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1957年就到了。在经过了 1950年的整风和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 1954年的肃反运动之后，1957年的政治气候仍然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热”。
自从 2月底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了话以后，在 3月6 日至 13 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发表谈话，着重强调了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及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问题。到了 4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批示》后，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又在全党迅即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为了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在这场 1957年春夏之交的“大鸣大放”的高潮中，上影厂的运动进程也一直受到社会和公众的关注。那些天，在上影厂偌大的院子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使所有前来观看的人从内心里呼吸到了一种民主自由的空气，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事、瞩目时弊的心声。虽然，有些大字报用词并不很当，语气也很难听，甚至有些尖刻，但大家是在帮助党挖去身上的疮疤，是在向可恶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开火，因此，即使某些地方言词过于激烈，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这些大字报是好的，是健康的，是响应党中央的整风号召的。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刚开始，就立即遭到了毁灭性打击。6月8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上影厂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重灾区，别的不说，单说以石挥为首的“五花社”，七个人中，就有五人被打成右派。一时间，整个上影厂可以说是凄风苦雨，人人自危。一些名导演、名演员，上午还在摄制现场拍片，下午就被宣布为“右派”。有些人，今天还活生生的有说有笑，明天竟突然传来自杀了。
谢晋在这场几乎是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也受到了冲击，就在冲击袭来的一瞬间，他的脑海里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党号召大家提意见、提建议的吗？现在大家提了，竟被打成了“右派”。不错，有的人提的意见可能偏激些，不中听，这其中也不排除有别有用心的人，但绝大多数人是听党的话的，是感恩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他们提意见是想帮助共产党，并不是想推翻共产党，再说共产党是能靠这些意见推翻得了的吗？
幸好，“右派”的帽子最终没有戴到谢晋的头上，上苍保佑了谢晋。就在那天厂里召开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会议时，他被临时指派去训练《女篮五号》的篮球队员，终于逃过了厄运。但这并不是说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他给共产党提的意见并不少，或许是出于要“挽救”这位年轻导演的缘故，或许是其他人提的意见比他更尖锐，因此，在最后定性时，给他只定了个“内部帮助教育”的处分。
真得要感谢这个“内部帮助教育”的处分，这个处分看似并不光彩，但在上影厂，已令许多靠边站的导演们羡慕不已了，因为这意味着，谢晋仍保留着在上影厂可以拍片的权利。作为一个导演，还有什么比剥夺拍片的权利更为痛苦，还有什么比拥有拍片的权利更幸运的呢？
这一年，谢晋已经三十四岁了。作为一个人来说，谢晋这时候正当盛年，气血两旺。作为一个父亲，他此时已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了。而作为一个导演，这个年龄可以说是该出真正作品的黄金时期。许多与谢晋相熟相知的大艺术家，差不多有不少就是在这个年龄段，拍出优秀作品的，如孙瑜在三十岁时就拍出了中国第一部配音声片《野草闲花》和轰动当时影坛的《故都梦》。谢晋的老师张骏祥在三十一岁时，就导演了曹禺老师创作的《蜕变》、《北京人》、《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名剧。他所十分敬重的石挥在三十五岁以前就在电影导演上达到了高峰阶段，他导演的《腐蚀》、《关连长》等影片，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可以这么说，在电影界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那么，作为同是导演的谢晋呢，不错，他在这以前也拍过不少片子，归结起来，包括长片短片，总共也有十二三部，可这些片子当中，究竟有几部在观众的心目中留下过印象呢？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而这种机会，对一个导演来说，即使在一生当中，也不会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导演拍什么片子，不是由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上面分配下来，点到谁就是谁，就像荐头行里的老妈子等候雇主挑选那样。现在，上面把拍摄《女篮五号》的任务交给了谢晋，接下来，就要看谢晋如何去拍这部片子了。
