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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我受如今已故的迪克·怀特（Dick White）爵士——时任英国反间谍部门德国区负责人委托，要我务必尽力调查希特勒的行踪，当时，他已失踪四个多月。我完成了这一任务，于1945年11月1日向柏林的四方情报委员会（Four Power Intelligence Committee）做了报告。该报告有时会被引述为《关于希特勒之死的英国情报报告》，它标志着我结束了公职生涯。后来，在我退伍后，迪克爵士说服我写作了本书，并于1947年3月首次出版。于是我将此书献给他。现在，我谨以此书纪念他——我永远的朋友，没有他，就不会有这本书。
过去五十年，本书从未绝版，也算是能适度地做个五十周年的纪念。在这篇前言中，我将简单述说一下它这些年的经历。关于此，我曾在第三版引言中有所提及，该引言也作为引入章节收录在本书中；只是，那距今也有约四十年了，当时，1945年的那些重大事件在读者们心中仍是历历在目。不过，对如今的大多数读者来说，那些过往早已沉在历史长河之中。因此，我也可以从更远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x
1945年，我所直面的问题是希特勒的个人命运。这正是我的任务，我亦恪尽职守。不过，除了这个“德国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与之不同但又与之相关的问题，它在我探究希特勒命运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困扰着我，在我调查结束的若干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它就是“苏联问题”。我曾问自己，苏联人有能力占领柏林，占领希特勒的总理府，怎么可能确定不了，或者说没有确定希特勒的结局呢？他们明明有机会，有方法，或许也有责任这样做。然而，事实确实是，他们在1945年9月表现出了对此事的全然无知，由此引发了诸多困惑与猜测，制造了重重疑云，而这正是我需要驱散的。
我的任务并不包括解开这一“苏联问题”之谜，因此，在做任务调查时，我并未设法解决它，但我实在难以忽视其中隐含的矛盾。苏联当局一方面声称自己无力破解希特勒命运之谜，另一方面似乎又不希望他人破解。他们既没有请我们提供我们找到的证据，也不回答我们向他们提出的合理问题。他们对此似乎全无兴趣，回避着一切相关讨论。在我做报告时，被邀请评论的苏联将军只说了一句“非常有趣”，语气平淡。这一切在我看来很不寻常；但在当时，苏联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怪癖”，对此，我们早已习惯。
1955年，尼基塔·赫鲁晓夫释放了关押在苏联的德国战俘，将他们遣送回国，此举成为解开“苏联问题”之谜的关键。通过采访他们，我拼凑出了事实，并在第三版的引言中全面探讨了这些事实。自此，该引言成了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内容也就无须在此赘述。
因此，1956年，与希特勒之死相关的“德国问题”和“苏联问题”都得以解决；不过，它们各自都有一些遗留问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本书再版时，在序言或附录中有所提及。但我已决定在这一版中将这些内容全部删去。在报告关于现有争议的进展时，对这些已解决争议的探讨就显得多余了，我只需将它们一并概述就够了。 xi
“德国问题”的遗留与马丁·鲍曼的命运有关，他也是于柏林沦陷期间失踪的。他经历了什么？经过调查，我确信他至死未能离开柏林。他曾尽力求生，并打算前往西德，为当时在丹麦边境普罗恩（Ploen）的邓尼茨上将提供有用的情报，邓尼茨是希特勒钦点的继任者。我知道鲍曼活着离开了希特勒的地堡，只是未能抵达自己的目的地。希特勒青年团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Artur Axmann）声称自己在柏林亲眼见过他的尸体，但这番说辞并无佐证，只是非常间接的证据，我只能暂时接纳。这个问题仍待查明。
因为没有定论，人们在过去五十年中断断续续提出了一长串异想天开的看法。1965年，获准调查此事的苏联记者列夫·别济缅斯基（Lev Bezymenski）尽职地公开了他找到的“证据”，证据显示，冷战期间，鲍曼逃到了南美洲，为“美帝国主义”效力。事实上，别济缅斯基的调查结果本身就是冷战中一场“别有用心”的活动，尽管收效甚微：对他所谓证据的正确解读应为，并非鲍曼离开德国到了南美洲，而是他的办事处从柏林搬到了蒂罗尔州
