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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上海是东方的好莱坞。也有人说，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但比较确切地说，中国的民族电影从诞生、发展到昌盛时期，上海是中国电影业的摇篮。因为，这里曾诞生了许多个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纪录片，第一部有声电影……因此，把上海称作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也不会过分。
谢晋在这许多的“第一”当中，自然也有他的位置，他执导的《女篮五号》，就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不过这已是 1957 年的事，其时离全国解放，已过去七个年头了。而在这之前，谢晋并没有拍出有影响的作品来，虽然他也参与拍摄了诸如《望穿秋水》、《影迷传》、《鸡毛信》和《妇女代表》等一些片子，但那都是以一个副导演的身份参与的，况且作品的影响也不大，后来虽独立执导了三四部片子，如《控诉》、《兰桥会》、《一场风波》、《水乡的春天》、《春节大联欢》等等，但这些作品基本上也是一些迎合和图解当时政治形势的小片子，从总体上来说，影响都不大，因此，充其量只能说是谢晋在从影道路上蹒跚学步时留下的歪歪扭扭的足迹。
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所不同的是，1951年以后文艺界的形势相对显得有一些严峻，虽然文艺界在这热火朝天的战斗岁月中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但他们的确感到有一些无所适从，他们之中的有一些人甚至为此深感痛苦。就拿电影界来说，一些片子，今天刚说你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而明天却突然说你是违背无产阶级政治方向的。有一些演员，今天刚刚受到了表扬，而明天突然宣布他有政治问题，叫他靠边站，甚至被逮捕等等。所有这些，令许多刚刚从旧社会过来的电影艺术家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最典型的要数对电影《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间》这两部片子的批判了。《关连长》是 1950年由私营的“文华影片公司”拍摄的，导演和主演均由著名电影艺术家石挥担任。影片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的前夕，某部八连进驻上海远郊，休整待命。在此期间，关连长（一个可敬可亲的大老粗）带领全连，在新来的文化教员（俞仲英饰）的帮助下学习文化，同时进行军事训练，把连队搞得生气勃勃。不久，他们接受了消灭敌军指挥所的任务，但在接近目标时，关连长突然发现，那地方原来是一座孤儿院，有上百名孤儿被挟持在内，为了保全儿童的生命，他当机立断，改枪炮袭击为白刃拼杀。敌人消灭了，儿童的生命保全了，而他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我们夫妇之间》则是另一种题材，另一种风格。它是根据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肖也牧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集改编与导演于一身的是著名导演郑君里，男女主角分别由著名演员赵丹与蒋天流担任。影片的故事也颇有新意，说的是在上海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李克（赵丹饰）与在山东解放区贫民出身的干部张英（蒋天流饰）结婚后，起初感情很好，但在他们随军进入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大都会后，面对新的时代与新的环境，双方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产生了分歧。随着剧情的发展，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致伤了夫妻感情，只得暂时分居。后来他们在上级领导的帮助下，在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受到启发与教育，双方都认识到各自的不足，于是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夫妇又重归于好……
这样紧跟形势的主旋律影片竟然也遭到批判，这在当今来说，实在难以理解，然而，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则似乎又并不感到奇怪。因为那是个不仅对作品的政治方向，而且对作品的思想感情、风格样式与审美情趣也要求一致的年代，而这两部影片在这些方面似乎有点“出格”，被认为有越轨行为，也就是说，它反映了所谓“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因而其被批判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电影《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间》等电影的被批判，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堵塞了艺术多样化的道路，助长了干巴巴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给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电影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就在批判这几部片子的当年，即 1951年，电影创作便陷入了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第一个低谷，这一年，全国的三大国营电影制片厂只生产了一部故事片……
