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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本书完成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中，上一场战争留下的谜团，有一些解开了，也有一些越发神秘。1945年时无法触及的目击证人终于结束了在苏联的长期监禁，重新出现。新书与新的文章质疑或改变了旧有的判断。不过，新揭露的事实并未改变希特勒最后十天的命运，这段故事依然如我1945年重现并于1947年出版的那样。因此，除了每次重印都会有的细枝末节的修改外，这一版的正文并无其他需要修改之处。当然，我可能会在书中个别地方做些补充，但是，既然没有重大错误需要订正，也没有重大疏漏需要修补，我便决定效仿本丢·彼拉多的机智，宣称：我已经写上了，就这样吧
。我曾想过，任何值得重印的书都不畏惧将重印时新出现的证据加入其中；如果有什么值得发表的新评论，我认为把它们加在脚注或本篇引言中就足够了。新脚注都注明了“1956年”，好奇者可以去找找它们。在这篇新引言中，我将做两个尝试。第一个尝试是，我将全面介绍一下最初写作本书时的调查过程——这一部分与1950年第二版中的内容基本一致。第二个尝试是，我将对迄今为止掌握的所有证据做一个总结，这些证据并不会改变书中已写的故事，但我认为，它们确实为更好地理解其他问题提供了有趣的线索，尤其是了解苏联对希特勒最后数日经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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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历经近五个月，人们仍然看不清希特勒之死或消失的原委，一切仍然十分神秘。关于他是如何死的或如何逃的，有许多流行的版本。一些人说他是在柏林战斗时被杀，另一些人说他是在蒂尔加滕被军官谋害。一些人认为他搭乘飞机或潜艇跑掉了，正生活在波罗的海一座薄雾笼罩的岛屿上，或是莱茵兰的一座岩石城堡中，偶尔还有人说，他生活在西班牙的一座修道院中。或是南美洲的一个大牧场里，或是在阿尔巴尼亚山区与友好的土匪住在一起。其实，如果苏联人愿意的话，他们是最有能力阐明事实的，可他们更愿意让相关事实继续含混不清。有一次，他们先是宣称希特勒已死，然后又自我怀疑。后来，他们宣布自己发现了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并已根据牙齿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再后来，他们又指责英国人把爱娃·布劳恩，可能还有希特勒，藏在德国的英占区。而在这一阶段，驻德英国情报当局认为，这种神秘化很尴尬，毫无必要，因此决定收集所有可得证据，尽可能找出真相。我被指派执行这项任务，可根据自己需要，使用该英占区内的一切设施。驻法兰克福的美国当局当即慷慨表态，愿意提供一切资源任我使用，允许我审问他们的囚犯，并确保他们在当地的反间谍组织——作战情报中心（CIC）——配合我 [1] 。 xxi
当时的证据情况如何？希特勒死亡报告的最终依据似乎是1945年5月1日晚，邓尼茨上将通过广播向德国人民发表的声明。声明中，邓尼茨宣布了希特勒的死讯，称他是当天下午率领部队在柏林作战时战死的。当时，人们认可这就是真相，至少是为了某些实用的目的：《泰晤士报》隔天就刊登了希特勒的讣告，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先生在都柏林表达了对这位德国总理的哀悼，纽伦堡战犯审判名单上也去掉了希特勒的名字（鲍曼则不同，并没有任何阐述他最终命运的声明）。但除此之外，邓尼茨的说法也并没有比另一些主张更令人信服。邓尼茨的声明也得到了一些支持，有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卡尔·海因茨·施佩特（Karl Heinz Spaeth）博士，他在巴伐利亚州伊勒蒂森度假期间宣誓作证，5月1日下午，希特勒在动物园地堡
遭到苏联炮火攻击，肺部受伤，他当时就陪在希特勒身边，见证了他的死亡；不过，另一位权威人士——瑞士女记者卡门·莫里（Carmen Mory）——在汉堡同样宣誓做证，据她所知，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爱娃·布劳恩的妹妹格雷特，以及格雷特的丈夫赫尔曼·费格莱因共同生活在巴伐利亚州的一处庄园中。卡门·莫里主动提出，她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诸多渠道亲自调查此事（她说，这是因为她曾被当作间谍关押在德国的某个集中营里，由此获得了大量消息渠道）；她也警告英国当局，任何尝试越过她直接联系线人的企图都是致命的：一旦有任何身着制服的人靠近，他们四人必然会自我了断。鉴于上述两人的故事一听就是假的，因此，在这一问题上，空有书面宣誓证词显然不足以被认可为有效证据。
所有开展此类调查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仅有人的证词是毫无价值的。对历史学家来说，一想到许多历史的撰写依据并不比邓尼茨上将、施佩特博士和卡门·莫里的说法更可靠，就会万分痛苦。1825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死也存在争议，若有与之相关的此类证词，许多历史学家可能都会认真对待。幸运的是，与希特勒相关的这些证词都来自当代人，我们还有机会确认它们的真伪。 xxii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斯佩丁说，每位历史学家在面对号称是事实的陈述时，都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最先说的是谁，他又是怎么知道的？这样一检验，就会发现，许多历史证据都是无效的。为了寻找卡尔·海因茨·施佩特博士，我去了他给的在斯图加特的地址。我发现那不是一幢私人住宅，而是当地的技术中学。学校里没人认识他，斯图加特的所有名录中也都找不到他的名字。很明显，他的名字和地址都是假的。既然他书面宣誓证词中的这些内容都是假的，我们也就没有理由相信他的其他证词了，他知道那些的可能性更低。至于卡门·莫里，她的整个故事稍微考证一下就不攻自破：她从未见过希特勒，也没有接触过任何可能知道真相的人。她给出的事实是可证伪的，基于这些事实给出的论点和结论显然不合逻辑。与施佩特博士一样，她的整个故事也是编造的。
这些人为什么要给出假的书面宣誓证词？在解读人类动机时，你永远无法完全确信，但有时不妨一猜。卡门·莫里在被关押于德国集中营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的一名特务，负责在她的狱友中挑选供盖世太保屠杀和实验的对象。狱友们都很清楚卡门·莫里的所作所为，在盟军占领集中营，释放被关押者后，她被指控犯罪就只是迟早的事了。或许，她认为编造出一个必须得由她亲自调查的故事，不但可能推迟对她的惩处，还可能在英国获得支持者。她如果真是这样想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没人需要她的帮助。没过多久，她就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最终，她于行刑前自杀身亡。
施佩特博士的动机似乎就没有那么理性了。他的故事来源显而易见。他就是在邓尼茨广播声明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己推测的一些细节，并给自己这个讲述者安排了一些戏份。邓尼茨说过，希特勒是在5月1日下午率领部队作战时战死的。施佩特博士接受这一未必真实的事实，并对这一极其简短的说明进行了润色，增加了符合当地情况的色彩和细节，并把自己作为核心人物加入其中。他的动机很可能不是理性的，而是在追求心理上对虚荣的妄想，这种虚荣心会让擅长讲故事的人把自己融入到他们重复讲述的奇闻轶事中，或是让乔治四世相信，他曾亲身上阵，在滑铁卢战役中率领骑兵冲锋。 xxiii
在人类的特征中，神话创作远比诚实普遍（或许对德国人来说尤为如此）——在我看来，上述事件无疑都印证了这一观点，大大提升了这一说法的可信度。甚至到1947年12月，还有一名自称鲍姆加特的德国空军飞行员在华沙宣誓做证，声称是自己驾驶飞机于1945年4月28日将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送到了丹麦。这个故事明显是杜撰的。调查之初，我就追查了希特勒的两名飞行员——党卫队高级总队长汉斯·鲍尔和党卫队旗队长贝茨，我确定他们两人都于5月1日晚随鲍曼离开了地堡。贝茨最后一次被目击到是在魏登丹默桥（Weidendammer Bridge）上，自此之后，他的妻子、朋友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至于鲍尔，他成了苏联的俘虏，关在波兰，他的妻子给我看了一则留言，是1945年10月从波兰送到巴伐利亚州给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希特勒的遗嘱和结婚证书，上面有他亲笔写的“4月29日于柏林”，这可是鲍姆加特声称驾驶飞机把他送到丹麦的第二天。但是，合理的解释根本无力对抗一些人对虚构故事的执迷，后来，鲍姆加特退役，被送进了波兰的精神病院，即便如此，那些想要相信他的人势必还会继续相信他。
当然，并非所有传言都是凭空捏造：其中人为虚构的程度不同，有些传言以事实为基础，或至少以某人一厢情愿的想法为基础。比如施伦堡在瑞典投降后散布的传言，对此，轻信者们急不可耐地就相信了。他坚称是希姆莱毒杀了希特勒，但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1942年后就再没见过希特勒了
。他唯一的证据就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想要相信希姆莱采纳了他的建议，通过对希姆莱的话有选择性的、看似合理的误读，他成功说服自己相信，对方采纳了他的建议。只需问施伦堡几个问题，调查一下希姆莱的随行人员，或是查阅一下贝纳多特伯爵当时的报告，施伦堡的说法就会像施佩特和莫里的故事一样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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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过仔细研究，与希特勒命运相关的证据仅剩邓尼茨的声明。邓尼茨为何能得知这些事实呢？据人们所知，邓尼茨在4月21日离开柏林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希特勒。