。但在后来的十年中，一直有人相信“鲍曼逃到了南美洲”的说法。最近一位拥护该说法的人是美国作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Ladislas Farago），一个有进取心又相当容易轻信的人。在走完穿越这一广袤大陆的一条热门追踪路线后，他声称自己把鲍曼追得躲进了玻利维亚的一家至圣救主会医院，并在那里听到他躺在床上、气息微弱地说出了临终遗言。随着此言一出，“南美洲说法”也走到了尽头：过于夸张，贪功致败。该说法破产的另一原因是，出现了另一个看似更可信的说法。
这一说法声称鲍曼在苏联。这一观点出人意料，但也并不新鲜，自1945年开始，就有人指出过一些疑似鲍曼在苏联的迹象，直到1971年秋，法拉戈正在阿根廷追逐他的“猎物”时，该说法才带着更劲爆的内容正式在德国提出。它的拥护者是赖因哈德·格伦（Reinrhard Gehlen）将军，此人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人士，也是德国比较有名望的人物。 xii
二战期间，格伦任职于纳粹德国的对外情报局阿勃维尔（Abwehr），负责指挥在苏联前线的间谍活动。后来，得益于这段经历、阿登纳博士
的支持和冷战的开始，他成为西德新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负责人。现在，他在回忆录中打破（他的原话）长久的沉默，透露称，二战期间，他和他的长官卡纳里斯上将
独立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自对苏战争爆发以来，鲍曼一直是安插在希特勒总部的苏联间谍，定期向苏联提供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导致了德国的战败；格伦还说，自己最近还发现了这一故事的后续：1945年，作为对鲍曼所做贡献的回报，苏联在他的要求之下，在莫斯科将他保护起来；偶有可靠人证声称在莫斯科见到了鲍曼，而他已于不久前在那里去世。
对于这一有趣的说法，格伦并没有给出自己的消息来源，他解释称，自己的线人也需要保护。因此，尽管他有不少的批评者和敌人，但他们并未理会这一说法。更重要的是，短短一年之后就有人在西柏林莱尔特火车站
附近的荒地中挖出了两副人类骸骨，经法医确认，它们分属鲍曼和施通普费格医生
，他们两人是一同逃离地堡的。而且发现这一骸骨的地方距离阿克斯曼声称见过他们尸体的地方并不远。这一事实有力驳斥了格伦的说法。基于这一证据
[1]
，1945年立案，指控鲍曼为主要战犯的案件正式结案。自此，人们认为这一谜题已经解开，持续了27年的追捕令也可以撤销了。这也是我在本书第五版（1978年）中提到此事时的立场，1982年再版时，我也并不认为有追加评论的必要。
然而，一个看似合理的谬见不会轻易消亡。格伦的说法仍然具有生命力，或许对德国右翼圈子来说，它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吸引力。1983年，胡戈·曼弗雷德·贝尔（Hugo Manfred Beer）先生重申了格伦的说法，说辞比格伦本人的更愚蠢，但却更有说服力。贝尔提出的证据说服了阿勃维尔的官员，他重新解读了鲍曼的整个职业生涯，以此作为他呈现该证据的背景 [2] 。既然他的书是严肃的，我们也必须严肃地对待它。 xiii
到底是什么证据说服了卡纳里斯和格伦？其实就是1941年到1943年间，由位于瑞士的“露西间谍网”发往莫斯科的大量无线电信息。阿勃维尔截获并破译了这些信息，发现它们以“韦特”（Werther）为代号，传递着有关德国东部前线作战命令的最新情报，十分详细、准确。卡纳里斯和格伦一致认为，能获得这种情报，只可能是元首总部内出了叛徒，且地位很高，这个人还拥有隐秘独立的通讯手段，能定期、快速地与瑞士方面联络。他们断定这个叛徒是鲍曼，反正他们也对他深恶痛绝。我们得知，卡纳里斯向凯特尔（Keitel）报告了他们的怀疑，但凯特尔出于自身好恶，拒绝向希特勒提及此事：用贝尔的话来说，凯特尔宁愿输掉这场战争，也不愿面对元首的暴怒。因为元首盲目信任着鲍曼。
所以说，卡纳里斯和格伦并非全凭猜测：他们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只是这一推断正确吗？鲍曼真的是唯一有可能的“韦特”情报的来源吗？“韦特”的身份从未确认，但也有过其他若干猜想：英国秘密情报局、反纳粹的将领们、阿勃维尔本身。关于这些猜想，并无确凿证据，且都有人反对；然而，鲍曼恰是其中看起来最不可能的，贝尔为了增加自己观点的可信度，试图将鲍曼描绘成一个始终如一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这一做法难道真的能令人信服吗 [3] ？
