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初涉影坛

从老家回到上海，新婚不久的谢晋就在家里休整了一个时期。因为有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他不敢再贸然成立什么剧社。这样，倒是有了充裕的时间陪徐大雯逛逛马路，会会朋友，或者去看国泰影业公司与上海实验电影工场出品的电影《民族的火花》、《铁骨冰心》等。但时间一长，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又躁动起来。

父亲谢春溥和母亲陈振美是希望谢晋留在身边的，这一是因为谢晋已结了婚，算是个有家室的人了。二是谢春溥自感这些年身体和精力已大不如前，在工作上和家庭中需要有个帮手。但希望归希望，究竟如何，还要看谢晋自己的决定，他们是知道儿子的脾性的，因此，当谢晋提出趁抗战胜利，国内已经太平，想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继续深造时，他们也没有太强烈的反对。倒是徐大雯有些恋恋不舍，俗话说，新婚燕尔，难舍难分，他们结婚才几个月，就要再次分手，虽说南京离上海并不遥远，但总是两地分居，而更令她紧张的是，这个时候，她已经怀孕了。

1947年 11月的一天，谢晋从上海老北站乘火车赴南京上学。次日，他就去国立剧专教务处报到，他这次学的是导演专业，而不是表演专业，表演不是谢晋的专长，这点谢晋心里很清楚。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果断调整，才使谢晋在艺术上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否则，中国的电影界，可能会多了一个演技平平的三流演员，而失去的，却是一位泰斗级的大导演。

南京国立剧专的校长还是余上沅，教授队伍除了少数几个另谋他求外，大多数还是从重庆江安国立剧专过来的老班底，如洪深、马彦祥等。曹禺也是该校的名教授之一，但他这时候基本上只是挂个名而已，抗战胜利后，他与老舍去了趟美国，回国后又去了趟解放区，1949年年初，经党组织安排，他去了香港，后来又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谢晋再次见到他时，已是全国解放以后的事了。

南京国立剧专是在隆隆的炮声中迎接谢晋这批新生的到来的，从 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宣布对中、英、美三国投降，到 1947年 11月谢晋到南京国立剧专求学，短短两年多时间，国内的形势就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就在国人还没有从抗战胜利的喜悦中冷静下来，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夺取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竟又发动了全面的内战。顷刻，全国各地到处又弥漫着战火的硝烟，在堂堂的国民党首都南京，人们几乎看不到一丝和平的景象，到处是凄厉的警笛，到处是镇压的枪声。整个城里，物价飞涨，灾民遍地，特务横行，民不聊生。对此，毛泽东主席曾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指出：“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南京国立剧专可以说是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的学校之一，大家不仅积极参加南京各界民主人士组织的各个反内战大会，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带头张贴标语，高呼口号，还利用师生们的专长，编排内容尖锐的话剧，在南京城里到处演出，以揭露反动政府的阴谋和黑暗。有一次，同学们自编自演了一个叫《民主商店》的活报剧，里面有讽刺挖苦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内容，该剧在校外演出后，没料被特务发现，特务马上向上司报告，上司大怒，当即把校长喊去训了一顿，并一定要追查严惩。但校方怕这样做会引起学生罢课、游行，甚至会捅出大娄子，于是只好贴出一张布告，称：“查我校高职一年级学生×××、×××等连日来在校外参加演剧活动，严重违反校规，着即各记大过一次，以儆效尤。”但布告贴归贴，学生们并没有被吓倒，相反，“反内战、要和平”的斗志更加高涨，“要民主、反迫害”的火焰越烧越旺。

不久，北京发生了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的事件，消息传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公愤，南京城里再次酝酿着一场抗暴的大怒潮。于是，由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国立剧专、东方语专、音乐学院等院校发起的一场抗暴大游行如期举行，给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沉重一击。随后，一场由中大、音院和剧专组织的孕育已久的“反饥饿”大游行又一次在南京街头举行，三千多人的游行队伍紧紧包围了成贤街的教育部，不仅震惊了整个石头城，也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大学的声援。上海的交大、复旦、暨南、上医和幼专、音专、吴淞商船学校，北平的北大、清华，天津的北洋、南开，浙江的浙大，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等校同学纷纷来电声援。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也同时宣布罢课，举行游行示威，一场反饥饿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

身处这场如火如荼斗争中的谢晋，与许许多多的同学一样，浑身的热血在奔涌、在沸腾，他们已经看到，蒋家王朝的气数将尽，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出头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他们虽然还不是共产党，或者可以说，他们对共产党还不是很了解，但他们却相信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为老百姓说话，为他们穷学生说话，是共产党支持并带领他们与国民党斗，因此，他们对此充满信心，即使为此作出牺牲，他们也心甘情愿。

在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黑暗势力进行抗争的日子里，南京国立剧专的教务活动仍在照常进行着，即使再忙，校长余上沅也仍不忘给学生们上课，而这是谢晋和同学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听余校长讲莎士比亚，是同学们的一种享受。因为他讲得深刻、风趣，使人久久不忘。有一次他说，他在英国攻读戏剧期间，曾在那里参加过莎剧的演出，而且演的是《哈姆雷特》，这使同学们惊讶不已。但他很快又补充一句：不过他演的只是该剧第一幕中的鬼魂，台下的同学们哄的一下都笑起来。但他却正色说，你们别看我只演了这个只有几句台词的角色，我也视为是一生中的荣耀。老校长的话，给了同学们以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更加增强了抓紧学习的信心和决心。大家感到，越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就越应该抓紧时间掌握知识和本领，因为，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了，过不了太久，他们学到的知识，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

