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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所宣传的“新秩序”已成过眼云烟，他的“千年帝国”也在短短十年中土崩瓦解，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在这片硝烟尚未散尽的瓦砾废墟之中，寻找那场荒诞悲剧的真相。这是一项十分有趣，也能令人懊悔的研究，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发现真相，还能发现自己犯过多大的错。要了解希特勒末日的惊奇故事，理解纳粹政治的真实特性，就必须先纠正那些错误。我们必须认识到，希特勒不是一颗棋子；那个纳粹政权不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它与该词的任何重要词义均不相符）；领导它的政客们组建的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王庭（court）。这个王庭与东方的任何苏丹国一样，统治的能力不值一提，但玩弄阴谋诡计的能力不可估量
。此外，我们必须了解纳粹学说的真正政治意义，以及它在最后几日中还保留着多少的纯洁性和坚决。我们还必须了解希特勒与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的斗争是何种性质。陆军总参谋部与他政见不同，但他既不能将其解散，也无法消灭，曾有一次还差点被它消灭。如果不能理解这些政治事实和政治关系，那么，要理解1945年4月的那些事件就会非常困难，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为收集和整理那些庞杂证据所付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因为当我们解开一个谜团，带来的可能是另一个更大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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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证据中的说法可能自相矛盾。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有多少人曾在不知不觉中被纳粹的政治宣传洗了脑，相信纳粹德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完全整合、全体动员、中央控制！如果真是这样，德国也许已经赢下了这场战争，毕竟当时的它在时间、资源和准备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事实上，德国的极权主义与真正的极权主义截然不同。真正有效实现中央控制的只有政策（policy），并非行政（administration）。对我们来说（可能也只是对我们来说），全面战争意味着集中举国之力参战，暂停一切无关产业，但在德国，许多无关紧要的奢侈品仍在继续生产。全面战争意味着用尽一切方法和要素，且不顾后果的战争。在纳粹德国，军工生产、人力、行政和情报均未得到合理集中；里宾特洛甫曾在纽伦堡审判中坚称，所有的外国情报都不是来自他们的外交部，而是来自三十家相互竞争的机构，此言基本为真。德国的政治和行政结构并不是纳粹党人所说的“金字塔式”和“大一统式”，而是由私人企业集团、私人军队和私人情报机构构成的一团乱麻。其实，不负责任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与极权政府是不相容的；因为面对政治的不确定性、随意改变的危险和对个人报复的恐惧，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要保护自己，避免意外，都必须尽可能保住自己想方设法从公共资源中获取的权力。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公共资源不复存在。统治者的不负责任会导致国民的不负责任；联合体（Commonwealth）这一概念将仅存在于政治宣传中；政治将变成封建无政府状态，一个毋庸置疑的暴君或许可以利用个人权力隐瞒这一状态的存在，但无力改变它。
许多人对这一暴君的了解也大错特错，常常将他当作工具，然而事实是，他的个人权力之大毋庸置疑，在死之前，他一直牢牢掌控着自己创造的这场混乱，并隐藏了它的真实本质——甚至在死后，他仍然能从坟墓中操纵那些站在纽伦堡被告席上软弱又不中用的下属们！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来约束、控制这种绝对主义，那么我们也无法指望其内部的抵抗能够纠正它了。没有人能逃脱绝对权力的腐蚀。当权力受制于不安全感或竞争时，才会产生可能影响权力行使的自我抑制、谨慎和自省；在希特勒的最后几年中，你是不可能找到他在职业生涯初期用过的那些外交手腕和做出的妥协退让的，也不可能找到《我的奋斗》中提及的他的有所保留和偶尔谦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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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纳粹主义本身，它是这场德国巨变的信仰，为它取得短暂但轰轰烈烈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激励，它在德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加尔文主义在早期动荡时代中的重要性。许多值得敬重的学者研究过这个充斥着野蛮的北欧式荒诞的庞大体系，分析了它的组成部分，找到了它遥远的起源，解释了它的意义，并纠正了它的错误。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这一令人沮丧的主题，最好、最有启发性、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非来自勤奋的学者，也不来自该运动中善良的受害者，而是来自一个失望的纳粹党人（因为失败往往是比勤奋和美德更好的政治教育）。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是东普鲁士的一名产业大亨，也是在该运动初期加入的军事贵族之一。这些军事贵族希望利用这一运动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为该运动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但却被窃取了应得的回报，还见证了他们这一阶级在1944年大清洗中的最终毁灭。比其他人更聪明的劳施宁早早地就从这场他既无法控制也无法阻止的运动中逃了出来，他还写了两本书，在书中用清晰到可怕的描述揭露了这场纳粹运动的真正意义。他无论是入党还是退党，动机都不单纯。他不是民主主义者，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殉道者（如果这些身份代表动机单纯的话）；他的头脑之所以能清醒过来，不是因为清晰了解了痛苦，而是因为清晰看到了自己理想的破灭。不过，真理与激励人们发现真理的因素无关，也与指导表达真理的环境无关；“劳施宁也不比他这一阶级的其他人优秀”，不该成为批评他所写书籍的理由。他在这些书中展示了纳粹哲学虚无主义的本质，这是开了先河的。这种虚无主义是在表达对现存世界的失望，它促进了初期纳粹运动的发展。在运动的全盛时期，它被其他更积极的利益遮掩了光彩，这些利益渐渐寄生在它身上；但在该运动的末日，也就是本书所探讨的这一阶段，所有的希望和利益都已消失，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被消灭或都已逃离，这个拥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力的党派再也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提供，这时，虚无主义再度登场，成为这场运动的终极哲学和告别致辞。在1944年那个萧瑟的冬天和1945年春，柏林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这时的它所发出的声音，才是真实的纳粹主义的声音，失去了所有附属的魅力和全盛时期的特权，再一次欣然接受了它原始公式的计算结果——成为世界强国或走向彻底毁灭。 4
因为到1944年冬，除了少数仍然盲目的信徒外，所有人都知道该公式已经不可能实现那个好的结果。该结果通常被称为“世界强国”或“历史性的伟大”；更具体地说，它只意味着一件事——征服苏联、灭绝斯拉夫人、殖民统治东欧。这才是纳粹主义的真正要旨，也是《我的奋斗》的主题思想
；它被掩盖在“毁灭”这个更普遍的术语之下，但贯穿于劳施宁所记录的所有对话之中
；当苏联人来到柏林总理府门口时，希特勒写下了最后的遗言，在这份遗言中，他留给自己人民最后的、也是唯一积极的目标仍然是“征服东欧的领土”
