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重庆岁月

1943 年年初，重庆中央青年剧社来了一位年轻的场记，他就是谢晋。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的重庆已有五大话剧团，即中华剧艺社、中国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在这么一个不大的都市里有这么多剧团，可想而知是够热闹的，但与江安相比，重庆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陪都，重庆的白色恐怖比其他地方更厉害、更令人毛骨悚然。

那时中青社的领导人是张骏祥和杨村彬。1938年，刚刚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的张骏祥刚回国，就被在重庆国立剧专任教导主任的曹禺请到了学校任教，后因战事发展，国立剧专迁到了江安，张骏祥也随剧专一起到了江安，但张骏祥在江安待的时间并不长，因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就离开江安，先期回到重庆，创办中央青年剧社，因其突出的组织才能和导演才华，把剧社搞得红红火火。1942年初，随着曹禺的加盟和不久后从江安国立剧专投奔前来的马彦祥、洪深、焦菊隐等人的参加，剧社的阵容更加强大，加上当时从上海来的一大批著名影剧演员如白杨、赵丹、魏鹤龄、舒绣文、王为一、张瑞芳、章曼、顾而已、江村、高占非等，都与剧社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与这么多名家在一起工作，对谢晋艺术素养的提高，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当然，对于谢晋来说，通过与这些艺术家们一起排戏、演戏，更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可贵的人品和艺品。

中青社当时演出的主要剧目以抗战题材为主，如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家》、《正在想》、《镀金》、《雷雨》、《日出》、《原野》等，也演其他的一些进步剧目，如《少年游》、《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谢晋在这些剧目中常担任剧务、场记，有时也扮演一些次要的角色。这些剧目的演出，向着黑暗统治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喊出了正义进步的声音，从而也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当局的恐慌，便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千方百计的干扰和破坏。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不得人心，因此，此举的最后结果，总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在重庆文德女中高中部读高一的徐大雯常在谢晋排戏的间隙来看望他，有时也在谢晋排戏的时候来看他，对于戏剧，徐大雯不仅是一个爱好者，也是一个参与者，早在老家江安时，她就上台演过进步话剧，后来因为家中的阻拦，才没往这方面发展。

徐大雯这时住在舅舅家。舅舅在重庆的一家公司里任职，家境尚过得去。对于谢晋这位未来的外甥女婿，他曾有过几次接触，也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吃过饭，总的印象是，除了对他的演戏职业表示不敢恭维外，对人品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他是赞同并鼓励外甥女与谢晋好下去的。而这对于徐大雯来说，这差不多要欢呼“万岁”了。她后来回忆说：“经过了江安的那场周折，我们的感情更进了一层，他对我的感情十分专一，我也一定要与他好下去，一方面我真心喜欢他，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有正大光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挽回我的名誉……”

就在谢晋与徐大雯憧憬着未来美好生活快快到来的时候，1944年又很快过去了，从远方传来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苏联红军收复了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到了德国及其占领国的土地上，英美军队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美军已占领马绍尔群岛并开始威胁日本本土。但在国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也有令人忧虑的消息不时从外界传来：已濒临垮台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加速了对中国的进攻，于是便在 3月间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对豫、湘、桂地区的进攻，从而企图打通从中国东北到广州和南宁的大陆通道，为挽救其海上交通线被切断的危局。面对日本鬼子的进攻，国民党反动政府却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政策，从而使大片国土沦陷丧失，无数同胞惨遭蹂躏。

雾都重庆，整日间处在一种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怖当中。那些日子，敌机的骚扰也多了起来，不时有炸弹从头顶上扔下来，在人群中爆炸，一些由记者现场拍摄的人体被炸得血肉横飞的照片次日便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中央时报》、《大公报》等各大报上登出来，更使人产生一种窒息而绝望的感觉。

