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有有的情绪稳定了。老右做了早饭，俩人一同吃过。来到洞外。冬天的太阳总是从土地岭那边冉冉升起，土地岭的山顶很尖，往往把初升的太阳屏蔽出一个三角缺口，每当太阳全部露出笑脸，已是九点钟以后了。

风，将满山遍沟无叶的干树枝吹的发出“丝丝”地尖叫。

老右看着带有缺口的太阳问有有：“你看太阳美不美？”

“哪有啥美的？”有有微微闭着眼，稍稍地转过头，避过迎面的下山风说。

“有有，你不懂，太阳是万物之源，没有太阳，世上的万物都不复存在了。所以，人们把毛主席比做是太阳，他老人家造福人类。”老右几乎是在喊着说。因为风大。

“你咋老提毛主席，毛主席死的时候，我还没出世，我对毛主席一点都不懂，一点都不知道。——你说太阳就说太阳，别胡扯别的。”

有有很不满意的抢白，弄得老右不知所措只好说：“好好好，不说毛主席，不说毛主席。”老右继续说：“山外来人都爱看山里的太阳，我也爱看那喷薄而出的太阳，有时上到秦岭梁顶，看红红的红太阳突突地跳跃，他显得那样有生机，急急地出来普照大地……”

“咋，你这地方山外还有人来，你还有亲戚在山外？”有有漫不经心地看着满山遍沟的白雪，听着似乎又没听清老右说的太阳，但偶尔逮了一句“山外来人”他感到十分新鲜。

“是的，我山外也有朋友，经常来。”

“经常来？”如果这老头山外有亲戚，他就彻底放心了。有有对老右是不是妖精的问题，还有待最后证明，就目前来说，还是心有余悸。

“山外来人，就是来取些山货，比如说，当归，天麻，百合，麦冬等等的中药，这是三十年前要的东西。现在山外来人不要这些东西了，他们专门要蛇粪，鹿角，鹿饵，鹿血，豹骨，豹皮，熊胆，熊掌，熊骨，熊皮之类的东西。”

“你山外有亲人吗？”

“至于说亲人嘛，我也有，我有一双儿女在山外。”

有有对山外来人很有兴趣，但对山外来人，到底来干什么没有兴趣，他意在了解老右这个人的底细，所以说：

“你山外还有儿女？他们在那儿？是干什么的？不要急不要急，咱回洞里说，回洞里，烤着火慢慢说，这儿风太大，走，走走。”

有有拉着老右往回走。老右还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跳跃在空中的那一轮红日。

有有把老人家安顿坐下，拨旺了火；“现在你说，慢慢说。”

“说啥呀？”

“说你儿子，说你女儿，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住在那儿？再说说你，你原来是干啥的，为什么儿女在山外，而你在这儿。你有儿女就必然有老婆，你老婆是干啥的？”

老右不是一个轻易给人讲自己身世的人。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世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没有什么人在山外。”老右在情急之下，出于下策地否认了自己前面所说的话。

有有只是强逼不放：“你就是妖精，你没有家人就是妖精，你前面说的有女儿，儿子的事是骗我的，想打消我对你的怀疑，意思是说哪有妖精有儿女在山外，现在一提起儿女事，你又不认账了，那么说，你真是妖精了？！”

老右急了：“你知道啥是妖精？你见过吗？啊？怎么能胡乱地说人就是妖精呢？”

“我见过妖精，聊斋上大多是狐狸精，西游记上啥妖精都有。”

“你看过聊斋志异？”

“聊斋看过，没有看过志异。”

“什么聊斋看过，没有看过志异，那本是一本书，你真是个一知半解。”

“书？没看过。只看过电视。”

“什么叫看过电视，没有看过书，胡说八道，电视能等于书吗？”

“那当然。”有有显得很骄傲。

这回老右有点不解了，看电视就能知道聊斋志异，能知道西游记，这电视是什么东西：“那你能给我描绘一下电视，行吗？”

“那咋不行，我在山外是天天看电视，电视嘛，电视嘛，你让我给你说还真的不好说。”有有只挠头，想不出咋说能说清。

老右说了：“电视，故名思义，是这样的，电是电灯，电棒的电，视是看的意思，那就是说看电视，反过来叫看电，对不对？”