。这一东欧政策是纳粹主义的本质所在；其他所有积极的目标——征服法国或英国——都只是次要的和它所附带的。法国的罪行在于它传统的东欧联盟政策，这一政策使得法国对德国进行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干预。英国的罪行在于它拒绝满足于已经拥有的海上霸权，且它一贯坚持阻止欧洲被单一大陆强国支配。而苏联的罪行在于它的存在本身。由于它们各自的罪行不同，德国的应对方式也不同——至少在希特勒被成功冲昏头，抛弃一切区别对待和外交手腕之前是这样。法国将不再是一个强国，它将被削弱成一个二等国家，可能成为西欧的克罗地亚或斯洛伐克，独立，但无法左右欧洲政策。英国将成为一个纯粹的海上强国，希特勒一直打算“保证大英帝国的地位”，认为没必要把它也降到二等地位，但它绝不能再干预欧洲大陆的政治。因此，纳粹的西欧政策就是要确保德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不受妨碍地处理东方的根本问题。对苏联就没有这样宽容了。苏联的存在即犯罪，因此给它的判决是灭绝。对西欧的战争是传统的，是带有外交目的的有限目标战争，仍然会遵守部分国际公约；对东欧的战争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一切公约都会被无视。我们必须记住纳粹主义的反苏性质，这是它的基本原则。这一可怕信条的所有一般性概念都隐含着特殊的反苏意味。种族主义意味着德国人对斯拉夫人的霸权；“生存空间”和“地缘政治”意味着征服他们的领土；“优等民族”的统治意味着奴役他们的幸存人口。要开展“十字军东征”就必须有“十字军”，正是在纳粹主义的反苏特性中，我们发现了党卫队的意义：党卫队是这一新信仰最狂热、最神秘的传道士。正是他们，在宣扬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在实行灭绝和奴役；正是他们，将外国的“日耳曼人”也组织到了反苏军团中，让这场“十字军东征”的规模不断壮大；正是他们，不遗余力地贯彻北欧神秘主义，投入到连希特勒都嘲笑的地步；最终仍是他们，准备以向西欧投降为代价来开展这场东欧的“十字军东征”，这个代价是希特勒所拒绝的。将这一北欧信仰以最骇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党卫队的“大祭司”希姆莱，关于苏联的部分尤其骇人
。对纳粹主义反苏特性的理解不仅是理解纳粹主义本身的必要条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希特勒在德国国内遭遇的最大反对——来自陆军总参谋部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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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的斗争是二战期间纳粹历史的最有趣特征之一。陆军总参谋部是一个反希特勒的中心，尽管他成功摧毁了它，但却永远无法征服它。1924年，希特勒在写《我的奋斗》时，回忆称该德军总参谋部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存在”
；但一掌权，他就深感厌恶地发现，陆军总参谋部并不满足于做他实施政策的强大工具——它有自己的政策。就像它曾对旧时德国皇帝发号施令一样，它也试图对元首希特勒发号施令。希特勒不费吹灰之力地清算了工会，通过恐吓让中产阶级屈服，贿赂了实业家，也没有遭遇任何来自教会的阻碍；至于共产主义者，由于他们很久之前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成了所有人中最容易被改变的。但陆军拒绝改变信仰，拒绝被贿赂和恐吓。希特勒需要陆军，因此既不能无视它，也不能清算它，还得强化它。有一次，在1934年，陆军甚至迫使希特勒镇压了他自己的激进的羽翼，并公开声明自己与“毁灭革命”无关
。由于无法攻占这座最后的堡垒，希特勒开始削弱它，并给它埋下了“地雷”。通过对陆军人员的强制任免，他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只是部分而已。1938年，慕尼黑阴谋（Munich Crisis）期间，哈尔德麾下的总参谋部决定推翻这个疯狂的政府，但张伯伦接受邀请，要访问慕尼黑的消息突然传来，打掉了他们准备用来进攻的武器
。从短期来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成功对陆军领导者们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们从未获得任何外部支持，他们只代表自身，面对一个能取得这类胜利的独裁者，他们根本无力反抗。有一段时间，来自总参谋部的阻力再次变得微不足道。不过，德国政府未来三年的政策与他们的政策本来也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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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陆军领导人信奉有限征服（Limited Conquest）政策。他们希望德国成为一个强国，有能力维持一支高效、高薪、享有特权的陆军。只要1918年的事件逆转一下，他们的这一目标就有可能实现；换言之，有可能复辟帝国。只要希特勒有可能为他们争取到他们所缺乏的外部支持，他们就准备支持他，并纵容纳粹运动偶尔表现出的部分粗俗行径。不过，他们是实事求是的组织者和计算者，并不是神秘主义者或先知，因此，他们反对一切无法预见或控制后果的无限制冒险行为。他们尤其反对任何可能改变德国社会结构，任何可能将他们这一享有特权但不稳固的阶级淹没在一个新的千年纳粹帝国之中的征服行动。正因如此，他们始终反对对苏开战。苏联是德国容克贵族的传统盟友，虽然在中产阶级军官的兵团中，容克贵族的偏见是被淹没的，但它们仍主宰着总参谋部。布尔什维克革命并没有改变这一盟友关系，作为实用派，他们让这一关系凌驾在单纯的意识形态观念之上。事实上，正是依靠与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的协议，他们才能在《凡尔赛条约》签署后的黑暗岁月里，设法维持住一支影子军队（shadow army）。因此，德国陆军领导者们能够满足于征服波兰和法国，并且很乐意在1940年叫停战争，在现有成果基础上稳定住自己的地位。不幸的是，令他们感到满足的成果恰恰提振了希特勒的信心，助长了他的欲望。对他来说，恢复德意志帝国时代的疆界只是渺小的野心
。对他们来说的终点，只是希特勒继续前进的一种手段。1941年6月，志得意满的希特勒一边陶醉在称赞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略天才”的政治宣传中，一边开始着手实现纳粹运动的根本目标——对东欧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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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德军总参谋部再度开始反对，反对的最终成果就是1944年7月20日那场失败的阴谋。这一阴谋在如壮观瀑布一样突然倾泻而下之前，也历经了长久的地下准备阶段。起初，将领们只是提供建议，表达抗议。苏德战争会有损他们的政治利益，但他们的政治利益已不再重要。他们在尚未弄清楚纳粹这一褐色洪流的方向之时便跃身其中，现在只能随波逐流。此举也有悖于他们的军事知识，但希特勒无视了这一点，毕竟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略天才”，最讨厌有人说某某“专家”比他知道得还多。在他看来，认为苏联能抵抗住德国军队是很荒谬的。“你只要一脚踹开前门，”他断言，“整个房子就塌了。”当陆军总参谋长拿出苏联坦克产量的图表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命令编制这些“失败主义”图表的技术部门噤声
。最终，这些将领们与中产阶级一样，与每一个人（按照希特勒的定义）一样，在更胜他们一筹的意志力面前，温顺地屈服了。苏德战争这场冒险随即开始。这栋“房子”并没有如希特勒所言，踹一脚就塌，但这是解释得通的。就像英国只是表面看来未被打败一样，苏联也只是表面看来没有倒下而已。出于实际目的，希特勒于1941年10月宣布战争结束。他会朝心存怀疑的将领们大喊道：“苏联人已不复存在！”
在他稍微理智一些时，他会解释道，那头苏联熊已经死了——它只是拒绝躺下而已。为了展示他的这一自信，他下令解散了陆军的四十个师，让人力回归工业生产，并停止军备制造。他做的这一切，完全没有征求过陆军司令部的意见，也仍旧没有消除将领们的怀疑。1941年12月，希特勒接管了德国陆军的最高指挥权；九个月后，哈尔德，这位公认的最有才干的德国将军，毛奇和施利芬伟大传统的唯一继任者，被解除了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与此同时，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即联合总参谋部（Combined General Staff）
，成了掌控德国武装力量的新的政治部门，希特勒心仪的人选都在该部门得到了提拔——相信希特勒是战略天才的奴颜婢膝的凯特尔
和发挥了战略天才的勤勉的约德尔。一道道梦游般的决策从位于柏林和拉斯滕堡地下深处的元首总部发出，指挥着这场战争；德国陆军被纳粹党完全掌控；陆军总参谋部则继续暗中谋划着反对希特勒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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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有人怀疑过，1941年至1944年间的陆军总参谋部是否存在对希特勒的强烈反对。但希特勒自己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怀疑。对盲目自信的希特勒来说，如果他必须一直依赖的唯一工具暗地里却与他完全对立，那真是奇耻大辱。他经常声称，1941年时，将军们惊慌失措，是他的钢铁意志和军事天才挽救了德军，让德军挺过了苏德战争的第一个可怕冬天。他还经常公开表示羡慕并赞扬斯大林的权力、远见和行事之彻底，斯大林就曾在冒着战争的风险之前，通过大规模清洗清算了自己的总参谋部。希特勒经常对自己手下那些愤愤不平的军官大发雷霆，当面骂他们是骗子和叛徒，有人认为，正是这种怨恨驱使他们开始共谋。希特勒的个人反感加剧了他对整个阶层的厌恶。无论他如何尖声断言自己是战略天才，无论他在听到对他言论的谄媚附和时有多扬扬自得，他都永远无法说服自己，他的战略天才是被普遍认可的。他总在用内心的那只耳朵搜寻着嘲笑他的声音。在他的王庭中，如果有人想毁掉一名军官的职业生涯，只需要在合适的角落小声嘀咕，说他预谋陷害的那个人曾称希特勒是“下士”