中青社仍在坚持每天排戏，但演职员们也早已是人心惶惶，特别是有时正在排戏，一阵警报响起，大家赶快扔下道具，躲到防空洞里去。每天几次下来，吓得人的精神都要崩溃，还有什么心思排戏。有时敌人真的扔下几颗炸弹，不时有炸中的楼房从半空中哗啦啦地倾倒下来，尘雾散尽之后，常常可以看到在人行道或马路中央，有缺胳膊断腿的伤者在痛苦地呻吟，间或有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人从瓦砾堆里挖出来，然后用破败的草席一卷，不知被人拉到什么地方去。尽管如此，重庆的市民仍是顽强不屈的，每次敌机飞走，在硝烟未尽之时，总会有一些人，一边含着眼泪，一边抬着伤者或死者，哽哽咽咽地唱着当时十分流行的一首防空洞避难歌：“让你龟儿子炸，让你龟儿子轰，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烧，让你龟儿子杀，老子们人多来地方大，怕啥，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面对这种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谢晋与徐大雯常常处在一种迷茫和彷徨的煎熬中，他们常常问自己，怎么办？再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待下去，何年何月才有出头的日子。但离开重庆，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中国的江山，半被日本鬼子占领着，半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势力笼罩着。当然，谢晋也曾想到过回家，是的，有一段时间里，他曾十分强烈地思念自己的家，毕竟，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回家了，那里有他日渐年迈曾为他和他的弟妹们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和母亲，有他的他离开时尚小、而现在一定长高了的弟妹们。总之，那里是他这个身心疲惫的游子最安全的港湾和最舒适的栖息地，只要他愿意，无论什么时候，那个家都会向他敞开最温暖最宽阔的胸膛，而这，正是他三年来所梦寐以求的。

但是，谢晋又很快并且很痛苦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觉得现在回去还不是时候，他的事业还没有成功，他还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没有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多了一条尾巴——徐大雯。

在焦虑、企盼和等待中，1945年终于来临了，虽然时局仍动荡不定，但毕竟还是有一些好的消息从外界传来：苏联红军已直捣德国法西斯巢穴柏林；英美联军也长驱直入敌人的腹地；解放区所有的武装部队开始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这些通过不同渠道传来的消息，就像在漫漫长夜中突然划过的一道闪电，给谢晋和他的同事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和期望，似乎胜利的曙光，就要出现了。

8月 15 日清晨，谢晋还没有起床，这时，大街上似乎特别的宁静，突然，一个盼望已久的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广播还没结束，整个山城便已沸腾起来，谢晋与他的同事们从床上一跃而起，匆匆穿好衣服，就跑到大街上。这时听到广播的和没有听到广播的重庆市民几乎全都涌到街头路边，许多人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大家互相重复着一句简单但又是等待了太久的话语：“胜利了，胜利了！”

入夜，多年来一直实行灯火管制的重庆市第一次灯火通明，嘉陵江上的汽笛声鞭炮声整夜不停，叫喊了一天的嗓门已经嘶哑了的报童仍在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号外，号外，日本鬼子投降了！”尽管这些报纸早已过时了，但他们仍在固执地叫喊着、奔跑着。显然，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在推销自己手中的剩余报纸，而是，当一个企盼已久的大好消息突然降临的时候，他们有点欣喜若狂了。

在弥漫着浓浓鞭炮硝烟的大街上，谢晋拉着徐大雯的手，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行走着，他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沉醉在欢乐的海洋中。是啊，八年，八年了，人们遭受了多大的苦难啊！现在，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可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胜利啊。

正当山城人民还沉浸在因抗战的胜利而带来的狂喜之中时，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8 月27 日，也就在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后的第十二天，重庆《新华日报》登出了一条消息：“毛泽东同志即将来渝”。8月28 日毛泽东主席果然从延安飞到重庆，并在《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的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