《女篮五号》的剧情很简单，说的是篮球名手田振华与其女友解放前后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揭示了两代球员新旧社会里不同的遭际与命运。整个故事始终贯串着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因此，是很适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需要的。作为一个解放后经历过多次政治风雨洗礼的导演，谢晋是知道这部片子的分量的。也就是说，对这部片子，他只能拍好，不能拍坏，这不仅关系到他的艺术生命，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
《女篮五号》的剧本基础比较好，因此改动并不大。而演员的挑选，则令谢晋有些头痛了，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让上影厂的一些名演员来演，上影厂有的是名演员，许多演员长年累月接不着本子，正闲着没事干，另一种意见认为除起用一些名演员以外，还应大胆物色一些新面孔，这样可使电影增添一些新鲜感，说不定，还能通过拍片培养出几个好演员。谢晋选择了后一种意见。
上影厂演员剧团的刘琼是谢晋确定的第一个演员。作为一个在解放前就蜚声影坛的名演员，谢晋对刘琼是很熟悉的，虽然从年龄来说，刘琼正好比谢晋长十岁，而从出道的年龄来说，刘琼更要比谢晋早得多，刘琼参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联华影片公司孙瑜导演的《大路》，那时他才二十一岁。而谢晋参拍第一部影片《哑妻》的时候已是二十五岁了。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谢晋都应该称刘琼为老大哥。虽然两人同在一个电影制片厂，抬头不见低头见，但真正在电影上合作，好像还没有过。然而，对于谢晋来说，他对刘琼更为熟悉的，似乎还在运动场，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厂里的篮球运动员，刘琼一米八六，谢晋一米八零，两人经常在球场上相见，有时是朋友，有时是“对手”。刘琼打球时以风度潇洒而闻名，由于父母赋予了他一副难得的身材，使他的身材呈现出一种肩宽、胸阔、臂长、腰细的形体，看上去修长、挺拔、匀称、五官端正、眉俊目秀，只要他往运动场上一站，就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而他这种得天独厚的天赋体形，又促使他在球场上奔跑、跳跃时以及传球、接球、投篮时的节奏明快，姿势优美而舒展，极富造型感。而谢晋打球则以敢拼敢“杀”而著称，谢晋身材虽没有刘琼高，但他比刘琼壮实，像一辆“坦克”，因此，他在场上常常打中锋。但“坦克”有时也有抛锚的时候，有一次上影队与人艺队比赛足球，足球他也喜欢，因此，他也去参加了。谁知当时天气冷，手脚没有活动开，再加上他踢得又太猛，上场没多久，就把右腿的小腿骨给踢断了。
刘琼作为《女篮五号》的男一号演员（他饰教练员）定下后，接下来就要物色女一号演员，也就是剧本中林洁的扮演者。有人推荐了秦怡，谢晋同意了，因为秦怡也是谢晋的老朋友，早在四川重庆的中青社学习时，他就认识秦怡接拍《女篮五号》时，正遇她与影帝金焰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可以说她的情绪已到了最低点，但她还是以艺术为重，以大局为重，坚持着把片拍完，而且拍得相当成功。
相比之下，物色女篮九号汪爱珠的扮演者，倒是很费了一番周折。汪爱珠虽是九号，可她的戏分量很重，情节起伏也大，因此，也是个主角。起初有人建议再在上影厂找一个现成的，谢晋不同意，大家只好再找，可偌大的中国哪里去找这样的演员，这时有一个叫向梅的女孩子出现了。
向梅的原名叫武杨梅，老家在北京，她父亲是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母亲也是学生物学的。向梅从小就有一种艺术天赋，不过她的这种艺术天赋启蒙于她的大姐，她大姐年轻时就喜欢戏剧，常常自写一些剧本，自任导演，而演员又是现成的，就是向梅和她的二姐。演出时，三姐妹将床单当大幕，挂在家中最大的一间房间里，就活灵活现地演起来。剧本是粗糙的，演技是低劣的，但对向梅的教益是终身的，因为这培养了向梅对艺术的兴趣，并由此种下了艺术的种子。
高中毕业的时候，向梅瞒着父母，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她原本想报电影学院表演系，可这个学校这年不招生，她想电影演员当不成，当个戏剧演员也是好的，反正都是搞艺术。可正当她背着父母在悄悄地复习功课时，班主任却突然找到她，说清华大学新成立了一个保密系，在他们学校挑选两名学生，其中一人就是她。虽然她心里不太愿意，可学校里决定了，她也不好违背，于是，她又重新填写了报考志愿书。但由于从文科改报理科，加上仓促应试，成绩不太理想，幸好天津大学建筑系接纳了她，于是在 1955年 9月的一天，向梅离开了北京，来到天津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