然而更可怕的是，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还远不止这些，随着电影的被批判，许多电影界的负责同志和主创人员也因此受到了责难、打击甚至迫害，曾经推荐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并建议有关单位把它搬上银幕的夏衍，因此作了深刻的检查，具体实施编写剧本的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被勒令停办。小说作者、当时年仅三十一岁的肖也牧在作了长篇检查后而被迫停笔。并且由此开始，恶运便始终纠缠着这位思想敏锐、才华横溢的作家，在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后，1970年 10月又被押送“五七干校”劳动，最后含冤而死，葬身在乱石冈。该片编导郑君里也难逃厄运，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我必须痛彻地改造自己》的检讨后，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没想好景不长，“文革”活动一开始，他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然后被投进监狱，于 1969年被残酷迫害致死。至于电影《关连长》的导演与主演石挥，其命运就更加悲掺了。这位被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誉为“中国最好的演员”、“第一流的导演”的艺术家，自《关连长》被批判后，本想改弦易辙，再也不敢去触及工农兵的题材了。但在后来的“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再加上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心，不可能令他在时代火热的生活面前无动于衷，于是他又关心起现实生活来。没想就在他抱着美好的心愿紧锣密鼓地拍摄《雾海夜航》的影片时，便被打成了“右派”，罪名比上次“丑化工农兵”形像更严重，这次是“诬蔑党的干部形像”了，于是，接二连三的批判开始了，各大报刊公开的点名开始了，各种各样的莫须有的罪名：反对党的文艺政策、生活上腐化堕落等等，也一古脑儿扣在他的头上了。所有这一切，对秉性耿直、把艺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石挥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在 1957年秋天的一个灰蒙蒙的日子里，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在上海淮海中路电影局小放映厅里对石挥作了最后一次批判后，石挥失踪了。就在社会上流传着“石挥外逃”的各种谣言时，有一天在面临东海吴淞口外的大海中飘来了一具无名尸，当地善良的百姓将这具无名尸草草地包了一下，在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掘了一个洞，草草地将他掩埋了。后经法医反复分析鉴定，这具无名尸就是大名鼎鼎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石挥……
可以这么说，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政治风暴，就是从 1951年开始的。虽然，这次政治风暴，远没有像后来的“反右”和“文革”那么急风暴雨和充满着血腥，但它却掀开了中国政治生活中“潘多拉”的盒子，中国电影界，当然也包括整个文艺界多灾多难的历史，由此拉开了帷幕。
从 1952年 1月由上海长江电影制片厂正式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副导演的谢晋，自然是不可能在这场政治风暴的风暴眼中而怡然自得的。作为年轻的副导演，由于作品不多和担任的职务不同，他虽然不可能处在像石挥、郑君里等那样一批艺术家显眼的位置，从而也就避免了成为这场政治风暴中的牺牲品，但他却分明感受到了这场政治风暴所带来的那股寒意。坦率地说，他对电影界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是不满意的，他弄不懂，拍一部电影，主观愿望是好的，反映的也是工农兵的生活，但拍出来以后，为何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在厂里，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这个导演和那个演员拍的片子挨了批，那个导演和演员正在作检查等等的消息。当然，他承认这里面也有创作人员的原因，比如，对要歌颂要表现的工农兵形像理解不深，有时难免产生一些偏差。有些人刚从旧社会过来，对新中国日新月异的新生活和新事物一时接受不了等等，但他认为这都是次要的，根本的原因恐怕不在这里。四十年后，当上影厂庆祝建厂四十周年的时候，曾亲历过这场政治风暴并深受其害的著名戏剧电影编导与理论家陈鲤庭说出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他说：“阻碍上影厂生产的根本原因，是自上而下的左的路线和左的思潮，这条路线不相信旧社会来的电影工作者（包括左翼剧联的同志），把他们分成三六九等，改造为主，控制使用。有的还莫名其妙地被怀疑是‘特嫌’，长期挂起来，一有政治运动，这些同志首当其冲，批的批，斗的斗……这种对创作人员的摧残，无疑是对电影事业的‘戕害’。”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中，上影厂这部庞大的机器自然并没有也不会停止转动。1951年，这个被誉为全国电影半壁江山的制片厂只勉强完成了一部片子，1952年稍好一些。这两年里，谢晋也只拍了一部片子，这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片子，片名叫《控诉》。不过，那时候他还在私营的上海长江电影制片厂，所以，这部片子不能算在上影厂的名下。1952年他调入上影厂后，因为尚处在熟悉情况阶段，自然也就无片可拍。到 1953年，他一共拍了三部片子，一部叫《鸡毛信》、一部叫《妇女代表》，还有一部叫《兰桥会》。拍《兰桥会》时，他已被上影厂任命为正导演。而拍《鸡毛信》和《妇女代表》时，他还是副导演。他与石挥的合作，就是从拍《鸡毛信》一片开始的。当时石挥刚刚从被批判的《关连长》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一时不想再拍表现工农兵生活的影片，看到有一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鸡毛信》，就把它争取了过来，并把谢晋拉进了剧组，作为自己的副手。虽然这一时期石挥的创作思想从总体上来说，还比较压抑，他原先在文华影片公司任职时活跃而旺盛的创作态势已基本失去。但无论如何，石挥天才式的导演才华和表演才华，仍给谢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因为有了这一次合作，才有了谢晋与石挥的第二次合作。在拍完《鸡毛信》以后，电影界的政治空气又稍稍的活跃和宽松了一些，于是，上影厂的一些主创人员便又“蠢蠢欲动”了起来，大家自由结合，相继成立了几个类似像后来的创作集体这样的组织，其中数“五花社”最为活跃。这个社领头的就是石挥，其次是谢晋、白沉、桑弧、杨华、徐昌霖、沈寂等人。由于“五花社”的宗旨是主张自由选题，自由创作，因此，它一问世，便给当时死气沉沉缺乏生气的上影厂注入了一股活跃的生机。但好景不长，正当石挥带着大家精神抖擞地准备推出一批艺术精品时，“反右”开始了，“五花社”自然难逃厄运，内中七位才华卓著的导演编剧，竟有五人被打成右派，没有打成右派的，也被左派们打入了另册。至此，谢晋与石挥的第二次合作，也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