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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到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报考的是话剧科，因为当时时局不稳，学校正常的考试制度已无法坚持，故只好请一些资深的老师对学生进行一些口头的提问，或进行一些小品表演，就算通过了。
对于江安这地方，谢晋以前从未听说过，直至到了一看，才知它原是一个小县城，人口才一万多，况且离当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还有三百多公里。不过别看它地方小，在当时的四川，也算是一个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这里出产桂圆、荔枝，盛产毛竹，因此，又是有名的竹制品的出产之地。当时重庆、成都街上卖的竹制品，大都是由这里的小贩用船运去的。
江安国立剧专当时就坐落在县城城西紧靠城墙的文庙里。与这所名声显赫的学校所不符的是国立剧专目前的处境实在有点太寒碜。这里远离都市，远离文艺界，消息闭塞，交通落后，在这里上学和生活，仿佛有一种与世隔绝和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但这又是迫不得已的事，无论从各方面来说，自然是不能与先前在长沙时相比。那时的长沙国立剧专是多么的风光，大地方，大校园，大教室，不过这种风光很快就被日本鬼子的炮火摧毁了。随着战火不断地向内地蔓延，国立剧专只好奉命向重庆转移，时间是 1938 年2 月。剧专到了重庆，先被安顿在上清寺。没料才过了一年多，日本鬼子又开始了对重庆的轰炸，于是国立剧专又只好奉令迁移到江安。虽然，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学生和教师们是极不情愿到这种闭塞落后的小地方来的，可为了能使剧专正常开学，自然也为了师生们的身价性命，大家也只好听从这样的安排了。
但话又说回来，江安的地方虽小，生活虽苦，但剧专的文化名人却不少。校长叫余上沅，是当时很有名的戏剧理论家。教师中有洪深、马彦祥、焦菊隐、黄佐临、张骏祥等，还有一位在解放区和国统区早已闻名的大名人，叫曹禺。他是剧专的教务主任，又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理事，那时才不过 30岁左右，但已有多部大作问世，如《雷雨》、《日出》、《原野》等。因为是当时有名的才子，所以他的周围始终围着一大批名人，还在重庆时，就有许多文化名人聚集在他的身边，如陈鲤庭、梁实秋、方令孺、张平群、戈宝权、陈白尘、孙增爵等。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没有随剧专迁到江安，但他们与剧专的联系却一直没有中断过。
不到二十岁的谢晋就是在这样一批文化精英的教鞭下接受着艺术的熏陶。作为话剧科的一名普通学生，谢晋十分勤奋好学，那时剧专在上课之余，经常组织学生到外面去演戏，如曹禺的《蜕变》等。谢晋通常的任务是搞剧务，有时因为剧情需要，他也会在戏中扮演一名角色。同时，由于他身材魁梧高大，相貌英俊，有时还兼任拉大幕的差使。外行人以为拉大幕无足轻重，实际上戏剧舞台上的大幕启下极有讲究，由于谢晋在拉幕时能细细体味剧情并根据剧情的需要，然后做到该快则快，该慢则慢，从而有效地烘托了剧情，达到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因此，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洪深发现这个大个子学生悟性极高，后来每次演出，又给他加了一个差使，叫他做场记，没想他竟能在排演场上将导演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并能协助导演排戏，被洪深老师称为“最好的场记”。
当然，表扬多了，谢晋有时也会流露出一些骄傲的情绪，有一次，焦菊隐老师负责排戏，谢晋不知因为想起了什么，竟在排演时开起了玩笑，将严肃的剧情破坏了，焦菊隐气得立即叫他到排演场的墙角里去反省，这件事对谢晋的印象很深，直至后来成名以后，他常常用这件事教育大家，并且身体力行，只要他一到拍摄现场，就不准人随便走动，不准聊天谈笑，不准接电话，甚至不准女演员找男朋友，因此常被演职员们称为“法西斯”导演。
江安的生活是枯燥而萧索的，这里很少名胜古迹，更无闹市街景。对于年轻的学生们来说，正是贪玩的时光，可是到哪里去玩呢，剧专没有运动场，连篮球场也没有。唯有一个小小的类似天井一般大小的场地，下课的时候，大家便抱出一只篮球，十几个人挤在一起，你掷给我，我抛给你，有时兴之所致，也会拥上去作一番抢夺，弄得满身灰土。虽然这种活动单调了些，但因为客观条件只能如此，大家也就打消了一些奢侈的念头，因而有时玩得也算开心。
不过到了春天，师生们的活动范围和空间似乎比平常要大一些了，因为课余时间和休息天，大家可以到城外的山上田野去走一走。对于大多数从大城市来的师生来说，春天的江安可以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那苍翠峻伟的南崖，那城北连绵起伏的丘陵，那随风摇曳的桂圆树，那金黄万点的油菜花以及在那花蕊间飞来飞去的蜜蜂，使正处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暂时忘却了求读生涯的艰辛和时局动荡所带来的不安。他们尽情地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着春天赐予的生命甘露。的确，与那些在日本鬼子的炮火下挣扎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这里可以算得上是人间天堂了。
