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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快要来临了。
1948年 8月，当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历史巨人决定投下几百万军队在徐淮平原进行一场生死搏斗的时候，地处浙江虞北平原的谢塘镇也正进行着另一场“厮杀”。不过指挥这次战斗的并不是一位军人，而是一位儒雅的乡绅，他就是谢晋的父亲谢春溥先生。而他要消灭的“敌人”也不是什么人，而是可怕的“时疫”，也有人叫瘟疫。
当月 12 日，当地的一份《上虞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标题是：“谢塘设时疫诊所，旅沪同乡资助其成，刘克蔚医师主持医务”。内称：“该诊所设在谢塘镇西谢氏老祠堂内，系由旅沪同乡谢春溥、宋汝樵等捐款发起，邀请春晖校医刘克蔚主持医务，终日在酷暑中竭尽义务，凡前去诊治者，莫不悉心为之治疗，所有挂号诊治药品手术等费概不收取，完全施送，是以患病无钱者前往诊治，终日络绎不绝。”
数月之后，到了 1949年春节，在上海开办会计师事务所的谢春溥先生，趁回老家省亲扫墓之机，又特地赶到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再次邀请该校校医刘克蔚医生在这年的夏天为当地的穷苦百姓义诊。这是这位开明人士为家乡父老所做的众多义举中的一件小事，昔日谢晋的祖父佐清公在世时，曾因“建石塘、发仁粟、创小学……整理公益”而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和赞誉，而春溥先生只不过是继承了父亲和祖辈乐善好施的传统。遗憾的是，在这些义举活动中，正在上海忙于拍片的谢晋没有亲临现场体察民情。谢春溥先生只派他的二公子、正在读农业大学的谢韬来替他处理事务，这也是他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之一，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促使子女们接受在学校里所学不到的东西。
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回老家为父老乡亲尽力的谢晋在上海也并没有闲着，与所有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电影界进步人士一样，因为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他们有多少的事情需要做呀。虽然，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加紧迫害，上海的电影界，这时候已基本上停止了影片的制作，但为了配合上海的解放，为了配合解放大军能顺利接管上海，上海的文化界，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他们所做的工作，比拍一部电影，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大儿子谢衍，在上海郊外某个地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炮声中顺利降临了，他的来到人世，给谢家带来的欢乐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做了父亲的谢晋，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十分重男轻女的人，但儿子的降临，毕竟给他带来了说不出的喜悦。然而，还有一桩更大的喜悦，这些日子里在时时地撞击着他的心扉，那就是，上海快要解放了，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真正能够找到一个用武之地了。
1949年4月 20 日，在淮海战场遭到惨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拒绝了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过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次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百万人民解放军便于同日横渡长江天堑，向尚未解放的长江以南地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23 日，解放了国民党所在地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5月27 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电影业的中心——上海宣告解放。
重提这一历史时刻，年届八旬的谢晋和一些电影界的老同志至今仍历历在目，激动不已。他说：“上海解放离今天快五十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许多事我都忘记了，但上海解放时的情景，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刻，我们只知道唱呀、跳呀，晚上睡觉时连做梦都在笑，在喊口号。”他所在的上影厂第一任厂长于伶也这样回忆道：“5月24 日，我在丹阳听到了用上海话女高音播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约法三章’，听着如此亲切又庄重热情的话语，我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我们的上海解放了……”与谢晋共事多年的电影演员黄宗英也用激动的文字记录下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天，我记得我是从徐家汇三角地往浦东大楼的刚刚成立的上海戏剧电影联合会筹备会门前集合……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向有秩序地站在街道两旁围观的群众、向热烈地为我们鼓掌、呼唤我们的名字的知音们，一边唱着，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报以由衷地爽朗的笑脸，……我们整个文艺队伍沸腾了，我们的心沸腾了……”
在欢庆解放的日子里，一切与电影相关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派出的钟敬元在南京军管会的领导下，于 5月份就接管了国民党在南京的电影机构。之后在上海解放后，又与于伶一起，会同留在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徐韬等，在上海军管会的领导下，接管了在上海的国民党的一些电影片场，如“中电”“一厂”“二厂”“中制厂”“农教厂”“西北厂”“上海电影实验工场”“电影发行服务公司”“电影管理处”“电影审查处”和“远东制片厂”及几家电影院等。
在完成接管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原在上海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首先投入了工作。1949 年 11 月 16 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由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陈白尘任艺术委员会主任。
就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不久的 1950年 3 月，仍属“大同影业公司”副导演的谢晋经郭沫若、田汉推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师从艾思奇学习马列，师从何其芳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从此，他与“大同”的关系中断了。尽管他在“大同”拍片达两年之久，他参导的第一部片子就是在“大同”拍的，可以说，他对“大同”还是抱有一定的感情的，尤其是在“大同”期间，有那么多他敬重的老师曾手把手地帮助过他，他在这些老师的身上，学到了一辈子都受用不尽的东西。但在同时，他对“大同”又是抱着深深的失望的，这倒不是说“大同”是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而是这些年“大同”拍了许多不该拍的片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许多正直的、进步的电影艺术家离开“大同”的根本原因，当然，也包括谢晋在内。
谢晋在北京学习了约八个月时间，其实这只是一个短训班，时间虽短，但首都北京解放后那种热火朝天的生活，深深地激荡着谢晋那颗年轻的心，尤其是当他和与他一样在政治研究学院学习的那些在旧社会饱经风霜的文艺工作者，学习了这一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后，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在庆贺翻身解放、庆贺现在有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庆贺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同时，无不怀着迫切的心情和满腔的热情，希望尽快深入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努力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尽快缩小与工农兵的差距。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谢晋在政治研究学院一毕业，没有心思去饱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就急匆匆地赶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