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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情感如同伟大的著作，比其本来要表达的意义涵盖得更多。内心喜欢或排斥的东西一直存在于行事或思想的习惯中，这种恒定性所导致的后果，心灵全然不知。伟大的情感带着自身的特质，可喜的或可悲的，遨游于世，以其激情照亮了一个排他性的世界，在那里又找回了适得其所的氛围。忌妒、奢望、自私或慷慨，各有一方天地。所谓一方天地，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和一种精神形态。专一化了的情感所含的真实，比发端时的激动包含更多的真实。因为后者是未确定的，既模糊又“肯定”，既遥远又“现实”，一如美好赋予我们的那种激动，抑或荒谬所引起的那种激动。
荒谬的感觉，在随便哪条街上，都会直扑到人们的脸上。这种荒谬感叫人受不了，暗而无光，难以捉摸。但这种苦难本身就值得思考。对一个人，我们很可能真的永远了解不了，他身上总有些不可制约的东西是我们把握不住的。但我几乎能认识世人，从他们的行为，从他们的生活经历所引起的结果认出他们。同样，对那些无从分析的种种非理性情感，我几乎能界定、能鉴定，无非将其后果全盘纳入理智的领域，无非抓住和实录非理性情感的方方面面，重新描绘其天地。可以肯定，同一个演员，我即使见过一百次，也不一定对他本人能有更深的认识。不过，假如我把他扮演的角色归总起来，假如我说，汇集到他演的第一百个人物时，我对他就会稍有认识了，此话总有几分道理吧。因为明显的悖论也富有寓意，具有某种教益性。一个人可以通过演戏，同样也可以凭借自己真诚的情感冲动来给自己定位。由此相推，比如一种忍声的低调，又如某些心底无处寻觅的情感，不禁因其激发的行动，因其假设的精神形态，而部分地表露出来，也可以自我定位。读者诸君感觉得出，我这是在确定一种方法。但也感觉得出，这种方法是分析方法，并非认识方法。因为方法意味着形而上学，不知不觉表露了有时硬说尚未认识的结论。正如一本书最后的篇章已经体现在最初的篇幅中了。这是难以避免的。这里所确定的方法承认：全面真实的认识是不太现实的。唯有表象可以计数，气氛可以感觉。
这种不可捉摸的荒谬感，我们也许由此可以越过。因为在这个相异而又紧密联系的世界里，诸如智力的世界，生活艺术的世界，或者说艺术的世界里，荒谬气氛一开始就有了。总之，这是荒谬的世界，是用自身固有的亮光辨明精神形态。后者善于把得天独厚而不可改变的面目识别出来，使其容光焕发。
所有伟大的行动和伟大的思想都有个微不足道的发端。伟大的作品往往诞生于某个街道的拐弯处或饭店的小门厅。事情就是如此荒谬。与其他世界相比，荒谬世界更能从这种可怜兮兮的诞生中汲取其高贵。在某些境况下，一个人被问及他的思想本质时，答道：“没有任何本质。”这也许是一种隐瞒吧。那些被爱着的人心里很明白。但假如回答是真诚的，假如回答代表了一种奇特的心境：在那里沉默雄辩，日常的锁链被打破了，心灵再也找不到衔接的环节了，那么这样的回答就变成了荒谬的第一个征兆。
某天，这样的背景必然倒塌。起床，赶电车，四小时办公或工厂打工，吃饭，赶电车，又是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每周同一个节奏，如此循环下去，大部分时间这条道路很容易沿循。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这是厌倦过机械生活的结局，也是开启意识活动的序幕：唤醒意识，触发未来。未来，要么无意识返回链条，要么觉醒。觉醒之后，久而久之，所得的结果，要么自杀，要么康复。百无聊赖本身带有某种令人恶心的东西。不过在这里，我应当得出结论说，百无聊赖也有好处。因为一切从觉悟开始，唯有通过觉悟才有价值。这种预见毫无独到之处，不过是些显而易见的道理：粗略了解荒谬的根源，这也足够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单纯的“忧虑”就是万事之发端。