当然，回到1945年5月，即使当时的鲍曼并非已被接受的苏联间谍，也仍然是个需要保护的逃亡者，可以想象，他若是落入了苏联人之手，苏联人可能会出于某些神秘的原因，决定隐瞒这一事实，不送他去纽伦堡接受公开审判，尽管他们之前承诺会这么做。这一荒谬的假设有任何证据来支撑吗？鲍曼最后一次被目击到时是向东而去的……一位从未见过他本人的德国女性声称认出了他，不过是在柏林的一家苏联审讯中心通过照片认出来的……莫斯科电台报道了鲍曼被捕的消息，苏联总参谋部随后又否认了这一消息……这个证据不是特别可靠。这个证据当然不如挖出的遗骸有说服力。我们若要相信鲍曼逃到了苏联，就必须相信，法医专家弄错了，这不是鲍曼的遗骸（不过，就连贝尔都承认对施通普费格遗骸的确认是无误的），或者相信遗骸是苏联人偷偷从莫斯科转移到西柏林这座“新坟”中来的，是他们在骸骨上人为地伪造出了应有的分解状态。我们很难想出他们费尽心思布置这样一个骗局的动机是什么。 xiv
因此，从证据来看，最可靠的仍是本书所载的阿克斯曼证词。不过，到目前来看，这一由格伦提出、贝尔改进的新说法突然流行了起来。该说法认为，鲍曼是苏联安插在希特勒总部的间谍，是莫斯科在谍报战中的王牌。这种看法太诱人了，总有人难以放手。它对德国人的吸引力显而易见，这或许能成为他们战败的一个合理解释，即他们又遭受了“背后一刀”〔《背后一切》（
Dolchstosslegende
），贝尔所著，一家右翼的私人出版社出版，已经出到第三版〕。苏联似乎也在认可这一理论，毕竟，它难道不算是苏联情报部门的又一光辉战绩吗？待本书出版时，鲍里斯·塔尔塔科夫斯基先生的书《帝国领袖鲍曼，你究竟是谁？》（
Who Are You
，
Reichsleiter
Bormann
？）应该也已问世，书中有一部分内容经克格勃批准后于1992年出版，据说未经作者同意。此书在苏联（该作者认为的，鲍曼的埋骨之地）和南美洲（鲍曼的灵魂仍徘徊之处）流传甚广
[4]
。我看过塔尔塔科夫斯基先生的这本书，在我看来，它是将贝尔的说法改编成了一部历史小说，完全无法说服我，我不打算为此改变自己的立场。我仍然相信，马丁·鲍曼是在1945年5月2日凌晨死于柏林，柏林挖出的骸骨就是他的，法医判定无误
。
xv
所以，这一遗留的“德国问题”——马丁·鲍曼问题，已经解决，仅剩苏联之谜。那最初的“苏联问题”，即苏联对希特勒之死的态度怎样呢？这个问题就像一出精心设计的戏剧，一波三折，观看者会觉得逗趣好笑，排练者却会觉得冗长乏味。苏联当局确实逐渐放弃了斯大林的观点，即希特勒还活着，被西欧保护了起来。但这种放弃并不高明且不雅观，他们通过所谓的独立记者，主要以外语，放出有倾向性的虚假信息的烟幕，他们则藏身其后。这些记者包括多才多艺的别济缅斯基。在本书第五版的附录中，我详细描述了苏联的这些操控手段，这些内容现在可以仅作为历史趣闻供读者参考。毕竟事实已毋庸置疑，我无须对自己的引言章节进行任何修改。 xvi
基于这些情况，我很难指望这本书能在苏联出版，甚或只是引起注意。有一次，它差点就悄悄越过了“屏障”。1959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获准在莫斯科举办英国书展。但就在书展正式开幕的前一天，苏联当局仔细检查了参展书目，在三千卷图书中发现了《希特勒的末日》，当即要求，若不撤回这本书和另外的一两卷违禁书，就取消整个书展。他们并未给出理由，但此举至少与他们之前的政策一致。我当时碰巧在莫斯科，得以欣赏到这一整出闹剧。
这些就是关于本书的争议，尽管它是无罪的，但它引发的争议未曾散去。现在，在处理完这些问题之后，在五十周年纪念的这一年里，我或许可以从这些学究味的细节中抽身出来，跨越半个世纪，回看我开展调查时的难忘经历，以及当时写作本书的心境。其实，打从一开始，我就不仅想做每位历史学家都必须完成的事，即写出一本能经受住时间考验，能赢得并维持住权威性的书，还相信这本书能够做到；这些都在我的计划之内。现在承认了这些，是否会有人指责我爱慕虚荣呢？
于此，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大的功劳，我认为这一切应归功于当时的环境，而不是我。大部分近现代史著作都不会，也不可能流传很久，因为作者鲜少能搜集到完整的资料。要么会有新证据出现，推翻旧有的结论，甚至可能是大背景变了，进而改变了其中特定事件的意义。不过，本书涉及的情况非常特殊，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上演这场戏的剧院已经关门；演员不多，但都很知名；演出时不曾允许公众和媒体观看；没有影评；没有公告。原始文件很少，但都在我手里。因此，理论上说，我可以放心地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不必担心日后被证伪。地堡中上演的这场戏无论规模多小，无论多么远离现实，无论多么远离周围发生的重大事件，它都绝非微不足道、局限狭隘或无关紧要，它是外面那出大戏的象征，是覆盖其上的一抹阴影：这出大戏不是只上演了几天，它持续了一整代人的时间。