他发表那番广播讲话时，人在普罗恩，距离讲话中描述的事件发生地150英里。那他又是怎么得知此事的呢？我很轻松地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所谓的“弗伦斯堡政府”被拘捕后，它的所有文件都被没收，其中包括邓尼茨和希特勒总部之间的一系列往来电报，其中最后一份就是5月1日戈培尔发给邓尼茨的
。
这份电报告知邓尼茨，希特勒已于“昨曰”（即4月30日）“三点三十分”去世。这是邓尼茨仅有的证据，最后陪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人都没能与他会合：逃出地堡，见到他的最后目击者是里特尔·冯·格赖姆和汉娜·赖奇，但他们是在希特勒死前约两天离开的。不过，他声称希特勒是率领部队作战时战死的，这一点纯属捏造；他还说希特勒死于5月1日，这也与他手中唯一的证据不符，电报上清楚写明，希特勒于4月30日死亡。由此，邓尼茨也沦为施佩特、莫里以及那些胡编乱造的记者之流，成了一个毫无价值、理应摒弃的权威人士。希特勒之死的唯一证据就是戈培尔签署的那份电报。戈培尔已死，无法再被盘问。与希特勒不同的是，苏联已经找到了戈培尔的尸体。
不过，至少还有一个可能的证据来源。1945年6月9日，苏联指挥官朱可夫元帅向媒体宣布，希特勒在死或失踪之前与爱娃·布劳恩结婚了。朱可夫说，苏联在地堡中找到了希特勒副官们的日记，由此揭露了这一惊人的事实（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没人听说过爱娃·布劳恩，甚至在德国也是如此）。这些日记如果真的存在，无疑是重要的证据来源，因此，我决定向苏联申请查阅它们；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在英美控制地区尽可能收集与之相关的证据，然后利用这些证据引诱苏联交出这些日记以及他们可能拥有的一切其他证据。如果提供信息者都未能经受住考验，那么一定还有其他目击者，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能够看到希特勒的地堡在被苏联占领前所发生的事。 xxv
有些事实是可以完全确定的。在盟军关押之人中，有数人直到4月22日前后才与希特勒分开，这些人包括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施佩尔和几名次要人物，因此，在此之前的事实都是清晰的。4月22日，希特勒终于慌了，召开了那场著名的参谋会议，会后，他命令参谋官员离开，但坚持自己留守柏林。从4月22日到5月2日苏联占领希特勒总理府的这一段时间，才是真相晦暗不明、没有目击证人的阶段。目击者必然是有的，问题是，他们是谁？我的任务就是找到他们。 xxvi
无论是这样的问题还是这样的任务，其实都并不困难。留在希特勒身边的也就是那些4月22日之前和他在一起，且没有在这一天离开的随行人员：将军和政客，文职人员和副官，秘书，警卫和士兵。弄清楚经常出现在总理府内的希特勒随行人员，并列出一张清单并不难，只需确认4月22日当天有哪些人离开。其中大多数人都被关押在弗伦斯堡或贝希特斯加登，盘问他们就能知道谁留在了柏林。找到各个级别的代表很有必要——警卫和打字员也可能是与政客、将军一样有用的目击证人。因此，我开始在所有能接触到的盟军囚犯中，尽可能多地寻找当时逃离地堡的人，无论他们身份如何。我的努力很快收到了回报。我在弗伦斯堡的囚犯中找到了政客和将军的代表：凯特尔、约德尔、邓尼茨和施佩尔。我还在贝希特斯加登找到了希特勒的两名秘书：沃尔夫小姐和施罗德小姐，她们都是在4月22日离开的。帝国安全局第一处（Reichssicherheitsdienst Dienststelle Ⅰ）是希特勒的贴身警卫部门，该部门约半数成员都于4月22日撤离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后来在那里被俘。我在路德维希堡和加米施—帕滕基兴的战俘营审问了他们。党卫队元首护卫指挥部（Führerbegleitkommando）是希特勒的警卫部门，该部门一直留守柏林，但在4月22日，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博恩霍尔特为执行特殊任务离开了柏林，再未返回：他被盟军抓获，我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新明斯特盘问了他关于他同党之事。至此，我找齐了4月22日当天或前后离开希特勒地堡的各级别代表，并通过盘问，确定了未与他们一同离开的留守柏林人员。根据他们的回答，我们有可能拼凑出一份完整名单，获知在4月22日大部队撤离后留守柏林的所有人员。如果能找到他们，就能找到亲历那段晦暗时期的人证。
如何才能找到他们呢？这个问题也没有看上去那么难。他们都被描述为“消失了”，然而事实上，即使是在一场大灾难中，人类也不会消失或蒸发，他们要么死了，要么活着，没有第三种可能。“消失了”这个词并不适用于他们，而是适用于证据。他们若是死了，作为目击者的价值也到此为止；他们若还活着，那么要么是囚徒，要么还自由。若是囚徒，就能在战俘营中找到——至少他们作为西欧列强（Western Power）的俘虏时是可以找到的；如果自由，那就必须四处搜捕了，最值得一搜的是他们的家乡，在那里，他们有朋友，也熟知当地的情况，更能帮他们活下来，不过，在那里，他们也很容易遭到有敌意者的出卖（德国人对他们有着很强的敌意）。因此，我在收集可能的目击者名字时，都会特别留心，以获取一切可能与他们家乡有关的信息，如果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盟军战俘营的名册上，我们就会去他们的家乡寻找，有时真能找到。我完成调查报告、给出结论的截止日期是1945年11月1日，在此之前，通过上述方法，我成功找到并审问了七名那段晦暗时期的目击者，他们均来自不同且独立的部门，我还找到并汇总了其他一些相关材料。这七名目击者分别是：赫尔曼·卡诺，希特勒的贴身警卫，被关押在宁堡，在被我盘问前，已被加拿大和英国当局审问过了；埃里克·曼斯费尔德和希尔科·波彭，也是警卫，分别被关押在不来梅和法灵博斯特尔；埃尔泽·克吕格尔小姐，鲍曼的秘书，羁押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普罗恩，接受了我的审问；埃里克·肯普卡，希特勒的运输官，于贝希特斯加登被捕，在莫斯堡接受了美国军官和我的审问；汉娜·赖奇，试飞员，被羁押在奥地利，接受了美国官员的审问；冯·瓦罗男爵夫人，希特勒地堡的临时访客，一名英国记者曾在柏林发现过她，通过追踪线索，我在她的家乡比克堡找到并审问了她。其他相关材料包括：科勒将军的日记（出版后才成为证据） [2] ，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的日记（是在弗伦斯堡逮捕它的作者时发现的），以及邓尼茨上将及其“政府”的文件。我根据从上述来源获得的证据完成了报告，经由在柏林的情报处提交给了英国政府和在柏林的四方情报委员会。在报告的最后，我还提供了一些可能仍然能用的其他证据来源：我特别提到，苏联的一份官方公报称，他们逮捕了希特勒的飞行员汉斯·鲍尔和帝国安全局局长拉滕胡伯少将（下令埋葬希特勒尸体的人）；其他一些重要目击者可能也已于同一时间被捕；我曾申请查阅那些被俘副官的日记（朱可夫元帅曾以这些日记为权威依据，声称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结婚了）。苏联收到了我的申请，但从未回应。 xxvii
与此同时，我们也向媒体公布了这份报告的简化版 [3] 。
在1945年11月1日报告发布到1946年夏我写作本书期间，关于希特勒最后日子的证据大幅增多，不过，这些证据并不影响我所作的结论，只是影响了两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因此，我要在这里回应一下人们在该报告发表时提出的相关问题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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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1945年11月1日的这份报告在各地的受认同度不同，而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它可能存在的逻辑缺陷或明晰度不足。在1945年的整个夏秋，许多足智多谋的记者都在竭尽全力、满腔热情地寻找希特勒的踪迹，狂热调查者们经常到访的地方包括瑞士边境风景宜人的湖泊、蒂罗尔地区浪漫的阿尔卑斯山脉，以及上奥地利州舒适的度假胜地，这些调查者们审慎正直的品行令他们连最微不足道的线索都无法忽视。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许多令人着迷的说法，但随着冬天临近，他们就不那么愿意进行短途旅行了，他们开始渐渐达成共识，认同希特勒当时确实留在了柏林，也认同解开希特勒命运之谜的最好方式不是在恶劣天气下踏上艰苦的旅程，而是在暖意十足的酒馆中沉思，在沉思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正因如此，才有许多人不认同我的报告，我的报告称希特勒已于4月30日死于柏林（一如戈培尔的说法），对他行踪的一切其他解释都“违背了与之相关的唯一直接证据，且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批评者们并未真正否认已有的证据，但仍坚称如此有决定性的一个结论仍然存在被推翻的可能，他们还坚称被焚烧的那具尸体不属于希特勒，只是他在最后时刻找来的“替身”。他们认同汉基教授在类似场合说过的这句话，或至少认同其观点：“就算有十分之九的结果与指标相符，只要还有十分之一的不一致，作为正常人，我们都会忽略那九分，坚持将那一分研究清楚。”还有一些批评者坚称我撰写报告所采纳的证人证言都是断章取义、精心拼凑的；他们认为，这些证词是精心预设出的封面故事，应予以全盘否定；他们还认为完全不存在得到恰当复原的证据，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提出和发展任何理论。 xxix
在我看来，只需做一下逻辑推导就能轻松推翻他们的这种说法：假设六个人或十二个人都被要求在审讯中讲述同样的故事，那么很可能得到的结果是（假设他们非常忠诚，记忆也从不出错），即使彩排的环境（置身炮火与战斗之中）会有点令人分心、审讯的环境（单独审讯，而且是在六个月后）有点艰难，他们仍然能够在审讯中讲出相同的故事。不过，即便是在如此理想的条件下，也只有在提问范围不超出他们已准备的内容时，他们所提供的一切细节才会一致，一旦审讯者逼迫他们回答未准备过的问题，答案中势必会出现不一致之处，毕竟他们无法再用已经彩排过的相同文本作答，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此外，如果证人是在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他们的共同经历，那么答案的走向将与上述情况截然相反。起初，由于经历和记忆同一事件的方式不同，他们给出的答案自然会有出入，但随着审讯的深入，表面的这些不同被剥离，内在的一致性就会逐渐显露出来。任何审讯者都能很快熟悉这些事实，通过理解它们，往往就能确定证人有没有串供；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才会确信，我曾直接或间接审问过的希特勒之死目击者并未串供，他们各自都在努力回忆事情的真相。