同样，对于天天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的人来说，是时间载着我们奔跑的。但总有一个瞬间，我们必须载着时间走。我们靠未来而生活——“明天”“以后再说”“等你有出息”“你长大就明白了”。这些不成逻辑的话挺可爱，因为都涉及死亡。不管怎样，人都有那么一天，确认或承认已到而立之年。就这样肯定了青春已逝。同时也让自己在时间中找到定位。他承认处在一条起伏的曲线的某个点上，公开表明必须跑完这条曲线。他属于时间了，不禁毛骨悚然，从时间曲线认出他最凶恶的敌人。明天，他期盼着明天，可是他自身的一切却在反抗它。这种身体的反抗就是荒谬的。降低一个层次，就是诡谲性：发觉世界是“难懂”的，意识到一块石头都能奇异到叫我们无可奈何；大自然，比如一片风景，可以根本不理会我们。一切自然美的深处都藏着某些不合人情的东西，连绵起伏的山丘、柔美辽阔的天色、婆娑的树影，霎时间便失去了我们所赋予的幻想意义，从此比失去的天堂更遥远。世界原始的敌意，穿越几千年，又向我们追究。一时间我们莫名其妙，因为几百年间我们只是凭借形象和图画理解世界，而且这些形象和图画是我们预先赋予世界的，又因为从此之后再使用这种人为的手段，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世界逃离了我们，再次显现出自己的本色。那些惯于蒙面的背景又恢复了本来面目，离我们而去。同样，有些日子，见到一个女人，面孔熟悉，如同几个月或几年前爱过的女人，重逢之下却把她视同陌路，也许我们硬是渴望使我们突然陷于孤独的那种东西，但时机未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的陌生和晦涩，即荒谬。
人类也隐藏非人性的一面。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的动作机械，无谓地故作姿态，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愚不可及。一个男人在封闭的玻璃亭中打电话，听不见他的声音，但看得见他拙劣的表演。我们不禁暗自思忖：他为什么活着。面对人本身不合人情所产生的这种不适，面对我们自身价值形象所感到的这种无法估量的堕落，正如当代某位作家
所称的那种“恶心”，也就是荒谬。同样，在镜子里突然看到有陌生人朝我们走来，或在我们自己的相册里重新见到亲切而令人不安的兄弟，这还是荒谬。
最后回到死亡和我们对它的态度上面。在这一点上，唯一要切记的就是避免渲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大家都活着却好像谁也“不知道”自己活着似的。这实际上是因为缺乏死亡的体验。从本意上讲，只有经历过并进入意识的东西，才是经验过的。谈论他人死亡的经验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个代替品，一种智者见地，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信服过。那种悲怆的习俗不能叫人心悦诚服。恐惧实际上来自事件的数学层面。时间使我们害怕，是因为它解答了这个问题，答案便接踵而至。所以关于灵魂的种种漂亮说法，在这里至少要稍为接受经验法对其对立面的检验。耳光在尸体上留不下痕迹，灵魂已经消失了。这种探险的、原始的、确定性的层面构成了荒谬感。无用感在这种命运的死亡阴影下萌发。数学般血淋淋的规律支配着我们的生存状况，对此，任何道德、任何拼搏都无法获得优先权。
重复一遍：所有这些人都翻来覆去地讲过，我只不过做了个粗略的归类，提出显而易见的主题。这些主题贯穿一切文学和哲学著作，充斥日常谈话，没有必要再杜撰了。但必须把握这些显而易见的情况，然后再探讨至关重要的问题。再次强调，我感兴趣的主要不在于发现种种荒谬，而是荒谬产生的结果。假如对这些情况确信无疑了，难道还需要做结论吗？到什么地步才算没有漏洞呢？是应当自愿死亡，还是死活抱着希望呢？有必要事先在智力上做一番同样粗略的清理了。
心智的首要活动是区别真假。然而，思想一旦反思自身，首先发现的便是一种矛盾。想要试着说服是没有意义的。几百年来，这个道理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演绎得更明了：
这些可笑的观点的结局就是毁灭自己。因为，肯定一切都是真理，等于肯定对立论断的真实性，其结果等于肯定我们自己的论点是谬误的（因为对立面肯定不承认我们的论点是真理）。但假如有人说一切都是谬误，这个论断肯定也是谬误了。假如宣称只有与我们对立的才是谬误，抑或只有我们的论断才不是谬误，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无数真的或假的判断。因为谁提出正确的论断就等于同时宣布了它的正确性，依此类推，以至无穷。