或许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端庄的姑娘走进了谢晋的视野，她叫徐大雯，是地地道道的江安城里人。她的父亲也是个读书人，家境很殷实，在农村里有田地，在城里有货栈，故在当地很有些声望。但后来不知怎的竟渐渐地败落了，就在徐大雯十二岁那年，父亲又因病去世。因此，在她的印象中，老人们常常忆及的她的家庭当时那种鼎盛和富有的情景对她来说是遥远的，而对于父亲，她又感到是朦胧的，甚至是陌生的。这使得这个昔日的富家千金常常处在一种郁郁寡欢的心态之中。虽然，已经家道中落的她在生活上尚不到捉襟见肘的地步，比起一大帮穷学生来说，她仍是富有的，但不知为什么，她总感到自己的心里是苦闷的，她总想找一个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向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可是，这个可靠的人，这个可以信赖的人又在哪里呢？
这一天，江安女中初中部十七岁的女生徐大雯从学校的矮墙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人，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潇洒的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徐大雯毕生的命运，同时，这个人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就是谢晋。这一年，谢晋还不到二十岁。
几十年以后，当昔日这位江安城里顶呱呱的“上江”女子在忆及她与谢晋这段一见钟情式的美满姻缘时，目光中仍掩饰不住流露出少女般的羞涩与润湿。她有一次在回答广东电视周刊的记者时曾这样回忆说：“我与谢晋相识，可以说是天公做媒，因为我们江安女中与国立剧专只是一墙之隔，墙的这边是我们的学校，墙的那边是谢晋的学校。
“我认识他时他还不到二十岁。我更小，他年轻时就长得魁梧高大，喜爱运动，更爱打架。他的打架是出了名的，当时国立剧专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不少进步师生，也有国民党的特务，谢晋血气方刚，爱出头，爱打抱不平，看到有人欺侮女同学，不管对方有着特务身份，就冲上去打架。他打架打得可凶呢，谁也劝不住，别人不敢出头的事他敢！其实，他也不太懂事……
“我之所以对他产生好感，其中一个原因也正因为他有正义感，并且直肚肠，说真话！
“江安距离重庆有几百公里，是一个小县城，一向很封闭，我那时爱演进步话剧，又常与谢晋这些爱国学生在一起抛头露面，就已经为当时的反动势力所注意。另外，我们那儿的人排外情绪又十分厉害，一向讨厌抗战后到这里来的‘下江人’。我爱上了‘下江人’谢晋后，又惹怒了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两股势力糅合在一起，就使我再也无容身之地了！
“谢晋二十岁生日的那天，他邀了好几位女朋友吃饭，我也去了，我们堂而皇之地在茶楼上吃饭。这还了得，于是一阵风地传开了，次日我就被开除出校。从此，我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坏女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骂，说我父亲死得早，没人管，丢了江安人的脸。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母亲哭着让我去重庆找舅舅。于是，我不得不只身一人来重庆投奔我的舅舅。我在学校的几位好同学偷偷地帮我把留在学校里的几件衣服拿出来，送我上路。谁也不敢与我多说话，因为一个女学生被学校开除，在江安城内，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所以，在人们的心中，我简直是坏透了，坏透了……直至 1958年我回故乡时，他们见我还不差，才慢慢改变了以往的看法。”
经过了江安的这场风波，谢晋与徐大雯一下子似乎成熟了不少，如果说，他们俩以前的相识只不过是一种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初恋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一种经过了严峻考验的生死之恋了。尽管，年仅二十岁的谢晋还不可能对爱情理解得那么透彻，但有一点他心里清楚，为了和他好，徐大雯作出了多大的牺牲。这种牺牲，对多数的人来说，都会望而却步，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而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却勇敢地作出了抉择。
江安是很难再继续待下去了，这一是因为徐大雯的原因，与一个在当地被认为名誉扫地、被赶出家门的女孩子在一起，谢晋的处境也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一点，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经过了那一次风波，谢晋和徐大雯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既然人们这样不公正地对待他们，他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然后明媒正娶，给那些鄙视他们的人看看。但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首先是读书，只有读好书，才能在社会上站住脚。但江安是没有他们尤其是没有徐大雯的立足之地了，因此，只有到外面去，寻一所合适的学校，最起码把高中读完。另一个原因，是江安的政治环境，已越来越变得险恶了。“皖南事变”以后，陪都重庆也很快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随即，这片白色恐怖便像瘟疫一般蔓延开来，并很快笼罩在小小的江安县城上空。