举个小例子来说明一下：警卫卡诺坚称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是突然烧了起来，仿佛自燃一般。司机肯普卡则坚称，是京舍点的火。这两个版本看似不一致，但进一步盘问发现，他们描述的不过是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而已。京舍是用燃烧的抹布点的火，只是他扔抹布时站在地堡的门廊下，站在塔楼旁的卡诺没看见他。证据的合理差异证明这就是该事件的真相。如果卡诺和肯普卡讲的故事都是别人教的，那他们就不可能在最开始时出现分歧。 xxx
在撰写11月1日这份报告时，我曾请求苏联提供某些信息，但未能成功，不过，我也不断从其他来源获取到相关信息，它们没有改变我的主要结论，但丰富了相关事实。我的调查终止于11月1日，仅持续六周，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确认、追踪、找到并审讯完所有证人。有一些证人是在11月1日之后才被捕并接受审讯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证人是阿图尔·阿克斯曼，他是继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之后的希特勒青年团领袖，英美两国经过长期执行复杂的情报行动，于1945年12月在巴伐利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脉将其抓捕。不过，在新获得的信息中，最重要也最令人吃惊的发现来自1945年到1946年的那个冬天，当时发现的一套文件充分证实了11月1日那份报告的结论。这套文件是希特勒的个人遗嘱和政治遗嘱，以及他与爱娃·布劳恩的结婚证书。 xxxi
1945年11月底，我返回牛津休假，收到了来自英国驻巴特恩豪森总部的一则信息，称发现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显示是希特勒的遗嘱，但真实性待定。当时的我本就掌握了一些关于希特勒遗嘱的消息，戈培尔在向邓尼茨传达希特勒死讯的电报中也提到：元首在4月29日写下了一份遗嘱，其中做出了一些政治任命，正在送往邓尼茨处的途中。邓尼茨还曾说过，他派了一架飞机去接送信人，飞行员与抵达了哈弗尔河的送信员取得了联系，但在此之后，就没有音讯了，最终空手而归。由于新发现的那份文件的日期为4月29日，且包含了几项政治任命，包含了戈培尔电报中提及的那些内容，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的真实性。不过，戈培尔的电报除了似乎证实了那份遗嘱的真实性外，似乎还表明，该遗嘱至少有三份，分别送往邓尼茨处、陆军元帅舍尔纳处（他当时正在波西米亚地区指挥一支集团军）和位于慕尼黑的纳粹党档案馆。因此，我显然有必要将这一发现的前因后果调查清楚。
1945年夏，卢森堡记者乔治斯·蒂尔斯联系了位于汉诺威的英国军政府。他希望能为该政府效力，声称自己掌握了许多有用的情报，可以提供与一些有趣话题有关的信息，比如在希特勒柏林地堡中的生活；但他又无法给出合理解释，说明他为什么能获取这些高保密级别的信息，因此，英国军政府并未理会他的求职申请。后来，他被怀疑使用假证件：他在被捕后承认，他其实并不是卢森堡人，而是德国人，他的名字也不是乔治斯·蒂尔斯，而是海因茨·洛伦茨。1945年11月，在对已扣押的他进行例行搜查时，搜查人员在他衣服衬里中发现了一套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是希特勒的个人和政治遗嘱，以及一份由戈培尔博士签署的文件，文件名为“元首政治遗嘱附录”
。审讯中，洛伦茨承认最后那几日他就在希特勒的地堡中，并受命将这些文件送到慕尼黑。他证实了戈培尔的说法——这些文件共有三套。他解释道，与他一同逃离柏林的还有两个人：维利·约翰迈尔少校（负责将希特勒的政治遗嘱送到陆军元帅舍尔纳手中）和党卫队旗队长威廉·灿德尔（负责将希特勒的个人和政治遗嘱，以及与爱娃·布劳恩的结婚证书送到邓尼茨上将手中）。毫无疑问，为完善证据并确定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我们有必要找到约翰迈尔和灿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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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迈尔就住在伊瑟隆的父母那里，很容易就被找到了。他是一名率直的士兵，拥有无条件的忠诚和无关政治的勇气。起初，他坚称自己对地堡一无所知，后来发现这一立场站不住脚，他又坚称自己只是被派去护送灿德尔和洛伦茨的军人，负责带他们穿过苏联防线，至于他们有何使命，他并不知道——与他无关，不是他该问的。审讯者用尽一切办法都没能让他改变说辞。他与洛伦茨的证词明显不一致，但他的坚持几乎说服了审讯者。显然，想从约翰迈尔这里突破是不可能的了，要想有所进展，只能从灿德尔那里下手。
灿德尔的家在慕尼黑，但所有证据都表明，自德国战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他的妻子住在汉诺威的娘家，并确认自己在战后再未见过丈夫。她解释说，自己仍然希望得到丈夫的消息，也愿意提供灿德尔的照片，以及他母亲和兄弟的地址，希望能借此得到他的消息。这些线索对追捕灿德尔毫无帮助，后来，追捕者才意识到，这一切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是为了误导他们。1945年12月，我去了慕尼黑，很快就从非正式的渠道得到了一些消息，我由此确信灿德尔还活着，只是藏了起来，灿德尔夫人则是极力隐瞒他的存在，甚至成功说服他的母亲和兄弟相信他已经死了。在细致入微地调查了当地证据后，我确定灿德尔化名弗雷德里希-威廉·保斯廷，曾在巴伐利亚的泰根塞村做过一段时间果农、菜农。
弄清楚这些后，抓住灿德尔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翻阅泰根塞村当地记录，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行踪，在对他当地住处的突袭失败后，我们继续追踪，发现他去了奥地利边境帕绍附近的一座小村庄——艾登巴赫村。我在美国作战情报中心成员的陪同下去了艾登巴赫村，12月28日凌晨3点，我们找到并逮捕了他。与他住在一起的还有鲍曼的秘书。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曾是纳粹理想主义者，但在亲眼见证自己以前的世界被粉碎后，已经不再对此抱有幻想，能够畅所欲言了。他与洛伦茨的说法一致：他将文件带到了汉诺威，在发现自己不可能将它们送到邓尼茨手中后，便步行到了慕尼黑，将它们藏在一个大箱子里。那个箱子就在泰根塞村，他的一个朋友那里。但我已没有再去一趟泰根塞村的必要了。当我在艾登巴赫村寻找灿德尔时，箱子的保管者被之前的突袭吓到，主动将那个箱子交给了仍留在当地的作战情报中心人员。文件都在里面：希特勒的两份遗嘱和结婚证书——与洛伦茨的说法一致。 xxxiii
灿德尔被捕后，我们的兴趣又回到了德国北部，回到了不肯松口的约翰迈尔身上。对他两名同伴的单独审讯得到了一致的证词，我们以此攻击他声称对此事一无所知的立场，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版本，说自己没有文件，什么也拿不出来。他这样说显然仅仅是出于忠心。他受命，无论如何绝不能让这些文件落入盟军手中，无论我们掌握了何种证据，他都打算将命令执行到底。无论是恐吓还是利诱，他都不为所动，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除了理智。我设法和他讲道理。他给不出任何新的证据；他的故事与其他所有人的证词都不一致，而其他人的证词又都能彼此印证，因此，我们不可能采信他的版本；我们没有兴趣扣留他，但我们必须这样做，除非他能把这个明显的不一致解释清楚。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沟通中，连理智都没能动摇他的坚定；在他一心一意的坚持面前，实实在在的证据似乎都没那么可信了。最终，审讯中的一次暂停改变了他。若你只是审讯某人，那就必须不间断地对其施压；若你是想说服对方，那就必须得有中场休息，只有暂时停下来，才能给对方想清楚个中道理并认可你观点的机会。在这一次暂停中，约翰迈尔理智地思考着，最终说服了自己。他想通了（正如他在随后前往伊瑟隆的漫长车程中所解释的），自己与纳粹党又没什么关系（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如果就连他的同伴——资深且身居高位的纳粹党员——都可以轻易背叛与他们所谓政治理想相关的信任，那要求他为了他们的事业承受更长久的痛苦，或者守卫已经被他们出卖的“关隘”，就太不切实际了。因此，这次暂停结束后，在那似乎没完没了的审讯又要开始时，他终于松口说：“我有文件（ Ich habe die Papiere ）。”无须多言，这一句就够了。我们一同驾车前往伊瑟隆，他把我带到了他家的后花园。当时光线昏暗。他用一把斧头劈开了冰冻的地面，挖出了一个瓶子。他用斧头打碎瓶子，抽出我们一直未能找到的最后那份文件，递给了我：希特勒政治遗嘱的第三份，以及随附的一封信，字迹依旧清晰。信中，布格道夫将军告诉陆军元帅舍尔纳，希特勒收到了“希姆莱背叛的消息，非常震惊，痛心疾首”，也正是这个消息驱使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xxxiv
在将这些文件全部寻回后，与希特勒最后日子相关的证据已基本完整，但早已开始的调查仍在收获回报。1月，也就是在约翰迈尔松口的两周后，冯·贝洛中校被发现在波恩大学学习法律。他是希特勒生前最后一个离开地堡的人，也是负责帮希特勒向总参谋部传达临终指责的人。1946年春夏，终于找到并审问了希特勒的两名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和容格夫人。1945年秋，我去过克里斯蒂安夫人婆婆位于普法尔茨的家，只是晚了几天，就错过了她，此后，她一直在躲避搜捕。这些人以及其他人的落网，还有对许多附属人物的审问，为这个故事增添了一些细节和色彩，解决了一些不太重要的遗留问题，不过并未改变任何重要事实。这个故事的主线是明确的，与1945年11月1日发表的第一份报告描述一致。 xxxv
