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是越来越严重了,1941年,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是备受折磨和煎熬的一年,先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白色恐怖中的上海更加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到了 2月 7 日,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巩固战争的后方,日本鬼子在上海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管制和血腥的镇压,大街小巷之中,整日整夜是日本宪兵队凄厉的警笛声和令人心惊肉跳的抓人声。
1941年年关前的一天,天气阴沉,寒风凛冽。在同孚路上一幢石库门的二楼上,谢春溥的脸色分外难看,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阴沉而灰白。其实他今年还不到四十岁,正是盛世年华,但看上去却显得是那么的疲惫不堪,那么的忧心忡忡,这是可恶的社会和时局给他烙下的印记。还有就是他的儿子给他带来的创伤。
对于谢春溥来说,他儿子谢晋给他带来的创伤似乎是难以愈合的。虽然在后来,他原谅了儿子,但那是一个父亲对自己亲生骨肉的宽容和本能的接纳,从根本上说,即使到死,他仍然认为儿子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在数十年后那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当谢春溥和陈振美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非人折磨和侮辱、先后愤然自我了断的时候,他的这个念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肯定和强烈。当然,这是后话了。
谢晋是不久之前离家出走的,他的不辞而别,给他上海的家庭和谢塘老家带来的震动、恐惧和气恼是可想而知的。谢春溥和陈振美还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谢春溥认为儿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做母亲的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谁让她经常带着儿子去看电影呢?有时一天还要看好几场,现在好了,儿子入迷了,走了,你到哪儿去找他。虽然,儿子也给家里留下了一封信,但去哪里,他没有说,处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突然离家出走,而且还带着意气,其后果不堪设想。起初,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与大人闹别扭时的惯用手法,因为在当时,这种少男少女离家出走的新闻在沪上的报屁股上登得满满都是,但过些时日,这些几行字的小广告就突然消失了,这说明,那些意气用事的孩子们重又回到了亲人的身边。于是,凡是与佐清公一家有联系的人,不管是姓谢的还是不姓谢的,谢春溥均以最快的速度,以各种方式与他们取得联系,就像梳头一般,几乎梳了个遍。他估计,这个淘气的孩子一定是躲在某个亲戚的家里,不出几天,他一定会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所有反馈回来的信息均令他大失所望。这才使他有点恐慌起来,而在老家谢塘的长辈们又隔三差五的来信,频频催问谢晋的下落,字行间里,谢春溥感觉到了那一颗颗忧急如焚的心。是啊,作为族里的晚辈,谢春溥是最能体味长辈们的心情的,但是,作为自己儿子的谢晋,他是否也会体味他这个作父亲的心情呢?不错,他谢春溥虽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他又承认自己是个很封建、很重孝道的人,他信奉“父母在不远游”这条古训,但是这条谢家自古以来一直遵循的古训却被自己的儿子破坏了。
直到这时候,谢春溥才真正预感到,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上海了,可他会去哪儿呢?以前他从事业余演出的剧团说没有见过他,连所有与他有过往来的同学家里也去问过,回答自然是令人失望的。
当然,谢春溥的脑海中也跳出过“失踪”两个字。这两个字他开始连想也不敢想,他认为这不可能,但当儿子的踪迹最后遍寻无着时,他的脑海中还是无法控制地跳出这两个字。因为在当时的上海滩,每天失踪的人是不计其数的。大四开版的申报和各种大小报纸的中逢和边头角尾间,到处都是寻人的广告,为此,他决计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也想去报馆登一则寻人启事,没想启事还未登出来,邮差倒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信上面的笔迹是他最熟悉不过的,是他的宝贝儿子谢晋写来的,信封上的落款是: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话剧系。
来不及与妻子分享找到儿子下落的喜悦和激动,谢春溥便颤抖着手将信拆开来。儿子在信中向父母作了检讨,并对自己为何要离家出走作了解释,当然,说来说去,无非一句话,他酷爱艺术,他要为艺术而献身,等等等等。末了,他还大致介绍了一下学校的情况。儿子的信并不长,并且从他的口气中看,也并无回心转意的意思,但对谢春溥来说,这已经是老天保佑,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