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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 1958年在岁末频传的捷报、喧天的锣鼓和人们亢奋的欢声笑语中过去了。的确，过去的一年，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最快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不到十年时间，曾经满目疮痍的年轻共和国取得了令世人为之瞩目的伟业，美国人关于共产党将无法解决这个东方大国吃饭问题的预言被粉碎了。而更重要的是，这块自十七世纪以来便落后于西方国家因而近百年来屡遭西方列强蹂躏的古老土地，终于也露出了工业文明的曙光，生产力确实被解放了。
谢晋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正以满腔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作为上影厂导演，谢晋除了拍片以外，当时还担任着一个很吃香的职务：炼钢小组组长。组员有电影美工师，也是上虞老乡的韩尚义等人。这是领导和组织对他的信任，因为谁都知道，大炼钢铁是毛主席的指示，他把钢铁问题作为全党第一件的大事来抓。连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先生，也受到了这炼钢热浪的鼓舞，在自己家里砌起炉子炼起钢铁来。并亲自为他们掌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抡起铁锤在通红的钢块上锻打。
但就当谢晋他们在上影厂的大院子里把炼钢的土高炉烧得炉火正旺时，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对着大炼钢铁的熊熊烈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就是彭德怀。在 1959年7月 2 日由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是后来有名的“万言书”。他陈述了自己对 1958年“左”倾错误及其教训的意见，其中有不少部分谈到对大炼钢铁的看法。虽然，谢晋当时还不知道中央发生了这件事，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就是他们废寝忘食挥汗如雨炼出来的钢铁质量问题。这些粗糙的、结块的布满着空洞的所谓钢坯，不要说是锻造机器、制造枪炮，就是去铸一口最普通的铁锅，恐怕也是成问题的。
彭德怀对自己写的这封“万言书”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他不仅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还搭上了一条老命。而谢晋则通过大炼钢铁这件事，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国民性上加以深刻的剖析，在八十年代故乡一次有数百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聚会中，他谈起了这件事，他说：“《阿 Q 正传》写得多深刻啊，我们这个最愚昧的民族性今天都存在，阿 Q精神还存在，这就是精神胜利法，以为我们什么都比人家强，比外国好，全世界第一。人家外国人都在笑，我们自己还在那里瞎吹，什么过几年超过英国啦，再过几年超过美国啦，日炼优质钢多少吨啦等等，真是瞎吹牛，精神安慰。”
钢铁自然是不会再炼了，也不能再炼了。上影厂的小高炉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悄然熄火了。但电影拍摄的“炉火”，则仍然烧得很旺盛。这一年，上影厂的领导、导演及演职员们把主要精力全放在八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和一部与新疆合拍的《绿洲凯歌》上，工作可以说是繁忙的。谢晋这一年没有具体拍片任务，因此，相对显得宽松些。但任务的宽松，并未说明他大脑思维的宽松，因为这年的 4月 23 日，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周总理把电影工作者沈浮、陈鲤庭、郑君里、赵丹、张瑞芳、陈荒煤等人找了去，谈了一些自己对电影工作的看法，他说：“……对艺术创作，不能粗暴，要做细致的工作，但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创作上每一次都获得成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能人人作诗。毛主席作了许多诗，但发表的也没有许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多少。所以创作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失去信心。这样，作家就不可能有很多创作了，电影也不可能每一部都成功。”“……上影有八部影片献礼，还和新疆合拍《绿洲凯歌》，是否太多了。艺术创作不能和工农业一样的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精细一点好，八九部献礼片，国庆节完不成，到年底拍出来也可以。北京就有两项国庆建筑工程停止了。现在要搞出十四个建筑工程已经很紧张了。艺术创作是精神产品，就更应该考虑。宁愿好片子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的下马。”