“不对不对，电视全名叫电视机：我这样给你说吧，我四、五岁的时候，我们村买了一台电视机，把村里的老人乐坏了，都说村委会那儿蹲了个戏台子，演戏的全都是名演名角，这下你明白了吗，戏台子，演戏。”有有眼睁的像个弹球，盯着老右，希望他的解释能让老右听懂。

老右似乎明白了：“电影放映机，银幕。”

“唉！你咋就这么地不开窍，不是电影机，是电视机。电视一按就开始了，再一按就灭了，啥都看不见了，看一天一夜都能成，天天都能看的那种。不要片子，只要天线。”

老右又糊涂了，他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落伍了。但他装作明白了，他不愿意因这事和有有纠缠不清，他决定晚上时再慢慢地思考这个电视机的问题，“不要片子，只要天线？”

有有说：“明白了？我就是在那上面看见的各种妖精，我看你就像妖精。”

“就因为我说我没有儿女就成妖精了吗？”

“你说你有一儿一女的。”

“唉！我太不愿意提起这些事了，你这孩子非逼我说出来不可。”老右近四十年来，第二次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我也是关中人……”

“你也是关中人？”

“是的，八百里秦川中部的长安人。”

“噢，就在西安以南，那地方我知道。”

“长安是泛指，其实，西安也可以说是长安，至少西安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长安，我三一年生于长安。旧社会上私塾，新社会上大学，是全国最有名的大学毕业。况且，那时。我还是班里的佼佼者，学习成绩没有下过第三名。毕业后，我被分到一个不起眼的工作单位，西北非金属研究院”

“什么什么，西北非金属，那单位我知道，是不是在西安市以西，单位的北面有一条河。”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就知道，你不要问我咋知道。”

“那是为啥？”

“嘿嘿嘿！”有有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过去我常去那单位溜地皮。”

“溜地皮。”老右又有点不解：“什么叫溜地皮？”

“嘿嘿嘿，溜地皮是黑话，实际上就是满街胡溜，搞些顺手牵羊的勾当。”

“那不是做贼吗？”

“不做贼。我吃啥，喝啥。”有有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随后又变得很柔和：“噢！你原来是那地方的人，那单位是国家正式单位，听说是中央那个部直辖，跟省上没啥关系。”

“对，单位是好，但如果不是五七年的那事，我将会分到国防科委工作，那单位更好。”

“那为啥？”

“五七年我因为说了一句话，被划成了‘偏右派’。这就影响了我的分配，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偏右派？”有有眨巴着双眼：“偏右派是什么东西，咋哪么厉害？”

“偏右派，就是偏向右派方面。就好像划成分：有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地主富农就是人民的敌人，而上中农就是团结的对象，但就偏向于地富一方。稍微地有乱说乱动将成为人民的敌人。右派是人民的敌人，偏右尽管说不是人民的敌人，但偏向于人民的敌人。这就是偏右分子的概念，你明白吗？”

老右说的这一席话。有有像在听天书。他不知道什么是地主、富农。什么是贫农。他根本就不懂，越听不懂越害怕，就越认为老右有问题，是妖精。对有有稍有安慰的是老右说出了他的根底，有有也正好去过他工作过的地方。有有决定不和老右谈地主富农偏右的问题。

“你说说你为什么到这深山，一呆就是几十年。咋也不回去？你有什么事情吗？”

“你看看，这就要从偏右说起……”

“你不说偏右能行吗？”有有有点无法忍耐了。

“那咋说？”

“你就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单位。什么时候，原因是啥？”

老右这回老实了。虽然有有的问话最后没有加上一句“老实交代”，老右也老实了。不敢胡说，因为有有的那一段问话。太像文化大革命中批斗他时造反派的语言了。

“好好好，我说我说，”老右差点说出“我一定老实交代。”但是多亏没说出口。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革命造反派关进“牛棚”。牛棚就是关押“牛鬼蛇神棚”的简称。那时候，叛徒、汉奸、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统统称之为牛鬼蛇神。统统都要进牛棚。其牛棚者，监狱也！当时“牛”太多，所以棚也很多。牛鬼蛇神分而棚之。我和一位走资派关在一个棚内。这位走资派叫董兆林，是市药材公司的党委书记，原来是一位老革命，扛过枪，打过仗，行政级别是十二级，但造反派说他是叛徒。