这些就是我1945年调查此事时的经历，后来在英国情报当局的许可和支持下，我根据这些调查写就了本书。本书一经出版，立即招致许多人的反对，他们更愿意相信其他结论；不过，既然世人都没有选择记住那些批评我的人，我此刻也无须指名道姓，打破那份体面的遗忘。我接下来要做的是，聊一聊本书首次出版后出现的新证据，它们或是证实，或是完善，或是质疑了我的结论。在这些证据中，我将着重分析一些目击者的证词。在我开始调查之前，这些目击者就已消失在苏联监狱中，时隔十年，他们终于获释，终于能够讲出自己的故事。
在主要证人中，有五人是我1945年找过但没找到的：奥托·京舍（希特勒的党卫军副官）和海因茨·林格（希特勒的贴身随从），他们都目睹了希特勒之死，也参与了焚烧他的尸体，这一点毫无疑问；约翰·拉滕胡伯（希特勒贴身警卫的指挥官），我相信他知道希特勒的埋葬地点；汉斯·鲍尔（希特勒的私人飞行员），他一直跟在希特勒身边，直至最后；以及哈里·门格斯豪森（希特勒的贴身警卫官员），据称，他知道希特勒等人的埋葬地点。当然，还有另外一些重要证人我也未能找到，但他们五人是我专门找过的，因为我有直接证据能证明他们还活着。有人在柏林的苏联监狱中确认见到了京舍和林格本人；在1945年5月6日苏联发表的一份官方公报中，鲍尔和拉滕胡伯的名字赫然就在战俘之列。然而，正如我前文所言，向苏联申请见他们是徒劳的，而且苏联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此，在我写作这本书时，没能得到这些目击者的任何帮助。不过，我也不是完全失去他们的消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偶尔能从与他们身处同一监狱，但有幸获释返回德国的战俘那里听闻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我了解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活着，有的被关押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有的被关押在北极圈内的沃尔库塔监狱，还有的被关押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大战俘营。我有时甚至会收到一些二手消息——关于他们在地堡最后几日的只言片语。然而，1955年秋，阿登纳博士去了一趟莫斯科，监狱的大门就突然打开了，截至1956年1月，这五个人全都获释。其中确有一人，我一直都接触不到。那就是仍被苏联认定为战犯的京舍，他在返回东德后，又被关进了位于包岑的另一座监狱，再次消失
。不过，业已返回西德的另外四人，已能向世界讲出他们的故事。林格一回到柏林，就立刻在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故事
[4]
。鲍尔、拉滕胡伯和门格斯豪森都在自己位于西德的家中接受了我的私人采访，毫无顾忌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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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揭露的故事带来了何种结果？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故事无不印证了我根据其他证据源还原出的那个故事版本。二者间完全没有矛盾之处，我的版本甚至无须修改
。那这些故事对我的版本是否有任何补充或完善呢？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是否有助于解开我未能解开的那些谜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问，这些未解之谜是什么？谜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在总理府花园中被焚烧后又经历了什么？第二个是，马丁·鲍曼经历了什么？
1945年时，我并没有关于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尸体最终处置的第一手证据。我所掌握的最直接证据来自希特勒的警卫埃里克·曼斯费尔德，他说，1945年4月30日午夜，他发现地堡紧急出口附近的一个弹坑被修整成了长方形，挖掘痕迹很新，他由此推断那就是他们的埋尸之地。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希特勒的贴身警卫们埋葬了他们的尸体，希特勒青年团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虽然没说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但断言道，他们的埋骨之地就是帝国总理府周围的诸多弹坑之一。但地堡中还流传着其他说法，致使我在1945年时无法定论，只能把这个问题当作未解之谜。不过现在可以定论了。1955年10月，林格和拉滕胡伯在返回德国后也给出了旁证，称自己虽未目睹埋葬过程，但事后曾被告知，他们的尸体被埋在了弹坑中。拉滕胡伯还补充道，他曾被要求去找一面国旗来包裹希特勒的遗骸，以便下葬，只是他未能提供。三个月后，回到家乡不来梅的门格斯豪森也证实了上述说法，他承认自己其实就是那个挖墓人。他说，他们的尸体并没有被完全焚毁，甚至仍能辨认。他把他们埋在三英尺深的地下，尸身下面垫了三块木板。他说，当时还有一个名为格兰泽的同事给他帮忙，不过格兰泽已在柏林的战斗中丧生。如此一来，希特勒在总理府中的埋葬点就不再神秘了。不过，这个谜题也未能完全解决，因为我们现在已知的是，后来希特勒的尸体被挖出，转移到了别处。至于是哪里，就又是一个谜了。 xxxvii
第一个谜题到此为止。现在进入第二个谜题：马丁·鲍曼的命运。1945年时，与此相关的证据相互矛盾，无法确信。数名证人坚称，鲍曼死于5月1日至2日的那个夜里，当时，他搭乘坦克，试图突破敌方炮火，在行至魏登丹默桥上时，该坦克被反坦克火箭筒“铁拳”击中爆炸，鲍曼丧命。但这些证人也都承认，当时现场混乱至极，自己并未见到鲍曼的尸体。作为证人之一的埃里克·肯普卡甚至承认，当时那场爆炸令他暂时性地失明了，这就令人费解，他究竟是如何目睹了鲍曼之死或其他任何事情的 [5] 。
此外，我在1945年时就已找到三名证人，并与他们分别谈话，而他们都声称，在鲍曼企图逃跑时，自己就跟在他身边。阿图尔·阿克斯曼就是这三名证人之一，他后来声称自己目睹了鲍曼之死。是否相信他的证词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因为没有任何证词可以证明他的说法。对他有利的一点是，他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的证词均已被确认为真。不过，他若想保护鲍曼，帮鲍曼逃脱进一步的搜查，那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也是很自然的了。因此，1945年时，我所得出的唯一可接受的结论就是：鲍曼肯定在坦克爆炸中幸存了下来，但很可能死于当晚晚些时候（该结论也无法确认）。这是1945年时，我权衡已有证据得出的结论。1956年的新证据对它有多大改变呢？ xxxviii
答案是，完全没有改变。一方面，林格和鲍尔说，鲍曼死于坦克爆炸——或至少他们说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再次承认，现场万分混乱，自己并没有看到鲍曼的尸体。另一方面，门格斯豪森坚称鲍曼并未死于那场爆炸。他说，鲍曼当时确实坐在坦克中，但被炸毁的并不是他乘坐的那一辆。此外，1945年后又出现了另一名目击者，他说，爆炸后，他与鲍曼在一起。这人就是前党卫队少校约阿希姆·蒂布尔齐乌斯，他于1953年向一份瑞士报纸发表了一份声明
。蒂布尔齐乌斯说，在爆炸后的混乱中，他失去了鲍曼的踪影，但后来，他又在阿特拉斯酒店见到了鲍曼。“当时，他已经换上了便服。我们继续一同快速向希夫鲍尔达姆街和阿尔布雷希特大街的方向前进。后来，我们还是失散了。但他和我一样，有很大几率成功逃离。”
综合这些证据，我们仍然不得不相信，鲍曼在那场爆炸中幸存了下来。这些证据也令我们无法确信阿克斯曼的说法。如果我们相信鲍曼已死，那也只是因为没人能给出鲍曼在1945年5月1日后还活着的可令人接受的证据
。
这些就是刚归国的战俘们为我在1945年还原出的故事所做的贡献。严格意义上说，贡献不大。之前推测的，希特勒的尸体埋于弹坑中，成为事实；马丁·鲍曼的命运仍然成谜。尽管这些新证人并未为我提供多少关于希特勒最后日子的信息，但他们带来了关于另一主题的有趣故事，这个主题就是：苏联对希特勒最后日子之谜的态度。早在1950年，我就已在本书的第二版中，对苏联在这方面的政策做了一些概述。现在，有这些新消息源的帮助，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把这个故事讲完整。 xxxix
理论上说，苏联自己没有什么大谜题未解，毕竟从一开始，他们就掌握了所有证据。1945年5月2日，他们迅速占领了希特勒葬身的地堡。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他们在舍恩豪斯林荫大道的一个啤酒酒窖内逮捕了大量知道真相的希特勒的贴身随从，其中至少有两人是在短短四天内就被他们确认了身份。埋葬着希特勒遗骸的总理府花园也落入了他们之手，且现在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更有甚者，早在他们占领帝国总理府之前，他们就已经得到了一份关于希特勒之死的正式声明，可能还有一份交代其死亡原委的非正式说明。这份声明是汉斯·克雷布斯将军交给他们的。
本书的读者将会从正文中获知，在1945年4月30日到5月1日的那天夜里，克雷布斯将军奉命前往苏联总部，递交一份局部地区临时投降的提议，提议者是作为希特勒实际上（de facto）继任者的鲍曼和戈培尔。这位克雷布斯将军不仅是希特勒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也是他最后遗嘱的见证人之一，还曾在莫斯科担任过助理武官；他俄语流利，与苏联红军高层有私交，一直被认为是苏德合作的热情倡导者，这一点最鲜明的体现就是，斯大林曾在公开场合拥抱过他。因此，于希特勒死后那个凌晨出现在朱可夫元帅或当地苏军指挥官丘尔科夫将军