令向梅意想不到的是，正当她熄灭了心头的艺术之火而静下心来幻想着将来当一名出色的建筑师时，艺术之神再次叩响了她心中那扇已经关闭的大门。而这纯粹是一次偶然的巧合，这次巧合的发端，是她上海外婆家的一位与电影界非常熟悉的远房亲戚，他在得知上影厂导演谢晋正在物色一位女演员而四处奔波时，便将她的照片从玻璃板下取出来，然后拿给谢晋看，谢晋一眼就看中了这位风姿绰约的北方姑娘，大叫“我要找的就是这个人”。于是在 1957年年初的一天，即派上影厂的制片主任丁里亲赴天津大学，把正在准备大学二年级上学期期终考试的向梅找了出来。向梅开始不相信，经过厂里和学校领导的反复证实，又给她看了高教部同意借调她参加《女篮五号》的批件，才知是真的。
1957年大年三十前的一天，北方早晨的天气显得特别的冷，只有从街道上不时传来的鞭炮声和从家家户户的门口传来的孩子们的嘻笑声中才使你感到春节到了。身材颀长的向梅穿着一身干净朴素的学生装，在家人的簇拥下，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这是北方送给南方的一位出色的女儿，具体地说，是北京和天津，送给上海的一位演员，一位媳妇，一位母亲。这一去，将再次燃起向梅心中业已熄灭的艺术之火，从而，也将彻底改变向梅一生的命运。
谢晋在上影厂的招待所等着她，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一坐下，谢晋劈脸就问：“你喜欢打球吗？”向梅腼腆地说：“我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体育，我一见那么多人在球场上争夺一个球，心里就害怕。”谢晋笑了，站起来说：“那好，等你喜欢上球后我们再谈拍电影吧。”
春节很快就过去了，摄制组立即就进入了紧张的准备和拍摄阶段，绝大多数演员已在上影厂就位。下一步，是如何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演员组织起来，按电影剧本所规定的要求，她们要组成一个女子篮球队，因为，实际的情况是，这些女孩子们，长了这么大，真正在篮球场上奔跑过的，没有几个人，有一半以上的人，甚至连篮球也没摸过。
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了刘琼的身上。谁叫他是《女篮五号》的教练呢，教练教练，先教后练。对这批女演员来说，第一步的任务是，先要教会她们如何打篮球，学会后，才能正式上场训练，练就后再帮助她们熟悉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然后才能正式上镜头。
对于刘琼来说，这一次教练，他实在当得不轻松，按谢晋的要求，演员们只有练到像真正的运动员一样了，才能正式开机。而这又谈何容易，因此，他只有以身作则，每天陪着这些姑娘们练得死去活来，一天两个小时的大运动量下来，一个个喊爹喊娘，倒在床上，就不想起来。
1957年年中，《女篮五号》经过了半年多时间的紧张拍摄，终于胜利关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修改和补充，又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影片随即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上映，立即引起了轰动。同年，该片在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影片展览中，获得“银质奖”。谢晋本人也被授予“中华体育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电影观众才记住了一个年轻导演的名字——谢晋。严格地说，《女篮五号》是谢晋从影生涯中一块极其重要的奠基石，是《女篮五号》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步入了成名者的行列，并逐步走上了他日后的辉煌之路。
《女篮五号》的巨大成功，并没有使谢晋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他需要再接再厉，因为他前面的路还很长，尤其是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艺术的追求没有止境。况且，凭心而论，即使对于已获得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的《女篮五号》来说，也不是没有缺点，有些地方，还相当明显，但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镜头上去了，就很难改动，只有等待下一部努力了。
上影厂对崭露头角的谢晋是寄予厚望的，他们也希望谢晋能趁着《女篮五号》成功的东风，一鼓作气，再拍出几部有影响的作品来。对领导的信任，组织的期望，谢晋是兴奋的、激动的，他仿佛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他认为，作为一个导演，只有拍出更好更多的片子，才能报答组织、领导和观众对他的厚望，才能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因为这时候，“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了，全国人民都在摩拳擦掌，大干快上，他们也必须奋起直追，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或许正是因为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1958 年，是谢晋接拍片子最多的一年，《大跃进小主人》、《大风浪小故事》等等，一年拍三部。这是谢晋导演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发生过，有意思的是这三部片子的片名中，有“大”字的占了两个，如果说这不是偶然巧合的话，那就是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了。