这种恶性循环只是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第一种，而精神在自省时便卷入这个旋涡，迷失了方向。上述悖论，再简单明了不过。不管何种文字游戏和逻辑技巧，要理解首先要进行统一。精神深层的愿望，甚至在进化的活动中，也与人面对自己天地的无意识感相依为命。所谓无意识感，就是强求亲切，渴望明了。就人类而言，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上烙下人的印记。猫的世界不同于食蚁动物的世界。“任何思想都打上人格的烙印”，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同样，精神竭力理解现实，只有把现实概括成思想术语时才自感满足。假如人承认世界也能热爱和受苦，那么人就会心平气和。假如思想在现象的幻境中发现一些永恒的联系，既能把现象概括为单一的原则又能把自身归纳为单一的原则，那就算得精神至福之人，而精神至福之人的神话只不过是可笑的赝品。这种对统合的怀念，对绝对的渴望，表明人间戏剧最基本的演进。然而，说怀念是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怀念应当立即得到缓解。因为，假如在跨越欲望和摄取之间的鸿沟时，我们赞同巴门尼德肯定单一（不管是怎样的单一）这个现实，那么我们就坠入可笑的精神矛盾中，这是一种肯定大一统的精神，并通过肯定自身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进而声称能化解分歧。这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足以扼杀我们的希望。
上述依旧是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再次重申，这些道理本身并无新意，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从中得出的结果。我还知道另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那就是——人终有一死。可以数得出从中引出极端结论的智者。本书中，必须自始至终作为参考的，是我们假想知道的和实际知道的之间存在的永恒差距；是实际赞同和假装无知之间的永恒差距。假装的无知使我们靠理念活着，而这些理念，倘若我们真的身体力行，那是会打乱我们整个生活的。面对精神的这种难解难分的矛盾，我们恰好要充分把握分离，即把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创作划开。只要精神满怀希望在固定的世界里保持沉默，一切就在精神怀念的统合中得到反映，并排列得井然有序。但这个世界只要一动就会分崩离析，无数闪烁的碎片自告奋勇地来到认识的眼前。不必寄希望于有朝一日会重逢这个世界亲切而平静的表面，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安宁。继那么多世纪的探索之后，继思想家们那么多次让贤之后，我们心明眼亮了。就我们的全部认识而言，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除了职业的唯理论者，人们如今已对真正的认识不抱希望。假如一定要写人类思想唯一有意义的历史，那只得写人类世代相继的悔恨史和无能史了。
确实，我能说“我知道”谁的什么和什么的什么。我身上的这颗心，我能体验到并判定其存在。这个世界我能触及并能判定其存在。我的知识仅此而已，其他有待追问。因为，假如我竭力把握我所确认的这个我，并加以定位和概括，那么这就会成为我手掌中的水，会从我的指缝流走的。我可以把“这个我”善于做出的各种面孔一张一张地描绘出来，还可以描绘别人给予“这个我”的各种面孔，包括出身、教育、热忱或沉默、伟大或卑劣，但不可以把面孔相加。这颗心即使属于我，我也永远无法确定。我对自己存在的确信和我试图给予这种确信的内容两者之间的鸿沟，永远也填不满。我永远是自己的陌路人。在心理学上如同在逻辑学上，有真理又没有真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其价值等同于布道者所说的“要有德行”。两者既流露怀念也流露无知。拿重大的议题做游戏，是毫无结果的。这些游戏只在符合近乎确切的尺度时才合乎情理。