牛棚里没有坐的地方，更没睡的地方。有的是窗子，但无玻璃，也没有糊窗纸。呼呼的北风毫无遮拦地穿进来。我和那个老书记冻的瑟瑟发抖。我脖子上挂着的木板写着：“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董书记的木板上写着：“大叛徒”。木板有一寸厚，尺伍长，一尺高，是专门木匠定做的，都是统一的。关键是给脖子上掛的那个铁丝是很细的，最多有两毫米那么粗，批斗会上在脖子上挂一天，回到牛棚还得挂着，不准取下，沉重的湿木板子，把脖子勒出一条很深很深的渠，疼痛难忍，像刀割一般。当然也有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那就是靠着木柱子，用手拖住木板。那将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也有的看管我们的红卫兵见我们可怜，会主动帮他们把木牌摘下来，让我们坐地休息。我们也会面对十几岁的娃娃而感激地流泪。也有的红卫兵晚上穿着军大衣呼呼大睡，我们便大胆地自己摘下木牌休息一会。我们照样将人家看了又看，企图记住他们的面孔，以便以后报答他们。

“牛鬼蛇神”也有欢乐的时候，我们也会相互说说笑话逗逗乐。有一天，党委书记董兆林给我讲了一段笑话：“说是有一位领导干部是个结巴子，一着急就说不出话来，脚后跟还一抬一抬的，”把听话的人都笑出眼泪来了，他还“唧唧唧”的脸通红。

“再一次批判‘三家村’的会议上，他主持会议，因为他是党委书记，他要统一卫生局系统领导班子的思想认识。召开的是局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说：这个‘三家村’，就是邓拓、吴晗、廖，廖，廖……！他一连说了十几个廖。开始没人敢笑，因为这是一个严肃地会议，笑就成了政治问题了。但架不住他不断的‘廖’下去。‘廖’和‘嘹’是同音，关中人说‘嘹’，是好的意思，什么嘹的太，嘹扎咧，那事嘹着哩，那是个嘹人。这都是褒义。他这不断的结巴，不断的廖，就等于说：邓拓吴晗，嘹，是好人。党委委员们不知是谁憋不住了捂着嘴噗嗤一声，结果弄得哄堂大笑。大家笑了好一阵子。他才突然憋出了两个字：‘没啥’（抹沙）。大家笑得更厉害了。本来‘三家村’是两报一刊点名批评的人物，而他说成：‘邓拓、吴晗，嘹，嘹，没啥。’这就等于说他们是好人，没啥事。”

说到这儿，董兆林书记也憋不住笑出了声。

可是，我没笑，只是用眼睛静静地看着董兆林。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

“喂，杜阳西，你发啥楞？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哎哎哎，你这人是咋闹的？猛不丁地就冒出了一个杜杨西。杜杨西是个弄啥的？”有有问。

“噢，我忘了交代。我就叫杜杨西。”老右急忙解释说。

“噢？原来你就叫杜杨西。老右是你的外号。就说嘛，我咋总觉得老右这个名字怪怪的。行行行，说吧说吧，赶紧，捞干的，挑重要的讲。不要稀汤光水的光说些不上串的话。净扯那些没用的东西。”

我当然知道有有不爱听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但我又不能不说这一段，没有这一段，董书记可能还不会死；没有这一段，我可能还不会到深山。这虽然近乎像是一个笑话，但是一个政治性很强实际事情，太重要了。当时开会的人都笑了，都清楚的知道此事。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可是那些参加会的人，直到董书记被害，近乎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跳出来揭发结巴子书记的。这说明了什么？人们心里有一杆秤，还是能称出好人和坏人的。董书记老是把这杆秤放在自己的心里。所以，面对造反派从不认输，总想方设法的和人家作对。每次把上批判会，当成了革命者上刑场，表现的是一身正气，抬头挺胸……人常说，刚强是惹祸之根。所以，经常遭受造反派的毒打……我那个时候，已经让事情经怕了，已经软了下来了……几十年来，我无数次回忆这些事，我总觉得董书记是受那个故事的影响，才常常挨打。我是不忍看懂书记每次被人打，为了给董书记看伤才出逃的。如果我不出逃，董书记就不会被害……当然我还知道，有有想知道我是何方人氏，当然也想知道我的妻子儿女都叫啥，在啥地方。但说事情，总应有个顺序，总得有个来龙去脉。

我给火搭了些柴火，将火拨的旺旺的，还是慢条斯理地，按照我的想法慢慢地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