。尽管陆军总参谋部是从1941年就开始反对这场战争的，其高层也是从1942年1月就开始策划刺杀希特勒，但在当时，他们的意见并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在“希特勒无所不能”这一神话破灭之前，他们无法将想法付诸行动。到1944年，这一条件似乎满足了；但在1941年，当时的纳粹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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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纳粹党与陆军较量的过程中，1941年是纳粹党占上风的一年，那它也是政府内部进一步改变的一年——从内阁变成王庭。绝对的权力会带来腐败，你能明显看到，纳粹党的所有领导人在1940年的诸多成功后都堕落了。人事方面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当然，希特勒在党内的支配地位直到最后都未曾遇到挑战；即使是在末日的那几天，所有强迫或奖励的权力、所有落实他决策的体系、所有成功或缓和的希望、所有成就的荣光都已离他而去后，这个恶魔般的人物，单凭人格力量以及可能已成为习惯的控制行为，仍然毋庸置疑地支配着他的追随者们。如果他死了，在那些狂热的阿谀奉承者中，又有谁有望继承他那令人头晕目眩的位置呢？“你只有把各高层领导的野心解读为一场竞争阿道夫·希特勒继承权的斗争，”该王庭内最有才干、被腐蚀最少的人
说，“才能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马其顿诸将之战
早已在幕后上演。”根据1939年9月1日颁布的一项法令，继承权最初归属于戈林，尽管他这人在政治上是个懦夫，但仍然是一名能干且重要的官员——纳粹德国空军创始人、四年计划的设计者、赫尔曼·戈林工厂负责人、盖世太保和集中营概念的提出者——他犯下过连希特勒都感到胆寒的血腥屠杀。同一法令规定的第二顺位继任者是鲁道夫·赫斯，一个不惹麻烦、头脑简单的怪人，他的决策变来变去，观念荒谬。但是在1941年，赫斯疯了一样擅作主张，飞到苏格兰与英国议和后，希特勒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继任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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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飞往苏格兰那天，阿尔贝特·施佩尔正在希特勒位于上萨尔茨堡山的别墅里。后来，他描述了希特勒在听闻自己的二把手这一古怪举动时的表现。赫斯的两名副官来到山中别墅，说是来送一封赫斯写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件。其中一人被叫进屋内递信。施佩尔站在走廊里，听到元首提高了嗓门，命令马丁·鲍曼立刻致电“王庭总督们”（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戈林和希姆莱），将他们召到山中别墅来。当时的马丁·鲍曼还只是赫斯的助手，但不知疲倦的他，风头已经开始盖过自己名义上的长官了。然后，希特勒又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的空中王牌乌德特（Udet），问他，在没有辅助导航设备的情况下，赫斯是否有可能独自驾驶双引擎飞机抵达苏格兰。德国空军的回复是，绝无可能。这些专业飞行员们一致认为，赫斯会在抵达目的地前坠海。一些人因此主张把整件事掩盖起来：赫斯会死，他死了就无须再让任何人知道此事了，但希特勒并不相信。他蔑视专家，而且他知道赫斯作为飞行员的能力有多强，过去，他有时还会告诫赫斯，不要沉迷于这些危险运动
。为了避免英国人抢先发声，利用这一事件进行政治宣传，他立即发布了一份公报。赫斯的两名副官被捕，直到1945年仍未释放。施佩尔言辞犀利地讽刺道，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亚洲国家有惩罚传达坏消息的送信人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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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斯飞抵苏格兰时，他在元首亲信中的地位已经靠后，正在逐渐被不屈不挠的鲍曼所取代。鲍曼好似鼹鼠一样，似乎总在躲避刺眼的日光和公众的关注
，似乎轻视钱财和不事奢华，但他对实权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他通过始终如一的存在感，逐渐成为希特勒离不开的人。他通过适时的暗示，最终成功除掉了与他竞争王位的所有对手。起初，尽管他是希特勒的私人顾问兼财务管理人，但在名义上是赫斯的直属下级，他的工作势必会把他卷入元首的私人圈子里。他被委托建造希特勒的山中别墅“贝格霍夫”，以及为希特勒采购画作藏品，在此过程中，他很快便跻身于希特勒王庭的特权宠臣之列，并立即抛弃了从前的伙伴。希特勒还以为自己找了个勤恳可靠的仆人，从未发现或至少从未怀疑这个行事低调的秘书有着如此强烈的野心，殊不知此人用无辜的外表掩盖着内心的欲望。到1941年，已成为元首私人秘书的鲍曼几乎已经取代了赫斯在内部会议上的位置。鲍曼一直出席会议，赫斯却出现得越来越少，心怀怨恨地被隔绝在外。赫斯原是纳粹党总部主任，在他因飞行一事被撤职后，鲍曼就成了接替他这一位置的强有力的候选人。戈林感觉鲍曼是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对他十分反感，于是提醒希特勒要提防他，但希特勒没听。两周后，戈林一打开早报，就看到了鲍曼被任命为纳粹党总部主任的消息。至于更高的位置——元首的第二顺位继任者，他暂时还无法企及。1941年6月29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只指定了戈林一名继任者。自那时起，在这个犹如拜占庭王室一样的政坛中，戈林成了鲍曼在柏林、贝希特斯加登和机动的元首总部中的最大敌人，也是他下一个预谋推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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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戈林仍是仅次于希特勒的国家副元首，但其真正的地位几乎与该职位的正式表述完全不符。自1941年起，权力的腐败和作为野心家的自满开始逐渐消耗并最终掩盖了这个曾经令人望而生畏者的强大能力，最后，在众人眼中，他只是一个骄奢淫逸之人，犹如那个在罗马被焚时拉着小提琴、浑身散发着浓香的尼禄。戈林的堕落是因为，到了这一年，他所追求的一切都已实现。他是首席大臣（Grand Vizier），是帝国元帅，极其富有，且心满意足。战争已经（当时公认）胜利，没有进一步努力的必要了。于是，他开始在那些阿谀奉承的声音中安逸享乐，玩忽职守。德国空军失败，敌方轰炸机闯入，德国工业岌岌可危，戈林却鲜少来柏林。他住在卡琳宫（Karinhall）中，那是他在绍尔夫海德的一座富丽堂皇的乡间府邸。在那里，他有时穿得像（据一名目击者称）某位东方的王公；有时穿着一身淡蓝色的制服，手握一根纯金和象牙打造的指挥杖，上面镶满了珠宝；有时身着白色丝绸，像是一名威尼斯总督，只是丝绸上点缀着珠宝，头上戴着象征圣胡贝图斯的雄鹿鹿角，鹿角之间还有一个珍珠制成的万字符，闪闪发光。在罗马式的奢靡场景中，他纵情宴饮、狩猎、招待贵客，带贵宾们参观他府邸四处的建筑和艺术奇观——一间像中型教堂一样的书房；一个堪比梵蒂冈图书馆的圆顶图书馆；一张26英尺
长的红木办公桌，镶嵌着青铜的万字符，桌上放着两个黄金制成的巴洛克式枝状大烛台；一个完全由缟玛瑙制成的墨水瓶；以及一把用绿色象牙制成的长直尺，上面嵌满了珠宝。与此同时，为他暴力搜刮艺术品的人源源不断地带着贡品从巴黎、罗马、雅典和基辅而来，也有一些从德国各地的博物馆而来。这些贡品包括珠宝、雕塑、绘画大师的作品、小型艺术品、哥白林双面挂毯、祭坛装饰品、金器和奥格斯堡艺术品，还有人去了更古老、有名的国度，通过劫掠博物馆和损毁宫殿抢夺来了古老的罗马主教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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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暂时抛开戈林，无论他能在纽伦堡摆出何种姿态，都不会改变他在战争结束时已经名誉扫地的事实，这一点在后文中也能清晰看到。他相信了希特勒的话，表现得仿佛战争真的已经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联熊拒绝躺下；英国人拒绝承认战败；很快，美国人也会掺和进来。人们对元首梦游般的战略疑虑加深；东线战场战败，西线战场遭遇轰炸，困惑迷茫普遍存在，这些让纳粹党、陆军和人民的短暂统一开始瓦解；其他人物崭露头角，取代了这位过快志得意满的帝国元帅。为解决人们心头的疑虑，为驳斥悄悄流传的异端邪说，沉默已久的“先知”戈培尔再次提高嗓门，发了声。他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在胜利的时代，先知的存在没有必要，会令人分心。为防止异端邪说催生出阴谋诡计，希姆莱的权力开始迅速扩张，最终似乎甚至盖过了希特勒本人的权威。 15
约瑟夫·戈培尔是纳粹党的智囊——也许是该党唯一的智囊。纳粹党领导人大多来自萨克森、巴伐利亚和