周总理的这些话，对谢晋的启发是很大的，可以说，有些问题，比如拍片中的多拍片和拍好片的关系，在拍片中如何遵循艺术规律等问题上，也正是他平时所苦苦思考需要寻找答案的。现在，周总理把这些问题由浅入深地解答了，他的心里仿佛一下子亮堂了起来。
也正是在这时候，机遇再次青睐上了上影厂（当时叫天马厂）这位年轻的导演。这是 1959年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刚刚到厂部导演室上班的谢晋还未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厂文学部的沈寂就打来电话，叫他到文学部去一下。到了文学部，沈寂把一只沉甸甸的大信封交给了他，说：“这里有一个本子，基础不错，值得你一看。”
谢晋下班后回到家里，把大信封拆开，将那厚厚的本子取了出来。剧本的题目叫《红色娘子军》，作者叫梁信，是广州军区的作家。这个名字他从未听说过，但他关心的是剧本，于是就很仔细地看起来。
坦率地说，谢晋是一口气读完这个剧本的，以往每个月他都要阅读大量的由别人转来托朋友送来或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的电影剧本，一般读完三分之一，他就再无兴趣读下去了，对于作者们主动参与和热心电影剧本的创作，其心情他是理解的，但电影剧本的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它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可以这么说，在每天从邮局用麻袋送来的成堆的电影剧本中，真正能发表的几乎是微乎其微，而可以投入拍摄的，那更是凤毛麟角了。因此，有人把与电影打交道戏称是“触电”，要知道，“触电”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而《红色娘子军》则是一个例外，他当晚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读的时候，有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令地怦然心动的情景。他承认，这个本子的基础不错，虽然有些地方略显粗糙了些，生活开掘也显不够，但这只是白玉中的微瑕，只要精心修改，是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好本子的。次日一早，尚沉浸在昨晚激动之中的谢晋就急匆匆地敲开了厂长陈鲤庭家的大门。陈鲤庭刚刚起床，当他听完了谢晋主动要求导演《红色娘子军》这部片子时，他边洗脸边笑了。他当然投了谢晋的信任票。
从陈鲤庭家出来，谢晋就到邮局给编剧梁信拍了个电报：要他速来上海面谈。但梁信此时正好在北京开会，于是谢晋只好打电话到广州军区，再由军区把电话转到北京。两天后，当身着军装的年轻作家梁信提着简单的行李急匆匆步出上海火车站出口处时，谢晋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这是两位年轻艺术家的首次合作。在火车站出口处，当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梁信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十分激动。是啊，他怎么能不激动呢，《红色娘子军》是他在琼崖深入生活时创作的作品，也是他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但剧本完成后，曾投寄给两家大电影制片厂，均被“淘汰”。梁信当时已失去了信心，幸亏他所在的军区文化部的老部长独具慧眼，他认为这个剧本不错。于是，在老部长的鼓励下，梁信把剧本打印了出来，再由老部长亲自寄给上海的天马、海燕及长影、北影等制片厂。没有想到，这个本子最后竟被谢晋看中了。此时此刻，他的心里怎能按捺得住成功的喜悦呢。
剧本很快按厂部和导演的意图改定了，但改定的剧本并不一定能成为影片中优秀的镜头，要使剧本中的故事更丰满、更完善、人物更生动、更立体，还必须进行再创作，这当然是对导演而言。为此，谢晋与梁信专门来到了海南岛。这是一块神秘而又充满传奇的地方，千百年来，这个泱泱中国的第二大岛，这块远离朝廷和政权中心的流放之地、蛮荒之域，曾演绎了多少充满腥风血雨悲欢离合的故事。在神秘的黎村苗寨和热带丛林间，在迷人的胶雨椰风碧浪白沙中，苏东坡、海瑞、冼夫人、胡诠、李广等忠义之士，都在这里扮演过忧国忧民的悲壮角色。而到了 1931年，这里却涌现出了一支威震敌胆的红军女兵连，就是梁信笔下的那支红色娘子军，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远比历史上的那些忠义之士要悲壮感人得多。
正如矗立在海南琼海县内园村中心那块高达五点八米的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碑文所述：“红色娘子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 5 月 1 日创建于乐会县（今琼海县）第一区革命根据地，她们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保卫领导机关宣传发动群众等项任务，并配合主力作战伏击纱帽岭火攻文市炮楼，拔除阳江据点及马鞍岭，阻击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为琼崖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53年，敬爱的周总理在北京马列学院听完琼崖纵队干部王雁秋向他汇报的红色娘子军的情况后，竟在激动之余喜形于色，高兴地一拍沙发扶手，倏地站了起来，用他有力的右手一挥说：“红色娘子军是世界革命的典范，要拍电影。”遗憾的是那时共和国经济困难，百废待兴，此事只好搁了起来。