面前的这位特使绝不是什么陌生人。不过，他还是得解释自己此行的任务，以及为什么在他带来的这份授权书上签字的不是希特勒，而是鲍曼和戈培尔。当时的一份苏联报告称，克雷布斯说：“我受命到此，通知苏联最高统帅部，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已于昨日，4月30日，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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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这份官方报告自然是不加赘述地道出了事实；但我们并不知道，在这次访问中，或在几个小时后的第二次访问中，克雷布斯是否有被要求提供希特勒之死的详情或证实这件事。我们所能说的只有，克雷布斯作为目击者且会讲俄语，若被如此要求，是可以轻易做到的。总而言之，在希特勒自杀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苏联就从克雷布斯那里得知了这一赤裸裸的事实
。接下来，他们只需验证这一事实的真伪即可。
毫无疑问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苏联开始核实克雷布斯的说法。5月13日，他们给埋葬希特勒遗体的警卫哈里·门格斯豪森看了一份重要文件。门格斯豪森是在5月1日至2日那天夜里被捕的，且在被捕后的10天里一直坚决否认自己与希特勒有关，直至看到了那份文件，他才明白再怎么否认都没用了，自行考虑后决定屈服。这份文件的日期为5月9日，它基于旁证，全面讲述了希特勒之死，以及门格斯豪森是如何埋葬他的。为苏联汇编这份文件的另有其人，这名德国人显然也是整个过程的参与者，很有可能是京舍
。这份文件（至少）是苏联当时掌握的第二份证据，它能让一直顽固否认的门格斯豪森松口，也证明了它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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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格斯豪森承认自己就是希特勒遗骨的埋葬者后，苏联立即将他带到总理府花园，命令他指出希特勒之墓的位置。他立刻将押送他的人带往那处弹坑，却发现墓已被挖开，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都被移走了。苏联人显然根据早前的证据采取了行动，门格斯豪森此举则证实了该证据的真实性。
显然，苏联早在5月9日，也就是在得到关于希特勒死亡与埋尸的那份文件当日，就挖出了他们的尸体。因为那天有两名苏联军官，一男一女，去了胡戈·布拉施克医生位于乌兰大街的诊所。布拉施克医生是希特勒的牙医。当这些苏联人找到他家时，他已经逃往慕尼黑，诊所交给了来接替他的另一名犹太牙医，来自西里西亚的费奥多尔·布鲁克医生。苏联人要求布鲁克医生提供希特勒的牙科病历。
布鲁克说自己对布拉施克的工作一无所知，并带他们去找了布拉施克的助手克特·霍伊泽曼小姐。霍伊泽曼现已成为他的助手，一个出人意料的巧合是，她曾在柏林被围攻期间，作为难民被总理府收容，目睹了希特勒最后几日的许多细节。霍伊泽曼告诉苏联人，希特勒从未来过布拉施克医生的诊所，一直是布拉施克医生去总理府；若想找到希特勒的牙科病历，只能去总理府的实验室，那是唯一可能存有这些病历的地方。她经常陪同布拉施克医生前往总理府，对希特勒的牙齿再熟悉不过了。她说，它们具有一些不寻常的特征：特别是上下颚上的齿桥，很有辨识度，另外还有一颗门牙上的“开面冠”，现代牙科已鲜少使用这种开面冠
。霍伊泽曼随即被带往总理府，但在那里未能找到任何病历，接着，她又被带到了苏联驻布赫总部。在那里，一名苏联军官给她看了一个雪茄盒，里面装有一个铁十字勋章、一个纳粹党徽和许多牙科配件。当被问及是否认得这些配件时，她回答说，它们明显就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爱娃·布劳恩（尽管在这一点上她不太确定）的东西。5月11日，霍伊泽曼获释，她回到布鲁克医生的诊所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几天后，一个男孩给她捎来个消息：她得收拾行李，消失几周。那是布鲁克医生最后一次见到她。八年后，一名从苏联回来的女囚说，她在布特尔卡监狱见过一名叫克特·霍伊泽曼的女囚，很爱跟狱友们分享希特勒最后几天的故事，以及在他死后，关于他假牙的故事，狱友们听得都快吐了，而且至少在她获释时，那人还关在那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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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伊泽曼小姐的故事得到了另一名与她无关的证人的证实，那人叫弗里茨·埃希特曼，是名牙科技师，同样被传唤去确认希特勒的牙齿。他确实在1944年为希特勒做过牙齿配件，也为爱娃·布劳恩做过一些其他配件。苏联人把他找来，给他看了同一个雪茄盒，同样的内容物。他也确认那些配件属于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而且他也很不幸地被押送至苏联，关入了卢比扬卡监狱。后来，他与哈里·门格斯豪森住进了同一间牢房，得以分享彼此的回忆。他于1954年获释，并为贝希特斯加登地方法院提供了自己的证词，帮助其考虑是否宣布希特勒已在法律意义上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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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事实十分清晰：苏联在5月9日逮捕埃希特曼和霍伊泽曼之前，就已经挖出了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而且挖掘尸体和逮捕他们很可能就是在同一天，因为正是那天，苏联获得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供了找到该坟墓的线索。这一挖掘工作似乎是由苏联情报局——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一个特别支队执行的。判断依据为，该支队成员之一，菲耶多·帕夫洛维奇·瓦西里基上尉，在被派驻东柏林后，向他的上级，一名东柏林警官，报告了他们是如何找到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的
。瓦西里基说：“希特勒的颅骨几乎完好无损，因此脑颅和上下颌骨都很完好。”瓦西里基确认，后来根据牙齿“无可置辩地”证实了尸体的身份。在根据牙齿做完鉴定后的6月13日，门格斯豪森根据坟墓位置再次确认了尸体的身份。5月底时，苏联还曾采取过更直接的方法，让门格斯豪森辨认希特勒的尸体。
门格斯豪森描述过这一辨尸过程。他们驾车将他带到了菲诺的一片树林，菲诺就在柏林附近。他在那里看到了三具烧焦、发黑的尸体，每具尸体都躺在一个大木箱中。他被询问是否能认出这些尸体的身份。尽管这些尸体遍布火烧和腐烂的痕迹，但对他来说是绝不会认错的：他面前躺着的正是戈培尔、戈培尔夫人和希特勒。戈培尔及其夫人只是表面烧伤。希特勒尸体的状况则要糟糕得多。他的双脚几乎烧没了，皮和肉都已经烧焦、烧黑了，不过，他的面部结构仍然清晰可辨。他的一侧太阳穴上有一个弹孔，但上下颌骨都完好无损。在辨认完尸体的身份后，门格斯豪森又被带回了监狱。他并不知道苏联后来又对那些尸体做了什么。三个月后，他和埃希特曼、霍伊泽曼一样，被转移至苏联，关押了十一年。
因此，到6月初时，苏联已经掌握了希特勒之死的原委，并汇总各种证词，确认了他的坟墓和尸体。除了克雷布斯在4月30日至5月1日那天夜里向他们提供的证据，以及他们可能从其他被逮捕的地堡相关证人处获取的证据外，他们还有一份日期为5月9日的文件，其可信性已经在成功让门格斯豪森松口时得到了证实。他们还从门格斯豪森口中得知了希特勒坟墓的位置，并从中找到了尸体，这些也都是证据。此外，他们还分别从霍伊泽曼和其他囚犯处获取了关于地堡最后几日的证词，霍伊泽曼和埃希特曼还分别鉴定了希特勒的牙齿。苏联还拿到了某些“被捕副官”的日记（至少朱可夫元帅是这么说的）。后来，朱可夫元帅说，他正是从这些日记中获知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结婚。这些“日记”可能与那份6月9日的文件完全相同，那份文件显然是复原的，并非日记原件；当然，它们也可能是完全独立的文件，进一步扩大了证据量。如今，所有证据都明确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证据有可能是串通过的，但就实际而言，证人的数量之多，已足够消除这种持久严谨合谋的可能性。总之，就与希特勒最后几日相关的证据而言，苏联在6月第一周所掌握的（至少是原始材料）已经比我在五个月后还原出来的要多得多了。 xliv
那么，我们可能会问，他们为什么从不公布自己的结论呢？他们是不希望揭开事情的真相吗？如果“是”，那就与他们当时的态度不符，他们明明就在积极地搜寻记录、逮捕目击者、重复开展辨认工作
。难道是他们当时在情报工作方面很无能吗？他们在搜查希特勒的地堡时，惊人得丢三落四：希特勒的日记（很厚的一本合订本，14英寸长，7英寸宽）就放在他的椅子上，他们都没带走，还是在四个月后被一名英国访客发现的。但就他们对犯人的审讯而言，没人会认为他们的方式愚笨或缺乏章法，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吹嘘自己的工作比他们的高效。如果要回答前面那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摒弃这类假设，并且仔细审视与之相关的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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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第一周，在柏林的苏联人员承认希特勒已死，这一点毋庸置疑。6月5日，盟军总司令们在柏林会面，讨论设立四方政府机制，会上，“负责任的苏联军官”告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部官员，希特勒的尸体已经找到，并“相当确定”地确认了其身份。他们说，这具尸体是在地堡发现的四具尸体之一，已经严重烧焦——随后，他们将其归因于苏联军队在清理此地敌军时所用的火焰喷射器（我们已知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他们说，苏联的医生们已经检查过这些尸体，“几乎已经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苏联军官说）苏联不正式宣布希特勒死讯的唯一原因只可能是，他们不愿意在尚存“一丝怀疑”的情况下表态。不过，他们又明确表示，就目前的证据而言，似乎已能给出希特勒已死的定论
。
