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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电影理论家孟犁野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一次中途夭折的创作高潮——试论“双百”方针提出前的电影创作态势》一文中指出：“从 1949年到 1966 年‘文革’开始前的中国当代电影，即通常所谓‘十七年电影’，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里程。究竟如何‘坎坷曲折’？迄今为止，几乎一致的看法是‘三起三落’。第一个起落出现在中国当代电影起步后的第二年，即 1950 年。这年生产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二十六部影片，可谓旗开得胜首战告捷，然而好景不长，翌年即跌落到低谷，1951 年只生产了一部故事片。第二个起落被认为是‘十七年电影’的高峰，出现在 1955 年建国十周年之际，这年推出了以《林家铺子》《林则徐》等优秀之作为首的九十七部故事片。在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岁月后，于 1963年到 1965年间，又出现了一两部敢于张扬人性，而且在艺术上也比较精粹的佳作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这被称作是第三个高峰。有的同志把上述‘三起三落’的状况，形象化地比喻作一个‘山’字。”
但令人遗憾的是，孟犁野先生在论述电影的第三个高峰期中所例举的精粹佳作《舞台姐妹》，其实在它尚未“登山”之前，就已经出师不利，甚至半途夭折。至于说它曾经登上过高峰的话，那也是 1979年以后的事情。随着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中国电影界从这一年开始，才又艰难地迈出了新的步伐，而此时，距《舞台姐妹》被打入冷宫已是遥遥十年之久了。
《舞台姐妹》是谢晋继《红色娘子军》之后拍摄的又一部力作。这部片子所反映的故事发生在浙江农村，也就是说是他的故乡。基于从小就熟悉江南乡下“草台班子”那种浪迹天涯的生活，特别是耳濡目染演员们在台上台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与遭遇，因此在很久以前，他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将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些越剧艺人的生活搬上银幕。机会终于来了，就在完成了《红色娘子军》之后，他有了一段短短的休整期，他在这个休整期中把上级交给的《大李，老李和小李》一片完成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舞台姐妹》的创作中去了。
《舞台姐妹》的编剧是徐进和林谷。徐进是越剧专家，他因编剧《红楼梦》和《梁祝》而得名。而林谷则熟悉电影剧本的套路，因此两人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经过了几次讨论，提纲和初稿很快出来，梗概是这样的：在解放前的浙江农村，童养媳竺春花，因为不堪忍受虐待，逃婚闯进了一个走江湖的越剧戏班里。在班主和尚阿鑫苛刻的条件下，订立了“三年学艺，四年帮唱”的关书，从此春花跟着戏班走村串镇，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侮，到上海后，又遭受汉奸、特务的迫害。在那罪恶的社会里，春花与曾经患难与共的结拜姐妹月红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春花接受了新闻记者江波的进步思想影响，团结越剧界姐妹，上演了根据鲁迅先生原著改编的《祝福》等进步剧目，月红却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泥坑而堕落了。解放以后，越剧和其他剧种一样，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培养。春花在新的舞台与新的生活中，决心改造思想，演一辈子革命戏，而月红则在春花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表示要记住过去沉痛的教训，决心重新做人。
毫无疑问，这出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浓郁生活气息的以反映一对越剧姐妹舞台生活及不同人生道路选择的戏，很快得到了电影厂和电影局领导的认可和批准。电影立即投入了拍摄，演员的阵容是很强的，春花由北影厂的谢芳扮演，谢芳因在 1959年主演《青春之歌》而蜚声影坛，时年仅 25岁。月红由天马厂的曹银娣扮演，解放前已红极一时的上官云珠演片中的“越剧皇后”商水花。这个角色虽不是主角，在片中也不过十来个镜头，但上官云珠却演得特别认真，在影片中，她有时漠然地“白了一眼”，有时“转动一下眼睛，外表像一潭死水”，有时“凄然地收拾自己的东西”，有时是“憔悴的脸上露着妒意……”寥寥几个镜头，把一个人老珠黄的老艺人的辛酸生活和悲惨遭遇，透明、立体、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风光宜人的江南水乡为《舞台姐妹》的拍摄提供了广阔而丰富的场景。