到了 1960年，红色娘子军连第二任连长冯增敏又来到了北京，而且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授予她一支五六式自动步枪，一百发子弹。笔记簿三本，毛主席握住了她的手，这位在战争和苦难面前从不流泪的娘子军英雄，在人民的领袖面前，终于禁不住泪流满面，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毛主席则慈祥地微笑着，然后慢慢地竖起了大拇指，用他浓浓的湘音说：“你很不简单呀。”
《红色娘子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导演谢晋的脑海中悄悄地形成了一个明晰的构架。他觉得，他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把这支由妇女组成的红色武装的成长历程和传奇故事拍好，以实际行动，向这些革命老前辈们学习，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汇报。
大的框架定下后，接下来，就是要物色演员了。这部片子中有一个主人公，叫吴琼花，是女一号。此人按谢晋的要求应有“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有了这双大眼睛，就会出刚毅、出倔强、出泼辣，用电影界的行话说：会出戏魂。因此，谢晋为了寻找这双大眼睛，几乎跑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那时候，已回到广州军区上班的梁信几乎隔三差五就会收到谢晋寄来的信，信的地址是变化不定的，忽而上海，忽而天津，忽而辽宁，忽而北京……而每封信中，都会夹着几张姑娘的照片，但梁信挑来拣去，总觉得找不出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
几个月很快过去了，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仍然没有找到，谢晋似乎有点泄气了：“我万没有想到，要找这一双眼睛，竟是那么难。”谢晋有一次在信中对梁信诉苦说。然而机会终于还是来了，一次谢晋应邀去上海戏剧学院看由学生实习演出的话剧《在和平的日子里》。他到的时候，戏还没有开场，排演厅里人声嘈杂，唱歌、吊嗓子、排小品的在各行其事。只有一个姑娘在排练厅的一角全神贯注地弹着钢琴，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南方人憨厚的气质使谢晋的心里咯噔一跳，仿佛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正在思索，忽见这个姑娘不知何因和一群男生吵了起来，而且吵得很凶，她一个人单枪匹马，毫不示弱，吵到激烈之处，连面孔和耳朵都涨得通红。谢晋正看得出神，忽见那姑娘转过头来，无意识地看了他一眼，“啊，找到了，就是这双眼睛！”谢晋从心里喊了起来。
那个叫祝希娟的姑娘在当初也许并不知道，她日后走上漫长的从影道路并与谢晋结下长期合作的深厚友谊，与她的这一眼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虽然，一个演员要有所成就，最后当然要靠他的演技、他的素质、他的艺品和人品，但机遇，对一个演员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如果那天谢晋没有去看这场演出，如果那天祝希娟不在现场，或者心情很好，没有与男生们发生争吵，如果那天她朝另外一个地方而不是朝谢晋看了一眼，如果……那么，祝希娟今天或许又会是另一个祝希娟。这不是夸大其事，而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让好朋友梁信也分享一下他好不容易淘到的这个“宝贝”，谢晋连夜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信发出不久，他又觉得不太踏实，因为，介绍一部片子中的主人公，光在信中的字里行间，是说不清的，他要把这个人带到广州，亲自让梁信目测验证，同时，也要考考梁信，他挑准的这个“宝贝”，与梁信是否“英雄所见略同”。为此，他又另选了十一个与“火辣辣的大眼睛”有点近似的姑娘，专门带到了广州。在军区大院的一间会客室里，姑娘们并排坐着，这时梁信来了，他慢慢巡视了一遍，谢晋说：“你看一看，我选中的是哪一位？”
梁信指着一个皮肤略黑又不太漂亮的姑娘说“就是她”。她就是祝希娟。
“火辣辣的大眼睛”找到了。接下来，另外几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也陆续找到了，他们是：陈强——南霸天的扮演者，王心刚——洪常青的扮演者。陈强是谢晋一向敬重的老演员，他在这之前拍摄的《白毛女》中所扮演的黄世仁的角色，曾给谢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谢晋请他扮演南霸天，就是看了他在《白毛女》中的出色表演而决定的。相比之下，从影才三年多点时间的王心刚那时还不是很出名，谢晋一开始并不认识王心刚，他是从一部名叫《寂静的山村》的反特故事片中认识这位英俊潇洒的演员的。在那部片子中，王心刚饰演侦察员冯广发，此片上映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谢晋看中的则是王心刚的军人气质和凛然风骨。实践证明，王心刚在《红色娘子军》中所塑造的洪常青是成功的。