四天后，即6月9日，朱可夫元帅向媒体发表了公开声明，描述了希特勒总理府里最后几日的情况。他说，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结婚了——这也是该消息首次对外公布，但他错将爱娃·布劳恩说成了电影演员。他说，他对这些事实的了解都源自“已落入苏联之手的希特勒副官们的日记”。但在希特勒之死这一关键问题上，他犹豫了。他对苏联的调查只字不提，对在德国揭露的事实只字不提，对尸体的焚烧、埋葬和挖掘只字不提，对牙医和牙齿也只字不提。“这件事的原委非常神秘，”他说，“我们还没能确认那具尸体是否是希特勒。我完全无法断言他的命运。他可能在最后一刻乘飞机逃离了柏林。当时的跑道状况应该还能允许飞机起飞。”
后来，苏联军方驻柏林指挥官别尔扎林上将发声说，希特勒很可能还活着。“我们发现了几具尸体疑似希特勒的，但无法断言他已经死了。我个人认为，希特勒正藏身于欧洲某处，可能是与佛朗哥将军在一起。”这个话题自此结束。此后，苏联驻柏林总部再未提过希特勒之死及其原委。全然的沉默笼罩着这个惹人注目的未解之谜。他们对过去承认之事的公然否认，比其他任何做法都更能让人相信，希特勒尚在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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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信希特勒已死到相信他没死的看法反转，明确体现在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态度的转变上。一直到6月9日，艾森豪威尔都在公开表示自己相信希特勒已死。但在6月10日这天，也就是朱可夫发表公开声明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在法兰克福会面。五天后，艾森豪威尔在巴黎亲眼见证了官方立场在这次会面后的改变。他之前的态度是，他接受希特勒已死的事实，但最近，他会见了对该事实深表怀疑的苏联高层领导人
。一周后，英国人公布了赫尔曼·卡诺讲述的故事，他是希特勒的贴身警卫，曾亲眼看着他们的尸体被焚烧，但就因为对希特勒已死的怀疑太过强烈，大众普遍不相信他的说法。9月，苏联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他们指责英国人包庇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将他们藏匿在德国的英占区，最终目的可能是利用他们来对付自己的盟友苏联，正是这一指责直接促使英国政府委托我来确认相关事实。10月6日，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问荷兰，据报道，他在乌得勒支对荷兰记者说，尽管他一开始相信希特勒已死，但“现在有理由相信他还活着”。当时，我碰巧就在艾森豪威尔将军位于法兰克福的总部，因此得以向他们指出，无论用于证明希特勒已死的直接证据有多大瑕疵，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还活着。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回到法兰克福就修改了他的声明。他说自己也很难相信希特勒还活着，“但他的苏联朋友们向他保证，他们再也找不出任何能证明希特勒已死的切实证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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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不仅坚称自己什么也没发现，还拒绝对盟友发现的证据表现出任何兴趣。当他们在柏林搜捕布拉施克医生未果时，也不要求美国帮忙在慕尼黑搜寻。他们无视赫尔曼·卡诺及其所讲的故事。1945年11月1日，当我在柏林做报告时，苏联对收到的这份报告毫无兴趣。就连苏联媒体也对此只字未提。我请求审问某些苏联囚犯的申请也遭到了无视。十八个月后，在我的书出版时，他们的态度依然如故。尽管我的书《希特勒的末日》被翻译成了许多种语言，包括大多数的欧洲语言和一些亚洲语言，但它从未能穿过那道铁幕。如此明显地把它排除在外，其实就是在认可其中的内容。捷克语版出版于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变之前；南斯拉夫语版出版于1948年6月铁托主义解放运动之后；波兰语版被扼杀在出版社的办公室里；保加利亚语版一出现就被警方销毁了。在1945年6月9日后的许多年里，苏联的官方立场从未因证据而改变，它显然已不可改变。苏联官方从不承认希特勒可能死了，它认为，有时甚至公开声明，希特勒还活着。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非同寻常的反转呢？我们确实做不到百分百确定，但也存在一些暗示性的线索。要查明这些线索，获取相关证据，我们就不应该盯着柏林，或任何类似的次要地区，我们应该盯着苏联正统思想的中心——莫斯科。 xlviii
因为在此期间，身处莫斯科的斯大林一直坚称希特勒还活着，甚至是在苏联驻柏林官员差一点宣布希特勒死讯之时也不例外。甚至早在5月2日凌晨，苏联占领帝国总理府之前，苏联官媒塔斯社就已声称，德国关于希特勒已死的广播声明只是“法西斯的新诡计”。它还补充道：“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显然是希望通过散布有关希特勒已死的声明，增加希特勒成功从舞台上消失，转入地下的可能性。”
5月26日，一方面，身处柏林的苏联人员还在收集并消化证据；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告诉美国总统代表哈里·L.霍普金斯，他认为“鲍曼、戈培尔和希特勒都已潜逃，藏了起来，克雷布斯可能也是如此”
[6]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是基于柏林传回的证据说出的这番话，毕竟柏林方面很早之前就已找到并确认了戈培尔的尸体，柏林那边的苏联官员也已承认此事“毋庸置疑”。由此看来，这似乎仅代表了斯大林的个人意见，他要么是因为想要认可这个观点而相信，要么是因为想让别人也相信而将之说出口。6月6日，同样的情况再次上演：一方面，朱可夫元帅的参谋官员正在向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官员保证，他们已经发现、挖出并以科学方法确认了希特勒的尸体；另一方面，莫斯科那边的斯大林正再一次告知霍普金斯，他不仅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希特勒已死，还“确信希特勒仍然活着”
。三天后，朱可夫公开改了说辞。斯大林则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7月16日，斯大林亲自来到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说自己相信希特勒还活着，很可能就藏在西班牙或阿根廷，这番话令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很吃惊
[7]
。杜鲁门总统的代表莱希上将也注意到了这番话。“在希特勒的问题上，”他记录道，“斯大林重复了他在莫斯科对霍普金斯说的话。他相信希特勒已成功潜逃，正躲在某地。他说，苏联调查人员开展了仔细的搜寻，但并没有发现希特勒遗体的任何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他已死的直接证据。”
[8]
十天后，他再次重申，他的观点没有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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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证据，你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莫斯科方面要求身在柏林的朱可夫更改了自己的观点：6月5日至9日的某个时候，朱可夫接到命令，要求他放弃自己基于证据得出的观点，即希特勒已死，并更改为斯大林出于其他动机给出的说法，即希特勒还活着，“藏匿着……很可能是与佛朗哥将军在一起”
。令这一结论更具可信性的一个事实是，苏联第一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政委安德烈·维辛斯基恰在这时从莫斯科赶到了柏林，显然是为了让朱可夫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份。6月5日，艾森豪威尔在柏林评价道：“朱可夫似乎不愿意在未咨询过维辛斯基的情况下回答他的任何问题。”两天后，刚刚在莫斯科被斯大林告知“朱可夫在柏林没什么政治权力”的霍普金斯就注意到，“在我们的整个谈话过程中”，维辛斯基“一直在朱可夫耳边”。6月9日，当朱可夫宣布希特勒很可能还活着时，维辛斯基就站在他身旁；第二天，当朱可夫访问法兰克福，告诉艾森豪威尔苏联立场有变时，维辛斯基也在。同样是在维辛斯基在场的情况下，朱可夫在法兰克福发表了一篇详述士兵有义务服从政治家的演讲——讲稿的立场似乎是在维辛斯基出现后修改过的。事实似乎正如霍普金斯告诉艾森豪威尔的那样，这时的“苏联政府打算完全控制住朱可夫将军”。几个月后，朱可夫，这位在他德国敌人眼中最能干的苏联将军，几乎是被“逐出了”德国，起初是被任命为苏联国内部队总司令，后来，更令他蒙羞的是，他被降级为敖德萨地方军事长官：此后，他只在斯大林死时出现过——带着些许荣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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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纠正朱可夫，让他放弃希特勒已死这个“几乎可以肯定”且至少合理的结论，转而明确声称希特勒还活着？苏联军官明明就在柏林耐心地搜查、审讯、挖掘尸体和辨认尸体身份，斯大林为什么要求对这些工作保持沉默或予以否认？如果真的心存怀疑，面对西欧盟友提供的，或可解开这些疑惑的证据时，他又为什么要拒绝接受呢？