比如树木，我熟悉树木的粗糙、水分，嗅得出它的气味。草的芬芳，花的馥郁，心情舒畅的某些晚上，我怎能否认我体验到了强而有力的世界？然而，地球的全部科学，根本不能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你们为我描绘世界，教我归类世界。你们总结地球的规律，在我渴求知识的时候，我认同地球的规律是真实的。你们剖析地球的机制，于是我的希望也与之倍增。最后你们告诉我，美好又多彩的宇宙归结为原子，而原子又归结为电子。所有这一切都不错，我等着你们继往开来。但你们又对我讲解一种见不着的星系，很多电子围绕一个原子核转动。你们形象地解释了世界。于是我看出你们是在作诗，那我就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了。我还没来得及发火，你们已经改变假设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此看来，本该教我懂得一切的科学在假设中结束了，清醒在隐喻中沉没了，不确定性在艺术作品中找到归宿了。那么我以前需要付出那么多努力吗？与之相比，山丘柔和的曲线和夜晚抚着激跳的心的手，教给了我更多的东西。我明白，如果说我通过科学懂得现象，我却不能因此而理解世界。即使我用双手摸遍世界的崇山峻岭，也不会知道得更多。你们让我在写实和假设之间选择，写实是可靠的，但对我毫无教益，而如果说假设对我有教益，却根本不可靠。我对自己、对世界都是陌生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某种思想武装起来，而这种思想一旦肯定什么就会否定自身；我唯有拒绝认知和放弃生命才能得到安宁，而且好胜的愿望总是在藐视其冲击的藩篱上碰壁，这是怎样的状况呢？欲求，会引起种种悖论。一切就绪，循规蹈矩，就等着出现中了毒的安宁，那正是无忧无虑、心灵麻木或致命的放弃所造成的。
理智以它自身的方式也让我明白世界是荒谬的。作为对立面的盲目，却声称一切都是明确的，而我则一直期待着证据，期待着理智是正确的。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虚伪的世纪，尽管有那么多振振有词的雄辩家，但我依然清楚那都是假的。至少在这方面，如果我不理解就不会快乐。那个普遍的真理，不管是实践的还是精神的，所谓决定论，所谓解释万象的种种范畴，无一不使正直的人嗤之以鼻。它们与精神根本没关系。被否定的精神，真知灼见是受到束缚的。在这种难以估量而有限度的宇宙里，人的命运因此有了意义。非理性的人们涌现出来，围绕着这个意义，直至生命终了。荒谬感恢复了理智，如今又得到了协调，于是清晰而明确起来。我说过世界是控制的，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世界本身不是理性的，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全部事实。所谓荒谬，是指非理性和非要弄清楚的理性之间的冲突，弄个明明白白的呼唤回响在人心的最深处。荒谬取决于人也取决于这个世界。荒谬是目前人与世界唯一的联系，把两者连在一起，正如仇恨能把两个生物熔铸在一起。我在无边的世界里历险，所能清晰辨别的仅此而已。就此打住吧。荒谬控制着我与生活的关系，假如我把这种荒谬当真，假如我心中充满在世界奇观面前激动不已的情感，充满科学研究迫使我具备的理智，那么我就应当为这些确定性牺牲一切，就应当正视这些并加以维护。尤其要据此规范我的行为，不计后果紧跟不舍。在这里，我讲的是诚实。但我要事先知道思想是否能在这些荒漠中存活。
我早已知道思想至少已进入这些荒漠，它在那里找到了面包，明白了先前它只是以幻象为食。它证实了一些人类思考最迫切的几个主题。