奥地利，戈培尔则不同，是个来自拉丁莱茵兰（Latin Rhineland）的西德人；凭借拉丁民族的清醒头脑，以及在辩论中与传统德国人不同的灵活变通，他传播思想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南方那些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者。就本质而言，戈培尔是个务实的人，性格焦躁不安，很激进，追求即时且彻底的结果。若说他有看到真理的能力，那他也有蔑视真理的能力。结果就是，他可以利用真理。思想对他来说一直都是货币，从来不是什么有价值之物，因此，他总能证明他想要的东西，他能说服德国人相信失败就是胜利，相信敌人只是表面上更胜一筹，相信新武器能解决一切旧问题——不过最终，他的话还是失去了说服力，他的建设性宣传变得荒谬可笑，毫无效果。“我时常有机会注意到，”施佩尔说，“戈培尔的风格属于‘拉丁民族’而非‘日耳曼民族’。他的政治宣传原则从本质上看也是拉丁式的。比如，如果他给人民的口号能和丘吉尔所用的‘热血、汗水和眼泪’一样，那效果会好得多。丘吉尔的口号严肃而诚实，很适合德国人民。戈培尔则总是在人民心中点燃虚假的希望，这种做法的唯一结果就是让他的宣传与大众的舆论趋势渐行渐远。”其实，戈培尔能有如今的地位并不只是因为政治宣传搞得好。他备受尊重的原因还有他的智慧、他的行政才能以及他表面上的正直：他既不相信显而易见的无稽之谈，也不会做出荒谬滑稽之举，更不会炫耀不义之财；他不采取恐怖或压迫的行动；他是一名激进分子，不仅鼓吹全面战争，还鼓吹全体动员，那些珍视自己特权生活的人（比如戈林）是永远不会提倡这些的。不过，政治宣传仍然是他的终身成就，是加诸在他名气之上的终极头衔。无论历史如何评价戈培尔博士，有一点都必不可少——他曾对政治学做出了一项可怕但绝对的（positive）贡献，这个贡献就像原子弹一样，可能会遭到谴责，但却无法抹去：他创造了一个政治宣传体系，颇具讽刺意味地命名为“公众启蒙”，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还让公众相信。毫无疑问，赫斯、戈林和鲍曼都没有可与此相提并论的成就。 16
在希特勒这边，希姆莱为人阴险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公众的想象中，希姆莱是一个真实且可怕的人物，一个冷血、没有人性的食人恶魔，利用各种酷刑残酷虐杀数百万无助的囚徒；他不是人类，只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抽象概念，只是一个不知怜悯和宽恕为何物的生物；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怪物，任何的祈祷和人类牺牲都无法对他那冰冷恶毒的狂怒有哪怕片刻的平息。希姆莱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权力似乎和他毁灭的野心一样不受限制。他下令灭绝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整个种族时，也是极其平静，毫无感情波动的。他毫无怜悯之心，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他曾将数以十万计的男男女女塞进“人道”的毒气车辆中（这些事件经常逼疯现场的犯罪参与者），让欧洲的刑讯室中塞满他的祭品，使得这整片大陆上每天的每个小时都有垂死之人叫着他的名字诅咒他。但这些事情（如果他曾想起过的话）从不曾打乱他规律的一日三餐，从不曾扰乱他办公室的常规运转，从不曾让他冰冷、自满的表情出现一丝焦虑和不安。不过希姆莱并不是虐待狂。他的性格中并没有特别糟糕或特别狂暴的部分。他性格的缺点在于他非常冷酷，这不是指待人冷若冰霜，而是指冷血无情。他并不喜欢残忍之事，他只是对此无动于衷；他并不蔑视他人的道德良知，他只是对此无法理解。有时，外国大使，甚至是他自己的下属，会对他的某些特别野蛮的大屠杀行径提出抗议，但他会带着天真的轻蔑语气说，“但他们只是动物啊”或“他们只是罪犯啊”。这个怪物身上有着许多令人不解的特质，这让他在某些人看来是个不可思议的、谜一般的人物。他极其无知和幼稚。他在做了那么多人神共愤的事情，并以彻底失败告终后，仍然认为自己是与盟军指挥官谈判的恰当人选，并希望得到他们的许可，继续担任他的公职，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拥有恶魔般的狡诈。他还深受所有下属的爱戴——这些人确实缺乏正常人的良知，但在其他方面显然也有着正常人的软弱。甚至在希姆莱死后，他的副官和顾问仍然无条件地忠诚于他。党卫队中没有人密谋反对他。直至最后他都是党卫队的全国领袖，被成员们带着爱慕之情称为“帝国的海尼”。
他残暴吗？他的下属们会一派无知地齐声高呼，他个人的天性中毫无残暴的迹象，在他们看来，犹豫似乎才是他最明显的性格特点。希姆莱自己永远也无法理解他所获得的名声。最终，他实在理解不了，便断定这不过是外国人某种古怪的小癖好，他满足于在自己的私人圈子里拿这件事开些小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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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那些熟知人类思想多样性的人来说，希姆莱的性格并不像这些事实所表现得那般神秘。在文明世界中，确实鲜少有人能容忍他这样的人，但当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的社会大动荡时期、革命时期和社会剧变时期，就能找到他的原型——宗教大法官、政坛中的神秘主义者、准备为抽象理想牺牲人性的人。历史上的宗教大法官并不残忍，也不自我放纵。他们个人往往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勤勉认真，一丝不苟。他们对动物往往细致温柔
，比如圣罗伯特·贝拉明，他连衣服上的跳蚤都不忍打扰。（他说，）它们已然无法期冀神学上的极乐了，若连唯一可以追求的肉体快乐都不给它们，那就太冷酷了。不过，对于那些有机会信奉正道却走入歧途者，再严厉的惩罚都不为过。于是，高高的柴火垒起，异教徒及其书籍被投入火中，而那些看上去温和文雅的老主教们回家吃着白鱼和便宜蔬菜，喂着猫和金丝雀，沉思着悔罪诗。与此同时，作为他们下属的神父们正坐在书房里为他们书写传记，向后世解释这些模范教徒过着圣徒般的生活，恪守教规、苦行禁欲、力行救济、简单朴素，并相信（正如红衣主教纽曼所说），让全人类在极度痛苦中灭亡都好过让他们犯下一个可赎的轻罪。这一对比看上去可能不可思议，但大自然在设计人类思维时就是这么异想天开。有一些人确实会在革命时期被推上高位，但在稳定时期又会被抛入监狱和修道院，无人问津。众人皆认同，希姆莱本人完全无足轻重，他普通、迂腐、吝啬。他花钱精打细算，他不会思考但又爱妄加揣测，容易迷失在纯纳粹学说带来的精神愉悦中，以及深陷在纯纳粹学说的神学细节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本人并不是纳粹分子，纳粹主义学说（带着条顿式荒谬的庞大体系）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政治武器；“他批评并嘲笑党卫队的思想体系”
；但在希姆莱眼中，这些学说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是纯粹的雅利安真理，即，一个人如果不能保持纯洁，不受玷污，那他就应该永远消失，这一点毋庸置疑。希姆莱带着狭隘的迂腐，以及对旧时德语书籍的考究，对纳粹主义学说这一荒唐的垃圾开展了极尽细致的研究，以致许多人曾误以为他当过教师。施佩尔对他的印象就是，“一半是教师，一半是怪人”。战争期间，在戈培尔要求全体动员时，希姆莱却在将数千人和数百万马克投入宗教狂热般的计划中。在他的对外情报局内有一个部门
，一批狂热的研究人员研究着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玫瑰十字会运动、共济会组织及纲领、阿尔斯特封锁竖琴的象征意义，以及伊顿公学的哥特式建筑尖顶和高顶礼帽的神秘意义。党卫队的科学实验室错误地将人力投入到分离纯雅利安人血脉上。他们还派了一位探险家去西藏，寻找一个纯日耳曼种族的足迹，据说该种族生活在无人造访过的深山中，保留着古老的北欧奥秘。挖掘者们前往欧洲各地，寻找最纯粹的德国文化的遗迹。在德国陆军正匆忙准备撤离那不勒斯时，希姆莱的唯一要求是，一定要带走霍亨斯陶芬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康拉丁的墓。与此同时，想要加入他朋友圈
[2]
的富商们，必须得购买“入场券”，即向“阿内纳贝”（
Ahnenerbe
）捐款大概一百万马克，这是一个研究雅利安人起源的“科学”机构，研究项目都非常烧钱
。甚至到了1945年4月，整个帝国正在一片废墟中土崩瓦解，希姆莱却还在考虑用他的按摩师提到的一个新宗教派系去殖民乌克兰
[3]
，在与贝纳多特伯爵谈话时（上一秒还在坚称自己是德国仅剩的一个理智的人，下一秒就）打断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讨论，跑题讲了一个小时的如尼文字。他对如尼文字特别感兴趣，这是欧洲黑暗时代北欧人所用的一套铭文字母。他相信，利用信仰的眼光来研究这些文字，就可能找到它们与日本表意文字之间的相似点，从而证明日本人也是雅利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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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这样一个人身上，你看不出丝毫狡诈。希姆莱就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信徒。他的狂热不是因为难以产生恐惧和软弱，他的犹豫也不是因为心存疑虑。他因极其广大的接受度，让内心获得了犹如婴儿般的宁静，这份宁静还尚未被疑虑蚕食。正是因为无法理解下属的思维过程或错综复杂的阴谋，他才没有参与其中。正是因为确信下属对自己极其忠诚，他才没有干涉他们看似不忠，有时也确实不忠的行径。希姆莱由衷认为自己是无条件效忠于希特勒的，在两年的时间里，这位“忠实信徒海因里希”允许自己最喜欢的顾问沉迷于用荒谬但正经的方式设法维护和平。对于有人打算让他取代希特勒一事，希姆莱不可能全不知情，但他既不谴责这些活动，也不接受它们释放的暗示。面对他无休止的犹豫，他的追随者们绝望地绞着双手。其实，他只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真正的信徒可以容许他人揣测，只要他们能保证最后的忠诚即可。 20