他是否将对希特勒是死是活的判断看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即认为，无论证据如何，出于政治考量，他都必须公开坚称希特勒已成功潜逃，躲了起来，绝非英勇战死于他那一片废墟的都城之中。他有没有可能是害怕，一旦纳粹主义死灰复燃，承认希特勒已死之举可能导致与之相关的地方被奉为圣地、朝圣之处、圣殿和遗址，进而持续助长反苏联、反布尔什维克斗士的精神？他是不是畏惧战功赫赫的苏联将领手中的政治权力，这才决心剥夺他们这个“政治”问题的控制权？他们对待朱可夫的方式，一如他对大元帅头衔的获取，都表明他确实不信任他们，而在他死后，许多苏联红军领导人，尤其是朱可夫，便开始报复他的继任者，报复他在苏联的“格鲁吉亚”派系，这也表明，他们真的是相互敌对的。可以想象，当我们想起发生布尔什维克内部斗争的逼仄阴暗之地时，希特勒之死的问题，以及官方对此的立场可能都象征着苏联政坛内部某种深层次的紧张关系。还是说，斯大林只是在准备又一根有用的“大棒”，想以此击败他所痛恨的佛朗哥将军？
或者，上述分析都把他想得太过复杂了？或许，斯大林只是弄错了，或许，就像教皇的轻率行为一样，只是因为其意识形态的这种权力体系，就让他那考虑不周的独断成了必然的真理。我们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到1945年，在斯大林自己眼中，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哲学家，以及“人类的父亲和老师”；他的统治集团中有一大群对他惟命是从的人，因此，他的随口一言也会变成绝对正确的真理，任何有悖于这些真理的证据都得低头退让。斯大林声称希特勒还活着，这其中很可能并不存在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仅仅是出于这位伟人的充分自信，然后，其专制性的官僚体制把他的随口一言变成了信条。无论原因为何，事实都是，这一观点压倒了其他一切观点。其实，在柏林的苏联人员拥有着能驳斥这一观点的证据。但对他们来说，支持这一观点很难，否认它又很不明智。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利于他们的策略就是保持沉默。我现在才明白，当西欧盟友因为他们的沉默而“好管闲事地”主动要帮忙时，他们到底有多厌烦，毕竟西欧盟友想要提供的恰恰是他们最不需要的——更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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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观点没能永久存在下去。1950年，在本书英文版的第二版出版时，该观点的统治仍然牢不可破，至少明面上是如此。但与此同时，苏联这片土地已经默默为改变做好了准备。1949年，一部新的彩色“纪录”片开始制作。1950年6月，该影片在柏林的苏占区上映，电影名为《攻克柏林》
，影片制作人是M.恰乌列利，主要呈现的是对斯大林不曾间断的过分谄媚且令人作呕的崇拜。影片制作时，斯大林还活着，正享受着他在人世间被神化的最后阶段。不过，影片中有一点偏离了此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观点。影片中的希特勒并没有逃往西班牙或阿根廷，而是在总理府的地堡中自杀了，情节基本与我书中所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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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苏联有了之前那样突然、毫无预兆、无法解释的大转变，才让其路线突然反转了呢？要获取有关这一问题的线索，就得调查刚刚从苏联监狱获释回国的那些证人。因为在6月9日的那次大转变后，故事的整个舞台，包括演员和道具，都从德国转移到了苏联。到8月底，演员全部就位，似乎也包括这部剧中的核心人物——元首希特勒烧焦、腐烂的遗体
。这些证人曾是苏联红军的俘虏，在抵达莫斯科后，被定性为政治犯，集中关押于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但不允许相互联系，其中包括鲍尔、拉滕胡伯、门格斯豪森、埃希特曼、林格和京舍。他们都是著名的“帝国总理府小组”成员。当苏联这边的新舞台布置好后，就需要重新系统性地逐一审查他们了。他们被要求写下自己在纳粹柏林最后几日里的全部经历。他们疲惫不堪地重复着已经在德国交代过的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说法。比如鲍尔，因为他曾是希特勒的飞行员，苏联就指控他亲自驾驶飞机，或安排飞机带希特勒逃离柏林，去往安全的地方：难道希特勒现在不在西班牙或阿根廷吗？比如拉滕胡伯，因为他曾负责希特勒的安保，他们就指控他帮助希特勒搭乘德国U型潜艇秘密逃往阿根廷。他们提到的永远是西班牙或阿根廷，完全与斯大林在1945年5月所坚称的一致。有一次，就在拉滕胡伯第无数次重复完事实后，审讯者对他说：“够了，别再胡编乱诌了，快说实话。”最终，在将近一年的审讯后，至少鲍尔自己感觉到，逮捕他的人对他的怀疑开始逐渐消失。随后，1946年夏，在这一出阴沉、持续、缓慢、絮叨的苏联喜剧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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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突然将“帝国总理府小组”成员集合到一起，带出监狱，不给任何解释地送上火车，然后又送上飞机。飞机着陆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回到了柏林。他们被带去了总理府，苏联要求他们原址重现希特勒死亡、被焚和被埋的整个场景
。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似乎终于让苏联满意了。在柏林期间，他们有一次甚至承诺要让鲍尔等人看一看元首希特勒的遗骸，只是这个承诺从未兑现。苏联在得到了满意的结论后，开始着手消灭证据。他们把证人带回苏联，关进了不同的监狱，有的在北极圈内，有的在乌拉尔山脉；他们将总理府夷为平地，用烈性炸药炸毁地堡；至于希特勒的尸体，过去，希特勒本人为防止苏联凌辱自己的尸体而煞费苦心地隐藏，现在，苏联在确认了尸体的身份后，为了防止德国人崇拜它，也在想方设法地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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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一名德国囚犯从乌拉尔监狱转移到卢比扬卡监狱，并被问到，是否能确认照片中的焦尸是不是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那人无法给出肯定的回答，说他得亲眼看看那两具尸体才能确定。审讯者问道：“那么，你是不是不相信这些尸体现在在莫斯科？”他承认自己不相信。“希特勒的尸体，”审讯者接着说，“由我们保管比放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下更好。死人可能比活人更危险。如果腓特烈大帝没有被葬在波茨坦，德国人就不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发动那么多场战争了。德国人喜欢殉道者！”
但这个殉道者是不会让他们找到的。虽然在获得更多了解后，一些关于他们的背景知识有所改变，但我最初的评论竟碰巧言中：“就像被秘密埋葬于布森托河河床之下的阿拉里克一样，现代的这名人类毁灭者也永远不会被发现了。”
最终，尽管存在官方偏见，苏联还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怀疑后接受了关于希特勒最终几日的真相，该真相与本书所述基本一致。相较于我，他们所用的方法和消息来源不同；他们的调查完全独立——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完全排他；他们更不情愿得出结论。但他们的最终结论与我的结论相同。我的结论是通过合理方法得出，不过，若我确实觉得这些结论还需确认，那么，在我看来，最能证明我的结论正确性的，恰恰是我和苏联在上述情况下仍能得出一致结论的事实。不用太久，这些证据肯定能说服大家相信希特勒已死，甚至包括到1956年5月还在犹豫，不知是否应该宣布希特勒已死的德国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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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苏联版本与我的版本“基本”一致，用“基本”是因为，我必须承认，我们确实在一个小细节上有分歧。无论是在早期承认希特勒已死的声明中，还是在后来的那部电影中，苏联都指出，希特勒是服毒自杀的。1945年6月5日，朱可夫的参谋官员说，苏联医生已经检查过希特勒的尸体，确认其死于中毒。在他们的电影中，希特勒吞下了一粒有毒的胶囊。但我说过，希特勒是饮弹自尽的。鉴于希特勒的尸体在苏联手中，不在我手中，他们显然比我更能准确判定死因。另一方面，他们的声明通通不具权威性，不合乎逻辑，甚至连旁证都没有。他们在1945年6月9日之前发表的早期声明都是非官方的、二手的。至少就报道出来的版本来看，它们都存在一些一目了然的不准确之处；他们的电影充斥着具有强烈倾向性的错误，不能被视为科学的证明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可能是，绕到那些不严密的声明背后，重新审查现有证据。
回到1945年，当时找到的第一名证人是希特勒的私人司机埃里克·肯普卡。他在逃离柏林后，被美国人抓住了。审讯中，他说，希特勒刚死，检查过尸体的京舍就告诉他，希特勒是饮弹自尽的。
当然，这也只是二手证据；但肯普卡补充道，在帮忙将爱娃·布劳恩的尸体抬去外面的焚烧点后，他亲自回到了希特勒的“死亡房间”，看到了地板上的两把左轮手枪，一把是瓦尔特7.65毫米手枪，另一把是瓦尔特6.35毫米手枪。七个月后，该证词得到了希特勒青年团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的证实和完善，他之前一直潜逃藏身于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因此不可能与肯普卡串供。阿克斯曼说，他是在希特勒自杀后立即进入“死亡房间”的人之一。“我们一进去，就看见元首坐在一张小长软凳上，爱娃·布劳恩就在他身边，头靠在他肩上。元首的身体只是微微前倾，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已经死了。他的下颌微微松垂着，地上躺着一把手枪。血从两侧太阳穴滴落下来，他的嘴里含满了血，但周围没有喷溅出多少血迹……我认为希特勒是先服毒，然后饮弹自尽，他太阳穴上的血来自这次射击造成的脑震荡。” lvi