从荒谬被承认的那一刻起，它就变成了一种激情，最折磨人的那种激情。但全部的问题在于人是否能靠激情生活，是否能接受激情的深层法则，即激情在振奋人心的同时也在焚毁人心。这还不是我们将要提出的法则，而是处于上述体验的中心，到时候会回到它那里。还是让我们先认识一下产生于荒谬的主题和冲动吧，只要把它们一一列举就行了。这些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会有人捍卫非理性说的权利。传统上存在一种叫作委曲求全的思想，这个传统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理性主义批判的次数太多了，似乎没有必要再批判。然而我们的时代一直反复出现矛盾，想方设法推倒理性，仿佛它一直在前进。但这不等于证明理性有多大效力，也不等于证明理性的希望有多强烈。在历史上，这两种态度始终存在，说明人的原始热情把人夹击得苦不堪言，既要呼唤统合，又要看清会受藩篱的重重包围。
然而，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时候会像我们这样对理性发起猛烈的攻击。自从查拉图斯特拉大声疾呼“它成了这个世上最古老的贵族”。当我说任何永恒的意志都不曾想超过它的时候，我已把世上的一切交给了它。克尔凯郭尔得了不治之症时说“这病导致死亡，而死亡之后一切皆空”。荒谬思想的主题层出不穷，有意味深长的也有折磨人心的，抑或至少非理性思想和宗教思想是如此，这种微妙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凯郭尔到舍斯托夫
，从现象学者到舍勒
，就逻辑和道德而言，整个智者家族，因怀旧而相连又因方法或目的而反目，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挡理性的光荣大道，试图重新找到真理的通途。这里我对那些已知的和体验过的思想做个假设。不管智者们现在或过去有什么雄心，他们都是从那个无法形容的世界出发。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矛盾、对立、焦虑或无能为力。他们的共同点恰恰是迄今人们所披露的主题。必须明确指出，对他们也不例外，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从发现中引出的结论。这非常重要，有必要专门研究。但是目前我们只涉及他们的发现和他们最初的经验。问题只在于证实他们的亲和力。假如硬要论证他们的哲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把他们共同的氛围烘托出来并形成气候的。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环境是冷漠的，宣称人类是卑微低下的。在整个生物链上，唯一的事实就是生灵在各个阶段的“忧虑”。对于在丰富多彩的世界中迷路的人们而言，这种忧虑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恐惧。但人类一旦意识到恐惧的存在，便会痛苦，即清醒者“集中精神关注生存”永久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生存重新抬头。”这位教授只使用最抽象的语言，手不发抖地写道：“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局限性比人本身处于更优先的地位。”他对康德的兴趣只限于承认康德“纯理性”的局限性，在于对自己的分析做出结论：“世界不能再向焦虑者提供任何东西了。”这种焦虑对于他来说似乎比世界上他想到和谈到的所有范畴都更为重要。他列出忧虑的方方面面：当平凡的人千方百计使忧虑普遍化并使之越来越沉重时，烦恼便显现了；当智者静观死亡时，恐惧便显露了。他没有把意识从荒谬中分离出来，死亡的意识就是忧虑的呼唤，于是“存在通过意识发出自身的呼唤”。死亡的意识就是焦虑的声音，要求存在“从消失重新回到芸芸众生中来”。对他自己也一样，不该高枕无忧，而必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置身于荒谬世界，接受着荒谬世界的短暂性，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声音。
雅斯贝尔斯对一切本体论都绝望了，因为他断定我们失去了“天真性”。他知道我们无能为力，做什么也不能使表象的致命游戏升华。他知道精神的尽头就是失败。他沿着历史赋予我们的精神历险，无情地识别出各种体系的缺陷，揭穿了挽回一切面子的幻想，揭穿了赤裸裸的说教。在这颓败的世界，认识的不可能性已被论证，虚无就像唯一的现实、无限的绝望、唯一的姿态，于是他试图重新找到通向神秘天国的阿里阿德涅线。