在绍兴，在诸暨，在东阳，在富阳……谢晋像一个善征惯战的指挥员，带着摄制组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横贯东西。那时交通还不发达，他们有时坐车，有时乘船，有时撑竹排，有时只好委屈自己的脚底板——走路。但走路也有走路的好处，因为这样可以寻找到片中的理想外景。有时为了找一处水台，一处庙台，一处山台，或一处祠台、楼台，车船不通，他们只好走。苦是苦了点，但置身在秀山丽水的江南水乡中，在尽情地摄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镜头时，也使自己的心灵接受了美的熏陶。因此，反倒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苦中有乐，苦中有甜，苦得值得的感觉。
但是，委婉而凄苦的戏文还未在舞台上落幕，正在绍兴柯桥水台上排演春花与月红姐妹初交、春花留在阳舞台学戏、竹排清流、姐妹连唱“十八相送”一场戏的谢晋，得到一个极坏的消息：张春桥对这个片子不太满意。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长，是有名的笔杆子，很多人都怕他，不但怕他的笔，也怕他的脸，因为他的脸从来不笑。谢晋当然也怕他。因此，这个消息一传来，他就变得有些战战兢兢，甚至有点坐立不安了。
谢晋是一位书卷气很浓的艺术家，他以前一向不太关心政治，这倒不是说他存心要远离政治，而是政治对他这样的人保持着距离和警觉，从解放初期的对电影《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所波及的对旧社会过来的电影工作者的不信任，到 1957 年的反右，以及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的在银幕上“拔白旗”运动等等，无不说明这样的问题。
然而可悲的是，犯着政治幼稚病的谢晋和他的同事们并非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总是怀着美好的类似教徒般的虔诚面对神秘的政治，而政治正好利用了他们的幼稚和虔诚，用极度倍数的“放大镜”对准他们，细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而现在，当《舞台姐妹》遇到了责难，而且是来自张春桥的责难，谢晋便不得不将那原先对准着戏曲舞台上的摄影机调转头来，第一次对准了他以前不太关注而又显然是陌生的政治舞台。1964 年政治舞台上演的“戏”是很热闹的，别的不说，单说文艺界，就发生了两件耐人寻味的大事情。第一件是这一年的六月，由周总理亲自挂帅，搞了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气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第二件事是毛泽东主席在文艺界的整风报告中，口气严厉地批评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而批示的日期正好是会演期间。这两件事情，究竟有何必然的联系，是否有某种政治背景，谢晋当然不得而知。但从这两件事情中，谢晋却看出了一点名堂，文艺界的一场政治风波，可能又在酝酿了。基于有了这样的预感，谢晋便又将摄影机的镜头从政治舞台上调过来，重又对准他所拍摄的影片中去。当然，改动是必然的了，尽管文化部电影局的夏衍、陈荒煤认为该片对艺术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有帮助。但谢晋还是决定将片子中的结尾改得明朗些，更富有政治色彩些。他是这样改动的：在原来的片尾中，一对姐妹坐在水波荡漾的小船上，这时候，已走上新生活道路的月红深有感触地说：“以后我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并问春花在想什么，春花思忖有顷，说：“我在想，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应该说，这句话作为结尾是动人而含蓄的，而现在谢晋把春花的这句话改为：“今后，我们要做革命人，唱革命戏。”影片试映的时候，有观众听了这句话就哄堂大笑，谢晋自己也想笑。这种包含着苦涩的五味杂陈的笑，在谢晋以后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还会出现很多次，这就是中国艺术家扭曲的心理现状，而这又是一种多么莫名的心理现状啊。
《舞台姐妹》拍摄完毕，已是 1964年的下半年。总的来说，拍摄工作还算顺利。接下来便是剪辑，然后便准备公映，谢晋对此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对于影片的内容，尽管张春桥横加指责和干涉，但他认为已做了最大的改动，还加上了不少政治性台词，这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因此，对于电影的公映，他是抱着希望的，但是，希望的祥云最后还是没有在谢晋虔诚的企盼中显现，而重重的阴霾乌云，却铺天盖地地朝他席卷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