中奔回了家，在家门口，早已围着一大堆人，见他回来了，声音戛然地安静了下来，大家自动地为他让开了一条路。他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花被单。这时候，他的思维停止了，甚至呼吸都一下子变得凝滞了，心脏好像也停止了跳动，大脑一片空白。他甚至感觉不到这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感觉不到此刻是在人间还是地狱。后来，在《谢晋谈艺录》一书中，他曾谈到了当时悲愤交加的心情：“我的母亲跳楼自杀后，我掀开盖在她身上的被单把她抱起来，当时好多人围着看，有人议论我，说谢晋抱着妈妈，脸上还在笑，其实，我不是笑，嘴歪着，是一种很奇特的表情，我现在自己也回忆不起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当时我想：怎么办？爸爸自杀了，妈妈又死了，我怎么办？我们全家怎么办？” d8Xc4cNJetsHC7uBz8mgC1jILOXtbmOgs/PCNr7KyaxfFHr+zQUiKjiIG3y6So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