1948年 5月，谢晋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毕业，经他的老师洪深介绍，加盟上海大同电影企业公司，任助理导演、副导演。大同电影企业公司是从国泰影业公司分离出来的一家独立制片公司，在没有分离之前，国泰影业公司在当时上海的影业界，是算得上有一定规模的。在公司的所在地上海大木桥，除了有比较齐全的设备外，光摄影棚就有两座。经营国泰影业公司的是柳中亮、柳中浩两兄弟。柳中浩任总经理，柳中亮任副总经理，李大深任制片经理兼厂长。1946年 12月，国泰影业公司开始出片。1948年 1月，柳氏两兄弟便把资本拆开，柳中浩仍继续经营“国泰”，柳中亮则另外成立大同电影企业公司，公司以“孤岛”时期国华影片公司的创作人员和技术人员为班底，由张石川任制片主任。由于分离不久，设备及制片摄影场地一时不足，因此，开始的时候，仍与“国泰”共用。

谢晋在从艺以后真正参加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加盟“大同”后不久拍的。这部片子的片名叫《哑妻》，是根据法国安那托里·法朗士同名舞台喜剧改编的：由大同影业公司投资拍摄，编导是吴仞之，摄影师罗从周，主要演员是沙莉、韩涛、史原和沈林等，谢晋在该片中担任副导演。《哑妻》的剧情有点荒诞，说的是一个娶了哑巴老婆（沙莉饰）的绅士（韩涛饰），晚上做了一个怪梦，他请医生把太太的哑巴治好了，但结果却给他惹了很多的麻烦，以致不能受人贿赂，而医生也已不能再把她回复成哑巴，于是他只好叫医生把自己的耳朵治聋。影片在同年 12月完成，由于影片对旧社会的腐败和现状作了一些讽刺，因此，受到了一些观众的好评。1949年 1月，谢晋又在另一部由“大同”投资、吴仞之编剧、郑小秋导演的《欢天喜地》影片中担任副导演，该片也是根据 19世纪法国剧作家腊皮施的三幕喜剧《迷眼的沙子》改编的，该剧原名叫《镀金》，拍成电影后才取名《欢天喜地》。内容也并不复杂，写两户人家为了高攀上流社会，在儿女亲事中装阔吹嘘，大摆场面，互相误以为对方有钱，抬高身价，最后，西洋镜揭穿，在女儿和儿子力争下，欢天喜地举行了婚礼。因为是喜剧，又多少揭露和批判了旧社会当中资产阶级小市民的诸般丑态，因此，也多少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完成了《欢天喜地》的拍摄，谢晋来不及喘息，几乎在同一时期，又在两部片子中担任副导演，一部是由田汉编剧、何兆璋导演的《几番风雨》中担任副导演，另一部是由田汉编剧、由郑小秋导演、罗从周摄影的《梨园英烈》（又名《二百五小传》）中担任副导演。这种快速的拍片节奏，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是吃不消的，但谢晋咬紧牙关挺过来了。当副导演虽然不用对整部电影负责，但他却是一个什么都要管而别人又无法替代的“大管家”，而对谢晋来说，他则把担任副导演当作日后自己向独立执导过渡的第一步，尤其是与这么多大师在一起，因此，无论拍什么片子，他都是极其认真的。

《几番风雨》于 1949 年 5 月完成，《梨园英烈》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拍毕。这是谢晋在加盟“大同”后拍的最后两部片子。在“大同”的短短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他作为副导演，一共拍了四部电影，片子拍得并不算多，也并不算好，但他对“大同”仍是有着一定的感情的。虽然，“大同”和“国泰”一样，在经营的方针上是“两面派”，它们一方面不敢得罪当时的官僚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想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以免遭受麻烦，一方面他们又想拍一些进步的片子，当然，他们拍进步影片是因为这类片子在当时也能赚钱，因为在他们拍《几番风雨》之前，同在上海的一些进步电影公司如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等已经拍出了一些既进步又有利可图的影片，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以及记载了国民党反动派王朝最后一页的《乌鸦与麻雀》等。由于这些影片丰富的内容和突出的艺术成就，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和舆论界很高的推崇，为战后进步影片的创作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当然，也使电影公司很快收回了成本，并且取得了丰厚的利润。

当然，作为同是电影制片企业，谢晋加盟的“大同”，是不能与“昆仑”“联华”等影业公司相提并论的：一是“大同”从规模上来说，是家小公司，而后者则是大公司，特别是昆仑影业公司，不仅人才济济，而且还有党的地下组织在背后撑腰，因此被认为是战后进步电影、戏剧工作者进行电影戏剧创作和斗争的中心。从拍片的宗旨上看，“大同”基本上以盈利为目的，这与中国电影史上几乎所有的小公司所拥有的浓厚的商业性和投机性是相同的，它们成立的目的，都毫无例外地是为了投机赚钱。正因为如此，这些小公司常常处在一种摇摆不定和尖锐的矛盾痛苦之中，一方面，他们要使自己的公司生存下去，必须与国民党当局和官僚资产阶级周旋甚至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他们又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和人民日益高涨的和平与民主的呼声，因此，在“大同”的制片倾向上出现了尖锐的对立现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它既摄制了《无名氏》《忆江南》《哑妻》《梨园英烈》《几番风雨》等体现了这一时期进步电影运动的方向及路线的影片，从而受到了观众的肯定。同时也摄制了一些直接为反动派的政治服务，直接与进步电影运动相敌对的极端反动落后和腐朽的电影如《热血炸弹》、《人海妖魔》、《蝴蝶梦》等。这些与当时高涨的人民运动根本对立的影片一问世，很自然地受到了广大进步电影工作者和人民的抵制和批判。 SUfq5n0n8hkiOy8TDk8r8/BrLPY73gOplhiUrEJtYuBR3dCbQCDiOsVkn8ORtr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