片子是接了，总得把它拍出来，但真的要把它拍完、拍好，显然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恰巧这时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又托人传话过来，说：“《女篮五号》我看了，拍得不错，希望谢晋再拍一个足球的。”谢晋听了，浑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那个时候，盘踞在谢晋脑海中最重要的字只有两个，那就是“工作”，工作压倒一切，工作起来，他可以舍弃一切。
家里的事，他是顾不过来了，徐大雯为他默默承担了一切。这个昔日四川江安城里大户人家的大小姐，自从嫁到谢家门里后，几乎已学会了一个勤劳女人会做的全部活计。而对于谢晋来说，内疚的自然还不是这一个，而是徐大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所承受的那种长年累月的孤独和苦闷。这种孤独和苦闷坦率地说是由他造成的，他是个事业性很强而家庭责任感又相对淡薄的人，虽然他承担和肩负起了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所应当承担和肩负的职责，但那仅仅是职责而已，对于妻子和孩子们来说，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个能每天见得着摸得着的丈夫和父亲，是一个能每天听到他的大嗓门说话的丈夫和父亲，是一个能与他们挤在饭桌上吃饭并能津津有味地喝着大碗黄酒的丈夫和父亲，是一个当他们受了委屈和困难时能在他厚实的胸膛上依一依、靠一靠的丈夫和父亲。而这一切，对于连白天晚上加起来也感到时间不够用的上影厂导演兼炼钢小组组长的谢晋来说，显然是难以办到的。至于造成徐大雯孤独、苦闷和痛苦的另一半原因，那就是孩子们了。说起孩子们，徐大雯的眼圈就会红起来，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真实感情最朴素的流露，是对造成孩子们终生不幸和苦难的沉重的叹息，当然，也包含着她和丈夫那无法回避的自责。
徐大雯和谢晋共育有三男一女，老大谢庆庆、老二谢衍庆出生在解放前，两个孩子均发育正常，因为受到老父亲的影响，两再加上当时并未推行计划生育，老三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热火朝天的 1953年来到人间，阿三是个大胖小子，他的出世，给全家带来的欢乐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孩子长得白白胖胖，虎头虎脑，谁见了谁都喜欢。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孩子的渐渐长大，谢晋和徐大雯忽然发现阿三出现了异常，因为别的孩子到了三四岁，早已会牙牙学语甚至是口齿伶俐了，而阿三什么话也不会说，还反映出呆头呆脑的模样。夫妇俩这才着急了，赶紧把孩子抱到医院检查，诊断很快就出来了，小纸片上写着的结论是残酷的“先天性智力低下”。这一晚，夫妻俩默默地流了一夜的泪，望着尚在襁褓中酣睡的儿子，他们想得很远很远。
1956年，在企盼祈祷（虽然他们并不是天主教徒）和四亲八邻的祝福声中，阿四又来到了人间，然而，短暂的欢乐和侥幸很快又过去了，阿四的发育情况与阿三一模一样……
有人说，任何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会站着一个坚强的女性，这话用在徐大雯身上，可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可以设想，在这么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徐大雯全力支撑着，为谢晋化解着几乎所有家庭中都会碰到的矛盾、烦恼和各种各样的琐碎事务，谢晋日后的事业又会是一种什么样子？而徐大雯本身也是一个有工作的知识女性，她的正式职业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剪辑在整个片子中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因为重要，她也需要全神贯注，需要十倍的努力，百倍的投入，她也要争当先进，也要为上影厂多出影片、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就是中国女性的伟大之处，她们和男人一样，虽然也长着两只肩膀，但她们的肩膀一只挑着工作，一只则挑着家庭，这两副担子她们都不愿意放弃，也不会放弃，而男人们往往只强调工作的重要而将家庭的这副担子搁到妻子柔弱的肩上，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
谢晋在拍摄完《大跃进小主人》等几部片子后，已是 1958年的岁末了。在即将翻开新年台历的那一天，上海下了一场大雪，雪将偌大的上海城盖了个严严实实，但厚厚的大雪很快就被到处散发出来的热气腾腾的气氛给溶化了。这是个没有冬季也感觉不到寒冷的年代，一切都可以用“热火朝天”四个字来形容。“大跃进”已进入了高潮阶段，新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已在有些地方露出萌芽，极其敏感的毛泽东主席当即发表了肯定的意见，于是，人民公社在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各地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几千年前由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吃合家饭习俗的农民，被一种叫食堂的新形式所替代。当羊群一般挤在食堂门口端着粗瓷海碗呼啦呼啦喝着菜粥的农民对如此稀薄的食物心存不满时，有人还在大会上喊叫：共产主义的脚步声已经临近了……