这里还要说一下女战士红莲的扮演者向梅。向梅在拍完《女篮五号》后，被上影厂的导演石挥看中，邀她在他执导的影片《雾海夜航》中饰演一个女大学生，因为向梅熟悉女大学生的生活，所以演得十分卖力，但遗憾的是，由于她总有露一手的想法，结果越想卖力的演，就演得越糟糕，人为的表演痕迹就越明显，她为此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对她打击更大的是，影片尚未完成，反右开始了，作为上影厂“五花社”的主角，石挥又被打成了“右派”，并且含冤而死。《雾海夜航》理所当然地被打入了冷宫，再也航不到“目的地”。恰在这时候，向梅的家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她的父亲因为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和凌辱也遭到了与石挥差不多同样的命运。而被无缘无故地打成了“右派”的母亲，在悲痛欲绝之中，因为放心不下大大小小的几个孩子，才没有跟随丈夫一起而去。面对生活和艺术上铺天盖地的打击和磨难，向梅的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就在她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谢晋再次找到了她。谢晋是向梅真正步入影坛的引路人。谢晋这些年虽没有再邀向梅在他执导的影片中担任角色，但他是默默地注视着这位颇有前途的年轻女演员的成长道路的。他认为，作为一个演员，在漫长的演艺生涯中，偶尔的“偏向”甚至失败是完全正常的，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重新振作起来。他叫向梅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红莲一角，就是这个意思，他相信向梅能演好红莲，就像他相信向梅能演好《女篮五号》中的汪爱珠一样。这是个大有潜力的演员，是个极具天赋的演员，当然，谢晋还有更深一层意思，他希望向梅在参拍《红色娘子军》的过程中，尽快从笼罩在她心头的家庭悲剧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她是一个演员，她还那么年轻，在她的前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角色需要她去完成，她的艺术才华不应该因家庭悲剧的原因而夭折。
应该说，向梅是争气的，她知道谢导对她的期望和关心。她是个过惯了都市生活的姑娘，在这之前，农村生活对她来说仍是陌生的，但为了演好红莲这个角色，她去了海南岛。那时的海南岛，可不像现在的发达和繁华，那是个人迹罕至生活相当贫困的地方。但她咬紧了牙关，与一个名叫冯增敏的原娘子军连连长住在同一间低矮潮湿的屋子里，生活的清苦自不待说，但是她挺过来了，并且在日后的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小心谨慎、沉默寡语而内心又充满了对旧社会仇恨的悲苦女子的形象。而在完成了艺术塑造的同时，她也挣脱了生活笼罩在她心头的阴影，正像她自己所说的：“《红色娘子军》的拍摄，使我尝到了进入角色的愉快……”
经过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艰苦拍摄，当《红色娘子军》全剧第七百一十八个镜头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封镜的时候，已是 1960年的年底了。初冬的海南岛，在北方早已是冰天雪地了，而在这里仍还是温暖如春。站在五指山下万泉河畔红色娘子军们当年浴血战斗过的地方，谢晋真是感慨万千。可以这么说：这是他从影生涯中以导演身份直接接触和反映革命题材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使他的心头产生最剧烈震撼的一部电影。现在，这部带有传奇色彩的电影就要完成了，明天，他们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块曾浸透着娘子军鲜血的地方。当然，他们还会再来的，所有的人都会再来的，因为，人们不会忘记这块英雄的土地。
洗去了脸上的尘埃，挑破了脚上被草鞋磨起的血泡，揭去了姑娘们脸上被太阳晒起的黑皮，换下了一件件像当年娘子军穿过的破衣烂衫，电影《红色娘子军》摄制组的大队人马于 1960年的年底风尘仆仆回到了上海。接下来便是紧张的剪辑、配音等后期制作。大家当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巴不得电影能早一天上映，因为毛主席、周总理也在关注着这部片子呢。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谢晋和摄制组人员想象的那么简单，麻烦一个接着一个出来了。其实，这种麻烦在《红色娘子军》开拍之初，就已露出了端倪。当时有人就提出《红色娘子军》有“战争残酷”和“爱情多余”的迹象，应当引起注意。但谢晋对此并未引起重视，因为他有自己的主张，只不过碍于当时正是反右期间，免得遭来麻烦，嘴里不说罢了。谁知片子拍出以后，人家并没有对此罢休，于是折腾开始了，好端端的一部片子，硬被加进去了许多概念化的东西，连爱情戏也剪掉了。在 1989年 9月出版的《谢晋谈艺录》一书中，谢晋对这次折腾作了这样的回忆：“《红色娘子军》样片送审时，夏衍、荒煤都吃惊地问‘洪常青与吴琼花这条爱情线怎么都没有了？’我说这是‘组织决定’。上海电影局党委审查影片时，我和作者梁信都有不同意见，我们坚持不删，除非是组织决定。当时正是反右运动不久，大家都小心谨慎，电影局领导很为难，说就算组织决定吧。这样就剪掉了。‘文革’时说这是上海市委的意见，说我反对市委负责人，影片横改竖改，现在后半部较概念化，这桩公案说明在中国要拍一部好影片是非常不容易的。
“《红色娘子军》里的感情戏——琼花对洪常青的非常、非常健康的爱情，夏衍、陈荒煤等同志曾极力保护，说不能再遭《渡江侦察记》的命运（该片的女游击队长与连长的感情线也被砍），还是没保住，被砍掉了，搞样板戏时，这部影片便被当作大批判的‘靶子’，琼花那被战争风火撕破的衣服、脸上的灰尘，也都被说成是写战争的残酷。”