当然，如果希姆莱只是个单纯的怪人，我们应该就不会听到那么多他的故事了。他的执行能力很强，且擅长挑选有用的下属。他个人麾下确实养了些奇奇怪怪的人。他会采纳自己医生提供的政治建议，他的医生就是格布哈特，许多人认为这位阴险的顾问对他产生了坏的影响（就像希特勒和华伦斯坦一样），他也过分受到了自己的占星师武尔夫的影响。他非常信任自己的按摩师克斯滕，就像正统信徒信任听自己告解的神父一样。他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全靠目不识丁的赛马骑手费格莱因维系。不过，这些人都只是他的私人顾问。从纯粹执行的角度来看，他很会选人——至少在一个错误信仰的世界中，他已经尽可能地慧眼识人。作为回报，他确实从他们身上收获很多，甚至在他死后，这些下属依旧对他忠心耿耿。
我认为，希姆莱的职业生涯之所以这么不寻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双重性格：一方面，作为执行者，他很有效率，不会被人情牵绊；另一方面，作为思想者，他极其轻信。出于对希特勒无条件的忠诚，他常常坚决表示，自己的一切都来自希特勒，而像他这样性格简单的人，往往也能激励追随者对他抱持类似的忠诚。如此一来，他既有了执行的能力，但又因为缺乏独创性而无法参与阴谋策划，因此，只要他的这一双重性格能够继续和谐共处下去，他就会是革命领导人心中最理想的警察首长。据说，希特勒在掌权后不久，曾前往慕尼黑拜访年迈的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寻求这位声名狼藉的哲人的祝福。斯宾格勒的回答异乎寻常地简洁，他说：“要警惕你的‘禁卫军’。”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将自己的“禁卫军”交给了愚蠢、忠诚、无情、行事高效且令人难以理解的希姆莱。这让希特勒感觉很安心。只有当希姆莱性格中的这种微妙平衡被逐渐打破后，这份安心才会消失；后来也是因为希姆莱出人意料的叛变，希特勒才决定要结束这一出冗长乏味的戏剧。只有理解了希姆莱的双重性格，才能理解1945年4月那些极不寻常的事件。 21
自苏德战争爆发，希姆莱的权势就开始不断扩张，这是因为尽管苏德战争让正规军，或者至少让总参谋部与党卫队离心离德，但它也让党卫队实现了长久以来的野心。希特勒和戈林被成功冲昏了头，变得不可一世，开始“分割”苏联位于欧洲大陆的广袤领土，并准备将伏尔加河、克里米亚半岛、别洛斯托克和巴库
留给自己，然后将“这块巨大蛋糕”剩余的碎渣奖励给他们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卫星国。与此同时，希姆莱那越发神秘的眼睛正盯着更广阔、更遥远的地平线。他要求打通“一条通往东方的大道，想办法建立德意志帝国，让它成为我们3000万血脉同胞的迷人家园，这样，我们甚至可以在自己有生之年就成为一个拥有1.2亿日耳曼灵魂的民族”
。在斯大林格勒的战败狠狠教训了更现实主义的思想者，但丝毫没有动摇希姆莱超验主义的观点（因为偏执的人和思想怪异者都不会因事实而苦恼）。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开展务实的警察活动。从1943年年初到1944年年末，他的权势一直在扩张。已经是党卫队、武装党卫队
、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首长的他，又在1943年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德国的整个警察系统都统一由他指挥。1944年，他又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在此之前，德国对外情报局（即“阿勃维尔”）一直隶属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时任阿勃维尔局长是卡纳里斯上将，一个神秘难解的人物，对反纳粹的阴谋比对他的公务更感兴趣
，对该部门的管理十分散漫。在这场战争的头两年里，阿勃维尔就是个快乐的寄生虫，完全依赖于德国陆军的成功，拿着高薪的阿勃维尔特务们还能在马德里和埃什托里尔享受喝咖啡、看卡巴莱歌舞表演的生活，还能在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的黑市上投机赚钱，完全不会良心不安。但在同盟军夺回战争主动权后，纳粹党开始有了更多期待，期待能有有用的情报，帮助其恢复对战争的主导地位。但这些期待完全落空，批评声开始出现。最大声、最没完没了的批评来自党卫队。此时，党卫队自己的对外情报局正在瓦尔特·施伦堡的麾下不断壮大，野心也在不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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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中的人普遍思想狭隘，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将军，施伦堡享受了不应得的美誉——懂外交事务。与他的一些竞争对手相比，他的想法确实稍好一点，没有那么不切实际，而且他早在1942年就开始努力回国，这让他有别于党内那些更粗鲁无情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来自德国北部的人，他也没有受到奥地利纳粹和巴伐利亚纳粹荒谬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不相信武力，也不相信胡言乱语。他相信敏锐的观察力，也认为自己恰恰具备这一能力，而这或许是他最大的错误，他其实只是一个非常无关紧要之人。此外，他还犯了一些其他错误。他与希姆莱的其他许多下属一样，相信希姆莱，渴望成为主人麾下的有用之才，以对抗卡尔滕布鲁纳和奥伦道夫这样的怪物
，以及格布哈特这样诱人犯罪的魔鬼，这些人同样相信并误用了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判断。施伦堡相信希姆莱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肃清政府内根深蒂固的无知和腐败，就可以纠正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那糟糕至极且傲慢的外交政策。（施伦堡天真地相信，）如果希姆莱能够接受他的指导，也就是说这位德国最伟大、最高效组织的统帅能够接受他这位最敏锐、消息最灵通的情报人员的指导，那就可能产生一个可与身处贝希特斯加登的致命狂徒相匹敌的权威，而且，若再加上一点运气和精心准备，就有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妥协，换来和平，拯救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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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施伦堡的计划。1941年，这位盖世太保军官接管了希姆莱的对外情报局，最终制订出了这些计划。要实现这些计划，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第一，他必须建立一个在权势和效率上均优于所有竞争对手的情报机构；第二，他必须在同盟国阵营和中立强国中树立一些友好的名声，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设法减轻全世界对希姆莱这个名字的厌恶。施伦堡是真的在一丝不苟地推进这两个目标。两年里，他与瑞典和瑞士的朋友谈判，安排犹太人和已被判死刑的战俘出逃，并试图减轻希姆莱判决的严厉程度，阻挠卡尔滕布鲁纳的残暴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雄心勃勃和异想天开。和赫斯一样，他相信英国的公众人物会听从他的建议。他派遣使者穿越中立国，向他们讲述极其荒诞的故事，结果遭到了丢脸的嘲笑；他甚至找来了一位疯癫的心理学家，这位心理学家相信，通过巧妙的心理疗法，他可以“在心理上唤醒德国人的基督教徒的灵魂”。要说服笃信宗教的英国人，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担任和平使者这个角色呢？因此，施伦堡计划派这位心理学家去游说坦普尔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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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正在建立自己的对外情报局。他与非常多的德国人一样，是英国情报局的崇拜者，不顾一切的崇拜者。其实，他对该机构知之甚少，但显然在盖世太保的参考书阅览室中看过很多有关它的精彩小说。从中，他了解了很多：这台无孔不入、无休止运转的情报引擎由爱德华三世创立，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手中得到了完善，它帮助英国在外交和政治上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并且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童子军运动及其他下属组织，在世界各地改朝换代、变更政府、暗杀不听话的部长。施伦堡的野心梦想就是在德国也建立一个这样无孔不入的“极权主义”情报机构。实现这一梦想的第一阶段行动包括摧毁当前的情报机构阿勃维尔。施伦堡历时两年，利用对手的每一个错误、每一个失败，最终成功赢得了这场竞争。阿勃维尔非常清楚他为他们准备了何种命运，但却无计可施。阿勃维尔内部腐败横行、效率低下，在政治上也备受怀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间或会有一些尽职尽责的参谋官试图推动内部改革，但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幻灭和辞职。反观施伦堡的情报机构，就算不比阿勃维尔更高效，也占尽了进攻优势。1944年2月，卡纳里斯被撤职，一连串的明显失败证明他不配身居此位。5月，希姆莱接任。这家老“公司”幸存下来的“董事们”被召集到了萨尔茨堡的库尔萨伦（Kursalon），在那里见到了希姆莱，当时，施伦堡就站在他身侧。希姆莱发表了浮夸、空洞的演讲，概述了他的计划。他说，阿勃维尔这个名字非常不德国化，隐含着防御的意思