那个狭小的地堡浓缩了苦难欧洲的最后一阵抽搐，那段经历太过可怕，即使已经过去五十年，仍会震撼我们。在跌跌撞撞地穿过那条漆黑、恶臭、被水淹没的地道后，我找到了一些湿透易碎的文件——希特勒的建筑平面图。我实在不懂，苏联人为何会将它们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希特勒与戈培尔一同在地堡中研究这些平面图之时，他们头顶上方那满目疮痍的首都柏林，正经受着苏联炮弹如雨点般的轰炸。我怎能不认真思考这一恶性意识形态的必败命运和这一绝对权力的骇人傲慢呢？有哪个历史学家会对这样的挑战和机遇无动于衷呢？说到场面的呈现，当时的场面本身已极富戏剧性，万分离奇，充满可怕的讽刺意味，无须华丽辞藻，只需如实阐述即可。我就是这样做的。用约翰逊博士的话来说，我必须先花点时间冷静下来，并且我这么做了。 xvii
在这个版本中，正文部分基本没有改动，但我删了一些已经因过时而多余的序言和附录，以及一些似乎再无保留必要的脚注。另外，我也新增了少量重要脚注。与过去一样，这些新增都注明了年份：作者注，1995年。
[1] 该证据见于《法兰克福市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刑事起诉马丁·鲍曼的最终报告》（1973年4月4日），后被约亨·冯·朗格（Jochen von Lang）作为附录编入1977年出版的《希特勒的秘书》（ Der Sekretär ）一书中。
[2] 胡戈·曼弗雷德·贝尔著，《谍报战争中的莫斯科》（ Moskaus As im Kampf der Geheimdienste ， pähl ，1983年）。
[3] 这一荒谬的说法声称，“露西间谍网”的“韦特”情报来自英国秘密情报局，是该情报局基于截获的无线电信息整理的。该说法始于1967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很随意的一个推测，后来的作家们在E.W.温特博特姆于1974年揭露了情报项目“乌尔特拉”（Ultra）的秘密后，进一步改进了这一说法。它已被前克格勃官员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采信，具体可见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特殊任务》（ Special Tasks ）的第140—145页。但也有能直接推翻该说法的反对意见。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了一份名为《红色教堂》（ The Rote Kapelle ，华盛顿特区，1979年）的报告，该报告的作者们怀疑间谍是反纳粹的官员，尤其是阿勃维尔内的：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甚至是卡纳里斯本人。如此一来，卡纳里斯会试图将怀疑引到被人厌恶的忠诚纳粹党员鲍曼身上，就非常合理了。但保守派官员为苏联的胜利努力过吗？最适合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选是德国作家威廉·里特尔·冯·施拉姆（Wilhelm Ritter von Schramm），因为他曾于1943年至1945年间就职于希特勒总部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Wehrmachtführungsstab）。当时，施拉姆怀疑的对象是陆军中尉威廉·沙伊特（Wilhelm Scheidt）博士，沙伊特从事的是官方的战争史研究。不过，在写作《第三帝国中的背叛》（ Verrat im Dritten Reich ，杜塞尔多夫，1967年）一书时，施拉姆已经抛弃了该说法：“在这方面，我走错了路”（Ich war in dieser Hinsicht selbst auf der falschen Spur.见第333页）。施拉姆就连将鲍曼当作嫌疑人都不愿意，因为鲍曼没有参与军事讨论的权限：“政治会议和军事会议是分开进行的”（politische und militärische Konferenzen fanden getrennt statt）。他总结，“韦特”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人，只是对来自各种不同信息源的信息进行分类的一个类别。真相可能确实如此，但核心问题仍未解决。
[4] 出版于1992年的那部分内容名为《马丁·鲍曼：苏联间谍》（ Vers-ya ： Martin Bormann Agent Sovietskoi Razbedki ），由奥泰克斯特沃出版社（Otechestvo）出版，被克格勃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