于是，这部在 1960年年底就已拍成、原计划早应公映的影片，在经过了反复的折腾后，终于拖到了 1961年的7月 1 日党的四十周年生日这一天上映了。虽然，影片中许多精彩的镜头被剪去了，但《红色娘子军》仍不失为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因此片子一上映，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尤其是由著名女作曲家黄准创作的《红色娘子军》连歌，那抒情雄壮的旋律，那明快而充满战斗性的歌词，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家喻户晓。说来也巧，就在《红色娘子军》在全国上映的这一天，在首都北京绿树掩映的香山饭店，全国电影创作新侨会议在这里举行，谢晋和全国许多著名的编导和演员参加了这个会议。周总理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谈话，他说：“你们一定要好好总结建国十年来电影工作发展的好经验，通过你们的影片，应该形像地、潜移默化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诉给广大人民，激发起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经过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努力，当时已创作了一大批如《红旗谱》、《革命家庭》、《青春之歌》、《风暴》等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献礼片。可以这么说，这一时期，称得上是中国电影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当然，在列举了前面一些优秀影片的同时，应该列上《红色娘子军》这一部好片子。但就像上面所述，由于这部原本早该公映的片子因为不断地修改和折腾，所以推迟了半年后才上映。而对参加新侨会议的与会者来说，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这其中也包括周总理。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很快便关注起这部他盼望了多年的片子。1962年，《红色娘子军》以绝对多数票获得了由《大众电影》杂志举办的两年一次的“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谢晋获最佳导演奖，祝希娟获最佳女演员奖，陈强获最佳配角奖。一部影片能获得这么多重要的奖项，这是不多见的。就在评选结果出来后的 1962年 5月22 日，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前夕，《大众电影》编辑部在首都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了第一届“百花奖”授奖大会和电影工作者联欢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以及郭沫若、周扬、谢觉哉、齐燕铭、夏衍、荣高棠、陈荒煤、田方等有关方面领导都在百忙当中赶来参加了这个会，并向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当有人把在《红色娘子军》一片中饰演吴琼花的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祝希娟介绍给周总理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祝希娟说：“观众给你们的荣誉要珍惜啊，希望你很好地学习和生活，在表演艺术上有所成就。”祝希娟并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在拍完了《红色娘子军》之后，接着又在《燎原》、《青山恋》等许多片子中担任角色。1979年，经过了历史大劫难的谢晋与祝希娟再度合作，请她在《啊，摇篮》中饰演保育员李楠，获得了成功。至于《红色娘子军》，在 1962 年获得了第一届“百花奖”之后，又陆续在第三届亚非电影节获“万隆奖”第三名，在香港影评人评选中国十大名片中名列第七，并参加了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意大利都灵中国电影回顾展、法国谢晋电影展、美国谢晋电影回顾展等多项有影响的国际影展及活动。与此同时，根据周总理的提议，由影片《红色娘子军》改编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搬上了舞台。毛泽东主席在 1964年 10月8 日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后，作了总结性的评价：“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但尽管如此，作为母本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仍然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命运，而江青一伙正是在大批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同时，又违背毛主席、周总理的意愿，打着“洋为中用”、“三突出”的幌子，自己另搞了一个舞剧《红色娘子军》。这当然不仅仅是贪天之功为己有，而是另有政治上的险恶图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