。他打算新建一个进攻性的、极权主义的、纯雅利安人的情报机构。在介绍完该机构冗长枯燥的细节后，他开始描述未来即将发生之事，此时，他的想象力立刻活跃起来，讲了一堆故弄玄虚的东西，充分体现了他的理想主义精神。他说，现在已经没有失败主义的容身之地了。伟大之事即将来临。元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他的政治才能、技巧和直觉智慧将会通过他们的这一杰作展现出来。他祈祷西欧那些昏了头的有财有势之人能够愚蠢到入侵欧洲大陆。他们会被击溃，会“溺死在由自己鲜血汇成的海洋中”。接着就轮到东方了。不出一年，苏联人就会仓皇逃窜，越过伏尔加河，翻过乌拉尔山脉，一路被赶回老巢——位于亚洲的那片蛮荒之地。在那里，一堵由斯拉夫奴隶劳工修建的“万里长城”将阻止他们卷土重来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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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西欧同盟军登陆诺曼底。又过了两个月，发生了1934年以来最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1944年7月20日的“将军们的阴谋”。这一密谋事件表明，德国陆军指挥官们已认为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并准备切断与纳粹党之间的关联。
该密谋事件的诸多细节已广为人知，它的重要性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一小部分的德国人在经历漫长的准备后，终于主动出击，他们无视胆小共谋者的犹豫和迟疑，做出了积极、坚定的努力，且差一点就能成功摧毁纳粹政权。这部分人都是东德贵族（炸弹袭击就安排在他们位于东普鲁士的大本营），曾统率德国陆军，现在却只能作为劳施宁的同事，掌管总参谋部，他们曾以为，接纳纳粹分子成为自己的“初级合伙人”，就可以如自己所愿地改变他们那充满怒火的泛德意志主义精神，如今，他们只希望通过这场不顾一切的炸弹袭击，纠正之前所犯的那个致命错误。但一切为时已晚，那个错误已不可弥补，现在，容克贵族这一整个阶级就像猛犸象、乳齿象一样，已经彻底不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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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密谋确实策划周详，距离成功只差一点。炸弹曾被数次送入希特勒总部，后来是因为存在某种技术故障而被原封不动地送了出来。最终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将它藏入公文包中，带进了拉斯滕堡的会议室。在希特勒落座，会议开始后，施陶芬贝格将这个公文包靠在桌腿上，然后找了个借口溜出了房间。在他穿越外面的围区时，爆炸声传来，接着，他登上自己的飞机，飞去了柏林，自信地宣称希特勒已死，新政府夺权成功。可惜，他言之过早，希特勒未死是天意（所有忠心的纳粹分子都这么认为）。目前仍不清楚希特勒究竟是如何躲过这一劫的。他可能是及时离开了座位，也可能是桌子的特殊构造帮他挡住了冲击波。当爆炸的尘土落下，混乱平息，事实清楚浮现——他们的密谋失败了。希特勒耳膜穿孔，右臂瘀伤，军装被炸得破破烂烂，正神志不清地躺在一贯谄媚于他的凯特尔怀中。无论如何，他确实在周围四人非死即重伤的情况下活了下来。如果这场会议不是在木屋里，而是在常见的混凝土地堡内举行，那就不会留下任何一名幸存者。 27
“7·20”密谋事件几乎影响到了德国政局的方方面面。自那时起，希特勒明白了，陆军是反对他的，自己若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不能依靠那些陆军将领，而是要将他们排除在外。也是自那时起，他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海军和空军军官。德国海军或许没有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什么显著作用，但至少没有被背叛玷污，德国空军的表现或许未能达到预期，但这不是它的责任，而是戈林的责任。至于陆军，普通士兵的忠诚毋庸置疑，希特勒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只是把陆军军官们排除在外。若说他真有什么信任的陆军将领，那也仅限于凯特尔、布格道夫这几个马屁精
。他将整个陆军将领阶级都视为背叛者，一刻也不曾忘记他们的背叛，且时常挂在嘴边。每当有陆军部队撤退或有陆军据点陷落，他就会大喊这是背叛。元首总部不断发出指责的电报和愤怒的战略训诫。时刻都想向上爬的鲍曼喊得比他主人还要响亮三倍。希特勒还曾在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当面指责陆军将领们欺骗他。在希特勒最后的书面文件中，也就是他留给后世的遗书中，他都忍不住要最后一次间接地谴责陆军军官和陆军总参谋部的背叛。
正因如此，希特勒开始疏远陆军将领，开始向让他更有安全感的亲密崇拜者靠拢，这样一来，他便不可避免地加快了自己总部的转变——由一个战时内阁转变成一个由阿谀者和马屁精组成的东方王庭。从目击者对爆炸不久后场面的描述中即可清楚看到这个转变进程已经走出了多远。当时任伦巴第傀儡统治者的墨索里尼计划于同一天，也就是7月20日，抵达拉斯滕堡，拜访他的保护者。他所乘坐的火车下午很早就到站了，站台上，脸色惨白如纸的希特勒正在迎接他。在离开车站时，希特勒给他描述了自己在短短几小时前奇迹般生还的事。抵达总部后，他还带这位客人参观了事发现场。爆炸后墙壁起火，天花板也掉了下来，导致屋内一片狼藉。到烟雾尚未散尽的房内转了一圈后，他们退出房间，开了一场茶话会。茶杯交错间，希特勒又一如既往地摆出了他最骇人的姿态。 28
下午五点，茶话会开始，希特勒的全体“朝臣”共聚在元首总部。他们很自然地聊到了元首的幸免于难，但谈话很快就变成了相互指责。他们非常愤怒，扯着嗓子激烈争论。每个人都因战争尚未胜利而遭受了指责。里宾特洛甫和邓尼茨对着陆军将领们咆哮怒骂，指责他们把德国出卖给了英国，陆军将领们也毫不示弱地回骂他俩。在此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直安静坐着，鲜少发言，仿佛只是与此无关的旁观者，格拉齐亚尼则在一旁为他们讲述着自己在非洲的惊险军事行动。突然，有人提起了纳粹历史上的另一个著名“阴谋”——1934年6月30日罗姆的阴谋，以及随后“长刀之夜”的血腥清洗。希特勒立刻暴怒，一跃而起，嘴角冒着白沫咆哮道，他要向所有的叛徒复仇。他尖声大喊道，天意再度证明，他就是那个天选之人，注定要创造世界历史。他咆哮着，说要对他们的妻儿实施可怕的惩罚，将他们通通关入集中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凡是违抗神圣天意的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元首的怒火烧了整整半个小时，“朝臣们”鸦雀无声地听着。访客们认为他一定是疯了，其中一人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立刻跑去同盟军那里。”墨索里尼看上去很尴尬，一言不发。格拉齐亚尼试图与凯特尔展开一场技术讨论，以此打破当前的可怕局面，但没能奏效。身着白衣的仆从们一直在这些目瞪口呆的崇拜者间转来转去，拿着茶壶为他们添茶加水。
最终打断这一场面的是一通来自柏林的电话，那里的秩序尚未恢复。希特勒一把抓起电话，对着话筒喊出了他的命令，他下令射杀所有人，一个不留。希姆莱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到？接着，这个妄自尊大的人装腔作势地说：“我开始怀疑德国人民配不上我的伟大理想。” 29
这番话打破了沉默的魔咒。一时间，所有“朝臣”都争相发言，坚称自己忠心不二。邓尼茨用谄媚之语歌颂德国海军。戈林开始与里宾特洛甫激烈争吵，对他挥舞着自己的陆军元帅指挥棒。里宾特洛甫则用盖过这一片嘈杂的音量抗议道：“我现在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名字是冯·里宾特洛甫。”此时，全场只有希特勒一人沉默不语。这出滑稽歌剧的角色调换了，当同台的其他歌舞演员唱得乱七八糟时，作为歌剧主角的“首席女歌手”反倒安静了下来。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手里拿着一管颜色鲜艳的含片
，不停吮吸着。他的怒气尚未平息，就像一座仍在扑哧作响的火山，间或迸发出一些关于血、天意和集中营的暴虐之言。
对该场面的描述