是的，胜利给黑暗的大地带来了光明，也给苦难的人民带来了希望。而对于谢晋来说，这时候最最渴望的，就是想与家人团聚了。在 1941年冬天那个寒冷的晚上，当谢晋提着一只旧皮箱，悄然离开上海同孚路那幢灰色的石库门至今，已经整整四年过去了。四年前，上海还处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现在，日本投降了，和平了，该是回去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团聚了。

谢晋是个急性子，心里想干什么事，巴不得马上就办成，当他把这个想法与徐大雯一说，徐大雯也赞同。

1946年 3月的一天，谢晋告别了中央青年剧社的老师和同学，登上了从重庆开往上海方向的小火轮。其实在他离开前，他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已相继离开了中青社而各奔东西，老师曹禺受美国国务院聘请，与作家老舍一起赴美讲学，老师张骏祥、黄佐临等已先期去了上海。还有一些暂时不走的，也都打算在近期离开。

徐大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在码头上与谢晋道别，她暂时还不能和谢晋同赴上海，因为她高中尚未毕业，她还得在重庆留一段时间。因此，对于徐大雯来说，除了与恋人分别时的恋恋不舍外，她的内心深处还隐含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情：重庆与上海远隔千里，谢晋此次一去，会不会变心呢？再说他们又尚未结婚，就说谢晋对她一片忠心，那么他的家庭呢？1943 年那年，当“下江人”谢晋与“上江人”的她相好的消息在江安小城传开以后，不就在她的家庭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吗？现在，当一个外乡破落地主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名门望族出身的谢家公子的时候，那个家庭，是否会友好地接纳她呢？

小火轮在徐大雯痴痴呆想的时候，渐渐地离开了码头，因为加大了马力，从轮船的烟囱中喷出了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徐大雯固执地站在码头上，透过浓重的烟雾，那张她熟悉的面孔在视线中渐渐远去、模糊了。

后来，她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曾谈到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她说：“抗战胜利后，谢晋先是乘船，后来又经川塞公路，到宝鸡，由于车少人多，他只好买黄牛票，到了徐州，再转到上海，回到家时，身上长满了虱子。到了上海，谢晋开始时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自己筹款组织了剧社，聘请了上海舞台上的一些明星来演《郁雷》，可是由于没有后台靠山，也没有声望经验，不久就破产。1946年夏天，我如期在重庆文德女中部毕业，谢晋特地从上海赶来重庆，把我接到上海。他告诉我办剧社失败的情况，问我怎么办？对此我倒无所谓，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赤手空拳要在上海滩闯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而我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变心，在上海有没有‘原配夫人’，因为抗战时期，‘下江人’到了重庆后，隐瞒原来的婚姻，让我们‘上江人’做小老婆的确实很多，抗战一胜利，这些问题都开始暴露了。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她也对此放心不下……到了上海后，我见谢晋确实真心实意地只爱我一个，早就做好了明媒正娶的准备，我也总算没有白爱他一场，感到感情有了寄托……”

1947年的一个良辰吉日，两位历经磨难的年轻人的婚礼终于在上海隆重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很多，除了亲友，还有谢晋少年时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大家多年不见，分别的时候差不多还是孩子，而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大家回忆往事，自然要感慨一番。婚礼由德高望重的剧作家洪深老师当新郎新娘的证婚人。因母亲陈振美的坚持，婚礼采用新派的方式，比如拥抱、接吻，也沿袭老派的做法，如拜天地、喝交杯酒等。总之，办得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婚后不久，新婚夫妇便在父亲谢春溥的陪同下，到上虞谢塘老家谒拜祖坟。多年不见，各房长辈都已变得苍老了许多，大家相见，自有一番唏嘘。好在谢晋已经长大成人，如今又领回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早年谢晋因当“戏子”而在家族中引起的不快，也就在老人们的心中烟消云散了。 GhssvCe8LaNN//wu1jedPxb6c1Hxcobkqjw1O7dow3a4ISiwkZ2DHQQGUwHGhQ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