这就是我在1946年得到的证据。现在，林格和门格斯豪森的证词又为我提供了补充证据，中间间隔的这十年，他们一直被关在苏联监狱中，完全没有机会与肯普卡或阿克斯曼串供。林格是直接目击证人，他也是在希特勒自杀后立即进入“死亡房间”的人之一，而且是他把希特勒的尸体抬到了花园中。根据他的描述，当他走进房间时，“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几乎是直挺挺地坐在长软凳上。他右侧太阳穴上有一个小洞，是一枚德国银马克的大小。脸颊上，一小股血正在缓缓淌下。”这番话完全证实了阿克斯曼完全独立给出的说法。接着，林格又证实肯普卡提供的细节：“地上躺着一把枪，一把瓦尔特7.65毫米手枪，是从他右手滑落的。大概一码
远处还躺着另一把6.35毫米口径的枪。”
这里还必须加上门格斯豪森的证词，他说，他在约一个月后见到了希特勒的尸体，看到一侧太阳穴上有一个弹孔。他还补充道，根据他检查时尸体的头部状况来看，希特勒是对着头射击的，而不是像我之前所写的那样饮弹自尽。在他看来，太阳穴上的洞是子弹射入，而非射出留下的弹孔。门格斯豪森说，如果希特勒是饮弹自尽，气压肯定会冲碎他的上下颌骨，但他的上下颌骨完好无损。我没有能力判断这个问题，但在咨询了多位专家后，他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我只好将这个问题搁置。不过证据似乎已清晰表明，尽管希特勒有可能如阿克斯曼猜测的那样，服了毒
，但他肯定是用左轮手枪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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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考虑到希特勒的性格，我应该早料到他会选择这种死法。希特勒很喜欢回忆和展示自己曾是一名军人。他喜欢亲自给他不信任的将领们树立榜样，让他们看到何为真正的德国军人。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军人的职责应该是什么。1943年2月，陆军元帅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消息传到他耳中，他立刻勃然大怒，对着他的总参谋部人员愤怒声讨保卢斯。希特勒问他们，他为什么要在最后一刻任命保卢斯为陆军元帅？除了表示元首会在保卢斯死时给予他荣誉外，还有什么原因呢？当然是希望保卢斯和他麾下的指挥官们自杀。他们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化身一只刺猬，并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他们怎么能不开枪自尽呢？“这是，”他语焉不详地宣称，“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即使不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德国每年也有大约1.8万到2万人自杀”。一个战败的指挥官怎么能有苟活的借口呢？“精神崩溃后，你就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承认自己对当前局势束手无策，然后开枪自尽。” [10] 1945年4月，希特勒意识到他也走到了自己的斯大林格勒。我不认为他会违背自己亲自提出的那些要求。他会选择属于军人的庄严死法，用左轮手枪自尽。
那么，苏联为什么要在描述希特勒之死时去掉左轮手枪这个细节呢？一种虽然只是推测，但完全合理且很可能就是事实的解释是：苏联想要隐瞒希特勒自杀方式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希特勒选择这种方式的原因——因为这是军人的死法。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毕竟这符合他们的一贯做法。过去的精神暴政是试图通过视觉冲击强烈的公开处决来粉碎虽已失败但仍危险的思想：为了恐吓民众而展出的绞刑架、斩首所用的垫头木和血腥的牢房。不过，无论这种公开示众的清算方式在行刑当时有多奏效，往往都会成为滋长未来传说的养料：死者的遗物，可供朝圣的处刑地。因此，一般来说，后来的极权主义者更愿意采用一种不那么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方式：让他们的敌人被渐渐遗忘在无名之墓中，不给后世留下任何可供敬奉的遗物。 lviii
上述所言，就是我所认为的原因，他们是基于这个想法，才会隐瞒希特勒之死的原委、藏起他的尸骨并摧毁他自杀和举行北欧式葬礼之地。事情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他们发现此事再也瞒不下去了，决定承认事实，但认为有必要修改一处细节。军人的死法可能在德国人眼中是英勇就义，服毒自杀可能在苏联人眼中是被逼无奈的权宜之计。
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引出了一个大家都会感兴趣之处。因为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恰恰就是苏联不满本书的原因：（尽己所能地）阻止希特勒的传说再现。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的目的完全相同，只是所用方法似乎截然不同：他们选择压着证据不公开，我们选择公开。二者中哪种更有效还无法定论。我只能说，我认为自己的更有效。因为，你何时见过，当人们真的想要了解传说时，掩盖真相就能阻止传说的产生？你何时见过，当人们真的想要可供纪念的遗物时，藏起真的就能阻止他们发现假的？你何时见过，当人们真的想要朝圣时，不告知真神龛的所在，就能阻止他们找个假的去瞻仰？此外，如果我对苏联的观点描述无误的话，其中似乎隐含着某种不祥的意味。如果他们恐惧真相，难道不正好说明他们相信真相拥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吗？也就是相信希特勒的统治确实能煽动人心，相信他的结局确实光荣（glorious），以及相信要防止这种感觉在民众间蔓延，就必须隐瞒这一切。对此，我并不认同。或许是我对人性和人之理性的相信太过天真吧，但在我看来，希特勒的统治极端邪恶，性格极度可憎，没有人会因为真实获知了他的人生或他故意设计的、极富戏剧性的结局而仰慕他。 lix
我认为，希特勒的最后几日明显是他精心设计的一出戏。他选择这种死法的原因不仅仅是希望逃避公开审判，或者是防止苏联找到他的尸体。他之前的整段职业生涯都是一出精心策划的戏剧，甚至歌剧；如果以一种枯燥乏味或丑态百出的方式结束，那就彻底背离了他的人生哲学。很久以前，他在自己还是一名胜利者的日子里就经常宣称，唯一能与站在巅峰比肩的就是壮烈而亡：就像加沙城的大力士参孙，他推倒了敌人的庙宇，与他们同归于尽。甚至早在希特勒都没想过自己可能失败之时，他就已经提到过理想的死法。“简言之，”他在1942年2月说道，“如果一个人没有可遗赠房屋的家人，那么最好的做法就是将房屋连同里面的一切付之一炬——用垒起的壮观的火葬柴堆！” [11] 他在享受胜利的那几个月里，应该不曾想到自己曾经描绘的死法会那么快落到自己身上。幸运的是，在那一刻来临之际，那个不可或缺的人就在他身边——这一纳粹乐章的指挥，约瑟夫·戈培尔。戈培尔用二十年的时间，为这出可怕的瓦格纳风格情节剧设计了舞台装饰、伴奏和广告。1945年3月27日，戈培尔的助手鲁道夫·泽姆勒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最后一幕的准备工作。“戈培尔，”他写道，“已经说服希特勒不离开柏林。他帮希特勒回忆起了1933年1月30日发下的誓言。那天夜里，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对戈培尔说：‘我们再也不能自愿离开这栋建筑。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我们抛下我们的位置。现在，我们正在为创造真正的诸神黄昏的场景做准备。’” [12] 本书记录的就是那个精心设计的“诸神黄昏”的场景。本书也证明了其掌控手法之娴熟。不过，这样一出精心编排的情节剧，激发出的到底是敬意还是效仿呢？这就只能由读者自行判断了。判断的正误将由后世之人来证明。
[1] 【作者注，1995年。在这几个月中，希特勒的消失引发了诸多困惑和猜测。唐纳德·M.麦克卡莱（Donald M. McKale）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研究，研究结果见《希特勒，幸存传说》（ Hitler ， The Survival Myth ，纽约，1987年）。】
[2] 卡尔·科勒（Karl Koller），《上个月》（ Der letzte Monat ，曼海姆，1949年）。
[3] 这份媒体版报告的正文见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柏林日记的终章》（ End of a Berlin Diary ，纽约，1947年）。1945年11月2日的英美报纸上都刊载了对该报告的总结。
[4] 英文版刊登在1955年10月23日至1956年1月1日的《世界新闻报》上；德文版刊登在1955年11月26日至1956年2月11日的《活报剧》（ Revue ，慕尼黑）上。
[5] 但是，肯普卡在他的小册子《我烧了阿道夫·希特勒》（ Ich habe Adolf Hitler Verbrannt ，慕尼黑，1950年）中坚称，鲍曼就是“死”在那场爆炸中。
[6] 罗伯特·E.舍伍德，《白宫文件》（ The White House Papers ，伦敦，1949年），第880页。
[7] 詹姆斯·F.伯恩斯，《坦率地说》（ Speaking Frankly ，纽约，1947年），第68页。
[8] 威廉·D.莱希，《身历其境》（ I Was There ，伦敦，1950年），第463页。
[9] 有几条证据表明，斯大林坚决要让朱可夫蒙羞。例如，他改写了苏联的战争史，减少或删除了朱可夫在其中的作用。见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 Stalin ，1949年），第483页注；第562页。
[10] 《希特勒指挥他的战争》（ Hitler Directs His War ，纽约，1950年），第17—22页。
[11] 《希特勒席间闲谈录》（ Hitler's Table Talk ，1953年），第316页。
[12] R.泽姆勒，《戈培尔，希特勒近旁之人》（ Goebbels ， the Man Next to Hitler ，1947年），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