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并非全不可能。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我们已有太多关于这一异国“王庭”生活的描述，多到你都无法怀疑其主要描述的真实性了，对这一场面的描述也不例外。当一名古板的德国将军把戈林比作罗马皇帝埃拉加巴卢斯时，他并没有在夸大其词。在绝对主义中，在罗马帝国中期的富足与堕落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与纳粹帝国鼎盛时期最为相似的对比物。在吉本*严肃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一些表面权势滔天，细看之下又易被摆布的人物，其中有嫔妃、娈童、宦官和被解放的奴隶。书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千年帝国”的精英们的身影，他们不过是一群见风使舵、易受摆布的自负小丑。在那场茶话会中，就连墨索里尼也感觉十分尴尬，当然，他毕竟和戈培尔一样，有着拉丁民族的思维方式，他是永远无法在一群寻欢作乐的尼伯龙人
中间感到舒适自在的。顺便一提，戈培尔并没有参加这场疯帽人
的茶话会。他当时人在柏林，正在指挥镇压叛乱。
“将军们的阴谋”也对希姆莱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影响包括个人和政治两个方面。个人方面，这一阴谋成功让他信仰了上帝。1945年4月，他向一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这一重大转变。“我知道，”他说，“在众人眼中，我就是一个不关心宗教的教外人员，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是一名信徒，我相信上帝和天意。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又学会了相信奇迹。元首7月20日的死里逃生是第一次奇迹。第二次奇迹是我的亲身经历，就在今年春天……”第二个奇迹是，希姆莱在奥得河畔指挥着一个陆军兵团，正当对岸的苏联人要从冰上攻过来时，河冰奇迹般地融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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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将军们的阴谋”标志着希姆莱衰落的开端。在外界看来，阴谋发生后的那几个月似乎就是希姆莱的权势巅峰期。在那几个月中，许多人都以为希姆莱成为了德国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因为他们认为希特勒要么已死于爆炸，要么已被希姆莱这个篡位者囚禁。阴谋之后，希姆莱的权势确实有所提升，毕竟最需要警察的时刻恰恰就是一场牵连甚广的密谋事件被揭露之后。他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完全战胜老的陆军情报局，后者的前领导人们确实大都参与了此次密谋，密谋所用的炸弹也确实来自他们缴获的物资。他们早已被证明工作效率低下，此刻，希姆莱又充分证明他们不忠。指证卡纳里斯上将的证据不够有决定性，但他还是被关入了监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九个月后，他被以中世纪的残忍手段处决
。他的继任者汉森上校也被处决了。炸弹提供者是反破坏和政治颠覆部门的最高长官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将军，他为避开更痛苦的结局，选择了自杀。他的前任拉豪森上校等人奇迹般地逃脱了，才得以在纽伦堡讲出这个故事，并以他们的幸存让戈林蒙羞。不过，希姆莱所针对的那个老情报局只是老总参谋部的一个部门，整个总参谋部卷入了，或者说被怀疑卷入了这一牵连甚广的阴谋。在随之而来的血腥大清洗中（比“1934年的长刀之夜”还要极端），超过50名总参谋部官员丧生，还有数以百计的次要人物被悄无声息地除掉了。该部门最高长官哈尔德将军被撤职，且仅因为有嫌疑，就被扔进了集中营，过了四个月不见天日的生活。他的前任贝克将军几乎是该阴谋参与各方公认的领袖，最终被迫不堪地自杀。他的继任者蔡茨勒被撤职。施陶芬贝格和另外三名密谋者则是在弗洛姆的命令下，立即枪决，弗洛姆试图以此掩盖自己的罪行，但未能成功，他也被处以绞刑。法国占领军总指挥官史图尔普纳格轻率地听从了篡位者们的命令，囚禁了在巴黎的盖世太保成员，最终，他在凡尔登附近的森林中开枪自杀，但手枪哑火，只是导致他失明，他最终还是被处决的。战地指挥官克鲁格自杀。维茨莱本被处决。费尔吉贝尔将军也是，他泰然自若，效仿最佳做法，临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一直在与副官探讨灵魂的不朽。至于隆美尔将军，他曾是希特勒面前的大红人，并曾利用政治宣传刻意提高自己的声望，但现在看来，此举也令他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希特勒将自己最殷勤的阿谀者布格道夫将军派去了隆美尔那里，随身带着左轮手枪和毒药胶囊。布格道夫告诉隆美尔，如果他愿意安静地自杀，那么他的家人就不会被公示和报复
[5]
。他顺从了。有一名将军于事发后不久阵亡，正要受到国葬时，其参与密谋之事被发现，计划立即更改，他的尸体被丢进了无人照管的罪犯墓地。难怪希特勒会久不露面，难怪他会对最有能力的军事顾问避而远之，只听党卫队里那些夸夸其谈的业余人士的建议——他再也无法笃信任何一名军官的忠诚了。也难怪希姆莱会在那几个月里看似权势滔天。在“将军们的阴谋”执行的那几日里，他接替弗洛姆成为陆军后备军总司令。不久后，他又从武装部队手中接管了所有战俘营。短短几个月，原本只是警察头目的他，成为一个陆军兵团的指挥官，在维斯瓦河前线徒劳地抵抗着苏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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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表面大权在握，实则已走上下坡路。虽然刺杀希特勒的阴谋一度赋予了他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刺杀险些成功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失职。毕竟，希特勒是真的命悬一线，拯救他的是上帝（希姆莱自己也这么认为）而非警察。有些人甚至坚称，这么大的阴谋不可能在希姆莱不知情的情况下筹谋这么长时间，这有悖自然规律，或者至少有悖一切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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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怀疑，耐心且坚持不懈的鲍曼是不可能不加以利用的。他被称为“元首的邪恶天才”，希特勒的“朝臣”之一
称他是“坐在阴影中的灰衣主教”，比这些都更为人所熟知的称呼是“希特勒的靡菲斯特”*。此时的他已经坐到了无可争议的显赫高位，他主人目前的其他随从们无一人有此成就。迄今为止，希特勒的政策一直是，或至少看上去是，不允许任何部长在他的顾问团中一人独大。他似乎总在挑拨部长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持他们之间的平衡。但现在的马丁·鲍曼就像德皇内阁中的荷尔斯泰因一样，“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韬光养晦的重要性”，而他无穷的耐心收获了回报。他从未离开过自己主人身边，甚至在独自掌控纳粹党这一庞大机构时，他仍保持着与他主人相同的古怪作息——凌晨4:30或5点睡，正午起床。作为希特勒不可或缺、不知疲倦且时刻都在身边的亲信，他现在成了希特勒秘密的唯一保管人，希特勒下达命令的唯一渠道，以及他人接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接近的希特勒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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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发生的种种事件都增强了鲍曼的权势。纳粹德国的所有地方长官只听命于他，他提升了他们的服从性，也改变了他们的特征。最初的地方长官都是曾在党内从事艰苦乏味工作的老人，他们曾在纳粹运动初期大吹大擂地卖力宣传，然后作为奖赏，得到了这些待遇丰厚但又不太费劲的职位。鲍曼改变了这一点。老地方长官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轻、更有活力、更狂热的新人。老地方长官们上位之时，鲍曼还默默无闻，因此他们忠诚于纳粹党，但这些新人认为自己能有今天的一切都是托了鲍曼的福。在整个战争期间，纳粹党的这一地方长官制度与党卫队产生了诸多共同点：都发展壮大了；都蚕食了武装部队的职能，尤其是在管理、供应、防御和撤离方面；都在随着德军的每一次失利而变得更加强大，更加不可或缺。看着这两台权势引擎并行发展的观察家们好奇，一旦它们发生冲突，一旦希姆莱和鲍曼在吸纳或征服了所有独立机构后终于开始正面交锋时，会发生什么。1943年，希姆莱被任命为内政部长，这时，有趣的时刻到来了。在此之前，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特别好，但在此之后，他们爆发了激烈冲突。希姆莱只是稍微尝试着将手伸到党卫队之外，就招来了鲍曼的公开憎恨。数名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的高级长官
以为借助希姆莱新获得的权势，自己就可以侵占地方长官们在各地区独有的权力。他们很快就醒悟过来，自己错了。“鲍曼即刻向希特勒上报了此类情况，并借此机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令我们吃惊的是（说这话的人是施佩尔），他没花多长时间就把身为内政部长的希姆莱逼入了僵局。”