反右斗争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据报载：1957、1958两年反右运动中挖出的右派分子，已达 50余万人，这还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系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不拿国家工资的人中的“右派”。据统计，这部分人至少不下 10万，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例如，谢晋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可以说，这场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是空前的。
人民解放军这时也在福建前线大显神威，为了教训由美国政府撑腰的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遂于 1958年 9月 1 日、8 日和 13 日，对金门和向金门增援的美制蒋军军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炮击。
总之，时代的车轮以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呼啸着向前疾驰，整个中国，仿佛是一条巨龙，抖擞着精神，运足底气，喘着粗气，在古老的大地上奔腾前行。
为了配合这个伟大时代的巨大变革，谢晋在完成《女篮五号》和《大跃进小主人》等几部影片后，又于 1958年的年底接受了拍摄《黄宝妹》一片的任务。《黄宝妹》虽只是一部艺术短片，但这是一部反映“大跃进”年代劳模事迹的电影。而更重要的是，这部片子是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人大代表时，特地把上影厂厂长叫到身边，当着黄宝妹的面交待的：“一定要把黄宝妹的先进事迹搬上银幕。”于是，拍摄这部以反映全国劳模、纺织女工黄宝妹优秀事迹的新型艺术片的任务就落到了谢晋的肩上。
《黄宝妹》一片的前期准备大约花了三个月时间，而实际投拍也不过用了四个月时间，因为这部片子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所以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拍出来。
然而，艺术总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尽管谢晋在《黄宝妹》一片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本人也渴望把《黄宝妹》拍成一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上乘之作，谁知影片投放市场后，虽然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好评，但终究没有在中国电影的艺术长廊中留下一席之地。这是谢晋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他那一代电影导演在当时无法理解的。只有在若干年以后，在经历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艺术上的曲曲折折和人生中的风风雨雨之后，他才顿悟了这其中的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黄宝妹》作为一部电影，它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短暂的，但这部片子的导演谢晋与这部片子的主人公黄宝妹的友谊却是长存的。三十三年后的一天，即 1992年 1月的某一天，春节快要临近了，谢晋与电影界的几位朋友驱车悄悄来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就是他当年拍《黄宝妹》的地方，故地重游，一切都变了，变得几乎不敢相认了。厂房、道路、设备等都是现代化的，与当年那个设备老化、厂房陈旧的模样相比，变得几乎面目全非了。但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人，当年才 34岁风华正茂的谢晋如今已是 69岁的老人了，并且已成为一位驰名世界影坛的大导演。而当年那个 28岁爱说爱笑又肯钻研业务的纺织女工黄宝妹，如今也已退休了。
在厂工会主席的安排下，谢晋与黄宝妹在厂职工俱乐部里相见了。一切都是那么随和、亲切，往事就像昨天一样在他们的脑海中闪现。“我现在也是全国劳模了，”谢晋风趣地笑着说：“文革中要把我彻底批烂批臭，《黄宝妹》也差点遭批。”脸上刻满了岁月沧桑的黄宝妹也动情地说：“是啊，谢导，当年我们看到你站在台上，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说到这里，黄宝妹低下了头。
这时，谢晋也动情地提高嗓门说：“无论我的电影遭到何种责难，工人师傅们总是理解我、支持我的，因此，我的艺术生涯也注定要永远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