舍斯托夫始终不懈地朝着同样的真理奋进。他不断指出，最严密的体系，最普遍的理性主义，最后终将在人类思想的非理性上碰壁。任何不言自明的道理，哪怕含讽刺意义的，任何对理性的矛盾，哪怕令人嗤之以鼻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唯一使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心灵史或精神史。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死囚经验，通过尼采式的精神激剧历险，通过哈姆雷特式的咒语或易卜生式的对贵族辛辣的揭露，舍斯托夫探索着、指明着、提升着人类对世上无可救药的丑恶现象的反抗。他不把自己的一套道理用在理性上，带着几分毅然决然，开始涉足毫无生机的荒漠，在那里一切确定性都已化作石头。
他们中间与荒谬联系最紧密的恐怕是克尔凯郭尔，至少他的经历比发现荒谬更吸引人：他体验了荒谬。“最可靠的缄默不是闭口不言，而是张口说话。”写下此话的人，一开始就确信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也不能让一个本身就不可能实现的人生满意。博学的他多次更换笔名，矛盾百出，既写出《十八训导书》，也写下《诱惑者日记》这样令人嘲讽的著作。他拒绝安抚、道德、可信的教条。至于他心里的荆棘所带来的痛苦，他不想平息，相反是用来唤醒痛苦，怀着甘当受难者的那种绝望的欢乐，一点一滴地制造受难者：清醒，拒绝，说服，制造魔鬼附身者的范畴。那张既温存又嘲讽的面容，那些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与旋舞，都是纠缠于不可理解现实的荒谬灵魂本身。克尔凯郭尔的精神冒险导致付出昂贵代价的丑闻，开始时就非常糟糕，是一种没有伪装的体验，被打回最原始的自相矛盾中去了。
在另一个层面，即方法上，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极尽夸张之能事，恢复了世界的多样性，并否定理性的超验力。精神世界因他们而丰富起来。玫瑰花瓣、里程碑、人的双手，就像爱情、欲望、万有引力定律一样重要。思想不再意味着统合，不再是以大原则的面目使表象变得亲切。思想就是重新学习观察。关注就是引导自己，即以普鲁斯特的方式把每个理念和每个形象变成特殊的瞬间。尽管一开始比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和胡塞尔的做法更加积极，但他仍否定了经典的理性方法，使希望落空，向心灵与直觉展现各种现象，而这种现象的丰富也有一些非人性的东西。这些道路，要么通向一切科学，要么指向虚无。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所牵涉的不是抚慰，而是对理解的态度。再重复一遍，至少在根儿上是这样。
一个人怎能感觉不到这些思想的基本联系，怎能看不到他们立足于一个特殊的痛苦时刻，而那里希望已经没有出路？我希望要么向我解释清楚一切，要么就什么也别解释。况且理性对这种心灵的呐喊是无能为力的。精神被这种要求唤醒后，一味地探索寻求，找到的只是矛盾和谬论。于是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东西；我不明白世界的意义，于是世界也只是个非理性的巨物；哪怕有一个人说一次“这很清楚”，一切就都得救了。但这些智者竞相宣告，什么也不清楚，一切都是喧嚣的，于是他们接着宣告，世人只对包围他们的藩篱保持着明智和确切的认识。
所有这些经验都彼此一致，相互证实。精神走到边界，必须做出判断，选择结论。那便是自杀和找到答案的地方。但我希望保持调查的秩序，从智力之旅出发，再回到日常行为。以上提及的体验产生于我们甩不开的荒漠，至少应该知道他们走了多远。在他的这些努力后，人们与非理性面对面地对峙，内心不由得产生对幸福和理性的渴望。荒谬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抗。这一点不应当忘记，而应当抓住不放，因为人生的各种结果都可能由此产生。非理性、人类的怀念还有在这二者相遇时产生的荒谬，这些就是这部悲剧的三个角色，而这部悲剧必定会以证明存在现实性的逻辑结束。