这就是身处权力核心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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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7·20”密谋事件后，鲍曼再度迅速利用了这个对手的错误或疏漏。希姆莱曾天真地认为（既然戈林很明显地失宠了），“王位”继承权毫无疑问就是自己的，他还把自己的每一次晋升都当作是对这一必然之事的证明。另一边的鲍曼却在确保自己没有向权力中心靠拢，而是在远离权力中心。在战争最后那个冬天的黑暗日子里，鲍曼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他帮希姆莱锁定了陆军维斯瓦河兵团总司令的职位，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正在柏林以东与苏联人殊死搏斗。这样就能将希姆莱调离柏林，若他不走，就有可能继续获得希特勒的青睐，或者继续干涉鲍曼的影响力。鲍曼则继续牢牢占据（实际是独占）着元首的信息渠道，不忘将苏联红军势不可挡的前进归因于他这位竞争对手的无能，甚至背叛。 35
尽管鲍曼权势滔天，但在希特勒的总部中也不是没人能与他分庭抗礼，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戈培尔。在希特勒的所有下属（可能有一个例外）中，戈培尔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优势——他是真有才干。就连鲍曼也察觉到了，与戈培尔争吵可能是致命的。当然，戈培尔也明白，鲍曼因为经常出现在希特勒身边，占据着无可否认的有利地位。因此，尽管他们二人在许多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最终总能基本达成一致。戈培尔是元首的私人密友，一直都有直接面见元首的资格，但他认为比较谨慎的做法是，给鲍曼一些面子，若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就让他居中传达，只在出现特殊情况时才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单独面见元首。鲍曼那边也意识到了对方的这一让步，因此，并不会在戈培尔偶尔单独面见元首时横加干涉。戈培尔和鲍曼在最后那段日子里的行动就象征着这两位幸存下来的纳粹主义“大祭司”之间的务实妥协。他们的建议不同、野心不同、个人计划不同，但在关乎元首的决定，关乎元首王庭的那出哑剧表演方面，他们是一致的。而且，他们在走上不同道路，奔赴不同命运之前，还共同主持了元首生命中最后的异教徒式婚礼和葬礼。
第二个要提到的就是希特勒本人，他的性格限制了马丁·鲍曼权势的扩张。自由主义的逃亡者、绝望的反动派都假装或真的说服自己相信了，希特勒只是游戏中的一枚棋子，真正的玩家不是他，而是其他政客或某些更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错觉，而且大错特错。在这场纳粹主义运动中，无论希特勒动用了多少独立力量，借助了多少偶然支持，他始终都是这场运动的唯一主宰。这场运动是由他本人煽动并创立，也是在他个人的领导下走向毁灭的。无论是罗姆还是希姆莱，无论是陆军还是容克贵族，无论是高级金融家还是重工业企业家，无论他们间或给予或接受过什么援助，无论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希望或信任来安抚自己偶尔产生的疑虑和经常产生的失望，结果都是一样的，没人能控制这个恶魔般的、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天才。毫无疑问的是，无论鲍曼在与戈林、赫斯和希姆莱的竞争中占据了多大优势，他都从未控制过希特勒那不可控制的意志，毕竟他能拥有今天的地位，全靠希特勒的宠信。希特勒甚至拒绝了他给的最后一条政治建议——4月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茨堡山；也无视了他最由衷的愿望——在希特勒死后继续掌权。1939年，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爵士向戈林建议，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希特勒的想法，戈林回答说，元首一旦下定决心，“我们其余众人就只是他脚下的土地”。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对戈林是如此，对鲍曼也是如此，在1939年是如此，在1945年也是如此。施佩尔说，诚然，鲍曼最终确实完全掌控了所有内部事务，但是，无论何时，只要希特勒愿意，他就能立刻收回对这一切的直接控制权。“他一直贯彻着一个古老的原则：分而治之。总有一些政治集团随时准备着消灭其他政治集团。希特勒只需挑拨几句，鲍曼的所有敌人就会一拥而上，扑向他的咽喉。”如果鲍曼真能将自己的权力行使到最后，那他凭借的并不是自身的努力，而是这位可怕独裁者的默许。希特勒那不可思议的意志力和催眠般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迫使批评他的人向他由衷臣服。“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希特勒是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年的产物？他是否是《凡尔赛和约》、革命以及后续事件所带来的结果？这些事件是否势必会造就他这样一个人物？”阿尔贝特·施佩尔在被囚禁于石堡中时，有了一些可以进行哲学思考的闲暇时光，他认真思考了这些问题，但要回答它们，他就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在他看来是导致纳粹德国覆灭之人的性格。他在重新考虑之后给出的答案是，希特勒不止于此。“诚然，如果没有这些事件，希特勒绝不可能找到如此适宜的土壤，让他的活动迅速结出如此丰硕的果实，但他整个人的恶魔形象永远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这些事件的产物。这些事件也很可能产生一个形象平庸的国家领导人。希特勒是人类历史上鲜少出现且令人费解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个人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他独自一人将这个国家带向了那个可怕的结局。作为一个历史罕见之人，他让整个国家都为他着了魔。” 36
说希特勒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凤凰、不受普通定律约束的惊世之才，这个评价并未在德国国内被普遍接受。将领们，也就是那些精明冷静、不喜欢神秘主义的军事引擎们并不接受这一评价。在他们看来，希特勒一直都是一个手握滔天权力的粗俗之人，与他们心中的天才标准完全不符。“与他共事时，”最有才干的将领哈尔德说，“我一直在他身上搜寻天才的痕迹。我努力做到诚实公正，不被个人对他的憎恶所影响，但仍从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天才之处，我看到的只有恶魔。”但有一个人完全接受上述评价，他的接受也是这一评价成功的基础。他写道：“在人类历史上，时隔很久才有可能偶然出现一位兼具务实政客和政治哲人双重属性的人。这两种属性结合得越紧密，此人面临的政治困境就越艰巨。这样的人不会费力去满足庸俗之人眼中显而易见的要求；他所奋斗的目标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正因如此，他的人生会在爱与恨之间来回拉扯。一边是不理解他的这一代人的抗议，另一边是他所为之努力的后世之人的认可，二者相互角力。” 37
这一描述的作者就是希特勒本人，这是他的自画像
。写下这段话时，他正身陷囹圄，距离他获得自己朝思暮想的权力还有很久。他的性格之所以具有如此非凡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他笃信自己肩负着救世主的使命，这一影响力在让它存在的外在原因消失后仍然存续了很长时间。就连聪明的施佩尔都接受了希特勒的神话，这就是它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
[1] 贝纳多特伯爵的书《大幕落下》（ The Fall of the Curtain ，1945年）中提到过一些此类笑话。
[2] 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朋友圈（ Freundeskreis des RfSS ），由一群神秘的富商组成，领头人是威廉·开普勒（见本书第63页脚注），他将这些人组织在一起，共同组建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排外”团体。
[3] 这一教派属于耶和华见证会（英文名为 Jehovah's Witnesses ，德文名为 Bibelforscher ）。该教派的教徒一般都会被关进集中营，希姆莱的按摩师克斯滕曾为他们求情，一如他曾经为希姆莱的众多其他受害者求情那样。希姆莱听到后，则提出了这样一个荒诞的想法（信息来自克斯滕和施伦堡）。
[4] 希特勒对待这一“东方墙”项目是非常认真的，并时常提起，比如在1943年3月25日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也可参阅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所著《从另一个德国》（ Vom Andern Deutschland ）第276页。
[5] 关于隆美尔的这段描述来自约德尔和凯特尔，且经其他消息源确认。参阅汉斯·施派德尔的《入侵1944》（ Invasion 1944 ，图宾根，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