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是令人不安的，中共川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因泸县中心县委书记叛变，江安县委书记也遭逮捕。随着上级和外围党组织的破坏，剧专内的政治空气也变得相当紧张，一些原本潜伏着的在暗中监视进步学生的国民党特务也开始显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如 CC 派特务、剧专训导主任张秉钧之流，他们不仅诱骗学生加入国民党，还不时将剧专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向国民党江安宪兵队报告。后来发生的宪兵队突然搜查戏校、谢晋的老师曹禺和剧专党员方琯德等人被逼逃离江安的事件，就是这些人干的。
在这种环境下，年轻的血气方刚的谢晋，心情感到十分的压抑和迷茫，他原本希冀有一天要以自己的热血之躯报效祖国的愿望如今遭到了破灭，残酷的现实摧毁了谢晋和同学们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想，他们在戏剧王国中所塑造的那个理想的花团锦簇般的国家，如今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侵蚀。他们的路在何方？环顾茫茫四周，全是漆黑一片。在这种报国无门前途无望的情绪的煎熬下，一些人开始堕落了，有的人在烟花场上醉生梦死，有的人加入了国民党，有的人以打牌取乐，消磨时光，有的人开始酗酒甚至吸食鸦片，在浑浑噩噩中寻求解脱，也有人在当地做起了生意。
而与谢晋最为接近的一些进步师生，因无法承受江安城里这种肃杀的政治空气和腐浊沉闷的环境，逃的逃了，避的避了，走的走了，在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是谢晋所敬重的老师，其中之一就是曹禺。五十年以后，已是著名电影导演的谢晋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这一生中最崇拜的是“两曹一托”，就是曹禺、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已是故人，他无缘谋面，只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接受熏陶和影响，而曹禺则是他的执鞭教师，他在江安的三年多时间里，曾多次聆听曹禺为他和同学们讲授《西洋戏剧史》、《编剧技巧》和《名剧选读》等。作为一名对学生怀有浓厚感情和责任感的老师，曹禺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丰富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使他的学生终生受益匪浅。谢晋有一次回忆说：听曹禺老师授课你会感到是一种享受，他讲的课精彩绝伦，而又往往一气呵成，讲到兴奋处，他甚至会手舞足蹈，当场表演。有些英文原版，还没有翻译过来，他就当场朗读原文。因此，每当他讲课的时候，连别的班的学生都会过来听讲，有时甚至连过道里也坐满了人……
但就是这样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家，国民党却常常发难于他，在江安剧专时，先是无故搜他的家，后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发文“禁演曹禺所著的《雷雨》剧本”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曹禺只好辞去剧专的职务，离开曾执教过近三年并在这里创作过《蜕变》、《正在想》和《北京人》剧本的江安剧专，到重庆另谋生路。
他这一走，影响了在江安剧专就读的整整一批有志向的进步学生。有许多人，包括马彦祥、洪深、焦菊隐等人，也因此而离开了剧专，其中也包括谢晋在内。
这时已是 1942年的年底，江安的冬天显得格外的寒冷，旧历岁暮，新春来临，处在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中的江安人不会注意一个提着一只旧皮箱的青年学生离开这个萧瑟的小城，但谢晋真的要离开这儿了，又不免产生出一丝淡淡的留恋之情来。这里，毕竟是他向往的地方，三年前，当他来这里报考剧专的时候，他是举目无亲，人地两生，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他的心里却鼓荡着对未来美好理想的憧憬，脉管里奔腾着的是滚烫的热血。生活虽是非常艰苦的，但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坚持下来了，在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下，他们不仅学到了许多戏剧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如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几个要好同学的送行下，谢晋告别了剧专的老师和同学，告别了尚在冬日的晨雾中沉睡的江安，告别了三年中曾在这个小小县城中留下过无数脚印的小街和陋巷，搭乘江安至重庆的小火轮，走了。这一走，他何时才能再回来，他还能不能再回来，可以说谁也说不准，但谢晋已无心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他只巴不得小火轮快快地开，巴不得一步就跨到重庆去，因为，那里有新的生活在召唤他，那里有许多他所敬仰和熟悉的老师叫他去，当然，那里还有他的恋人、重庆文德女中高中部学生徐大雯在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